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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理论家， 马克思的学说关注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 其结果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特质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早期以现实批判和对理论解构为主， 后期则以本质探索和理论建构为主。沃尔夫就说，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然异化的社会制度， 从宗教到国家、劳动、货币、人的关系， 甚至到语言， 异化无处不在”，为此， “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力量， 就在于向我们在很多社会中发现的自由主义民主的自鸣得意提出了怀疑。”卢克斯说， 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对奴性的憎恶， 到巴黎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异化的批判以及零零散散对共产主义的憧憬， 到《资本论》中对工厂劳动条件和对剥削后果的严厉抨击。”不过，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

以及革命运动的需要， 马克思的后期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 从异化批判转向了对异化发展的历史分析，这导致了马克思对异化的审视标准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因此， 围绕异化观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以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内涵等问题， 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长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本文接受俞吾金的观点， 将异化思维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研究的始终： 早期马克思关注先验本质的外化， 主要集中分析“人的类本质” 的异化， 并运用了唯物史观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扬弃； 后期马克思则进一步剖析作为矛盾对立关系的异化， 集中分析了生产关系的异化， 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都被视为“异化” 的表现和结果。当然， 前后期马克思对社会异化究竟持何种态度， 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长期也存在不同意见。例如， 宋朝龙认为， 马克思的异化观有其内在的逻辑， 简单地用历史评价来取代道德评价有失偏颇。不过， 本文的主旨在于致力于从马克思的异化分析中梳理出有助于对具体经济问题展开分析的基本思维， 以此来寻找对社会现实和经济理论的深化理解。因此， 本文不再继续这方面的哲学争论， 不再基于“我注六经” 的思维集中于对异化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地位和作用作文本上的梳理和辨析， 也不再对马克思不同时期对异化所持态度以及评价标准的转变作文本上的解析和争辩， 而是致力于挖掘异化思维的经济学意义。

二、对马克思异化观的认识和评价

围绕马克思异化观， 哲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论。尽管本文主要是基于将异化观思维引入经济分析以及经济学中来考察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逻辑， 但在此之前， 还是首先对相关争论作一简要的回顾和辨析。

（一） 异化观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

从根本上说， 马克思一生都没有放弃对异化的探究， 都在揭示异化的成因以及探究解决异化的途径， 以致异化成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费彻尔就写道： “马克思的著作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核心认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以贯之……这个核心问题就是， 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达到它所宣布的理想目标， 为什么现代基于分工的、被市场机制所统治的社会中， 个人尽管有法律上的自由， 却仍然陷入到对独立于他们、妨碍他们（每个个人） 发展自己的人性的种种规律性的依赖之中”，“马克思的核心认识在于， 这种新的依赖性并不是个人或者个别社会群体的险恶用心所造成的结果， 而是特定经济结构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上， 即使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出现得较少， 这也不是因为这个理论不成熟而被抛弃， 而主要是马克思有了更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需要研究， 要为异化世界探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而不是对同一问题进行学究式的重复论证。奥尔曼写道： “马克思总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写作， 而且， 一旦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抨击的有害的哲学开始走下坡路时， 他写这些早期著作的目的———除了自我澄清问题之外———就变得过时了”； “尽管人类学和心理学不再是（马克思后期著作的） 主要内容， 但是人必然继续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且， 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具有影响和相互影响的人与他早期著作中表述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按照俞吾金的看法， 马克思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从1840 年下半年到1844 年上半年， 主要包括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 这是马克思异化观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并基于道德评价优先原则对资本主义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第二阶段大约从1844 年下半年到1848 年初， 主要包括《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哲学的贫困》、《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共产党宣言》等著作， 此时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考察逐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为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 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第三阶段则在1848 年革命之后， 主要包括《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和《资本论》等著作， 此时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并集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商品拜物教。

