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36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7月17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第《马恩全集》第36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李春华和陈人江（由陈人江代孙应帅宣读其研读笔记，同时也发表陈人江个人的意见），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收录的是恩格斯1883年4月——1887年12月写给他人的书信，共318封。1883年3月14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继续着马克思的未竟事业，而在《全集》36卷中就占了5年，将近一半的时间。从这些书信中可以反映出恩格斯在这5年中的工作情况。

李春华阅读的是1883—1885年3年间恩格斯写给其他人的220封书信。在读书报告中主要介绍了恩格斯处理马克思刚刚逝世后的一些事宜，整理马克思遗著，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资本论》第二卷和整理第三卷的情况以及这一期间恩格斯关于德国议会斗争问题的看法。陈人江所宣读的孙应帅的报告则主要结合本卷书信中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主要有：当时经济危机“十年规律”的新变化和危机前景，街头运动、议会斗争和武装暴动，欧洲战争、革命与和平、未来社会的推演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解读和阐释。

李春华的研读笔记

我阅读的是1883—1885年3年间恩格斯写给其他人的220封书信。关于这一期间的工作，从恩格斯在1883年6月12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可以看出，“我要做的事简述如下。（1）整理遗物，而且几乎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旧的书稿。这些东西一大堆，而且非常乱。缺的还很多，许多纸包和箱子甚至还没有打开！（2）准备第三版，把法文版所作的种种修改和某些补充加进去，还要看校样。（3）利用现有的机会出版英译本，然后亲自校订译文。（4）核对第二卷开头部分的三、四种稿本，做好付印准备工作，并把第二卷全部誊清。（5）有时同肖莱马玩上个把礼拜，他昨天又去曼彻斯特了。他总是带着工作，但是呵，上帝！生活就是这样！”

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谈读书体会。

一、以坚定的原则和鲜明的立场捍卫马克思声誉

马克思逝世后，世界各地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者及马克思生前友人以各种方式悼念马克思。对此，恩格斯一方面表示感谢，如，1883年3月31日，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彼·拉甫罗夫告诉恩格斯说，给恩格斯寄去一张一百二十四法郎五十生丁的汇票，这是彼·克兰茨（彼·拉·拉甫罗夫的化名）收到的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向马克思墓献花圈用的款子。恩格斯于1883年4月2日回信说:“亲爱的拉甫罗夫：赶紧告诉您，您的来信和一百二十四法郎五十生丁的汇票收到了……我准备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一篇报道，并请编辑部把这一号报纸寄几份给您。”后来，恩格斯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道了俄国大学生献花圈的消息。在1883年4月11日致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的信中写道:“对您的慰唁信和您在《人人权利报》上出色的文章表示谢意。这篇悼文无疑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悼文之一，这是我们这里熟人之间的一致看法。我以死者女儿和我自己的名义，还向荷兰工人党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它至少在精神上对我们的朋友表示了哀悼。这显示了它和德国、法国、西班牙、俄国、美国同志的团结一致”。

针对一些人要发表、翻译马克思的遗作，恩格斯不是一味的答应，而是有原则的。例如，《十九世纪》杂志编辑诺尔兹，想要恩格斯写的一篇《资本论》评论，但由于这个杂志以前经常曲解马克思的观点，所以1883年4月17日恩格斯在致诺尔兹的信中坚决拒绝：“在已故的马克思博士留下的文稿中，有我写的一篇《资本论》评论性提要，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能在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文稿中找到这篇东西。不过，即使我找到了这篇东西，也不会寄给您，至少不会为了您所说的目的而寄给您。一个作者把自己的手稿借给另一个作者，我不知道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著作家中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同英国新闻界交往的经验，并不十分令人鼓舞。除某些英国教会的代表外，他们始终在曲解我们的观点，歪曲我们的行动。他们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完全无知，只能同他们的过分自信相媲美。大约在1878年7月，《十九世纪》杂志发表了乔治·豪威耳的一篇论述国际的文章，通篇是谎言和错误。马克思给您寄去了反驳文章，但是您拒绝予以刊载”。后来的信中表示可以发表，但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们找到您说的那篇手稿，我将乐于给您首先发表的权利，不过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条件，我还想在这里提一下：（1）您如放弃这项权利，那您一定不能转让他人；（2）您如刊印这篇手稿，那您必须把它作为与其他文章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的文章发表”。（1882年4月20日致诺尔兹）

在马克思逝世后，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采取了非原则立场，该报通篇大肆吹捧无政府主义者领袖约翰·莫斯特的讲演，特别是吹捧他根据自己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所作的同一题目的讲演，他自称这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俗说明。并且说，恩格斯打电报告诉他们，马克思逝世于阿尔让台。对此，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日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中说：“你们15日那一号报纸上，你们把我打给左尔格的电报，作为打给你们的电报发表了。在17日那一号报纸上，你们报道说，似乎我打电报告诉你们，马克思逝世于阿尔让台。我们这里不习惯于让自己如此放任地对待别人的名字，或别人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因此，今后我不能寄给你们任何消息。如果你们的报纸再次这样滥用我的名字，我就不得不请求我的老朋友左尔格声明：这全是你们捏造的”。

在处理马克思的遗著方面，恩格斯表现出极其谨慎态度。当他发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时这样说，“我必须先通看一遍（它是用什么字迹写的啊！），然后才能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搞好可以付印，需要从比较后期的笔记本中选取多少东西作为补充。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不过因为我还不能讲什么比较肯定的意见，所以请您暂时不要在报刊上报道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这只能引起误会。此外，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杜西）和我同是他的遗著处理人，没有她的同意，我不能作任何决定。我还不能讲什么比较肯定的意见”。（1883年4月11日在致纽文胡斯的信）

马克思逝世后，有批评者指出，第一卷中阐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极其抽象的，并未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如果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续卷来，他的《资本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里亚：马克思深知自己解决不了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可变资本而利润取决于总资本的矛盾，却仍然让人们相信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能解决这一矛盾。可是，人们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资本论》续卷，直到马克思逝世。其实，所以即将出版第二卷的说法，无非是马克思借口回避与批评者进行科学论战的“狡猾诡计”。

对此，恩格斯予以了坚决而有力的驳斥。“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您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最苛刻的批评，甚至加以曲解；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记。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恩格斯接着说，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设想，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似乎“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是有的，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大概终于会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1883年4月底致洛里亚）。

二、为整理出版《资本论》付出辛勤劳动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整理马克思遗稿、出版马克思著作作为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恩格斯在1883年5月22日给贝克尔的信中写道：“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1885年6月24日给劳拉信中写到：“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而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吧”。在马克思逝世快到两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对劳拉说（1885年3月8日）：“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指《资本论》）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到星期六就是两年了（马克思去世两年）！然而，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象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

马克思临终前，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未完成的手稿交给小女儿艾琳娜时说：等他死后，把这些手稿交给恩格斯，或许他能从中做点什么。恩格斯深知事情的重要性。他说：“它（指《资本论》第三册）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指资本论)，我们的理论才有不可摧毁的基础”（1885年4月11日致马尔提涅蒂），“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1883年5月22日致贝克尔）。

