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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紧紧抓住和解决好基本制度、生产目的和资源配置这三个根本问题。这三个根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一、基本制度

1．基本经济制度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一般阶段相比，既具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又具有了初级阶段的多种所有制的特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就是缩短生产商品（或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主要是相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从而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就需要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就像列宁主张学习泰罗制一样，并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利用其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指出，“我们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我们已经在建立这种公司，这种公司的资本，一部分属于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外国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习做生意，这对我们是必要的。第二，如果我们认为必要，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所以可以说，我们一点也不担风险。我们向私人资本家学习，仔细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犯了哪些错误。”恩格斯也指出，“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以竞争施压力于价格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的是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列宁还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与前苏联一样，中国同样是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生产力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也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因此在各地生产力水平的差距缩小之前，存在一定的所有制差别，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训练劳动者不靠资本家过日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因此，虽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需要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但决不能使非公有制经济超过公有制经济。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也指出，“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会不会动摇的问题。

公有制主体地位之所以不能动摇，是因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时，必须能够阻止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那种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的永久化，否则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日益僵化，不仅不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而且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所以，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他还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这个优势也来源于公有制经济。也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在上面提出的“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

而坚持这两个基本准则，除了政治上的意义，也有经济上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同等的外部条件下，得到有效管理的公有制的经济效率比私有制要高，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外部不利条件的制约下仍然发展得非常快。而且尽管受到各种出现偏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的干扰，甚至受到腐败分子造成的公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国的公有制经济规模在改革开放前后都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并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显然，坚持“两个不能动摇”也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2．基本分配制度

马克思指出，“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他还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由此可见，基本分配制度只是基本经济制度的表现。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其基本分配制度就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然而，有人鼓吹“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既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伟大变革，也是我国分配理论的重大创新。”但是，所谓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理论的结论，是一种为资本家剥削工人进行辩护的理论，根本谈不上中国的什么创新。事实上，对于农业生产有着巨大贡献的生产要素——阳光、雨水和空气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从来没有参与过农业产品的分配；而且，股东们购买股票支付的是货币，货币本身不是生产要素，对于生产过程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是股东们却可以凭此获得股息，这种分配也谈不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认可”机器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对于财富创造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也与资本家和地主无关，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参与生产过程。如果真的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分配物也应当直接归机器和土地所得，比如把钱财直接贴在机器身上和埋进地里，而不能被资本家和地主拿走。如果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是机器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可以拿走这些分配物，那么，这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从而这种理论同样可以为奴隶的所有者即奴隶主剥削奴隶提供辩护。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甚至在资本出现之前，生产从而生产要素就已经有了，否则人类社会早就灭亡了。因此，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那也与资本没有关系，资本家也无权因此获得利润和收入。而在谈到利润即一些人所谓生产要素贡献所得的性质时，马克思还指出，“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由此可见，要实现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其实也是要维护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把合法的过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调整。要知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穆勒都曾看出，“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这说明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过高收入者的收入与其付出或完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相符的。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却还有大量低收入者处于贫穷状态，这是与社会主义甚至其初级阶段不相符的。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这应当成为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要求，而要实现这个要求除了坚持上述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二、生产目的

1．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他后来在谈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的问题时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这“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习近平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指出，这个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

有人提出，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条件下，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公有企业，都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都要接受自发的价值规律的调节，特别是私有制企业中，通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存的二元结构。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如何能统一起来呢？

其实，公有企业虽然也有利润要求，但与私有企业还是有所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脱离，正是这种狂想病的反映。一旦不能得到利润或者说赚不到钱，资本家就会关门歇业，把工人赶到大街上去。于是，出现下面这种景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不稀奇了：织棉布的工人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失业了，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尽管织棉布的工人们自身缺乏棉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环境恶化，中国沿海一些从事出口业务的私有企业为了减少损失，关门歇业，把工人赶回老家。而国有企业却受命不得裁员，甚至不得停业。事实上，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时会高于对利润的要求，以至于出现政策性亏损问题。这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效率低下，而是因为国有经济遵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都接受价值规律的调节，但它们遵循不同的剩余价值规律或剩余劳动规律。