显然， 马克思的异化观在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 从青年马克思的道德评价优先转向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优先， 而这一视角转换的前提则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这促使马克思的关注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趋向的一般表现方式的异化转到作为异化的特殊表现方式的拜物教。之所以如此， 就在于马克思学说恰好地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历程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理论的发展都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 社会的发展则从唤起对现实的批判到对理想的追求。因此， 马克思学说早期以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为主， 后期则以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为主， 这导致马克思的异化观思维和人道主义在后期逐渐式微， 而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纯粹科学学说开始兴盛。费彻尔写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分析与达尔文对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的分析如出一辙。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与他对异化世界的批判之间的联系不再为人们所关注。规范与现实的统一——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典型特征———在理论中消失了， 至少是不再能被恰当地说明了”；尤其是， 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撕裂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 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纯粹科学的（价值中立的） 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 它依赖并且运用这些科学洞见， 就像技术人员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一样”。

正是由于在不同时期的学术任务不同， 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也就采取了不同的视角， 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态度和评价： 早期马克思主要从道德伦理层面以消极的态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这从属于以抽象的人本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 后期马克思则从历史发展层面以肯定的态度理解历史上出现的异化现象， 这从属于以历史演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为了未来的正义， 现在的非正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与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恰恰水火不容： 没有剥削就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 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相应地， 在马克思后期学说中， 异化理论就逐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代替， 而转向使用和研究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新范畴， 并由此建构科学的整体理论框架，乃至与异化相关的人性、物化、拜物教等概念也逐渐被弃置不用。为此， 段忠桥就认为，异化概念只是青年马克思所使用的， 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这一概念。[15] 张和平也认为， 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是不成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实际上，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马克思“成熟” 的著作与“不成熟” 的前期著作割裂开来， 认为诸如异化、物化、拜物教等范畴仅属于马克思不成熟的前史， 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完全抛弃了异化理论， 从而出现了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同时， 基于革命进程和政治形势的需要， 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众多社会运动家和政治领袖都放弃了对马克思异化观的继承， 而致力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来发展出一套科学马克思主义； 而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 研究和援引早年马克思的著作和认识更不受欢迎， 因为它仅仅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视为人性发展的手段， 因而断裂论也就受到欢迎和宣传。显然， 正是承袭这一思潮， 陈先达1982年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分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 （1） 从异化到异化劳动的第一次转折， 这一转折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 从“个体和类的矛盾” 到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 的第二次转折， 第一次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并用以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

不过， 与正统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不同， 来自东欧其他国家的更为学术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马尔库塞、阿多诺等却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关注马克思的异化观思想， 致力于发挥早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审视和反对苏联所暴露出来的不人道现实， 最终发展成为20 世纪50 年代晚期至70 年代期间的一场大讨论和大辩论。在某种意义上， 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异化观的再认识， 重新焕发了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活力。费彻尔写道： “马克思在1844 年的《巴黎手稿》和摘录笔记中所阐述的那些批判的范畴， 仍然是《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它们绝不会为‘老年’ 马克思所否定。由此可以证明， 早期著作不仅使我们认识到， 哪些动机促使马克思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 而且使我们认识到， 《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而且也部分外在地包含着那种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 而这种批判正是早期著作的核心主题。”

（二） 马克思对社会异化的评价视角

承袭阿尔都塞等人的观点，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对异化存在两种评价： 早期以道德评价优先， 这是马克思思想的不成熟时期； 后期则转到历史评价优先， 这是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时期。正是基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 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现代世界不但优于古代社会， 而且必定会取其而代之。同时，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 共产主义要通过废除私有制的途径来扬弃异化， 首先要有异化的存在， 只有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普遍异化和物化之上， 才会出现以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相应地， 后期马克思逐渐舍弃那种与实在的历史相分离的道德评价立场， 而转到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肯定的态度来评价异化现象； 或者说， 即使后期马克思仍然没有抛弃道德评价这一维度， 但道德评价却是以历史评价为基础。那么，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两种评价之间的关系呢？