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的尊敬和怀念以及对《资本论》意义的深刻理解，恩格斯把整理、出版《资本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844年1月26日和28日致伦敦社会主义报纸《正义报》的编者菲兹吉拉德：“近半年来，我因病无法好好工作，现在体力稍有恢复，使我能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1884年６月20日致贝克尔的信写到：“我想今年年底以前还能出版《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要明年出了。目前绝对必须把《资本论》最后几卷的手稿誊写清楚，并加工成可以付印的稿子。这两件事，在所有健在的人中间只有我能胜任。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些工作就去世的话，那就没有其他人能够辨认这些手稿，这些手稿连马克思本人也往往在事后认不出来，大概只有他的夫人和我才能够辨认。”63岁高龄的恩格斯，克服重重困难，以超人的毅力、耐力、智慧为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许多著作的各种版本和稿本作序、订正、增补等等。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二年中，十一年用来整理《资本论》上，认为这项工作是自己在这些年所做的全部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来说，是绝对必须和最重要的工作。

从1883年4月开始，在艾琳娜和琳蘅的协助下，将马克思的浩繁、杂乱、东一页西一页的散落在不同的包裹里稿件，进行初步整理、分类、誊写等，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勉强理出个头绪。他在1883年5月22日致劳拉信中说：“最近我清理了书信。这一箱子差不多清理完了，不过还得有几个钟头才能搞完。请你相信，我接触到这些旧时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其中多半象涉及摩尔一样也涉及到我，而且那里面有那么多可以令人发笑的东西。每当回想起过去的时代，我们就从心底里笑出来。1862年以后的书信，马克思自己已经清理得相当好了。但是我们要弄清放满箱子、纸包、包裹、书籍等等的这个阁楼的全部秘密，还得过些时候。”在1883——1885年期间，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整理了《资本论》第三卷。

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情况。整个1883年，恩格斯主要忙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整理出版工作。1883年６月29日致左尔格：“《资本论》第三版要求我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手头有一个本子，马克思在上面注明了要根据法文版进行的修改和补充，但是这一切细致的工作还要去做。《积累》（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积累》）以前的都已经整理好了，但是这里整个理论部分几乎全部需要加工。同时还要很负责。因为法译本和德文版相比，有些简化，而马克思是从来不会这样用德文写作的。此外，出版商也在催促。目前我这项工作还没有做完，根本不考虑着手搞第二卷。现在第三版的末校样我已经看了五个印张，出版商答应一周送来三个印张。到了8月，已经开始最后校订。”在1883年8月22日给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马尔提涅蒂的信中说：“您的６月25日来信和7月30日明信片迟迟未复，请原谅。因为必须在极短期间内结束《资本论》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我不得不中断一切通信”。1883年8月30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作了许多补充的第三版，我已校到第二十一个印张；这一版年底即可问世。”1883年９月19日给劳拉的信中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校样我已经看到第448页，如果继续用这样的速度进行的话，到12月就可以全部完成。遗憾的是摩尔没有活着，他没有能够看到，现在情况多好：没有任何耽误，同印刷所没有任何纠纷，很小的意见都得到重视，校样印得非常好，错误很少”。到了1883年底，《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终于出版，恩格斯为新版写了序言。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恩格斯做了哪些补充？总的来看，第三版与第一版相比，改动的地方不多，主要偏重于问题方面。至于论点的表述、材料的补充，凡是马克思没有明确标出的地方，恩格斯一概未动。正如他说的：第三版所做的改动，仅限于绝对必要的限度。但实际上，恩格斯为德文第三版的出版，还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例如，为了使读者能更易理解《资本论》的内容，在马克思历史地叙述多瑙河沿岸各公国农奴制徭役劳动的地方，恩格斯加了注解，补充了德国的历史材料。这对于理解后来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于批判德国庸俗经济学，都是重要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情况。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是同时进行的。但1883年主要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资本论》第二卷主要是在1884年。在1884年２月16给劳拉的信中说：“再过两个星期，我终于能认真地着手搞《资本论》第二卷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但是我乐于做它。”

马克思去世后不久，从1883年4月中旬开始，恩格斯每天到马克思家里，在艾琳娜和琳蘅的协助下，开始清理满屋子的箱子、纸捆、包裹和书箱。1883年3月25日，他和琳蘅发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的部分手稿，共500多页；随后他们又找到了关于“资本的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大约有1000页。尽管恩格斯还没来得及阅读这些手稿，但他凭感觉知道，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只是尚不了解手稿已为出版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还需要为此做多大的修改和补充。这说明，确实有《资本论》第二卷。

既然马克思已经写了第二卷，为什么没有出版呢？恩格斯在1883年6月29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解释原因：“《资本论》第二卷的开头部分至少有四种稿本，马克思几次拿起这项工作，但每次都因为生病而没有定稿。1848年以前时期的材料几乎全部都保存下来了，——不仅是当时他和我写的手稿几乎全部保存下来（除了被老鼠咬坏的以外），而且来往的书信也都保存了下来。当然1849年以来的材料也都是完整的，而1862年以后的甚至还相当有条理。还有大量关于国际的手写材料，我认为，这些材料足够写一部完整的国际史，但是我还没有比较仔细地看过。那里面还有三四本数学著作笔记，我有一次把马克思在微分学上的一个新论证例子给你的阿道夫看过。要不是有那么多美国和俄国的材料（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第二卷早就印出来了。这种详细的研究工作使第二卷的进展耽误了许多年。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用处了，只有一些摘录除外，在这些摘录里希望会有许多按他的习惯所做的评注，可以用作第二卷的注释”。

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写了这么手稿，为什么就连恩格斯也不知道呢？在1883年8月30日致倍倍尔信中写到：“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这一点他跟杜西也谈过”。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如果恩格斯知道马克思完成了全部初稿的话，就会催马克思把它们全部出版，只要还没有出版，恩格斯就会不停地催，所以马克思将会日夜不得安生。资本论第一卷也是恩格斯催出来的。马克思原打算写好后一起出，恩格斯要他先出这一卷。这也说明恩格斯认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完成稿，理论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只是没有完成最后的润色和定稿而已。

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是资本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三个部分，分别阐明资本运动的连续性、资本运动的速度和资本运动的条件，以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1883年9月8日给考茨基斯信中指出：“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

《资本论》第二卷这部分内容的写作是从1865年开始的，断断续续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经过仔细搜索，恩格斯找到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写的有关资本流通过程的8份手稿，即写于1865年至1870年的6份手稿和1877年至1881年的2份手稿。按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后来，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这两册的手稿分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恩格斯在他写的这两卷的序言中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详细的介绍。1884年2月16致劳拉写信告诉信中说:“在手稿中，有《资本论》的第一种稿本（1861—1863年）在那里头我发现了几百页《剩余价值理论》，其中一部分经过加工已收在《资本论》的稍后几种稿本里，但是，这里留下来的足够把第二卷扩大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里说的第一种稿本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除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外的内容足够把第二卷扩大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资本论》的前三卷为理论部分，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为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

