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制高点，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实现政治经济学革命的理论宝库。不认真研读《资本论》，就难以真正了解马克思。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问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研究者们所持的立场不一，所用的方法不同，因而对《资本论》的研究可谓各持己见，精彩纷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流派。本文将简要评述国外学者研究和解构《资本论》的三种各具特色并产生独特影响的学术视角，以供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分析借鉴。
一、费彻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伊林·费彻尔（Iring Fetscher）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与《资本论》之间关系的考察，梳理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并对其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回应。
1．马克思研习经济学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费彻尔看来，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初衷可能并不在于创建一个全新的、独到的经济学框架，其“由哲学而经济”的致思理路是为了解决困扰他已久的物质利益“难事”。这一目的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其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即道明了马克思的学术与思想旨趣：“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国民经济学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两大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展开的要件。在费彻尔看来，马克思所关心的只是批判，《资本论》中一系列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范畴就是明证。
2．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彰显出存在论批判的维度。马克思以商品为开端，展开了其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商品作为《资本论》的一个先验起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载体。因为，进入社会人眼帘的首先是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是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费彻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是‘商品’。每个产品、每个人的成果都‘变成了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标志。尽管在当时的社会中，这个过程仍然没有结束，但马克思认为，我们能够以这样的看法作为出发点：社会发展不久就会达到这种完美的模式。”马克思在“商品”章中分四步探讨了商品：“商品二重性：它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货币形式”；“商品形式的奥秘”。在此基础上，掩盖于商品形式之下的人的“存在之谜”得以初步显现并得到科学破解。总之，在费彻尔的视域内，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科学地破解了人的存在之境，指出私有社会中的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无论是自然存在还是社会存在）始终处于困境之中。而马克思努力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中，试图探寻这一困境的脱困之法。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指向是绝对自由。费彻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追求“人的解放”和“绝对自由”的努力：“通过消除社会阶级结构从对国家的政治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盲目的命运力量中解放出来”。“第一种解放应当废除人对人的统治，第二种解放使人对人的剥削不再可能，第三种解放使社会化的人类上升为自由。”不仅如此，费彻尔还明确指出，人类解放的前提“是通过无产者——它在革命中‘抛掉了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自觉的、共同的行动而在历史中实现的”。而这一过程之所以可能，有赖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
费彻尔对《资本论》的解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显现出不足。首先，费彻尔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虽基本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意旨，但不够全面。马克思深谙批判之道，其理论建构始终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批判进程相互关联。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进路表现为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简而言之，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一种理论批判，亦即对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全面而科学的批判：又是一种批判理论，亦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活动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但是，马克思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还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等，因此，《资本论》可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百科全书。马克思的批判也并非单向度的批判，他对纯粹的哲学批判、纯粹的经济学批判、纯粹的政治学批判、纯粹的历史学批判和纯粹的社会学批判等等均嗤之以鼻。综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路和理论逻辑，其所进行的批判事业无不是将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等糅合在一起，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批判。仅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不够全面。其次，费彻尔揭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含着的存在论路向，显示出其人文情怀，但论说不够深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沿着“简单商品形式的形式（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简单商品形式的内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简单商品形式本身（自然形式与价值形式）”的逻辑解答了商品的存在之谜。同时，他还沿着商品→货币→资本的分析理路解答了货币存在之谜、资本世界之谜。进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隐含着的对人的存在论的观照这一维度得以凸显。马克思的睿智之处在于，他不仅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还在于他的分析或明或暗地指出了问题的解锁之钥。费彻尔发现了前者，却未能揭示后者，从而与理论的关键之处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这个遗憾有可能是阶级性的局限所致。