一般认为， 正是基于大历史视角， 马克思后期首先关注的不再是有产阶级对异化中处于悲惨地位的无产阶级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而是将有产阶级本身视为是异化的、客观的、历史的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写道：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 同时， 正是基于大历史视角， 异化就不能被视为是单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现象， 而首先是历史现象， 而对异化现象的任何考察都应该以对实在的历史的正确解读作为出发点。很大程度上， 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促使人们走出异化永远存在的神话， 为认识异化概念的历史特征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就强调， “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

问题是， 尽管异化体现了一种历史现象， 但这种历史现象是否应该基于历史评价优先原则而被视为合理的？ 这就涉及对人类发展路径的理解。人类所有的历史发展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马克思所持的观点恰恰相反：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 往往以非人道的方式在螺旋式前行。当然， 马克思在谈到全面发展的个人时写道：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 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 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 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据此， 俞吾金认为， 普遍异化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 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是一起降临的， 绝不应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而应该坚持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 并且首先应该看到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究其原因， 没有这种现实的、普遍的异化作为媒介， 共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永远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固然， 共产主义对普遍异化和物化现象的扬弃不是凭空进行的， 而是在普遍异化和物化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进行。新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对普遍异化和物化的摆脱， 共产主义何以出现？

从根本上说， 异化就是对人类走上共产主义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缺陷的刻画， 从而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性的概念， 异化的克服与缓和也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合理方向， 并为后来者所借鉴。《泰晤士报》的文章就写道： “马克思早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中突出的‘社会异化’ ———‘绝大部分人性’ 被排除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之外， 至今依然存在”； 甚至梵蒂冈近年来也承认， 马克思当年对“社会异化” 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道关怀”， 而“这种人道关怀在今天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中仍缺乏考虑”。相应地， 海尔布隆纳“将资本主义的本质视为对行为进行规范和塑造的各种制度和关系， 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视为由其内核产生和引导的结构变迁模式”，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历史唯物思维而非道德评价思维； 但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道德评价思维。同时， 尽管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 但这种生产关系的演化是否具有一种一元性和必然性却引起了现代学者越来越大的质疑， 甚至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抛弃这种线性发展观和沉浮天命观， 而转向探寻解决资本主义出路的实存制度， 这也正是布若威所讲的“更年轻的、更有想象力的和更开放的” 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的做法。

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历史评价优先来取代道德评价优先， 从而将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异化现象客观化、必然化乃至合理化。否则， 我们就看不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问题， 看不到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会失去了改进社会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 后期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探索， 就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状态的否定， 从而构设社会的未来走向。费彻尔就写道： “《资本论》冷静的、注重客观细节的叙述与《巴黎手稿》完全批判的道德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 批判的出发点， 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追这一探求， 始终未曾改变。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晚年马克思忘却了他年轻时代的希望， 或者说， 他放弃了对这些希望的追求。只有在早期文章的启示下， 成熟时期的著作才能被恰当地认识。……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 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

当然， 既然道德评价应该是基础性的， 那么， 我们还需要说明这一问题： 马克思学说为何会出现明显的转向呢？ 一般地， 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第一， 任何学者的学说发展往往都遵循着从解构到建构的轨迹： 先有对社会现实以及现有学说的批判， 再有新学说的提出和对社会的整体性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 它早期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原因进行剖析， 后期则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路向进行探索。第二， 对待同一事物基于不同维度的看法更倾向于从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中往往从具体情境是不同的： 基于抽象数据分析的经济学往往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将异化视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现象， 而根基于具体情境关注的社会学则更倾向于从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中揭示异化社会的不合理。马克思对异化现实的态度也是如此， 早期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而采用了道德评价优先原则， 而后期则从经济学角度而采用了历史评价优先。不过， 从对现实的不合理剖析以及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一角度看， 显然不能简单地以历史评价优先来取代道德评价优先。为说明这一点， 这里以对剥削的态度作一类比。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以一种中立的态度看待剥削， 因而不能以资本主义涉及剥削而被视为错误。但是， 亨特指出， 正是通过证明资本家从使用雇佣工人所获得的利润是非正义的， 因而剥削是错误的， 资本主义也是错误的。