当恩格斯真的进入这项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在通信中多次谈这个问题。1883年5月22日致劳拉写信告诉信中说：“第二卷要花去我非常多的劳动，至少第二册是这样。有一份完整的稿子，大约是1868年写的，但这只是一个草稿。此外至少还有三份甚至四份属于不同的较晚时期的修改稿，但其中没有一份是完成了的。要从中搞出一份定稿来，那可是一件吃力的事情！”1883年9月8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资本论》第二卷，我还得花不少的劳动。大部分手稿是1868年以前写的，而且有些地方仅仅是一个草稿”。之所以困难，一是由于《资本论》本来就十分复杂，内容浩繁，马克思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出来了，但是逻辑联系常常中断，很多地方都不完整、不连贯、跳跃性很强。二是由于马克思的字迹又十分潦草，期间夹杂着许多缩写字母、英语词句、不同语言的字母拼写和词句以及他自己规定（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特别是后来的几份手稿，明显地留下了马克思与疾病顽强斗争的痕迹，时断时续的叙述让人心痛。在致拉甫罗夫(1884年２月5日)信中：“咳，这个第二卷！我的老朋友，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啊！可是我那该死的病却使我不得不失去半年的时间。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在给考茨基的信(1884年5月23日)中说：“《资本论》第二卷工作在白天进行，晚上则首先校订你们译的《哲学的贫困》，并为该书作注写序。这样分开来，不仅有益，而且绝对必要，因为长时间在灯光底下辨认马克思的字迹是不行的，除非你想把眼睛弄瞎”。马克思那难以辨认字体也成为手稿整理的一大困难。

恩格斯全身心的投入工作，首先是誉清文稿，然后根据内容重新安排结构，修改补充正文，再进行文字加工和润色。繁重的工作终于把他累病了。1883年底，旧病复发，不得不卧床休息。为了不影响工作，恩格斯决定通过口授整理，聘请了德国流亡者艾森加尔腾作秘书帮助抄稿。在1884年10月11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写到：“从6月初以来，我只有强忍疼痛，违背医嘱，才能坐到书桌旁写东西。我过去那种非常好动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被剥夺了，动笔写字尤其困难。不过，虽然我不能执笔，但能口授，已经根据手稿口授了整个《资本论》第二册，并且差不多可以付印”。在1884年12月3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写到：“我也好起来了；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从前那样，但是毕竟同以前差不多了。《资本论》第二册（约有六百印刷页）将在1月付印。大约再过十天校订工作就可结束，剩下的只是看誊清的稿子了。工作可做了不少，全书有两种稿本，个别部分有六种稿本！”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劳动，恩格斯于1885年2月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工作，同年7月正式出版。1885年6月15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第二卷已经印好。两星期以后，我会寄一册给你。”1885年7月24日倍倍尔：“《资本论》第二卷，我一收到就立刻给你寄到德勒斯顿去了。”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恩格斯的创造性还不是很多的话，那么，《资本论》第二卷以及后来的第三卷，包含着更多的恩格斯的创造性劳动。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做的序言中说，他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逐句地抄录下来，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要是他活着的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偶尔加上几句解释性的和承上启下的文字，稍微难一些的句子都原封不动地编入。他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这显然是谦虚之辞。他为《资本论》第二卷付出的劳动绝不仅仅是技术上或形式上的，更不是简单的抄抄写写，不是一般的整理和编辑，不论是结构的编排还是内容上的增删，都表明他付出了更为复杂的、艰巨的理论思维和创造性的劳动，是理论上的重大贡献。虽然从这些书信中没有具体的反映出来，但这一点是肯定的。

在1885年11月13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谈到《资本论》第二卷在德国将会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卷里，理论阐发得确实是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它们并坚持到底的。目前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德国‘学术界’对这卷新书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只是由于对后果的正当恐惧，才使得他们不敢对它进行公开的批评，因此，官方的经济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可是，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的”。

《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工作。在1885年2月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工作，恩格斯全力以赴进行第三卷的整理工作。“第三册的工作进展很快，但离结束还很远……我不得不把其余的事情全部搁下来”（1885年6月3日致左尔格。“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片刻安宁过”（1885年7月24日致倍倍尔）。当时他乐观地估计，第三卷的整理只有技术上的苦难，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几个月或一年就够了。但真正进入整理过程，他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大得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视力严重衰退，加上各种事情的干扰，第三卷的整理时间差不多用了10年，直到1894年5月才整理完，12月出版。这一点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说明：“当1885年第二卷出版时，我以为第三卷除了少数几个非常重要的章节意外，也许只有技术上的问题。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当时没有预料到，全书的这些重要章节，会有那么多困难”。

1885年2月着手整理。与整理第二卷一样，恩格斯还是先把手稿全部抄写一遍。在这项工作中，这一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口授，艾森加尔腾再次发挥了他的积极作用。1885年6月3日致左尔格信中写到：“第三册的工作进展很快，但离结束还很远……这件事不太容易，因为最重要的几章写得很乱——指叙述形式。”“银行资本和信用那一篇很乱，即使比我强的人也会望而生畏，可是毫无办法。现在我在搞地租部分。这部分是很出色的东西。但是，我还得加以整理，因为手稿是1865年写的，需要研究马克思在1870—1878年有关银行和美俄两国土地所有制的摘录。而这些摘录不少。因此，第三卷至少还得等一年”（1885年5月19日致拉法格）。直到1885年11月中旬，誊抄手稿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恩格斯转入了真正的整理阶段。“至于第三卷，我已经初步把原稿誊写清楚，其中四分之三几乎都可以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拿去出版；但是，最后的四分之一，也许是三分之一，还要花费大量的劳动：第一篇（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以及下面的关于信用、而部分地也是关于地租的各篇；此外，还有几乎所有其他各篇中的某些部分”（1885年11月13日致丹尼尔逊）。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价值评价极高，认为“那是全书最后的带有王冠的部分，甚至会使第一卷感到失色”。在整理过程中恩格斯不断感叹着。“我必须看《资本论》第三卷已经口授的那部分稿子，趁我现在记忆犹新，原稿又在手边，好修订错误。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共有五百二十五页，可是我现在只整理了二百三十页（约有七十页手稿，完全略去未看，因为这大致是用后来的手稿代替的）。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20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885年3月8日致劳拉）。在给贝克尔的信（1885年4月2日）中认为，“这个包含着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三卷，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1885年4月4日给倍倍尔）；“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1885年６月3日致左尔格）。

三、出版、再版、翻译马恩其他著作

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出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尽管整理出版资本论占去了恩格斯几乎全部的时间，但这期间还是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时期的多封书信中提到《起源》。1884年2月，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一组关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的读书笔记，包括大量的摘要和研究性的评述。在1884年２月16致劳拉的信中说，“请读一读摩尔根（路易斯•亨•）的《古代社会》，是1887年在美国出版的。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在整理这些笔记过程中，恩格斯断定，马克思曾打算要写点什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接着说，“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1884年２月16日致劳拉)。

