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37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8月29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7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朱亦一和彭五堂，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收录的是恩格斯1888年1月——1890年12月写给他人的书信，共259封。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一、恩格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评论

边际效用理论是当今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恩格斯晚年，边际效用理论已经十分流行，但恩格斯并没有对之进行认真分析和批判。恩格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评价不多，主要有以下几处：

恩格斯在1888年1月5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说：“现在这里最时髦的理论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由效用决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又由供应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不过是用混乱的说法转弯抹角地说，价值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真是比比皆是！”

在1888年10月15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您很奇怪，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处于这么可怜的状况。其实，情况到处都一样。连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由贸易的最庸俗的传播者，也受到目前占据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台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视。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我们的作者，他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危险的结论；于是他们现在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而且他们能够蒙蔽普通的庸人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伦敦这里，目前有四个人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时却要人们相信，似乎他们把我们的作者的学说和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对比之后，已经完全驳倒了我们的作者！”

恩格斯这里说的4个社会主义者是指费边社成员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乔治·肖伯纳、爱德华·皮斯。

1890年2月8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国家主义者——费边社分子，一群好心的、借助于杰文斯的腐朽庸俗的政治经济学来反对马克思的‘有教养的’资产者。这种经济学庸俗到对它可以随意作解释，甚至是作社会主义的解释。他们的主要目的和美国的一样，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

除了上述评论，在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也只有两处提到边际效用学说。一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在评论庸俗经济学家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时说：“不用多动脑筋，就可以看出：这种对于资本利润所作的‘庸俗经济学的’说明，实际上会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相同的结果；勒克西斯所说的工人所处的‘不利地位’，完全和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工人都是受欺诈的，因为每个非工人都可以高于价格出售，而工人则不能；就象在英国这里人们曾经在杰文斯—门格尔的使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庸俗社会主义一样，人们也尽可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至少同样似乎有理的庸俗社会主义。我甚至推测，如果乔治·肖伯纳先生知道这个利润理论，他就会双手抱住它，一脚踢开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然后在这块岩石上重新建立起他的未来的费边社教堂。”另一处是在《全集》第38卷恩格斯1892年7月7日给倍倍尔的信中附的一句话：“如果你要写信给肖伯纳，你可以把康拉德·施米特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对他们‘奥地利价值论’的一个批驳材料推荐给他。”该文章是指施米特的《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

我猜想，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在恩格斯看来，杰文斯的学说是和萨伊学说一样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甚至是比萨伊学说更庸俗的经济学。而对于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理论上，庸俗经济学已经被马克思全面驳倒。杰文斯的学说作为庸俗经济学的变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第二，恩格斯晚年把主要精力用于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时间和精力批判边际主义理论。但是无论如何，恩格斯都不会想到，边际主义理论能够大行其道，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恩格斯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边际效用学说最初是被以费边社为代表的改良社会主义者作为其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而受到推崇的，但在今天它却成为最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种理论究竟能够导出什么样的政策主张，值得我们探究。

二、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阐述

康拉德·施米特是一位德国青年学者。恩格斯第一次提到康拉德·施米特，是在1887年7月15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我不得已给一位科尼斯堡的青年博士康拉德·施米特写了一张介绍名片（介绍给保尔），他多少研究点社会问题。可以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单纯幼稚的青年，他在这里呆过近三个月，看来是我们现今所见到的那种正派人，他不咋咋呼呼，也不昏头昏脑。如果保尔把他放在黎塞留街国立图书馆，他不会给保尔添多少麻烦。他崇拜左拉，因为他发现左拉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给施米特第一次写信是在1887年11月26日。在1889年10月17日给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对施米特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虽然我不敢说，您已经解决了探讨的问题，但是您的思路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思路在某几点上而且是重要的几点上毕竟是接近的，因而阅读第三卷定会给您带来特别的愉快。由于明显的原因，我来详细评论您的著作现在是不可能的，这将在第三卷的序言中来做。我将特别高兴在那里对您的书给予它完全应得的好评。因此，在这以前您必须忍耐一下。但是现在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这一著作使您在经济著作界赢得了所有教授先生都会羡慕的地位。

您的著作特别使我个人高兴的是，它表明又出现了一个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这种人在德国的青年一代中非常少见。倍倍尔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但党的实际工作只能让他在运用理论到实际活动中去这方面表现他的这种优良素质。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只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两个人了，而伯恩施坦又过多地忙于实际活动，在理论方面不可能象他愿意而且能够做的那样去进行研究和深造。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因此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有了新的同行。”

在大约1个月后，即1889年11月15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写道：“（资本论）第三卷现在应当尽快出版，因为柏林小施米特的那本关于平均利润率的著作表明，这个青年已经钻研得过于细了；不过这会使他获得极高的荣誉。”