总之， 异化观在马克思学说中具有重要地位， 要理解这一点， 关键是要从马克思研究异化的思维和目的着手， 而不应囿于马克思所使用的主要术语和概念。同时，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马克思前后期的研究重心转换而否定早期的研究， 不能以后期所侧重的历史评价来否定马克思整体上对人类发展的道德关怀。牟宗三先生就强调， “我们讲历史， 也不能光讲一个历史的必然性……讲历史就要有两个判断， 一个是道德判断， 一个是历史判断。”同时， 针对那种根据不同时代将马克思思想进行分期并认定前后发生了严重偏离的观点， 奥尔曼写道： “这就要求提供一种在其他人那里找不到的证据。第一， 我们必须证明马克思意识到了这种断裂， 而且明显地认为他早期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 我们必须证明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他早先同意或不同意的观点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三， 我们必须证明马克思绝大多数早期著作中的概念根本没有进入他晚期的著作之中”， “但不管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指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与‘断裂’ 这个术语相匹配的变化。相反， 马克思的习惯是， 在草撰晚期著作时经常参考他早期的笔记”； 当然， “马克思的思想确实存在着进化……1842 年、1844 年、1846 年和1848 年的著作显示了他的思想的最明显的变化， 但是所有的主要思想的发展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点一定不能弃。”

三、马克思异化观的含义和内容

异化观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如此重要， 这里主要基于马克思早期著作来考察马克思所理解的异化内涵， 尤其着重梳理马克思剖析社会异化的出发点和基本逻辑， 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本质层面深层次地认识社会经济所呈现的各种纷繁芜杂的具体形态， 分析现象背后的异化实质。

（一） 异化观的含义和发展

异化（alienation） 一词首先源于拉丁文， 起初是转让、出卖的意思， 后来逐渐被赋予疏远的含义，反映了两个合在一起的事物出现了分离， 如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分离。例如， 费希特从自我出发认为“非自我” 就是自我的异化， 黑格尔集中于精神领域将异化视为绝对理念在运动中的异化， 费尔巴哈将异化概念运用到宗教批判中而把上帝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 布·鲍威尔则率先使用了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 一词。马克思的异化观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 世界不是外在于精神的， 而是由精神创造的， 现实是精神实现自身； 当人们意识不到自身的环境和文化都是精神的创造物时就被外化和异化了， 而当人们明白这点时异化就终止了。例如， 马克思写道： “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 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不过， 马克思又强调， 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不能仅仅被看做是观念的幻影， 不能看做是单纯的自我意识的异化， 不能“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而是主张从对现实的历史活动的考察出发来解读异化现象。

在马克思看来， 异化不会随着外部世界的假象废除而终止， 外部世界是人的自然的组成部分， 其中的关键是要建立人与其自身的环境之间的适当关系。为此， 马克思拒绝“精神” 这一范畴， 而更多地在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 以人与自身的社会存在间的对立来取代假象的精神与外部世界间的对立。在这里， 异化就是指原来应该存在的东西现在却没有了， 甚至， 由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却成了人所膜拜的对象。也即， 异化是指这样一种状态： 一个人不恰当地与他应该与之联合的事物/人分离开来， 或者完全被自己的发展所主宰。这样， 马克思的异化分析就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异化发展哲学异化和政治异化再到经济异化的过程。例如， 就宗教而言， 马克思写道： “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 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因此，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 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 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再如， 就政治而言， 马克思写道： 现代国家中的“政治生活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化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的否定。”

