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35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6月25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5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张建云和梁海峰，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主要收录了1881年至188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73封通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人的143封通信。梁海峰的读书报告主要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涉及马克思（包括其家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内容向大家做了介绍，最后强调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所作的评价。张建云的报告则主要结合本卷通信的相关内容，对马尔克、人口、殖民地以及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的实现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解读和阐释。

梁海峰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主要收录的是马克思从1881年1月直到他1883年3月14日去世前所写的信件。这段时间对于马克思而言应该是比较痛苦的两年，不仅自己一直受到疾病（胸膜炎和支气管炎）的折磨，而且其间又两度遭受失去至亲的巨大痛苦（1881年12月和1883年1月马克思的妻子和长女相继去世），可以说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最终夺去了马克思的生命。他的精神状况和他的身体状况一样，一直让恩格斯心忧。这些书信虽然读起来让人感伤，但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我们看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伟大的人格魅力、超越死亡的人生态度、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亲密无间的战友深情。这一卷我主要阅读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在这篇读书笔记里，我想主要介绍一下马克思在最后这两年与疾病（包括他家人的疾病）斗争的过程，权且当作对这位伟人的缅怀。

第35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第一封信件写于1881年7月7日。从1881年6月底到7月20日左右，马克思带着癌症晚期的妻子燕妮到伊斯特勃恩（英国）休养了一段时间。关于这段时间的疗养效果，在7月7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里提到，“听说海洋空气到目前为止对你的夫人还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在初期往往是这样的，但愿以后会产生这种效果。”

7月26日到8月16日，马克思和妻子前往巴黎附近他们的女儿燕妮的家里居住了三个星期。到达燕妮家的第二天（7月27日），马克思就给恩格斯写信详细汇报了旅途的情况。“旅行……很顺利。当我们……动身的时候，我妻子感到很不舒服，但后来并没有因旅行而有什么恶化。”

8月3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求经济上的帮助，他说“我在经济方面不得不这样压榨你，使我很为苦恼。但是由于最近两年来我们家务中出现的混乱，我欠下了各种各样的债务，这一切很久以来就使我感到很大负担。”关于妻子燕妮的病情，马克思提到“我们在这里和在伊斯特勃恩一样，总是时好时坏，不同的只是可怕的疼痛来得很突然，例如昨天就是这样。”

这封信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是，马克思花了很大篇幅给恩格斯讲了最近五天所发生的一件“科采布（德国剧作家）式的戏剧”。事情是这样的：小燕妮找了一个很活泼的农村年轻姑娘作厨子，燕妮对她各方面都满意。但是小燕妮的婆婆（丈夫龙格的母亲）一有机会就想对燕妮实行专制，她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意，所以主动地给这个年轻姑娘的上一任女主人，雷诺医生的太太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件事。马克思对这位雷诺医生和他太太的评价是“莱诺太太是个漂亮的卖弄风骚的女人，他的丈夫是头野驴。”雷诺太太到小燕妮家里说这位姑娘和男人们有不清白之事（而这位太太呢？），而且还是个小偷，偷了她的一枚金戒指。她向燕妮保证，只要拿回自己的戒指就不会向当局起诉。而等到小燕妮把姑娘叫来了之后，雷诺太太既劝告又威吓她，最后姑娘把戒指还给了她。接着雷诺医生向民事法庭告发了这位不幸的姑娘……

恩格斯在8月6日的回信里说，“关于女仆的事，……真不知道，在这样两位法国资产者中间，该是哪一位使我们更加吃惊：是借口为燕妮寻找品德好的女仆而一心一意使燕妮经常没有女仆的龙格的老母亲呢，还是一旦收回了戒指就违背自己的合乎公德的诺言的城市的医生夫人？”这里留给大家一个小问题，即您觉得哪一位更让你不能接受呢？

8月9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她的情况和平常一样，有时感到难以忍受，有时接连几个小时又好一点。由于越来越消瘦而更加虚弱了。昨天有小量的出血，医生认为这是虚弱的症状。”

他们本来打算在女儿燕妮那里住很长一段时间，但燕妮自己正患着严重的哮喘，而且三个星期后，8月16日，马克思得知小女儿爱琳娜病得很厉害，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他马上一个人离开了巴黎返回伦敦。他的妻子和佣人随后两天出发。在8月19日夜里11时半，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燕妮和海伦都已回到家，说完“目前家里尽是不幸的事”这句话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1年的通信就终止了，这是因为他们两家在伦敦的住处相隔不远。