在这封信的结尾，恩格斯写道：“我感到很不愉快的是年轻一代在理论方面也比较弱。但现在出了一个小施米特，他在这里住了一年，而我甚至觉察不到他内心有什么抱负。如果他仍旧象迄今为止那样谦逊（妄自尊大是目前最讨厌和最常见的通病），那就可能获得较大的成就。”由此可见，恩格斯对施米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可是到后来，施米特受庞巴维克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体系及其终结》的影响，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马恩的书信中有8封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后人把它们集中起来，叫“马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书信”，其中有2封就是恩格斯写给施米特的。

第一封写于1890年8月5日，在信中恩格斯对下列问题进行了阐述。

第一，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澄清了对唯物史观的某些误解和曲解。信中有如下一段话：“我在维也纳的《德语》杂志上看到了摩里茨·维尔特这只凶兆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指保尔·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引者注）的评论（摩·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引者注），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摩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他写道：“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些空洞、抽象的原则。他写道：“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２）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第四，恩格斯批判了某些德国青年作家对唯物史观的肤浅理解，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对唯物史观做了概括性解释，强调从实际历史中提炼出理论，而不是撇开历史，抽象地构造理论体系。他写道：“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给康拉德·施米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恩格斯全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一，恩格斯阐明了生产和交换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生产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决定交换。但是，交换对生产又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一是表现为交换具有相对独立性；二是表现为交换的发展水平也会对生产产生重大影响。恩格斯写道：“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恩格斯还以葡萄牙人到非洲找寻黄金从而促成美洲的发现，并反过来促进了欧洲工业的迅速扩张这一事例来证明这一点。

恩格斯还进一步阐述了生产与金融贸易的关系。指出金融贸易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而且金融贸易会反过来对物质生产产生反作用。恩格斯写道：“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叫做杰·古耳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的钱财，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第二，恩格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原理做了精辟概括，重点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恩格斯写道：“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第三，恩格斯深入阐述了法与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法的产生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另一方面，法反过来对经济产生反作用。他写道：“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第四，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宗教、哲学等思想观念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关系。恩格斯指出，一方面，宗教、哲学观念的产生都有其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哲学思想观念又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式。恩格斯写道：“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第五，恩格斯指出，某些作者对唯物史观做了机械、僵化的解读，是因为他们不懂历史辩证法，从而没有真正理解唯物史观。恩格斯写道：“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恩格斯进一步写道：“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朱亦一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收录的是弗·恩格斯与其他人的通信，时间起自1881年1月4日，终于1890年12月27日。通信对象及信件数如下表所列：

注:从上表可知,恩格斯与之通信最多的人，依次是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劳拉·拉法格、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内西、卡尔·考茨基、海尔曼·施留特尔等人。

下面只谈谈恩格斯和卡尔·考茨基及其前妻路易莎·考茨基的几封通信。信件前的标号为全集第37卷中对该信件的标号。

（58）1888年10月11日，针对考茨基夫妇出现的诸多问题，恩格斯这样写给路易莎·考茨基，“当您遭到只有妇女才会蒙受的最残酷的打击时，您表现了充分的自制力，替亲手进行这次打击的男人辩解。在共同生活五年之后遗弃这样一位宽宏大量的妇女，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您说，谈不上是卡尔的过错。好吧，在这方面，您是最高的裁判。……亲爱的路易莎，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这一点告诉您。一般说来，我们的社会关系就是这样：男人对妇女作出极其不公正的行为是非常容易的，并且有多少男人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这类过错呢？有一位从切身经验中十分了解这一点的极伟大的人物说过：‘得了吧，你们不配受妇女尊敬！’。当我读您的信时，我曾暗自重复这句话。这件事老是挂在我的心上。尼姆和我重提这件事，总把它当作某种不可思议的，某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对她说，总有一天早上，卡尔好象从沉睡中醒来一样，明白他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如果象他给爱德所写的那样，他的新欢在最初五天内就抛弃了他，而钟情于他的兄弟汉斯，并同汉斯订婚了，那我的话看来要应验了。”

（61）1888年10月17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表明了他对考茨基夫妇诸多事情的看法，并指出“够了。我再说一遍，除了爱德，我们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完全不能理解。正当你对路易莎开始感到不满意的时候，她在这儿赢得了一大堆朋友，我们越来越喜欢她，大家因为她而羡慕你。我还保留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你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你说你认为只好留在维也纳。当然，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要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感到需要首先远离这件事的所有参与者，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整个事情的真正性质和后果。”当然，在该信中，恩格斯还谈到了“现在我应当加一把劲搞第三卷”，并针对考茨基谈到了奥地利党的情况，指出“工人群众还深深陷于民族纠纷之中，不可能有普遍的高涨。这需要时间。归根到底，和在这儿完全一样，围绕领导问题的争论只能证明，广大群众尚未成熟到能建立政党，工作进展得太慢，因此每个人都竭力把这方面的过失推给别人，并且期待用某种神奇的方法来创造更好的结果。”