尤其是， 劳动是人的基本活动， 因而经济异化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异化。例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对人的信任假象下面就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 如信贷仅仅把有支付能力的人理解为道德上诚实的人， 此时人不但没有获得自己的尊严， 反而被降低为可供抵押的商品、货币、资本或利息。因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 同样， 资本主义社会中， 买卖是一种外化的实践。马克思写道： “一个受着宗教束缚的人， 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本质， 才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 同样， 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 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之下， 使其具有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 才能实际进行活动， 实际创造出物品来。”为此，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将异化概念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 从而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理论。

针对劳动异化， 马克思写道：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 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 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 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 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

（二） 劳动异化的内容和衍生

马克思认为， 劳动具有双重意义： （1） 它是人的自我产生的活动； （2） 它是人的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马克思强调，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所以， 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 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人正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成为类存在物， 并获得了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 人不仅在理论上把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作为自己可以消化和享用的精神食粮， 而且在实践上把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作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

然而， 在雇佣的现实世界中， 劳动已经不是一种发展个性而是直接同劳动者相对抗的活动， 劳动不依赖于劳动者， 也不属于劳动者。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异化的第一种表现———劳动过程的异化： 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的自由和愉悦的表达， 相反， 人在劳动中往往会感到不自在， 感到被强迫。马克思写道，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首先，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 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 精神遭摧残。因此，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 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 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 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 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 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 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 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 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 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 对工人来说， 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 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别人的； 劳动不属于他； 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 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 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 就是说， 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 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 同样， 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 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38] 正因如此， 只有在不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才觉得自己是人， “对于他来说， 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 当他坐在饭桌旁， 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 生活才算开始。”

同时， 劳动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过程和生产活动之中， 而且， 直接表现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异化的第二种表现———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 劳动者创造了一个劳动产品， 却对这个劳动产品的未来使用或占有没有决定权或控制权； 相反， 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出现了对立， 劳动产品成了不依赖于劳动者乃至控制劳动者的力量。马克思写道：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 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 成为外部的存在， 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 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 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结果，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 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 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 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因此， 这个活动越多， 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 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 这个产品越多， 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在很大程度上， 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是生产活动异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就问道： “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 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 正是由于生产活动是一种异化了的活动， 主体生产的对象也就不再属于劳动者，却反而统治他， 并且最终只是增加他的贫困； 同时， 人在劳动中所获得的也不是创造的自由， 不是相对于自然的优越性， 而是自身的软弱无能和从属依赖。这样， 个人与其产品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

进一步地， 劳动异化还衍生出了其他形态的异化， 从而导致异化的普遍化和严重化。

首先， 劳动异化的第一个直接后果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个意义上的异化表现为： 异化劳动产生了劳动者与占有其产品的人之间（工人-资本家） 的控制而非合作的关系， 这是一种退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 “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 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因而， 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 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事实上， 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 劳动概念蕴涵着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 包含了一定的价值意义和社会关系意义。劳动使人产生了全新的价值概念： 通过人的劳动， 人对他人的态度和人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因此， 这种劳动使我从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使我和他人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 “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 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 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 是他自己的活动， 他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的享受， 他自己的财富。因此， ……真正的社会联系……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 但是，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却在异化范围内活动， 这类劳动具有这样两大特点： （1） 劳动者相互之间是彼此分离的， 缺乏普遍的交往， 各个孤立的个人没有联合起来； （2） 生产力表现为与个人对立的力量， 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力， 人类创造的历史不过是人类交往关系发展的历史。