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对劳动的分析，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乃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并确证了自然是人类持存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省思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双向度运动，倡导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生态”的存在。最后，费彻尔以绝对自由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指向，是对马克思自由理论的一种解读，但并不全面。自由是马克思孜孜以求的，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设定的未来社会的理想生存状态。费彻尔分析的三条人类解放之路符合马克思所言的政治解放、宗教解放和劳动解放，但却缺少自然解放这一路径，而马克思的论述是以自然解放（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摆脱在自然面前的乏力感）→宗教解放（扬弃盲目和异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命运）→政治解放（摆脱政治桎梏和束缚市民社会的枷锁）→社会解放（打破私有制的束缚，摆脱异己力量的控制）为逻辑轴线的。
二、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作为“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总是“不安地找寻着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方式，因而也找寻着新的时空客观定义”。在空间及其逻辑充斥着的后现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要想保持生命力，就要继续科学地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并科学地预测未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实现理论的“空间转向”。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依凭其丰厚的地理学知识背景，以重建“人民的地理学”和“《共产党宣言》地理学”为口号，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升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最终实现了对《资本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读。
1．以空间为视域来探讨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拓展，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不断推进，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的统治地位逐渐形成，空间自身亦成为资本统治的手段和载体。哈维试图借用马克思丰厚的理论资源，尝试用《资本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分析城市问题，试图在社会学和地理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大量历史—地理证据表明，不同社会（以经济、社会、政治组织和生态环境的不同形式为特点）‘生产了’全然不同的时空观念。”“它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体系，借助于这个体系，我们定位自身与世界的联系。”在哈维看来，社会活动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其空间表现，因此必须将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毕竟，“空间形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并非被视为无生命的对象，而是被视为包含着社会过程的存在。可以说，社会过程亦是空间的”。哈维认为，依赖对空间形式的把握和理解，综合运用社会学和地理学的相关知识，将有助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在哈维的博士论文、《地理学的解释》、《社会正义与城市》和《资本的界限》等文本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2．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哈维以资本积累与空间的关系为视角来研读并解构《资本论》，其理论成果以“资本的界限”命名。哈维以使用价值为发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空间批判，他认为《资本论》所关注的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与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这“三重关系”，进而以使用价值为突破口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空间关系等等。同时，哈维还从固定资本着手，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理景观”的分析。从固定资本到生产环境，再到货币、金融体系、信用体系等等与资本主义组织结构、制度形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哈维的广泛关注。通过反思“使用价值的物质空间属性”如何演变成“社会空间”形式，哈维得出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构成了资本主义空间的结论，并在空间的视域下，沿着使用价值—人造环境—固定资本循环这一路径，阐释了资本的自然界限。继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每一过程都在这一空间之内完成，其中包含着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恰恰是资本（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界限。正是因为这一空间内的矛盾，资本主义要继续发展，就势必要外移，以寻求全新的空间来延续其生命力。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哈维的经济学视为空间政治经济学，其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一书无疑是《资本论》的“空间版”。
3．以“希望的空间”替代“资本的空间”。由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难以避免”，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发展的矛盾势必会变为地理上的集中与分散，并不可避免地伴随有阶级和派系争斗。不平衡的时空（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新危机——空间危机——的产物，它既揭示了资本主义或明或暗的危机，又预示着未来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为此，哈维宣称，“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格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力图通过不平衡发展理论来寻求解决方案。他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空间解读，运用“关系时空辩证法”，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并提出要以“希望的空间”来使人类获得政治解放。