（75）1889年1月28日。恩格斯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眼睛给他从事资本论的整理工作带来了大麻烦。为此，恩格斯写道，“我预感到，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还需要长时期地保护我的眼睛，以便恢复正常。这样，我至少在几年内不能亲自给人口授《资本论》第四册的手稿。”考虑到日后整理马克思的手稿的问题，恩格斯做了这样的安排，他写道，“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以便必要时能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够帮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而第四册是应当着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可是爱德完全陷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工作，以及同这里的业务有关的种种困难和纠纷之中。但我认为，你会有充分的空闲时间，经过某些训练和实习并在你的妻子的帮助下，譬如在两年内把大约七百五十页原稿转写成容易读的稿子（其中好大一部分已经收入第三册也许可以不搞了）。只要你略微学会辨认笔迹，你就可以口授给你的妻子，那末事情就会进展很快。我是这样盘算的：如果我象以前那样每天向艾森加尔滕口授五个小时，那末把各种障碍估计在内，这件工作需要一年左右才能完成。为此每周需要付给艾森加尔滕二英镑，共需一百英镑。因此，我反正是要付这笔钱的，如果你同意按照这些条件工作，我就把这笔钱给你。要是分两年支付，每年你就会有五十英镑的补充收入。如果工作进展快些，你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这笔钱。而且我们这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不会再三心二意，会重新搬到这里来住。我建议提前把钱付给你，每季度付十二英镑十先令。由于开初工作慢，以后会比较快，那末，一开始就按照所做的工作付给报酬是不合理的。爱德也热切希望参加辨认潦草的笔迹，我已经打算给他另外的手稿；我也要教会他，但是我对他说过，我只能把钱付给一个人，他完全同意这样做。归根结底，问题涉及到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我也对杜西谈过这一点。我们能从她那里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能容易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那时我可以少用眼睛，同时又不至于忽略这项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那时，这些手稿至少对于两个人不再是看不懂的天书了。直到现在，除了琳蘅以外，只有爱德、爱德的妻子和艾威林夫妇知道我的计划，如果你也同意的话，那末除了你们以外，任何人没有必要知道详情细节。同时对路易莎来说，也许是一个合适的工作。”

（78）1889年2月7日。可能是考茨基对恩格斯的想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恩格斯针对于此而写道，“其他一切问题下次再谈。今天我只想立即答复你提出的主要问题。”即“关于手稿的事根本不必着急。怎样对你们最合适，你们就怎样安排。”因为恩格斯“还要全力以赴地搞第三卷。”

（81）1889年2月20日，恩格斯针对考茨基的《一七八九年的阶级对立》一文进行了一些“粗略的评语”，并写道，“我的意见写得很简短，请把原因归结为时间不够和页边空白有限。此外，我没有时间把材料加以核对，一切东西都是凭脑子记的，——因此有许多东西就不会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准确。”并在文末指出“我曾经认为，有几个实际的例子将会使你感到兴趣的。”接着指出“第四篇第54页。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应当提到下列事实：这些处于等级制以外的、因而相对地说来是无权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平民，怎样只是在革命过程中才逐步地达到你所说的那种“长裤汉主义”（又是一个“主义”！），以及他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你就会克服你在第53页上用关于新生产方式的含糊的语句和神秘的暗示来对付的种种困难。”针对平民的平等问题，恩格斯写道，“当问题涉及要创立某种直接同这种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对立的东西，而且象往常一样——由于历史的嘲弄——平民对革命口号的这种理解变成了实现自己的对立面，即实现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剥削中的博爱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时，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就必然只不过是一种梦想。” “‘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这一公式过于确定地表现了当时平民的博爱渴望。在公社倾覆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巴贝夫使这一点具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以前，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说具有博爱渴望的公社来得太早了，那末巴贝夫就来得太晚了。”“至于谈到恐怖，那末，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

（95）1889年4月20日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向我们描述了十九世纪的学术界的某种情况，“施米特渐渐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没有任何希望在大学任教了，他在哈雷因为是叛教者而遭到拒绝（这所贵族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莱比锡又因为是社会主义者而遭到拒绝，瑞士人则请求看在上帝份上饶了他们。现在他打算刊印自己的学位论文。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他的论文写得太马克思主义了，这样是不行的，而且出版者也很少。”至于形成这样的状况的原因之一，恩格斯认为是“施米特倾向于我们完全是独立的见解，没有受到任何鼓励，尽管我甚至还多次间接地提醒过他；他之所以倾向于我们，纯粹是因为他不能反对真理。”