其次， 劳动异化的第二个直接后果表现为人与他自身的“类本质” 相异化， 也即人性的异化。这个意义上的异化表现为： 人们把人的自我创造意义上的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割裂开来， 人看不到生产劳动或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对于人的自我生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 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 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也就是说， 人拥有一些他自身独一无二的性质， 这可以将人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 如人类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意识进行自由地生产， 这就是类存在。但是， 现实的生产过程表现的往往并不是人的这一本质， 而是以一种机械的、重复的方式进行， 这就是类本质的异化。究其原因，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 或者说， 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 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 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 但是， “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 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 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 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 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同样，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 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事实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作成为谋生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有机会进行工作的一种生活； 此时， 工作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 人被剥夺了成为其自己的自由， 被迫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习俗的需要和市场的需要而远离了其自身。因此， 工人的劳动就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相应地， 此时的个人也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 而是出现了类本质的异化。弗洛姆认为， “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 这种体验中， 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或者说， 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就得使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 就是他行动的创造者———他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们。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 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就表现为： 人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自身力量及其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 而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依赖于自身以外的无能之“物”， 他把自己的生活的意义投射到这个“物” 上。

显然， 正是从劳动异化出发， 马克思发现了异化的普遍性和发展性。马克思写道：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 而且还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 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使自己失去现实性， 使自己受惩罚一样， 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 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 他也使他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异化的根本特点就在于， 具有人性的东西被物化了。卢卡奇曾指出， “它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幻想的客观性’， 一种自主性， 似乎它成了如此精确的理性和包囊一切的东西，以致人际关系———它的这个根本性质的一切痕迹都被掩盖了”； 正是通过这种物化作用， “人自身的活动， 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 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人的某种东西”。事实上， 人作为类的存在物， 其赖以实现其本质的劳动并不是孤立个体所进行的抽象活动， 而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活动； 因为“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 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但是， 异化劳动成功地使人同自己的类相异化， 类生活、生%_5衲_产生活、创造生活的生活， 都变成了一种维持工人个人生存的纯粹手段， 人同自己的同类者即人相异化； 最后， 自然界本身也同人相异化， 人因而成了丧失了自己的无机器官。

可见， 马克思的异化观直接来源于黑格尔， 是在批判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首先是对宗教和哲学的批判， 接着是对国家和法的批判， 最后转到对（庸俗）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相应地， 马克思的异化观也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异化发展到哲学异化和政治异化再到经济异化的过程， 最后又集中到劳动异化。 因此， 在马克思看来， 经济异化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异化， 而劳动异化则是各种异化的根源。马克思写道： “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 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 （1） 劳动产品的异化，（2） 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3） 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4） 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其中， 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活动本身异化的结果， 而严格地说， 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结果而非异化劳动本身的规定。这样， 马克思不仅从唯物史观角度扬弃了早期的异化理论， 而且将异化概念引入到经济学以及具体社会现象的分析中， 这就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的视域， 大大推进了异化问题的纵深研究。

四、异化观思维的现实意义

异化观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带来了革命性的哲学和方法论思维， 从而对社会现象也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 对经济理论的审视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譬如， 正是由于缺乏异化观思维， 经济学界往往基于直觉而将一些短期内所呈现的现象视为不言自明的事实或公理， 如劳动负效用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时间偏好原理以及边际收益递减原理， 并由此来推演出其他知识， 从而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为此， 基于异化观思维， 我们就可以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进行审视， 流行的“劳动负效用” 假设就只是对应一种异化的劳动状态， 而不是体现劳动本质。

当然， 异化观思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在这里， 我们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就不再停留在哲学层面， 不再局限于劳动异化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层面， 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定义异化。