我们知道，哈维的学术旨趣始终在于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支持资本主义城市化、地区非均衡发展和帝国主义研究，而这必然会影响到哈维阅读《资本论》的方式。与此同时，哈维自身的知识背景、社会和政治阅历也为他理解《资本论》提供了独到的解读方式，并使他在解读的过程中始终不脱离社会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哈维对《资本论》的解构是适应时代要求作出的理论创新，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哈维的解读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哈维始终强调“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这实则是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吁，虽然“回到马克思”的言说语境和生活世界之中去研讨《资本论》，并在社会实践中反馈其理论的正确性，是研究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正途，然而要真正“回到马克思”无疑困难重重。哈维的解读是以自身独到的学术视角展开的，难以真正做到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二是哈维以空间视角来批判和探讨资本主义问题，并创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这显然是借用马克思丰厚的理论资源来实现理论创新，然而这一理论也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误用。哈维从使用价值入手，通过对资本循环和外部环境的考察，言明资本生产有着自己的界限。马克思也论及资本的界限，不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界限（限制）不是其他，而是资本本身。三是哈维所提倡的获得政治解放的新策略——希望的空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禁锢已久的思想之门”，然而却依旧是一种乌托邦，目前只是哈维“乐观政治学”的一种理论表达而已，达成希望空间的具体之路仍有待于探寻。
三、卡弗的文本和叙事分析法
作为当代英美世界杰出的马克思学者，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的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后现代”的马克思形象——“政治家”和“商品社会批判理论家”，这是卡弗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和叙事分析法”解构马克思经典文本、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得出的结论。
1．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解读《资本论》文本。在卡弗看来，以后现代的方式进行文本解读有一个预设，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拥有实践内涵的基本命题，并力图重新对其进行系统阐释”。在这一解构视角中，必须“承认文本——包括马克思的文本——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并将其与其他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这些都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弄清真相的对象”。卡弗认为，阅读文本可借助于一些“非经典性的”和“当代的”文献，以此来重新打开经典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后者的价值和意义会更加明显。卡弗在解析马克思文本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种阅读方式的转换。一是内容转换。在已有的马克思文本中，传统的文本编排方式绝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一些新文本的发现与公开发表，使得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立足于理论教义和个人生平对马克思文本进行甄选与排序的方式崩塌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那么，马克思对当代民主与集权主义活动的批判工作，就在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内容中占据了核心，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他对当代经济生活的范畴批判”。二是方式转换。诠释学、解构主义、情境主义等等都改变着文本的解读方式，从而势必会改变读者对于作者言说意境和时代处境的看法。因此，“对马克思的阐释工作有必要与这种后现代思想时代保持同步”。三是原因转换。马克思拥有革命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多种“头衔”，卡弗却更多地将马克思视为一个政治家。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自由主义左派和社会主义左派的介入，与自由市场经济与混合式经济之争相关。卡弗所寻求的是“可以围绕着每一个文本进行重建政治活动与政治受众的情境，并力图以此来聚焦当代的政治”。
2．从日常语言的使用出发解构《资本论》文本。卡弗同时指出，他使用的只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只是在与后现代主义有着某种共同点的修辞学或‘解释学’的方式上来使用语言”。卡弗认为，马克思“使用了比喻性的语言来提出政治性的观点”，而这是一种“文本化”的方法，“马克思的批判把政治经济学视为文本的表层，借助于全面而彻底的语言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社会中的日常语言使用问题”。从《资本论》第一卷出发，卡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资本论》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它到底写的是什么？或者，对于类似问题是否有多样性的回答？如果有，它的合理性依据是什么？”与实用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不同，卡弗直言：“我对《资本论》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马克思（正如我在《资本论》中读到的那样）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社会中的日常语言使用问题。在我看来，《资本论》就是一部从日常语言出发的分析性著作，它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科学’的批判（该批判致力于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最终上溯到对注定是‘逻辑的’和‘思辨的’概念关系王国的揭示与探索。”可见，卡弗是从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存在——个人和商品——开始探讨《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中的基本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是从分析商品开始其论说的，但《资本论》“并不是讨论商品本身的，而是讨论商品所导致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人的行为的”，“《资本论》不是一部有关物质或物质概念的著作，而是一部论述个人问题的著作，在这里，个人首先是社会角色的扮演者或占有者”。
卡弗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从日常语言的使用出发来解析《资本论》是一次“与时俱进”的尝试。这一理论解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对我们研读《资本论》有着极大的启示。但是，这一解读也还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卡弗对于《资本论》的解读是一种“解读的解读的解读”，势必同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有着较大的差异，其解读既有对马克思文本的直接解读，也掺杂着对解读的解读，因而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第二，卡弗对于马克思文本的政治性解读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其分析难以做到不偏不倚，他以政治视角为切入点，力图展示建构马克思的过程，旨在推销一种符合其想法的“营销策略”，这就使得其还原马克思本真面貌的程度大打折扣。
四、借鉴与启示