（176）1890年4月1日，针对狄茨擅自修改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恩格斯认为“狄茨先生蛮不讲理，不问一问我们，就在许多地方作了一系列的修改，而这些地方他甚至没有用红铅笔划出来。”并进一步指出，“要知道我已经是做到尽可能顺从的了，我把文章写得尽可能不出危险，好使他的处境轻松一些。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一个出版人背着我作这样的检查。因此我要马上写信告诉狄茨，如果文章的其余部分同经我看过的校样有差别，即使有一字之差，那我绝对禁止他刊登。”

（181）1890年4月11日，伦敦。不知道恩格斯在此时的心情是什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趁邮班截止以前匆忙给你写几行字。首先衷心祝贺你订婚。你度过了难过的日子，你的订婚表明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但愿你找到你所期待的幸福。”

（207）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讲述了自己的挪威之行：“你7月3日的信搁在这里的时候，我和肖莱马正在挪威游玩，顺便告诉你，这对健康有很大好处。我们在这次探险旅行中到达了北角，在那里吃了自己打的鳕鱼。整整五天不见黑夜，只有朦胧的天色，然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拉普人。这是些很矮小很有趣的人，显然是十分混杂的种族。头发有栗色的，甚至淡黄的，也有黑色的。脸形一般来说象蒙古人，但有些差异，从美洲的印第安人（六个拉普人才抵一个印第安人）直到日耳曼人为止的特征都有。这些人的四分之三还生活在石器时代，很有意思。”在信中，恩格斯还提到了让考茨基如何对待左尔格，即“他对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应当对他例外，付给优厚的稿酬，否则他就宁愿去教音乐。此外，他未必会提供定期的通讯，当然这也不需要。”

（216）1890年9月18日，针对现实的工人运动，恩格斯认为“现在斗争极为激烈。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成了关键的转折点；随着这一要求的被接受，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的旧的保守的工人运动的王国就垮台了。”“在打击一帮文学家时，我也不能不打击那些为这场争吵提供借口的党内庸俗分子。当然，对他们只是间接影射，因为在庆祝胜利的这一期不宜直接进攻。”

（240）1890年11月9日，伦敦。这是写给路易莎·考茨基的信。本信保留下来的只是发表在古·迈尔《恩格斯传》1934年海牙版一书中的一些片断。信的一部分是由迈尔复述出来的。这封信是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逝世和安葬的直接影响下，为答复路易莎·考茨基的唁电而写的。他在信中表示希望路·考茨基同意搬往伦敦，住在他家里，安排家务和担任私人秘书。但是，恩格斯不愿意把这一决定强加于路·考茨基，而建议她到伦敦住一段时间后就地决定这个问题。全信摘录如下：“……在此以后我过的是一些什么日子啊，当时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空虚，多么孤单，而现在生活还是这样——就让它在我身边继续下去吧。于是在我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往后怎么办？亲爱的路易莎，这里在我面前，日日夜夜都有一个生气勃勃的、使人高兴的形象——这就是你。我象尼米那样讲过：唉，要是路易莎在这里，该多好啊！但是，对于实现这个愿望，我连想也不敢想……那时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把一切谈妥，或者作为老朋友留在一起，或者作为老朋友分手。事情由您决定。请把一切好好考虑一下，同阿德勒商量商量。如果我这个幻想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所担心的），或者您认为这给您带来的不便或不愉快多于好处和快乐，那末就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过于喜爱您，不希望您为我做出什么牺牲…… 而正因为如此，我请您不要为我做出任何牺牲，并通过您请阿德勒劝阻您不要这样做。您还年轻，有着美好的前途。我再过三个星期就满七十岁了，毕竟活不了太长了。不值得为此残年而牺牲年轻人的充满希望的生活。而且我还有力量自己度过……”

（254）1890年12月13日，恩格斯通报了马克思的手稿情况：“不久，你会收到马克思遗著中的一篇东西（即《哥达纲领批判》，完全是新的，而且非常切合时宜和有现实意义。手稿已经重抄过，但我还要再看一遍，可能还写几句引言。但是暂时请你不要说出去，因为我太忙了，要看不断收到的信件，要给许多来信写回信，所以不能肯定说什么时候。马克思的第四卷的下面几本笔记，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当信托给邮局或是其他中间人。因此，现在你收到第二本笔记以后，再不会收到别的了。这还因为，下面的笔记上有各种题外的附论和大块划掉的地方，这些可能不需要抄了；但是要确定这一点，须要经常交换意见。因此，这个工作只能在这里做。过一阵当你再来这里而我能够更好地弄清楚手稿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决定怎么办。当然，已经在你手头的，你要把它搞完。”

（执行编辑：彭五堂、朱亦一，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