为了实现亡友的遗愿，也为了澄清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对国家性质的模糊认识，恩格斯决定根据马克思对于摩尔根这本书的批语，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总结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他在1884年3月24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我本人对马克思担负着这项义务，我可以利用他的札记”。从1884年2月开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的读书笔记为基础，撰写了《起源》一书，系统探讨了家庭和国家的起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代社会，进一步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共同规律。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继《资本论》出版以来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文献，他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始史研究领域的卓越成果，对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巩固具有重大意义。

《起源》一书1884年5月底完稿，不久在苏黎世出版，并且部分公开部分秘密地在德国发行。因为当时俾斯麦政府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没有废除，恩格斯当时想写不被查禁的东西，但不可能。他在1884年4月26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说：“我曾经打算，并且在这里也对大家谈过，要作弄一下俾斯麦，写一篇他绝对无法查禁的东西（《起源》）。愿望虽好，但是做不到”。该书出版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成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最畅销的书，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为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做出了巨大贡献。1884年10月15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写到：“《起源》一书除要译成波兰文外，维·查苏利奇提出要译成俄文，伯尔尼的一个法科大学生安德尔富伦（是梅林根人）提出要译成意大利文”。当时拉法格打算把《起源》一书由意大利文转译为法文，这个打算没有实现。恩格斯认为，《起源》一书“不大可能从意大利文版译成法文。如果保尔只不过利用它来帮助理解原著，那是他的事情；不然的话，这只能使他搞出低劣的复制本和不好的改写本，而我根本不愿意拿出这样的本子给法国人看”（1885年5月29日致劳·拉法格）。

2、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发展》。《发展》原来名叫《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出版于1880年，是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1章、第3编的第1章和第2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是一部全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来德文版加了一些注释，并在发排前把稿子送马克思审阅（当时马克思还没有逝世），又将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于1883年2月在苏黎世出版并在德国秘密传播。在此前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曾被译成波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罗马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并广泛传播。这是一部通俗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1883年９月19日致劳·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的小册子《发展》已经售完两版，第三版正在印刷。这至少说明这本小册子对德国的工人群众来说是不太难懂的”。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论证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途径，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发展规律，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论证，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恩格斯也被马克思称之为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83年11月13日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您说，正是您自己在着手翻译我的《发展》，这个消息使我非常高兴。我急切地等待着您的译著问世，并且非常珍视您给予的光荣”。1884年3月7日致左尔格：“我的《发展》，好象我一本也没有给你寄过，这是因为我本人总是只收到一两本（真浑！）。现在这部著作已经出了第三版，此外，还出了法文、意大利文、俄文和波兰文的版本。艾威林要把它译成英文”。

3、对翻译出版德文版《哲学的贫困》的谨慎态度，并亲自校订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1883年11月8日前，一位在鲁道尔施塔特的名叫麦克斯·克瓦尔克的博士致信恩格斯，希望恩格斯能够允许他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从法文译成德文。恩格斯不希望由他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有原因的。在1883年11月8日给伯恩施的信中写到：“您是否知道鲁道尔施塔特有个麦克斯·克瓦尔克的博士？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家伙，引证一本我同样一无所知的著作，去批驳一位我更加一无所知的弗莱施曼，并想把《哲学的贫困》译成德文。我不相信他”。恩格斯希望伯恩施坦来做这件事情，伯恩施坦答应此事。在1883年11月13日致克瓦尔克的信中说：“问我此事的人中，您不是第一个。在答复您之前，我还得问问清楚。结果是这样：苏黎世的爱·伯恩施坦先生现在最后表示要把《贫困》译成德文，而且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我不能拒绝他，因为他是第一个和我谈这件事的，他做这项工作的能力我是知道的，而且，如果弄清楚在德国本国出版有困难的话，立即在苏黎世出版也是有保证的。对您，我只有再一次表示感谢”。恩格斯在11月13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说到：“为了克瓦尔克的事，您搬走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去信告诉他，说您是第一个提出要翻译《贫困》的。这样他的事就了结了。……如果我同意这个招摇过市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崇拜者和保守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翻译《贫困》的话，那马克思会把我在睡梦中掐死的。”1885年1月下旬，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将马克思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经恩格斯审订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在1884年２月5日致爱德华·伯恩施坦信中说：“有一点您可以放心：我并不期望有比您更好的翻译。在第一个印张中，您力求把意思译得忠实、确切，而有点忽视了文体。只是这一点。此外，我希望在译文中把马克思所特有的而你所不习惯的文体表达出来，因而作了许多修改”。

4、对劳拉翻译、发表《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建议。劳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85年8月底—11月初《社会主义者报》（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第1—11号上。恩格斯看到了译文后，在1885年10月13日致劳拉的信中说：“现把《宣言》的头十个版面趁这次邮班寄还给你。说实在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我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但你译得恰到好处。只有两处的意思你没有把准，大概有人干扰了你。其余地方译得都很出色。这本小册子是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并能给读者提供原著概念的第一个法文本。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完善，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因此，我所提的意见，凡跟意思无关的，只能作为参考，有无价值，要由你自己判断。”在是否重新写序言问题上，恩格斯表明了鲜明的态度，“我不反对给《宣言》写一篇简短的导言。但为此我必须知道，旧的序言中究竟是哪些地方使你们巴黎公众的娇嫩耳朵听起来有伤体面。我承认，我找不出来，除非是摩尔亲自加进并特别坚持的关于公社的那一处。我认为，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用什么语文来出版都绝对不行。不指出这点，第二章末尾以及第三章整章和第四章整章就完全不可理解”（1885年11月7日致劳拉）。

5、为《反杜林论》、《农民战争》、《工人阶级状况》、《雾月十八日》等著作的再版做了写序言、修改、校阅、校对等工作。这一时期，恩格斯在积极繁忙的情况下，对在1885年1月1日致施留特尔的信中说：“爱德告诉我说，我的《反杜林论》应该再版了。经过充分考虑，我决定重印，不修改了。这是我对我的论敌所应负的责任。不过要写一篇新的序言和对某几章作些增补，这些可以集中放在书末。”1884年12月3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说：“我的《农民战争》正在完全重新修改。农民战争将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拿出来。这也要做不少工作。但是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1885年1月1日致施留特尔信中说：“晚上我就有一部分空余时间，那时只要各种译文的校阅、校对工作等等能给我留出时间，我就可以动手搞《工人阶级状况》。”“1885年5月29日致劳拉的信中说：“《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正在印刷中，已经印出了两个印张。”