作为马克思的“未竟之作”，《资本论》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读，是因为这部著作依然可以解释和解决当代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人们纷纷求教于马克思及其《资本论》，足见马克思思想的持久效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解构，可为我们研读这一经典文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1．要以正确的方式研读《资本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一般都是跨时空的。在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思想解读史上，无论是“以恩解马”、“以苏解马”还是“以西解马”，往往都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影响到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精确性。面对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资本论》），国外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强调要“以马克思的方式来阅读”。这是我们抓准马克思思想的关键，同时也为我们研读《资本论》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回到马克思的言说语境及其生活的时代。一是要回到马克思的言说语境，了解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与之直接对话，而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认真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群”，是我们能与之对话的唯一方式，由此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及其深邃的思想。二是回到马克思的历史时代。任何言之有物的思想都必然带有历史的印记，《资本论》即是“马克思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其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要充分了解《资本论》所要表达的意境，就需要对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的历史境况有所了解。通过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来透彻理解《资本论》。唯此，方能知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力。否则，就难以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更难以回应“当代人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的诘问。
2．要以认真的态度研读《资本论》。对于任何学问，我们都要抱以认真的态度。今天，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大量引用经典文本，却未曾透彻读完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更不消说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了。从他们引证经典文本的错误中，我们发现，这些旁征博引要么是源于对“二手文献”的涉猎，要么是在电子检索的基础上将经典文本中可为己所用的文字节选出来。这种“走捷径”的现象说明这些人对马克思的思想缺乏认真的态度。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都必须以认真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深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否则就会缺乏必要的文本考察和理论省思，犯言之无物、妄下定论的错误，最终误入歧途。
3．要以批判的眼光研读《资本论》。理论的生命力源于理论的批判力，没有批判力，就没有战斗力，也就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正是源自其批判精神。若将实践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石”，则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经不起批判检验的科学都是伪科学。正是因为马克思深谙批判之道，才创建了如此完备而又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理论。通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它在“批判他人”观点的基础上得以本质地生成，在“回应批判”的基础上得以切实地发展，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得以真切地完善。可以说，批判之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根本异质于其他批判思想，它是立基于实践观、辩证法、历史观和总体性等等基本观点之上的新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彰显集中体现为其彻底的批判性——不仅在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更在于这一理论本身即内含着批判的特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法则并非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现成的方法，而是为达至我们的目的而提供了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的世界观不可被当作“教义”，只能被视为方法。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批判并非简单地谴责，而是在人类历史、现状和未来之间架构起一座具有超越性的桥梁，形成对一切社会存在物的新认知；批判也并非无根据的诘难，而是充分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的头脑来对一切社会存在物进行合理把握。我们要了解马克思，要研读《资本论》，就必须秉承马克思的“真精神”——批判，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马克思的思想与文本，从而实现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扬弃，进而实现对马克思思想与文本的科学把握和准确解构。
4．要在文本的比较中研读《资本论》。据聂锦芳教授考证：“迄今为止，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依据的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四版，但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一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二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四版确定为7篇25章。这些不同版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上、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一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过去的《资本论》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过去，我们的研究依据的是俄文翻译、编辑、出版的5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今天，世界各地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整理出版为我们进行文本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尤其是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有114卷122册，这就为我们的文本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基础。
总之，国内的理论工作者需要反思：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渐行渐远？我们的理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缺乏创新，是因为我们的理论研究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成果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我们必须通过文本的比较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冲破传统藩篱的束缚，挣脱僵化思想观念的禁锢，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从比附走向创新。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2期
网络编辑：岚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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