一般地， 从广义上看， 只要事物的存在与其本质发生了分离， 它就处于异化状态。也即， 异化概念根本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现状与未来之间的内在关系， 它将本质视为观察现象的一种参照系， 并设定现状通向未来的道路， 从而更有助于我们认清现象、改造现状。事实上，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 都对现代工业所造成的异化状况不满， 且都认为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而克服异化是要在历史中完成的任务。同时， 基于异化思维， 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的理想社会， 将此作为审视现实社会的一种参照状态， 并由此来指导社会实践。从这点上说， 马克思的异化观与黑格尔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而将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的做法又存在很大不同： 马克思认为， 本质隐藏在现象的背后， 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为此， 一些学人就根本否定马克思曾经肯定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异化理论， 而是强调马克思通过两次翻转而提出了自己的异化劳动论和异化实践论。[56] 正因如此， 马克思的分析大大拓展了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这里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 正是通过对社会异化的剖析， 马克思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 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自由” 交换背后所潜藏的剥削关系， 因为异化和剥削两者本身就是相伴相随的； [57] 同时， 通过剖析异化的制度根源， 是扬弃私有制而重建个体所有制的理论依据。一方面， 基于这种异化观， 马克思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 并将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正如沃尔夫指出的， “异化劳动的某些方面可以是任何高度机械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特征， 不管这种生产过程是应用在共产主义下还是资本主义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异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现象， “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客观事实， 甚至在没有认清它的时候我们也能被异化。”另一方面， 基于这种异化观， 马克思批判了庸俗经济学理论， 并将对现实制度的维护与主流经济学取向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写道： 这些（庸俗） 政治经济学家“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 就是说， 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显然， 这两方面也正凸显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价值所在。米尔斯指出， “马克思的贡献所具的力量源自于它对两件事情所做的准确估价： 一是它对工业革命造成的状况的明显不足所做的准确估价， 二是它对古典经济学为这些状况提供的难以服人的合理性辩护所做的准确估价。”

其次， 异化观不仅在马克思学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对当今社会实践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究其原因， 随着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异化现象不是减弱了， 而是比马克思时代更加严重、更加普遍了。奥尔曼就写道： “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他人（尤其是资本家） 以及类之间的基本关系从他那个时代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异化关系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社会随处可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人们仍然是被他人和他自己的产品控制的对象。作为生产者， 他被告诉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以及如何工作。作为一个消费者， 他被告知去买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广告的急剧增长已经让消费的人类变得浮躁。在政治生活中， 人们的作用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么大了。在学术领域， 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学科之间森严的壁垒， 看到了像事实—价值区分这样的异化原理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支配性。在性关系方面， 妇女一般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对象。在全社会中， 阶级、民族、宗教和种族仍然是一种监牢， 为了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每个人必须从这个监牢中逃离出来”， “拜物教到处蔓延。人们并没有把他们的法律、宪法、女王、上帝、习俗、道德规范、学术奖励等等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 相反， 他们对这些东西提供了忠诚， 并且允许他们自己受到它们的支配。”

显然， 马克思的异化观为我们更深刻地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思维， 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现实问题的存在， 而且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挖掘现实问题的深层原因。究其原因， 异化本身意味着对本质的偏离， 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 从而赋予了改造世界的任务。在马克思看来， 在迄今为止的阶级分化的社会中， 几乎所有的社会事物（制度、组织等） 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 都离开了其原初本质而成为强势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为此，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目的就是， 努力向社会披露已被异化了的事物的本来面目， 希望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以及对现状的批判来引导和预测社会的发展， 这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线路。很大程度上， 正是承袭和发展了异化观思维，马克思经济学不承认现实的合理性， 而是要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 探究人类社会的正义诉求。相反， 正是由于没有提供这种分析问题的思维和框架， 边际革命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发现和解决不了现实中的问题， 而是热衷于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现实合理化。

总之， 异化观思维对我们真正认识周边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极有助益的思维， 并对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事实上， 正是基于广义异化论， 马克思将异化观念运用到对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等具体现象的分析中， 而且还进一步剖析了社会关系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自己就写道：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 和它完全相反， 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 就是说， 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 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 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为此， 姚顺良认为， 马克思在不断追问“异化” 根源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异化劳动” 理论， 对“劳动异化” 根源的进一步追问中又将关注点集中到“分工（和交换）” 上。同时， 正是将异化思维契入进对具体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 马克思经济学形成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 从而可以更深刻和系统地对具体社会经济问题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