四、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会斗争问题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成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好的顾问和导师，开始独立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他不仅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指导，而且通过书信和聚会、接待来访等各种方式，为各国工人党的实际斗争出主意、解决实际问题。在1883年4月30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不妨想一想，那些大量的通信，以前是我和马克思两人分担的，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不得不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要知道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我将尽力这样做。”他每天阅读3份德国、2份英国以及意大利和奥地利的7份报纸，将近10个国家的10几份周刊，来观察欧洲及美国的工人运动情况。晚年的马克思没有直接领导和参加某个国家的任何组织，也没有参加国际的任何一个组织，但正如列宁所说的：几乎所有的工人组织“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如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指导。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保持了与查苏利奇的通信。在1855年4月23日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他还在信中对俄国革命谈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象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存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革命就会爆发。”

此外，还有一些书信涉及美国等国的工人运动。但德国的工人运动及工人党自然是最为关注的，而其中关注较多的涉及到党如何对待议会斗争问题。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白色恐怖席卷欧洲，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利用议会这种合法斗争形式成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但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议会斗争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因为，德意志帝国是君主立宪制，全部权力归根结底还是集中在皇帝、首相的手中。就是这样一个虚伪的、骗人的、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无产阶级政党的议会活动是否有意义呢？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围烧这个问题多次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左倾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反对党参加国会选举和议会斗争，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是腐化堕落的表现。而德国党的个别领导人在早期也曾简单地否定议会斗争的意义。比如威·李卜克内西在这个问题上曾与倍倍尔发生分歧。他认为：“我们的演说(指国会演说)不能直接影响立法。我们不能靠‘国会’中的演说把任何真理告诉群众。在国会中发表演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根本没有。可见，我们参加‘国会’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还会有坏处：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把严肃的政治斗争降到国会体育比赛的水平，这就是把人民引入迷途，使他们产生幻想，以为俾斯麦的‘国会’要解决社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极为重视。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党领导人的频繁通信、谈话里，对党的议会活动作了许多详尽的指示、倾注了巨大心血。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德国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它的议会活动的积极历史作用，他们帮助倍倍尔等领导人制定出无产阶级政党议会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导他们把议会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帮助下，逐渐认识到进行议会斗争的重要性，并制定和贯彻了一条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原则。在坚持党的最终目标的前提下，积极争取在现行制度下的社会改良，努力通过国会立法活动争取尽量改善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捍卫工人的民主政治权利。1884年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第一次组成具有提案权的国会党团。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积极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强大压力下，俾斯麦被迫通过国会推行一系列法案。如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意外事故保险法。这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批劳动立法。

恩格斯向通信中多次提到这个“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案”。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巧妙办法，使那些想投赞成票的人不勉强的、自愿地投反对票，迂回地坚持原则（投反对票），最终使俾斯麦政府未能通过这个津贴提案。在1884年12月30日给倍倍尔写了一封1500多字的长信：看来，投赞成票是可以允许的，就是说，如果政府答应也给工人同样的国家帮助，就象它现在准备给资产阶级的那样。这也就是说，政府同意把国有土地租给工人协作社，等等。因为我知道，政府不会同意这样做，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我向那些想投赞成票的人指出，他们怎样才能保持体面和不勉强地投反对票。简单说来如下：原则上要投反对票。这一点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向李卜克内西讲过了。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要投赞成票，那怎么办呢？那时唯一的出路是：要使他们预先说明自己的投票带有这样一些条件。只要党团里的多数人只要预先说明自己的投票带有这些条件，那就没有可能投赞成票。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声明我们原则上反对，但是既然你们要我们提出积极的提案，并且硬说这也将给工人带来利益，那末就请你们把工人和资产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你们每从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间接地送给资产阶级一百万，工人们也就应该得到一百万；国家贷款时也应如此。总结如下：（1）投票赞成给工人合作社以津贴和贷款，（2）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在一切提供国家订货的场合，对合作社要比对资本家及其联合会优先照顾，（3）扫除在自由合作社道路上还存在的一切立法的障碍和困难，首先要通过废除那个破坏一切工会和合作社的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把工人阶级置于公法保护之下，不管公法是多么的可怜。（4）争取使工会（工联）享有充分的自由，并承认它们是法人，享有法人的一切权利。

在恩格斯指导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条件）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使俾斯麦政府未能通过这个提案。

恩格斯肯定了德国议会斗争的作用。“在德国，鼓动工作的情况并不那么坏，虽然资产阶级报刊大多数对此闭口不谈，只是有时不由自主地发出恐怖的呻吟，因为我们党在急速地争得地盘，而不是丧失地盘。警察给我们的同志们开辟了极好的活动场所：到处都在不断地同警察本身进行斗争”。他认为，这场斗争会增强信心，党会因此争取到更多的群众。“这个斗争，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是最有益的。首先它使我们的人敢于藐视敌人。不可能派出比德国警察更糟糕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了；警察即使在他们力量很强的地方也遭到道义上的失败，而我们的小伙子们的胜利信心一天比一天高。这一斗争的结果将是：一旦压迫终于减轻（当俄国情况激化的时候就会如此），我们就会拥有几百万群众，而不是几十万群众。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无产阶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集体行动和一致动作。我们可以十分安然地等待吹响集合号的时刻的到来。那时你会看到，我们的人会怎样地行动起来！”（1884年2月14日致约·菲·贝克尔）后来（1895年3月）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对于德国党议会斗争的成就，这样赞扬说:“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普选权给德国无产阶级带来的巨大收益。“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的斗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当俾斯麦不得不实行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恩格斯用法国党哈佛尔纲领中的一句话赞扬德国党把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

马克思思格斯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斗争应把把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把包括议会斗争在内的合法斗争与非法的地下斗争以及武装斗争的那个各种形式的斗争相互配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从此，他们一直坚持、任何时候也没放弃这个基本思想。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必须坚持保卫合法活动的阵地，开展包括议会斗争在内的合法斗争，借以保存壮大自己的力量，要坚决反对那种否定合法斗争、轻率进行武装冒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显然，在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条件下，敌人全副武装，轻率地发动暴动只能使党在敌人的哈哈大笑中自我毁灭。表面上看，似乎俾斯麦掌握着全部优势和主动权，然而，他却无可挽回地彻底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斗争打败了俾斯麦的反革命暴力。

因此，结论就是：随着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变，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也要改变；斗争条件的变化，要求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斗争策略。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就必须要掌握一切斗争手段，要坚持暴力夺取政权的根本思想，也要坚持包括议会斗争在内的合法斗争。而且，要想比较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掌握军队、瓦解敌人的全部军事机器。恩格斯注意到了社会民主党人通过选举议会活动争取政府军队中士兵的工作，并赋予这项工作很重要的意义。1884年12月致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速射枪等等）的水平下，革命应该在军队里开始。至少在我国，革命会这样开始。应征入伍的社会党人的数目年年增加多少，谁也没有政府知道得更清楚。我国普选权从二十五岁起才有；既然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五岁以下的大批后备人力不参加选举，那末这批后备力量就在军队里。”后来，他估计“当我们有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和平过渡”的思想与他们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一致的，并不是矛盾的。在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社会主义实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争取政权的基本途径仍然适用。首先是暴力革命或武装斗争的途径并不是“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在资本和劳动已然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就还可能导致武装斗争。其次，现在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已成为客观现实：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都是通过议会道路上台执政的，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是通过武装斗争和议会道路相结合的方式上台执政的。西方国家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同样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渗透，我们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我们的前提是用真理、用事实，与西方国家把自己虚伪的、片面的东西强加于人是完全不同的。