从巴黎的大女儿家回来之后，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就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而1881年10月份，马克思自己的病也严重发作，从马克思发病到他妻子去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俩都不能相见，即使是住在同一所房子里。1881年12月13日，也就是燕妮去世后不久，马克思写给丹尼尔逊的信里回忆到，“在我妻子生命的最后六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我不能同她相见，虽然我们是住在两个相连的房间里。”

妻子燕妮的去世对马克思的打击非常大，马克思只能由于自己健康上的生理痛苦才能逃避失去妻子的精神痛苦，他在妻子去世后的第5天（1881年12月7日）写信给小燕妮：“我至今还不得不用碘酊在胸部、背部等处文身（涂抹），由于定期重复这样做，使皮肤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很难受的灼痛。……这现在对我效力很大。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痛苦。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这段时间的境况也严重影响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出版工作。而马克思原本的计划是等恢复健康之后就着手《资本论》第二卷的收尾工作。

1881年12月15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最近这场病之后，我已经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专门恢复自己的健康。需要出新的德文版《资本论》。这对我来说很不是时候。”

1881年12月29日至1882年1月16日，马克思带着小女儿爱琳娜在英国南部的文特诺尔养病。1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咳嗽或支气管炎还是很顽固，而且令人难受，但好像有好转，夜里不用服药能稍为睡几个小时，……我的同伴杜西被神经性抽搐和失眠等症折磨的很痛苦。”这一次休假让马克思感觉到爱琳娜是一个可怜的同伴：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可能是因为她与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和史学家利沙加勒相爱，但没有走到一起。她自己也曾有机会立足于自己喜爱的舞台，但也未能如愿）。

1月12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自己的下一步计划是“把小女儿从给自己作伴的角色中解放出去。因为她的精神处于抑制状态，这非常有害她的健康。……唯一能够为她做到的，是满足她的愿望，让她……学完她的戏剧课程。……我根本不想让孩子认为，似乎她当了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马克思在信里说他觉得爱琳娜可能觉得父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精神重压，还认为她在不顾目前的家庭负担而沉溺于疾病。

从2月21日开始，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在3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提到：“我失眠，食欲不振，咳嗽得厉害，有点茫然若失，有时犯重忧郁症，像伟大的唐•吉可德一样。……我的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痰多的厉害，睡眠少，而主要的是有种很难受的感觉，似乎我的左侧完全瘫痪了，而且我的精神非常不好。……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在阿尔及尔的这段时间，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了关于自己的健康和天气的详细情况，例如：

3月23日，“我的助理医生刚刚把我胸部因昨天的涂擦而引起的许多鼓得很大的水泡挑破，并作了其他处置；……斯蒂凡医生昨天到这里来了；检查结果令人满意：病情好转；还有胸部最下面一个地方以及背部的一个相应的地方在发炎。”

3月28日，“今天一清早就下起了讨厌的雨，……在近似半椭圆形的美丽的海湾里，海浪色调的变化非常有趣：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由蔚蓝变成碧绿的海水给浪花镶上了边。”

3月29日，“今天早饭前不久，斯蒂凡医生抱着一个专门的目的来到我这里，他要把他发现的背部和胸部最下边的那两个地方‘贡献’给‘文身’之用，这两个地方是他给自己留下的‘攻击点’。”

3月30日，“由于不由自主的动作，水泡全破了；夜间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水灾，床单、绒毯、衬衣都湿了。”

在马克思逗留阿尔及尔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于他不得不去理发和剃掉胡须。这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幽默的态度，4月28日，他写信给恩格斯，“顺便说一下，太阳迫使我去掉了预言家的胡须和‘假发’，……你们会相信，考虑到做了长达整整两个月之久的火胶刺画（我在用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风格写：讽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外行诗作，他的诗常常因为不合德语语法而成为笑柄），——而且我实际上没有一天完全安宁的日子——我还是勉强作出了欢快的样子。”

夫人燕妮的死和他自己的患病导致马克思写出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到，“你和家里的其他人一眼就会看出我在构词法、造句、语法方面的错误；由于我还精神恍惚，我总是事后才能发现它们。这就向你们表明，我距离‘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还差得很远。”