公有企业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会贡献一些剩余劳动，但不会像私有企业那样压榨工人。有人主张，为了促进竞争，甚至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人均收入，要保持劳动力廉价的所谓比较优势，通过使工人失业下岗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等方式，来压低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社会保障水平。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显然是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取代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会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与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进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背道而驰。如果有人认为，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已经给私有企业造成了困难，甚至会导致私有企业破产，那只不过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在生产力水平相比《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无比巨大发展的情况下，都无法让人们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了，从而只不过说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已经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将结束，应当极大地扩充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指出，“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是使用价值，不是纸币。马克思还指出，“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优势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使用价值。因此，把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分别适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立统一起来的方式，就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不能动摇”，限制私有经济对剩余劳动形成的利润的无限制的需求。

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虽然每一类社会相对于前一类社会，如奴隶社会相对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都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社会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社会主义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要提供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是要消除发展的垄断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创造物质条件。

不仅如此，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我们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保证被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中国改革开放所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主要是保留在外资手上或国内少数资产者手上，那么这个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就决不会带来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首先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的，其次是相对于小农和个体经济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而言的，再次是相对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或辛苦程度而言的。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落到了“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的地步，那么就不难理解恩格斯从“生存斗争”的角度所讲的这句话：“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相反地，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会反对生产力的提高而新中国却致力于生产力的提高的原因。

其次，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在中国政府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中，有些地方不知所措，盲目地让大学生们纷纷创办小咖啡馆和小餐饮，虽然能缓解一点就业压力，但是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什么帮助。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体发展上还相对落后的中国还没有也不应当奢侈到让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科学技术人才去从事简单劳动的地步，如果其他所有制经济无法容纳这些人才，公有制经济要通过扩张来吸纳这些人才以提高生产力。

最后，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时，没有机器设备的辅助，劳动过程会很辛苦。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劳动过程仍然很辛苦。这是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而与之相反的是，尽管缺少燃料，但列宁却曾经反对开采泥炭，因为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直到泥炭水力开采法发明出来减轻了这种劳动，把这种苦役般的劳动变成了比较正常的劳动。

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很不足，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使之能够取代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即便看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也不主张以得到实践检验的名义把它永久坚持下去，反而强调要搞第二个飞跃来发展集体经济。近些年来，有人把养殖业的生产方式生搬硬套到畜牧业上，把农耕的小块土地模式生搬硬套到游牧的草场上，其后果是草场严重退化、羊群品质下降、养羊的劳动投入大增。这就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是束缚和压迫生产力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显然，这种代表是不可能体现在其他所有制经济中的，而只能体现在公有制经济中，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上。

3．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必须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对土地如此，对其他自然资源和社会生产力的其他构成要素，甚至对人本身也是如此。

习近平在主政浙江时曾指出，“发展不能断送了子孙的后路。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好日子先过’，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因此，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他还具体就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出：“旅游经济被称为‘无烟工业’，与环境保护冲突小，但并不意味没有矛盾。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由于无序开发、盲目发展，造成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生态资源、风景名胜、文物古迹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生态资源遭到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就会恶化；风景名胜受到破坏，观赏价值就大打折扣；文物古迹遇到破坏，人文价值就荡然无存。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是发展旅游的基础，一旦破坏，旅游经济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省历史文化悠久，人文资源荅萃，优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我省发展旅游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旅游经济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是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护是开发的重要前提。只有科学合理的开发，才能促进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积极有效的保护，才能保证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要按照‘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的原则，把我省丰富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开发利用好，更要保护好，走资源节约、生态平衡、集约发展的道路，保证我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上，一是要发展，二是要可持续。习近平在谈到高效生态农业时指出，“它既区别于高投入、高产出、高劳动生产率的石油农业，也区别于偏重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放弃高投入、高产出目标的自然生态农业”。这也就是说，只是可持续而不发展，也是不行的。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习近平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个阵痛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会对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一定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会在存量和增量两方面影响短期经济增长。存量方面，由于要增加社会和企业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成本，增加企业提高劳动力工资和研发投入带来的成本，会使企业短期效益下降，甚至有一些企业和产业可能因无法消化这些成本而造成经营困难。增量方面，由于更加严格地控制土地供给，更加严格地限制高能耗行业和禁止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可能影响一个地方的投资规模，进而影响到当地的即期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制定有关政策、确定有关举措时把握好度，掌握好平衡点，既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他还指出，“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放胆去做，当前不见效、长远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千万不要‘空前绝后’，出现‘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甚至犯下不可补救的过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显然，以利润为追逐目标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即便在国内受到各种压力，资本家也会到国外去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追逐利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为了避免这种利润追逐后的滔天洪水，必须对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有所限制，必须积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必须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劳动者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马克思指出，“经验向有头脑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近些年来，在人口结构上，中国的青年劳动力缺乏，一度出现民工荒现象。这是因为，中国私有企业的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从而出现了和马克思当年在英国看到的同样现象，就是青年劳动力消耗过快，并迫使中国提早结束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二胎生育。但是，放开二胎只会加重人口整体过剩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坚持“两个不能动摇”，在依法治国中，要把落实所有的劳动法律和劳动法规放在首位，减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提升劳动力素质，保证劳动力的可持续消耗，增加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