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主要收集了弗·恩格斯之间1883年4月-1887年12月大约5年381封的书信。此时马克思已经于1883年3月与世长辞。我主要学习1886—1887年2年间弗·恩格斯同其他人的通信160封通信，集中在6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对于当时经济危机“十年规律”的新变化和危机前景作出判断。

对于当时经济危机的前景，恩格斯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其中再次提出了“每十年爆发一次的”规律，“生产过剩给市场造成压力己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情况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恶化。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形势比以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上的危机时期己经结束了。如果说危机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同时又不失去其强度，那末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堆积的商品销售之后，就必定到来一个新的，不过是短暂的繁荣期。我倒很想看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我们己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旧社会来说，要比每十年就重复一次危机的时期危险得多；第二，当繁荣到来时，它对英国影响的程度将比过去它在世界市场上独吞油水的时候要小得多。而这一点在英国看清楚了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这里真正地开展起来，但决不会更早。”其中指出的经济危机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对分析判断今天国际经济危机也有借鉴意义。

恩格斯指出：“如果美国工人不看他们本州的劳动局报告，而只相信政治家们从这些报告中所做的摘录，那末谁也帮不了忙。可是我认为，目前那种看来是无穷尽的经常萧条，如在英国一样，也会在美国表现出来。美国必将打破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不管它还留下点什么)，但是美国不可能独占这种垄断地位。除非有一个国家垄断世界市场，至少垄断决定性的实业部门，否则从1848-1870年曾经在英国这里存在过的那些相对有利的条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重现，即使是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一定会逐渐地日益恶化下去。因为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这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向市场供应全部商品需要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兴趣地注视着目前危机的发展”。对于今天，则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大国在争夺世界市场，其间的竞争、垄断，以及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等情况也有相似之处。

恩格斯继而对英国的危机与未来作出判断：“工业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深，人们开始越来越明白，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即将结束。由于美、法、德作为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实施的高额关税阻止外国商品流入其他正在发展的工业国的市场，这种垄断地位什么时候结束己经不难推算出来了。既然一个工业大国，又占有垄断地位，尚且每十年发生一次危机，那末有四个这样的大国，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概是每10/4年一次危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危机。这可能对我们有利。”

他因而指出，“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也可能遭到破坏，“商业复苏的唯一前景——这至少对制铁业来说是直接的，对其他部门则是间接的——是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但是，只要六个月，这个前景就会结束，然后我们也许又要经历一次急性的危机。除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崩溃而外，新的交通联络工具，如电报、铁路、苏伊士运河和取代了帆船的轮船等，也促使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遭到破坏。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末不仅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被关死，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触及到欧洲——如果这里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今天看来，他的预判是准确的。

二、对街头运动、议会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看法。

恩格斯晚年一直比较重视议会斗争，“在和平时期，我们永远也推选不出完全合适的人到国会里去，因此，党通过对议员先生施加压力所给予我们的帮助，确实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压力告诉他们，他们必须避免任何重大冲突，并且在关键时刻确信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可以不受损失地采取果断的行动。”这种策略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因为各国议会及全国“两会”越来越难以选进一线的或非“贵族化”的工农代表，从外部寻找同情工农的利益代言人并施加压力不失为斗争策略之一。

例如，谈及1887年的德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87年2月21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得774000票，比1884年选举中多得了225000票。但是，由于不民主的选举法，重选之后，社会民主党议员人数总共只有11人），恩格斯即表示：“对于德国的选举，我们可以感到非常满意。选票的增长是很可观的，特别是在不仅来自政府而且也来自工厂主的强大压力下，工厂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迫使工人面临或者被解雇或者被迫选举俾斯麦分子这样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再获得一些席位，只有经过战斗才行。但是问题根本不在于席位的多少，而在于通过统计证明党在不可遏止地成长。”

而对于街头暴动式的革命，恩格斯再次表示了反对，并将一些闹事者称为“暴徒”和“骚乱”：“参加下午三点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东头大量介于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贫民；也有暴徒和无赖这种乌合之众，他们足以把全部群众煽动起来随时去‘瞎开心’，直到无谓的疯狂骚乱。就在这种成分占了上风的时候（当时在场的考茨基说：‘本来的集会己经结束，开始打起来了，我便走开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领着这群暴徒排队经过派尔—麦尔和皮卡第莱，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个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集会。但是暴徒们一路上自行其是，捣碎俱乐部的窗户和商店的橱窗，先抢酒铺和面包店，然后又抢一些首饰店，以致我们那些革命大人物在海德公园不得不呼吁‘保持安静和节制’!当他们大讲好话的时候，在公园外面从奥德利街一直到牛津街，都在又砸又抢，警察终于在牛津街进行了干涉。”

恩格斯继而批评了他们的“革命观”和“革命方式”，“他们以为，干革命（而且可以毫无理由，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别的，只要耍一些足以‘带起’一帮人去胡作非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如召开塞满了人的大会，在报刊上撒谎，以及拉上二十五个人来支持他们呼吁群众不管用什么方式尽量‘起来’，不是具体地反对哪一个人而是笼统地反对一切，结果如何全凭运气。”他指出：“在这方面，英国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你愿意发表多少议论都可以，只要不随之发生什么事情就行；但是一旦随之发生骚乱性的‘明显行为’，你就得对此负责。”这和今日美国“占领华尔街”等运动类似，运动只有在法律允许的氛围内才被允许，即有“言论自由”而无“行为自由”。并且这种“言论自由”也并非没有限制，例如，英国“这里根本没有办法传播你的关于俄国的演说，因为你知道大报是不登我们的东西的，而《公益》月刊的篇幅又太少，无法登这类东西。你们只好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比如说，同《旗帜报》的记者联系一下，例如象龙格在巴黎同《每日新闻》的记者克罗弗德老太婆建立了联系那样。”

他接着批评组织这类活动的组织和领导人是“政治冒险家”，“社会民主联盟毕竟是一个极其软弱的组织，虽然其中也有些优秀分子，可是领导人则是一些文人政治冒险家。”他指出：“这些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想在一个晚上硬造出一个运动来，而这种运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需要做多年准备工作的，即使它一经开始并在群众受到历史事变的推动下，在这里会比大陆发展快得多。可是象这样的一些人等不了，因此干出那种只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屡见不鲜的幼稚行为。”而这类行为“得到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公众把社会主义和抢劫看成是一回事，即使这不会使情况大为恶化，但也决不是我们的胜利。”