1882年5月，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去了蒙特卡罗，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6月6日至8月22日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马克思回到了阿尔让台住在他大女儿家。开始用硫矿泉水治疗支气管炎。由于每天的治疗要去很远的地方，所以给恩格斯写信的频率也降低了。但他还是一有空就向恩格斯汇报他的治疗情况：

6月9日，“杜尔朗医生认为，我的健康状况和体力同离开的时候已大不一样：在经过两次复发并且用过十四次斑蝥膏之后，我的健康状况还这样好，连他也感到惊讶。”

6月15日，“我睡得早、起得晚，同孩子们和小燕妮一起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到目前为止一直尽量利用每个有利的时刻进行短暂时间的散步。我在这里感到自己比在阿尔及尔、蒙特卡罗或卡恩的任何时候都好。”

8月3日，“难以写信的原因如下：早上七点半开始洗脸，穿衣……最后，晚上八点吃饭”，“所以听和看（特别是思维）的能力，丧失得比黑格尔本人在《现象学》中还厉害”。

8月21日，在做完最后一次吸入式治疗后，就这一个周期的治疗结果，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道，“支气管的嘶哑声大大减少了，……胸膜炎的摩擦声依然如故”。因为医生的建议，日内瓦湖传来的天气预报是最好的，最终马克思决定和劳拉一起前往瑞士。

恩格斯也很担心长期的旅行会让马克思产生心理负担，8月26日，恩格斯写信给在瑞士的马克思，“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普提布尔格酒、马康酒、波若列酒都非常好，而且不贵。你大胆的饮这些酒吧，如果漂泊不定的生活终于使你感到厌倦了，你就想一想，这毕竟是能够使你恢复过去精力的唯一办法，这种精力可以暂时保养一下，但有朝一日它对我们是大有用处的。”

对于恩格斯的关心，马克思心怀深深的感激。

9月16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你对我的忘我的关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此我内心时常感到惭愧……。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就计划一定要在伦敦哪怕是度过十月份，并且一定和你在一起。”

9月18日，马克思和劳拉在大女儿燕妮生下她唯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巴黎。从瑞士回来，马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因为早在4月初时起，她就一直遭受癌症的折磨，而且还要照顾四个孩子，而她的丈夫龙格又帮不上任何忙。“她的婆婆因龙格家庭的债务而责备她，并不停地敦促她出去工作。”

马克思最终实现了他在10月份呆在伦敦的诺言，从9月30日到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没有通信。马克思在10月底再次前往文特诺尔休养。

马克思写的最后两封信是在1883年1月10日，也就是小燕妮去世的前一天。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对燕妮还有他自己的健康状况还保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他在信里说到，“……今天我同时还收到了拉法格直接寄来的信，而从这封信来看，情况似乎已经好转。”关于他自己的情况，“由于天天‘呕吐’（这是咳嗽的结果），我至今不能尽快的进行校对。我想只要耐心和严以律己，还是会很快重新走上正轨的。”

在马克思给艾琳娜的信里他写到，“附上的拉法格的信，使我对小燕妮感到很放心，虽然拉法格——可能是为了安慰我——把整个事情说得过分乐观；但是看样子直接的危险过去了。”这封信的结尾部分残缺。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在第二天。1883年1月11日大女儿燕妮去世，年仅38岁。在此之前，她的状况就一直恶化。当劳拉一家1月初来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于噩梦幻梦击溃的麻木之中”，不久就神志不清了。马克思一直想回到小燕妮的身边，但是他的病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在1月8日，就是小燕妮去世的前3天，他写给爱琳娜的信里说到，“我仍在同积痰进行艰苦的斗争；……我想，这是神经受了刺激——替小燕妮担心所致！这不必多讲了。我想立即到阿尔让台去，可是一个生病的客人，恐怕只会更加重孩子的负担！……不能去看望孩子，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小燕妮去世的消息由爱琳娜通知马克思。她写道：“我经历过不少伤心的事情，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但是不需要我说，我的表情背叛了我。摩尔马上说‘我们的燕妮死了’”。

大女儿的死给了马克思彻底的打击。之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任何信了。根据《马克思传》的记载：“从文特诺尔回到伦敦后，由于喉炎而导致的声音嘶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琳蘅为他做了最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芥末澡来让他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天喝一瓶白兰地。他轮换着阅读出版商的目录（当他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当他的智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管炎恶化了。2月底，由于东北风不断带来的霜雪，他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14日早上，他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但当恩格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在下午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最恐惧的一幕：“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时三刻，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工作室的坐椅上与世长辞。”