在这里，安全发展对于劳动者和人民群众是十分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指出，“安全发展就是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任何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所谓‘发展’，都是不健康、不道德、不和谐的，也都不是真正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发展都必须以安全为基础、前提和保障，务必做到各领域、各行业、各经营单位的发展，都建立在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善、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的基础上，做到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实现安全保障下的可持续发展。应当通过各领域的共同努力，让广大生产者在安全条件下生产，让广大消费者在安全服务中消费，让广大群众在安全感中生活，让我们的社会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安全发展。”

三、资源配置

1．政府与市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作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它们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其实，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那么，方法怎么能自动起作用呢？即便市场不仅仅是方法，那么它也不过是一个作为客体的场所，或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环境和背景，而不是一个主体，从而也是不能自发起作用的。

事实上，在市场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包括企业法人和自然法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让法人作为主体自由发挥作用，使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如价值规律在这种自由的近似随机的运动中自发地体现出来。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在这种合力形成的过程中，与合力方向不同的力所作的功是无用功，甚至是负面的功，从而存在大量的浪费。同时，随机运动的波动也大，甚至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时就需要公共经济部门如政府来发挥制约和引导市场的作用，使合力更为集中，减少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对经济发展的损害。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大型甚至巨型企业开始出现，市场竞争早已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竞争阶段。一些垄断寡头的经济实力已经能够左右市场，正在从“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的手”，从而政府对垄断寡头的一些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反而有利于市场的发展。例如，在19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国际金融寡头对香港金融市场发起了冲击，试图通过操控金融市场的变化来攫取暴利，这时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进行干预，打退了这一冲击，就是对香港金融市场的自由运行所做的维护，而不是破坏了香港金融市场的自由。

总的来看，在政府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其实还是受“看不见的手”支配的，从而尽管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各种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按照必然性规律爆发了。相反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有公有制经济的全力配合，政府对资源配置才能真正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然其效果如何还得看这只手有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只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才需要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加以弥补，尽管他们还认为，存在政府失败的问题，所以似乎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却是由政府提供出来的一种公共产品，也正因为政府是市场的提供者和维护者，它才有可能去干预市场。事实上，没有资本主义政府，就没有资本家的国内和国外市场。而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的兴起，“个体经济迅速发展，雇工在城乡出现以及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和发展，是这个时期党的政策扶持的结果。”

最后要指出的是，进行或参与资源配置的公共经济部门，并不是只有政府。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是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应当而且更应当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积极作用。邓小平曾经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将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与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国民经济院，与最高法院地位相同，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从而彻底实现政企分开。

2．两个市场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因此，对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利用，不仅仅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或也可以是这样。不过，要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统筹利用，就不能放任两个市场的自发调节，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引导。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用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的稀土资源廉价向外流失，一些污染性企业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破坏了中国的国内环境，而利益却大部分归外商所得。与此同时，中国在两个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而没能充分地展开，导致发展程度有限，利益大量向外输送。例如，一些经济学家鼓吹中国利用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竞争，导致中国出口大约1亿条牛仔裤才相当于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而周边国家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参与竞争后，就使中国一些企业和一些地区的经济陷入困境。