但对于有产者的“慈善”行为，恩格斯也认为不解决问题，“虽然自由党人干脆否认贫困，而保守党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利用贫困，但贫困现在是大家公认的了，因此很明显，即使为了装装样子，也得做一点事情。可是，市长公布的募捐款数到星期六为止总共约为两万英镑，如果把所有无以为生的人都算上，这点钱恐怕连两天都不够用！但这再一次证明，不使有产阶级感到惊慌恐惧，有产阶级对群众的任何疾苦总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还拿不定，是否有必要再更厉害地吓唬他们一下。”但紧接着他又说：“现在谈谈法国的情况。上星期那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支持他们，但是有了一个开端，阵线分明了。”“这样，现在我们在巴黎的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人了，而且我不仅为法国人高兴，因为这会大大地帮助他们前进，也为我们的党团高兴，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从法国人那里学习行动起来的勇气，现在国外也有了榜样，我们可以拿来指责我们那些胆小鬼和懦夫。”看起来，恩格斯晚年还是钟情于合法的议会斗争。他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他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现在无非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场这一论点，正在法国和美国得到证实，那该有多好啊！”

但是，恩格斯也批评了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空想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等“传统社会主义”，“不管激进派（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主张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是跟工人一刀两断，还是对工人作一些不大的让步，再观望一下，他们都会失去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地盘也将随之消失，从而人们的头脑就会去接受新思想……”他指出，“激进派”首领“克列孟梭和他那一帮人既已同内阁同流合污，就传染上了议会病；他们再也不能认清波旁官和卢森堡宫墙外发生什么事情，波旁宫和卢森堡宫对他们说来现在是整个运动的中心，而议会外的法国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他们就只能是机会主义派的仆从，为机会主义派火中取栗。但是，只要给每个工人发一枝枪和五十发子弹，那共和国就永远再也不会在危急中！”而“只要士兵有枪而工人没有枪，那共和国就将永远在危急中。”

对比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似乎看到，他虽然反对街头运动，但也不迷信议会斗争，例如，他对奥伯温德等拉萨尔分子的“普选万能”提出了批评，“此人（即奥伯温德）可以说是一个从未违背过自己的观点的拉萨尔分子：1）他相信普选制万能，因此他支持过奥地利自由党人；2）拉萨尔要求工人在王室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站在王室一边，因此，奥伯温德就是俾斯麦的拥护者。既然拉萨尔主义在德国正在消失，为什么这个老拉萨尔分子不能象接受过奥地利自由党人的钱一样去接受俾斯麦的钱呢？不过，只要他一拿了俾斯麦的钱，他就会发觉他是在跟一个比他厉害得多的人打交道，他掉进了虎口。”

因此，可能的策略是，要么不动、要么暴动。至于何时采取什么形式，则“必须根据情况进行活动，或采取合法形式，或采取非法形式，这在法国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对于今日流行的运动应在法治范围内进行的观点，恩格斯则评论说：“只要庸人（资产者也好，工人也好）主张在法制范围内行动，那就可以预料，下一次示威将非常软弱无力，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三、对于欧洲战争、革命与和平的看法。

一般认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恩格斯对此事什么态度呢？在分析当时的欧洲战争与革命形势时，他指出：“法国需要战争作为扼杀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俄国沙皇一样，革命的威胁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看到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他分析道：“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而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无法估计的事件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德国党的蓬勃发展会被迫停止，在法国，君主制可能会复辟。毫无疑问，这一切归根结蒂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表明态度，“如果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末，对我们来说肯定无疑的是，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象整个大资产阶级所打算的那样）恢复君主制。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将不是我们。”

恩格斯后来又写了一篇《欧洲政局》的文章谈及此类问题，“这篇文章向法国人指明，战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共和国的毁灭，只有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战争才会引起欧洲革命，但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根本不希望的。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了。”这一定程度上也和今日资产阶级对战争与革命态度类似，他们发起战争，但却担心革命。

此外，世界格局已经发展到“谁要是首先动手，谁就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时代己经过去了”，那些堂堂的国家要人“对于一场世界性的战火毕竟有些害怕，因为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甚至普鲁士的和俄国的军队也控制不了这场战火。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和平保障。”但是，“大家都摆出要打的架式，可是谁也没有胆量动手。不过在这场赌博中，战争可能不依各国政府的意愿爆发起来，危险就在这里。”可见，今天的“大国战略平衡”、“核恐怖平衡”等思想在恩格斯那里已有了端倪。

四、对于未来社会的推演。

对于未来社会的推演，恩格斯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和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一直以来的态度是一致的。但他同时强调：“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

对普鲁士的大土地所有制，恩格斯认为，“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虽然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他谈到了这种“合作社”与拉萨尔等人宣扬的“合作社”的区别：“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表明了他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态度，既不成为集体的，就会成为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而对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社会或国家）所有制的关系，他认为，要“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对于塞尔维亚人“氏族共产主义”的分析，也同样可看出恩格斯对俄国“公社土地制度”瓦解的看法：“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己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使他们具有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氏族共产主义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多多少少带有集体主义性质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比塞尔维亚人更勇敢的原因。”

对于不同国家实现变革的方式，恩格斯认为应因地制宜，例如对于荷兰，就有可能经由“自治”而非“革命”实现变革，“除了英国和瑞士，荷兰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唯一的非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欧国家，因此有它某些优越的地方，其中残存的地方自治和省的自治就没有法国或普鲁士气味的那种真正官僚机构。这对发展民族性格，以及对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只要稍许起一些变化，劳动[人民]就能够在这里建立起自由的自治，而这种自治在变革生产方式时应当是我们的最好武器。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根本没有这种优点，在那里这还得要重新创造。”

而对于美国，恩格斯则批评了认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观点，“美国毕竟是一切资产者的理想：一个富裕、辽阔、正在发展的国家，建立了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传统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制度，没有固定的、血统的无产阶级。这里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生产或商业，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由于这里在此以前还没有利益对立的阶级，所以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为涤罪所，而只有刚成长起来的美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它不致象欧洲那样变为地狱。”因此，美国工人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件极不寻常的事。他宣称：“美国人投入运动以及法国运动由于三个工人议员和德卡兹维耳事件（即1886年1月-6月，在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木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而出现新的高涨——这是今年（即1886年）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对于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态度，恩格斯指出：“必将来临的被大富翁剥夺的威胁，无疑会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者推向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决不能期望使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德国，这种人太多了，正是他们成为阻碍党前进的绊脚石。小资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跟平常一样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如此而己。即使他们赞同我们的观点，那他们也会说：当然，共产主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那是遥远的事情，也许一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打算为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在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

五、关于党的建设。

这时间，恩格斯一直关注着美国工人运动和政党建设。对于美国工人党的发展，恩格斯分析道：“鉴于在美国的德国人决不是德国工人的真正的和恰当的典型，而不过是一些被国内运动所淘汰的人——拉萨尔分子、灰心失望的野心家、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者，所以我就没有因为美国人开始摆脱他们，或者至少摆脱他们的领导而感到惋惜。德国人能够而且将会象酵母那样发挥作用，同时，他们自己也将经受大量有益的和必要的发酵过程。在美国，‘劳动骑士’是必然的起点，他们是真正的力量，而且肯定会成为运动的雏形。他们不合理的组织和极不可靠的领导人——这些人习惯于玩弄腐败的美国党派伎俩——会很快地在那个组织内部引起危机，然后，一个更合适、更有效的组织会从中发展起来。我认为，这一切在这个美国佬的国度里不会持续很久；最大的收获是，工人阶级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这对于今天共产党如何保持纯洁性也有借鉴意义。

