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发挥其思想引领作用, 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则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虽然话语体系建设不等于话语翻新, 但话语体系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 尤其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话语是思想的一面镜子, 可以反映特定时期社会思想、社会思潮的发展状况;话语也是思想发展的一种记录仪, 可以记录不同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轨迹。透过话语体系, 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内容和理论形象, 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影响;自然, 透过话语体系, 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程度。
话语之所以会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就在于它对研究以及宣传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在一定时期内, 学界“说什么”、“怎么说”, 直接引导着研究的方向和具体进路, 同时营造了一种学术氛围, 起着“在场者”的作用。一旦形成某种话语格局, 也就形成某种思维方式, 进而形成某种“研究范式”。研究范式对于研究来说举足轻重, 它基本设定了研究的舞台与界限, 要想调整乃至突破这样的“范式”, 往往需要调整和改变话语体系。不仅如此, 一定时期的理论话语又总是带有某种评判功能, 特别是主流话语更为明显;与这种评判功能相伴随的是话语权。哪种话语能占主流, 哪种话语就可充分行使这样的功能, 就可获得充分的“话语权”。具有话语权的哲学, 无疑是主导哲学走向并能发挥实际社会影响的哲学。就此而言,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权, 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权。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 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 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不简单地等同于言语。“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525页)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 是“道”。话语的变化说到底是思想、理论的变化, 话语体系的建设说到底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建设。语言或话语虽然本身没有独立性, 反映的是思想, 但它又直接影响着思想的发展与传播, 以致影响到一种思想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因此, 对于一种哲学来说, 话语既是其理论活动的结果, 又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如何加强这样的建设?重要的是应对话语体系中这样一些方面给以高度关注:
1. 话题
话题可以吸引理论研究的注意力, 引起人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可以打开理论视野, 拓展理论空间;可以通过研究重点的引导, 发展和深化原有的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 话题的变化往往会对原有的研究格局形成重大冲击, 以致引起研究方式和研究结果的重大变化。创新就是从问题开始的。理论创新的过程, 从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应当直面现实, 恰当地提出和提炼问题。具体来说, 就是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 不是假问题;不能仅仅重复西方学界的问题, 轻视和无视自己的问题;更不能仅仅用西方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解释问题。跟着别人的话题跑, 有可能转移我们的视线, 影响我们的独立思考, 也有可能遮蔽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的真实性质, 造成问题的误疹误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从别人的问题出发, 极有可能是从别人的理论假设出发, 这无疑会妨碍我们自己的研究。这不是要回避和轻视别人提出的问题, 而是旨在强调面对五花八门的问题应当有所筛选、有所甄别, 切忌鹦鹉学舌, 忘却自我。因此, 研究中一定要找准我们的议题, 谈论中一定要找准我们的话题, 充分发挥好话题对话语的引导作用。在全球化条件下, 尤其应当主动设置议题, 加强话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发展、创新, 关键在于能否对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各种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分析和回答。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发展的关键期和改革的攻坚期, 各种矛盾、问题日益暴露并日趋复杂, 这既考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 也考验着我们的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应对这些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许多问题可能构成理论上的严峻挑战, 然而这也恰好是理论创新的大好时机。当年马克思就曾对逃避现实、回避问题的德国哲学给以辛辣的讽刺, 认为它是“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 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 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120页) 这样的研究状况确实应当注意防范和避免。
2. 话语内容
在一些重要社会现象和重大问题上能够提出新的理念、观点和办法,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言而无物的“新潮”追逐, 表面上看很“新”, 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 理论就会苍白无力, 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 (习近平) 要改变这种“苍白无力”和“肌无力”的状况, 理论话语确实需要改变, 这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话、实话不是轻易能够讲出的, 而是通过深入研究、思考形成的。
为此, 要不断提高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准, 一方面要对原有的理论结合新的发展实践, 作出新的阐释, 以丰富、深化和发展原有的理论, 使其更富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明显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要对实践创新的新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 形成理论创新的成果, 同时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以探索, 作出新的思考和回答。最为根本的的还是要聚焦于中国的发展现实, 即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给以高度关注。如对中国道路, 不能仅仅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元素, 同时还要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高度来讲清中国道路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这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道路, 而且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规律与道路关系问题的认识。又如对中国经验, 不能仅仅停留于经验的描述, 应当从“描述”进到提炼、概括, 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这种上升过程, 既可以深化对经验的认识和理解, 又可以丰富和发展原有的社会历史理论, 像中国经验中许多发展理念经过提炼完全可以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之中。总的说来, 通过这样的研究和讲述, 其效果是双重的:既能够对中国的发展作出深刻的解析和阐释, 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 又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和话语魅力。