关于马克思的死所造成的影响，在恩格斯于马克思去世当天写给别人的几封书信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在写给伯恩斯坦的信（3月14日）里，恩格斯说道，“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他在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3月14日）里说到，“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他在写给佐尔格的信里说到，“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象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

恩格斯给予了马克思最高的评价，而且马克思也丝毫无愧于这些评价。对于马克思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对于今天仍然活着的我们来说，也许正如恩格斯在写给佐尔格的书信最后提到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本卷收入的是1881年1月—1883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俩人写给别人的信。这段时间是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两年三个月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去逝，仅仅一年后，1883年1月，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龙格突然病逝，年仅39岁，这是对马克思的最后重创。马克思当时犯了三次胸膜炎，又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在疾病和亲人去逝的双重打击下，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去逝。

整卷读起来，笼罩着一种悲伤的气氛。但是，同样可以感受到，伟人在面对疾病和生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豁达和理性的态度；你能感觉到，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就是快乐，就是创造，而死是永远的安息，“哀而不伤”是整个第35卷给人的总体感受。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去逝后，致约·菲·贝克尔（1883年3月15日）信中说：“现在，我们两人差不多是1884年以前的老近卫军中最后的两个人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

本卷的主要内容除了疾病及相关生活问题外，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

1．关于马尔克的讨论

尽管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1882年12月8日）中说：“我自己很想摆脱这个不足道的东西，重新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实际上恩格斯的研究是非常认真细致的。为此恩格斯借阅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毛勒的著作。如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8日）的信中，谈到了他近期的研究成果，“情况是：班克罗夫特的著作我已交还，却取来了毛勒的其余著作，这样，现在全部著作都在我这里了。我必须阅读它们，以便写结尾的论马尔克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长了，虽然我重新改写了两三次，但是仍然感到不满意。用八至十页的篇幅来概述马尔克的产生、兴盛和衰落，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要我还有点时间，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你，以便听取你的意见。”接下来，在1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谈到了关于马尔克的写作。“亲爱的摩尔：附上关于马尔克的附录。请于星期日寄还给我，以便我能在星期一检查一遍——今天我没有来得及完成最后的检查。这里所提出的对中世纪的农民状况和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第二次农奴制的起源的看法，我认为一般说来是无可争辩的。我重读了毛勒的全部著作中一切与此有关的地方，在那里面几乎找到了我的全部论点，而且都有证据，此外，也有一些正好相反的论断，但它们不是缺乏证据的，就是从这里恰好没有涉及到的时代附带谈一下，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是妨碍十七和十八世纪德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原因。首先，行会中的相反的分工，同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相反的分工：分工不是在手工工场内部实行，而是在行会之间实行。在英国这里，工业向没有行会组织的农村迁移。在德国，这种作法因为农民和从事农业的小市镇居民变为农奴而受到阻碍。但是由于这一点，一出现外国工场手工业的竞争，行会本身也就终于瓦解了。至于妨碍德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其他原因，在这里我就不谈了。”此外，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和倍倍尔等人的信中，交流了关于马尔克的写作情况，如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2月16日）的信，谈到：“关于马尔克这篇手稿，我不得不通篇重新改写了三次，为此，我又阅读了毛勒的十卷厚本著作中的五、六卷，此外，还把它们同其他的史料作了比较。现在我已将手稿寄给马克思，他埋头钻研这些问题比我时间长得多，深入得多，预期他在星期一把它退回。”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2月22日）的信中，谈到：“我昨天已把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手稿，即关于马尔克制度和一般德国农民简史的附录寄往苏黎世。……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

2．关于人口问题

关于人口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各界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三十年了，当前正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计划生育问题是最近网上讨论的很受关注的问题。

在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他对人口过剩、及未来社会计划生育人口等的问题的看法。“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的威胁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疑问，或者，譬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使地球上的人口得到增殖——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很肤浅地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接下来，恩格斯谈到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口生产问题，“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