恩格斯指出，按照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这就在表面上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并导致看起来资本的所有部分除了它所使用的活劳动外，还包括机器等死劳动，似乎都在生产剩余价值，进而引发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说法。然而，这种矛盾的出现，就在于商品经济发生了变形，价值规律深化为一般利润率规律。这种深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首次揭示的。按照一般利润率规律，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够更多地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就能用同样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多的收益，经济增长也会更快，而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市场上进行竞争，还要在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市场上进行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列宁也指出，“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资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因此，中国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而应当争取成为统治或参与统治世界市场的民族。这就要求中国努力进入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并牢牢掌握其核心技术，而不能听任这些部门尤其是其核心技术被外国公司所垄断。由于私有企业的股权容易通过海外上市、借外债和向外国转移资产而被外国资本和政府实际控制，因此，中国进入这些支配部门的首要责任落在国有企业的肩上。当前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虽然的确没有必要沿用老办法去管制微信，但却有必要创办国有的互联网企业去开发类似的产品与微信进行市场竞争，而不是放任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被外资控制的互联网企业所左右。

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伴随的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产能过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中，产能过剩就是资本过剩。在列宁看来，自由竞争的主要标志是商品输出，垄断竞争的主要标志是资本输出。资本过剩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需要向外进行资本输出了，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典型标志。从而，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商品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也要在资本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在资本引进上进行竞争，而且要在资本输出即对外投资上进行竞争。

3．效率与公平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后，效率与公平这两个词却成了死对头，学术界争论不休。一些人坚持认为，公平与效率不能兼容，必须牺牲公平以维护效率，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们甚至将多劳多得也视为不公平但有效率。但是，多劳多得本身就是公平而有效率的。这是因为，这一原则的实质是有劳有得，反对不劳而获，并不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从而虽然在不同的劳动者之前存在差异，但它阻止了不劳而获这个最大的不公平，维持了劳动成果按劳动贡献来分配的公平性，因而它的本质还是公平的。相反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使不同的劳动付出只能得到同样的收获，才是不公平的，因而其效率也是低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并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优先。

然而，随着在认识上将效率置于公平之上，在现实中，一些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情况出现了。例如，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曾经提到，像长春拖拉机厂那样的大厂，不经市里批准也在卖。他指出，有些所谓“卖厂”，实为送厂。买主哪有那么多的钱去买？工人连工资都拿不到，哪有钱买厂？我们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某些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被七折八扣卖给了原来的厂长或其家属。有的提出要“打破框框”；有的名为招标，实际上按最低价格卖，然后宣布银行债务作废；有的还开全省大会推广。这些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朱镕基没能纠正这些做法，追回损失的国有资产，但他认定这些做法是错误的，表明在他看来这些做法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然而，有人却认为，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那些朱镕基提到的错误做法，不仅是不公平的，其效率也只是对享乐的少数人而言的，对那些被牺牲的人是毫无效率的，从而就社会整体来说，也未必是有效率的。其实，这个关于农民和下岗工人的论调，在三个世纪前就有人说过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到，曼德维尔在18世纪初就曾经说过：“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因为谁去劳动呢？……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

有人认为，对于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有很大贡献，不这样做，无法打破大锅饭。然而，这种因果关系的联系就像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归结为今天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小岗村模式一样是很薄弱的。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说明这种因果联系的薄弱性。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提到了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本质问题，只不过他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是一回事。”他还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韦克菲尔德先生已经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穷的人为的手段。”显然，如果把这里的国民财富看作效率，把人民贫穷看作不公平。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与不公平就是一回事，从而效率与公平就只能是死对头，而不能兼容。而且，资本主义必然把效率置于公平之上，并用人为地制造不公平的方式来追求效率。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只是少数人或者说1%的人的效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效率甚至是负的。美国经济杀手帕金斯也提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可能导致其仅仅对一个人有利，而人口中的大多数负债累累。即便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统计记录仍然会表现为经济增长。

但是，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做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能做到。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实力较低，不得不借助于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那么在这个阶段更应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促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好，责任在管理这些国有企业的上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层，自然不能再由这些人来处置国有企业，甚至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给他们，而应当并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工人，转为集体所有制，就像当年英国有一些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被工人接管成为工人的合作工厂一样。这样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有效率的。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保证了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必然是也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那么这个效率就必然与公平是一致的。反过来也一样。在社会主义国家，公平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

来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