在话语内容的研究中, 应当注意防止的一种倾向是:从哲学话语走向话语哲学。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学界开始重新发现了马克思文本中的许多话语, 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引来了不少新的话语, 一些学者也创造出了一些新的话语, 话语景观可谓“蔚为大观”。应当说, 这些话语的提出, 对于扩展理论视野、推动理论研究走向世界前沿是非常重要而有益的, 但如果仅仅停留于话语本身, 而不能对其作出实质性的理解, 不能在理论上给以实质性的推进, 那就很容易陷入“话语哲学”。要防止从哲学话语蜕变为话语哲学, 应当把这些话语所提出的问题从深层次上说清楚, 这就需要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出场。如关于正义问题的研究, 如果仅仅在抽象的哲学话语上来讨论, 很难加以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只有用唯物史观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才能给以深刻的诠释和解答;要不然, 又会遭到马克思当年在《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这也充分说明, 重视话语内容的研究是必须的。
3. 话语表达方式
如果说话语内容指的是“讲什么”, 那么, 话语表达方式则指的是“怎么讲”。话语表达方式并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形式问题, 而实际关涉到话语内容的阐释和理解。探寻合理的话语表达方式, 同样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环节。要增强理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必须把理说深说透。“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9页) 尤其是对一些新的理论观点、理论主张的阐释和对一些新事物、新现象的解释, 一定要论证严密, “持之有故, 言之有理”, 切忌大话、空话、套话, 或者只用现有的基本原理作为“公式”一套了事。我们的许多理论著述, 往往是千人一面, “平面化”的色彩比较明显, 理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不强。要摆脱这样的境地, 理论研究一定要论证到位、话语表达到位, 真正做到说理又讲理、入情入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坚守这样的原则和话语表达方式, 在论证和表达上下功夫, 确实从道理上能够说服人、打动人, 让人心服口服。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在一些重要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说明上, 注意前提性的考察、逻辑性的考察、方法论的考察, 使其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同时在理论的论证和阐述上, 要让事实说话、让现实出场, 真正让理论切入生活、反映生活, 使理论鲜活。鲜活的理论无疑是富有生机活力的理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 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故事”讲好, 既能使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又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生活、体现创新。历经30多年的发展, “中国故事”不乏好的题材, 关键是如何讲好。要从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经验入手, 讲清中国的发展理念, 阐明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价值观。讲清这些问题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自我提升、自我创造的过程。在这方面, 最怕的问题是“有理说不出”, 理论上陷于被动。这就强烈呼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有责任向世人、向世界讲清我们的理念和观点。这也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创新的契机与平台。
解读中国发展, 讲述“中国故事”, 同样有一个语言和话语的使用问题。应当肯定, 面对今天的全球化, 要讲好“中国故事”, 必须努力做到“中国立场, 国际表达”。但是, “国际表达”并不是要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 并不是要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到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比如, 本来是中国自己的创造, 非要说成是西方理论运用的结果;本来是中国探索的成功经验, 非要说成是西方理论正确性的注解。这是理论自卑的表现。这样的话语依赖路径必须打破, 非此就没有理论的正常发展, 更无理论上的创新。诚如习近平所说:“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 一切以此为准绳, 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 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习近平) 用中国的语言、思维和方法来表述我们的理论观点, 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客观要求。
4. 话语中的“术语”
恩格斯指出,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也不例外。按照列宁的理解, 范畴 (即术语) 是区分认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 是人类认识之网上的纽结。范畴作为人类认识发展阶段的产物, 是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得以精确、完善的;范畴同时又是理论发展的阶梯, 每一新范畴的出现, 都意味着理论认识上的一种进步。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范畴的创新, 即“术语的革命”。
术语革命大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形成新的概念、范畴。这就是在原有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增添新概念, 或者用某些新概念来替代原来的旧概念。新概念的形成, 标志着某种新认识、新观点的产生或出现。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体系, 总是有一些新概念作为核心要素和理论支撑, 其他概念都是围绕这些概念展开并为其服务的。因此, 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 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同上) 二是改造原有的概念、范畴。这就是给旧概念、范畴注入新内涵, 使其富有新的含义。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对范畴, 就其称谓来说, 都不是新范畴, 但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诠释, 又具有了全新的内容。在人类思想史上特别是哲学史上, 范畴改造的情况尤为突出、普遍, 同样的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那里有其不同的内涵, 哲学的发展和创新也往往体现于此。
无论是提出新概念还是改造旧概念, 都是学术探索的结晶, 是思想观点提炼、概括的结果。概念反映的是思想, 而非仅仅是词语。任何有生命力的概念和话语都有其现实的基础, 而且只有植根于现实土壤, 概念和话语才有其思想力量, 才能被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因此, 话语体系建设决非是词语构造, 更不是“概念游戏”, 不能将严肃的学术创新蜕变为文字、概念的制造和演绎。术语革命应当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新概念、新范畴的提出, 应能通过这些概念、范畴引领思想、理论的发展。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所提出来的一些重要概念, 如“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发展理念”等, 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不同时期的话语体系, 而且导致理论上的不断创新, 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 无疑需要对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理论内涵加以深入研究, 进而将其理论成果吸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之中, 以推动其发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5年, 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年, 人民出版社。
[3]习近平,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载《人民日报》5月19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 哲学研究 》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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