在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3年2月10日）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他对当时的人口生产的观点：“不过，这绝不妨碍资产阶级家庭有效地采用这种或另外一种什么方法保持孩子数量和收入相协调，避免过密的生育损害妇女健康等等。但我的意见仍然是：这是丈夫和妻子，大概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的私事（关于这种事，我本人推荐过一种被您叫做‘腊契博尔斯基法’的方法），而我们的无产者今后将一如既往，生育无数的后代，保持自己的美名。”同时，他在给伯恩施坦（1883年2月8日）的信中，谈到了为什么有些人在是否限制人口问题上摇摆不定，“考茨基把他论美洲粮食的小册子寄给了我。真是绝妙的讽刺：三年前主张限制人口增长，因为否则人就会没有东西吃了，而现在却发现，人口还不够多，甚至光是美洲的产品也吃不完！之所以发生这种怪事，是因为对所谓的‘问题’是一个一个地、不加联系进行研究。这样，当然就成了那个违反杜林意愿的‘在事物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的辩证法的牺牲品。”

3．关于殖民地、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了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问题。此处不多介绍。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来信的答复。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指出：“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同时，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的信中，谈到了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进程和方向。“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4．关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这一点是我们学习经典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第35卷书信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来认识这一点。

在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的信中，恩格斯批判了把国家等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末，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81年6月20日）信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把地租交给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的一个无用的累赘。”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从科兰（此人反土地私有论，主张有灵魂，著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在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信中，马克思谈到了关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情况和任务，核心思想就是不要超越当前社会发展现状，去做一些无益处的工作。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马克思在回信中说：“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与此同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党的重要工作不是去作学理探讨，而是立足现实，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最后，马克思指出，“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5．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问题

在第35卷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斗争作出了重要指示。恩格斯致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的信中，指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此后，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6．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形式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立足于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方法，通过实实在在的事实来影响和教育劳动人民群众，扩大社会主义运动和影响。他们特别反对的是空谈，不切实际的冒险。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1年8月25日）的信中，指出：“在德国，有许多人过分重视公开宣传，而轻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只有经验才能纠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能加以利用的成就，对我们来说还远没有因此而丧失。只有事变本身才能唤醒冷淡消极的人民群众，如果说这些被唤起的群众在目前情况下思想依然有点混乱，那么当六十万张选票突然增加两倍，当不仅萨克森，而且所有大城市和工业区也都落入我们手中，农业工人也处于容易接受我们思想影响的状况的时候，那时解放的语言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加巨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加强烈。这样通过冲击来争取群众，比利用公开宣传来逐渐吸引他们，更为重要，何况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公开宣传的可能性很快又会被夺走。容克、教士和资产者在目前的关系下是不会容许我们来摧毁他们的立足点的，因此最好是由他们自己去干这件事。”

其次，正因为如此，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支持工人阶级代表参加选举，并在大选中获胜。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开展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实现共产党的主张等，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改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至于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基本制度等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1年11月4日）的信中说，“我们在德国的同志在选举中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尽管这一次所有其他的政党都倾巢出动，他们在二十三还是二十七个区（准确数目我未能得悉）的复选当中还是被通过了。所有这一切是在非常法和戒严的压制下，在没有报刊、不能集会、没有任何公开宣传工具，并且在确信党内成千人在生活上会为此又蒙受牺牲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了不起的事，它已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能得到多少席位，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能在帝国国会中去说出必须说的话，这就够了。”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11月30日）的信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党代表参加选举的希望：“如果说有某种外来的事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又有所恢复的话，那末这就是选举了。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对于候选人，我们愿寄于很大的希望，虽然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我觉得很难这样指望。但如果倍倍尔再次落选，那就是真正的不幸。只有他能以其真正的机智驾驭住大批新的和确实怀有形形色色新打算的成员，并防止出丑。”

7．关于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恩格斯在给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首先，恩格斯指出，没有民族独立，就谈不上无产阶级国际运动。其次，恩格斯指出了，当时欧洲弱小民族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为什么是错误的。最后，恩格斯指出，只有无产阶级胜利才会给斯拉夫的带来真正的解放。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信中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只有事变才能说服（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服）他们——以及许多别的人，使他们相信，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恩格斯还指出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但目前还能给我们造成不少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在准备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战争会不会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只有一点是无疑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本身出色地进行着的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将完全被破坏，并且被推到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三年到十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宪制的‘新纪元’的到来将有一个短时间的延期；在德国领导下实现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间；最后，产生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了，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甚地成为我们的死敌。”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2月22、25日）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象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8．对无政府主义危害的揭示和批判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早期，无政府主义流行且危害重大。马克思在致劳·拉法格（1882年12月14日）的信中，指出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我们的人最好把这类专长让给那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现存秩序的支柱，而根本不会带来无秩序——他们生来就是蠢才，——混乱不是他们的过错。现时他们为‘暗检室’这一‘社会灾祸’效了劳。他们最坏的是，甚至最客观的‘法院侦查员’——假如世上有这种侦查员的话——也不得不公开宣布：他们是绝对‘没有危险的’！假如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这样极其‘无辜’，人们可以宽恕他们的一切！但他们决不因此就是‘圣徒’”。