恩格斯谈到党内“核心”、“独立性”和“领导权”的问题，认为“劳动骑士”“己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因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他强调，“只要想一想，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经过了多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上组织成一个独立于一切其他政党并同一切其他政党相对立的党，才能取得胜利，那么美国人在运动开始后的六个月，就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进行活动，并在纽约获得了六万八千张选票，在西部地区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的确是今人惊叹的。”这对今日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也有指导意义。

对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恩格斯指出在美国的“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他继续批评“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他告诫道：“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由于这些分歧而结成一些固定的宗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愈少愈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他对美国工人运动提出要求：“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

因此，恩格斯在斗争中认识到，“如果社会主义同盟能够培养出一个由精通理论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那会大大有利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的发生现在己是指日可待了。”这和毛泽东的要求以及今天“马工程”对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对资产阶级对其个人的污蔑，恩格斯强调：“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凡是可能被说成是向某个工人组织请求给我们以个人帮助的事，都从来没有做过。其所以必须如此，不仅是为了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而且还因为资产阶级经常造谣诬蔑，说什么‘煽动家们骗取工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自己个人的目的花用’。因此，我将不得不通知执行委员会：这个请求，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是受我的委托。”他后来并解释道：“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参加了运动，但不慎同工人发生了金钱关系，这种人是会吃苦头的。这必然会发生一场现金账目方面的争吵，而且马上就会被夸大为试图剥削，要是这个‘资产者’在理论问题或策略问题上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甚至少数人不一致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因此，“马克思和我不论在哪个国家里总是力求避免同党发生任何金钱上的关系。”在今天，不少对毛泽东同志在资产、稿费等方面的传言可能也有这一目的。

另外一段则表明了恩格斯的谦逊品格。对布鲁诺·舍恩兰克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著作中将文章题献给恩格斯的做法，恩格斯表示：“题献的做法一般说来已不兴时，其次，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敬意表示，总是使马克思和我感到有些为难。特别是现在，我的心情正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太过了。谁有幸在四十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

六、从事《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译工作。

这一时期，恩格斯主要从事《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译工作，说是“己经根据手稿作了口授，但其中极重要的几章还得做很多校订工作，因为许多地方只是汇集在一起的原始材料。这是唯一能给我带来愉快的工作。”

但是，和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本论》法文版和不主张出版精简版不同，恩格斯似乎更重视德文版和简述本，“现在谈谈翻译本身的事。首先，为我们德国工人编的《资本论》简述本一定要根据德文原著，而不能根据法文版来搞。其次，杰维尔的书对工人来说部头太大，而且译文，特别是后半部，读起来会象原著一样困难。因为它是尽量用逐字逐句的摘录编起来的。这本书对法国适用，因为在法国大多数术语，不是外来语，而且那里有许多读者不是真正的工人，但他们却希望通过简易的形式，而不去读大部头，就能对内容有所了解。”

对此，他解释道：“手稿上的意见大部分就是马克思在第三版付排本上所写的那些意见。其他一些意见主要涉及对法文版的增补，我没有全部采用：（1）因为第三版的工作进行得晚得多，因而对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因为马克思当时考虑到书要在美国翻译，他无法关照，因此他宁愿让一些困难的地方根据简化了的法文本正确地译出来，而不愿根据德文本译错了，这个考虑现在己经成为过去。”因此，恩格斯“早就建议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把《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写成若干通俗小册子。只要人们多少走上正确的道路，《宣言》就会立即发生作用，现在它只能对少数人产生影响。”

对于文本翻译的问题，恩格斯曾提到：“我那本旧书（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有很多半黑格尔式的语言，不仅无法翻译，而且甚至在德文中也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所以我尽可能把这些语言现代化了。”例如，“书名最好索性译为：《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0个月后，他仍然强调：“至于书名，我不能省略‘1844年’，因为这会使读者对他们所期待的东西产生一种完全错误的概念。我写了序言和附录就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不能同意删去这个日期。”这里非要加上年限的译法表明了恩格斯的严谨。

“至于反对我们的文体和我们的标点符号用法的那位纯洁主义者，他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否则他就不会在没有英国式词句的地方找到英国式词句了。他所赞赏的那种德语，是过去学校里硬灌给我们的”，“现在就是在德国也完全处于衰亡之中。”这对于今天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学和文本翻译研究的方式方法也有借鉴意义。

提一个问题：恩格斯是否支持伯恩斯坦结婚？

许多革命者认为未来社会婚姻和国家制度将要消亡，并且要为运动献身而不愿结婚，恩格斯是什么看法呢？他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说：“如果所有无产者都（像您）这样瞻前顾后，那末无产阶级就要断子绝孙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后代，而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大量现象，我们也许只有在己经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谈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贺你终于克服了重重疑虑而自由地进行恋爱。”

讨论情况

余斌就本卷中提到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然后大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1、关于如何理解“灌输”的问题。在谈到恩格斯针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时，余斌认为，恩格斯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实质即“两个不懂得”：既不懂得理论，又不懂得如何运用理论。而后一个不懂得的原因在于前一个不懂得。对于恩格斯的这句话：“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余斌指出，它道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不是指“硬灌输”，强硬灌输是没有效果的，要让思想有所需求的人通过自身的体验去找到真理，思政工作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他们”检验真理，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导他们。陈人江认为，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在某些地方还是过于乐观了，比如他说道，像路易•勃朗和蒲鲁东这样的中小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如何都会“失去对群众的影响”，他们的地盘也会随之消失，人们将会“接受新思想（指马克思主义）”。然而，历史的发展恰恰与之相反。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蒲鲁东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西欧工人阶级中不但没有式微，反而日益占主导，在第二国际中也是如此。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也逐渐从马恩时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中小资产阶级政党，并基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

2、关于恩格斯对世界大战爆发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见问题。余斌提出，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已经准确预见到了一次大战爆发的前景，而且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居然准确预见到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比如他指出，“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而俄国革命恰恰是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发生的。再比如，“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这个革命将使法国人充当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者的角色。我不知道，这种结局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最为有利；那时，理想的法兰西沙文主义将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个预言虽然不成功，但他关于解放者的沙文主义问题的预见，却在二战后的苏联身上体现出来了。

3、关于暴力革命。余斌认为，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1月18日）》中写道，“欧洲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这封信说明了资产阶级是如何靠暴力革命和破坏当时的法制来夺取政权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自然同样地不能排除暴力革命，恩格斯的主张只不过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的确会看到，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议会斗争上台执政的案例，但这种“合法的”方式由于无法取缔资产阶级的宪法，无法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宪法，从而无法消除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剥削，甚至无法消灭君主制，因此这种上台执政并不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其上台执政的成果也不持久。

（执行编辑：李春华、陈人江，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