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8日）信中，指出：“但是我们的朋友又干了一件最大的蠢事，在报纸的生存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最最革命的吹牛给自己招来了迫害。您知道，盖得已经被捕，大概，随后就该拉法格了。假使这两个人都去坐牢，那就会失去最积极的——不仅是作家，而且是组织者”。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2年12月16日）指出了无政府主义流行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者每年都自杀，每年却又死灰复燃。只要没有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真正的迫害，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这的确是通过迫害可以消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宗派。无政府主义之所以经常复活，因为总是有一些好出风头的人追逐廉价声誉。无政府主义似乎就是专门为此而创造的。不过，使自己遭到危险——那可不行！因此法国现在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只有当这种迫害不是纯粹装样子，不是警察的欺骗时，才会使这帮人受到损害。但是不管怎样，总会有人成为牺牲品，这就是孟索的可怜矿工。不过，我对无政府主义的小丑们已经如此习惯了，以致当这种小丑的模仿同真正的运动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是在象奥地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有危害性，而且也仅仅是暂时的。还有汝拉，那里有分散在各家的钟表制造业，也是这种荒唐行为的天然中心，在这里你的打击将是有益的。”

最后，与其他书信卷一样，第35卷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运动等的具体指导。这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包括鼓舞士气，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革命方向的指引，经验教训及原因分析等等。这里仅举两例，如，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4日）的信中，对伯恩施坦筹划的修改纲领的运动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是非常不适时的。纲领不好，但谁也没有再谈这件事了，修改纲领应做得无懈可击。所以，当不能公开选举代表时，也就是说，当不能对任何代表资格证提出异议时，如果不是十分必要，最好不要触及纲领。修改纲领会使右翼有借口把自己装扮成真正捍卫党的原则、忠于经过考验的旧纲领等等的人。在把这个纠纷的苹果抛到被捆住了手脚的党里来以前，请好好考虑考虑。”并指出他们可能犯错误的原因：“一切政治侨民的最大危险就是渴望行动：该发生什么事吧，该干点什么事吧！于是就去干些他们并不明白其意义，后来他们自己才确信最好别干的事情。也许您和福尔马尔也有点渴望行动的毛病吧？此后对于这种事您可要当心啊！”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的信中，鼓舞士气：“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敌人。”

讨论

余斌就本卷内容对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所能起到的启示作用进行了如下的重要补充。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在1881年10月25日恩格斯写给伯恩斯坦的信里，恩格斯说到，“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这句话带给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就是，要对别人进行思想教育，就不能违背别人的意志。凡是违背人们意愿的教育，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同样不能违反被教育者的意志。针对朱亦一提出的如何理解列宁的灌输理论，余斌进一步指出，列宁所说的灌输并没有强迫性，工人阶级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找不到问题的原因，而灌输的目的就在于告诉工人阶级的痛苦的原因之所在。

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在1882年8月3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就他关于两本小册子的结论说到，“我的用语，——你猜怎么样？——就是小杜西也惊讶地发现，竟和我给她看了的你7月31日来信的用语一字不差地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你和我——不仅得出了完全一模一样的结论，而且对这一结论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这也是对某些妄图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居心叵测的人物的再一次在事实上的反击。

三、关于话语体系问题。余斌指出，马克思对当时的资产阶级话语体系采取的是一种选择和抛弃，即拿来主义的态度。例如，他保留了“阶级”、“剩余价值”等概念，抛弃了“看不见的手”等等。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对当今西方的话语体系进行选择和改造，使那些西方用来攻击我们的概念经过改造和加工后为我所用，变被动为主动，使它们反而成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宣传的有利工具。

（执行编辑：梁海峰，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