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12 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首次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很快，“四个全面”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赢得了理论界、媒体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在2015 年3 月召开的“两会”上，“四个全面”更是成为引领性“热词”和最大聚焦点，备受与会代表热议。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自媒体和网络言论表示疑惑。面对疑惑，理论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所以反复使用“全面”概念，既不是无中生有，也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有着科学的哲理依据和紧迫的现实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充分展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整体、全面与局部、片面相对应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通过对传统集合论整体观和无人整体观的批判，以及对近代唯心主义抽象整体观的扬弃，在革命实践和思维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展现了他们别具一格的整体观，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相互联系又逐层递进的三个方面：第一，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是“完整地描述事物”的客观依据。恩格斯认为，世界是一个“宏大的总的联系”的整体，物质世界和思维世界都以不可分割的整体方式存在和发展着，各个领域和不同领域的各个过程之间存在着广泛联系，“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需要“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进行描述。第二，世界的变化发展性使“整体”表现为空间和时间的有机统一，空间维度内以“矛盾群”和“矛盾体系”形式存在的“整体”，与时间维度内以“过程集合体”形式存在的“整体”相互补充。第三，客观存在的“自在整体”，通过“总体的人”之对象性活动上升为“自为整体”，人的整体性也在“整体实践”中得以充分展露。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结合当前中国国情和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的指引下，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夯实了理论基础，也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指明了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产生的新飞跃。
一、“四个全面”直面中国问题，是对关系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矛盾群”的整体剖析
事物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空间维度内以“矛盾群”和“矛盾体系”形式存在的“整体”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对于复杂事物而言，其所包含的矛盾往往又不止一个：“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许多的矛盾”，便是“矛盾群”，由矛盾间的交互作用和辩证运动而产生。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阐述思想的辩证运动时，提出了“矛盾的群”和“矛盾体系”的概念。他认为，“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矛盾群”的整体呈现，便形成“矛盾体系”。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无非就是“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1]221。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时，仅仅承认“事事有矛盾”还是不够的，复杂事物所展现的“矛盾—矛盾群—矛盾体系”演化序列，要求我们必须从“矛盾体系”着眼，对“矛盾群”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进行整体剖析，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引领民族复兴为己任，直面关系民族复兴的各种问题。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深入发展，一系列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集中浮现，包括经济、政治、资源、环境、贫富分化等方面。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是在“发展起来以后”仍然无法回避的问题。早在20 多年前，邓小平就已阐明：“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而且许多“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问题，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叠交错，构成了一个个“矛盾群”，牵一发而动全身。
具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正视的“矛盾群”，既有先富群体、先富地区已经实现小康和后富群体、后富地区难以紧跟其上的矛盾，也有某些经济指标已经达到小康标准和整体小康水平不足的矛盾。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要从整体着眼，在“全面”上做大文章，既要“覆盖人群全”，即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的，“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也要“涉及领域全”，即立足“五位一体”谋小康。
全面深化改革所要正视的“矛盾群”，既有当下改革议题多、成本大、任务重和“积重难返”的矛盾，也有改革遭遇内部约束增多和外部环境恶劣等矛盾；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没有整体把握的全局意识，便不足以成大业。全面依法治国所要正视的“矛盾群”，既有立法方面的矛盾，也有执法和守法中的矛盾；若不从整体把握，全面推进，法治目标也难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所要正视的“矛盾群”，既有思想松懈、组织松散、作风松弛等矛盾，也有人民痛恨腐败和“腐败愈演愈烈”的矛盾，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述，党面临着执政、发展、精神懈怠等方面的矛盾；不从整体上全面从严治理，执政党便难堪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已经遇到和即将遇到的矛盾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但这四个方面的“矛盾群”是主要方面，它们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线，相互胶着，彼此缠绕，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正视的“矛盾体系”。
在矛盾和问题面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问题为导向，不避矛盾，不畏艰难。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习近平强调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正视改革发展进程中的系列矛盾与问题，认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正是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坚持从整体出发，站在“矛盾体系的顶峰”高瞻远瞩，提出“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对关系民族复兴的“矛盾体系”进行整体剖析，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为矛盾的整体解决和总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四个全面”坚持稳中求进，是对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过程集合体”的整体把握
事物的整体性，还表现为时间维度内以“过程集合体”形式存在的“整体”上。唯物辩证法继承黑格尔哲学具有“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的观点，就是承认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性，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在辩证哲学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恩格斯赞赏黑格尔的一项“伟大功绩”，就是“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2]398。但仅承认过程的客观实在性，从过程上来把握事物的变化发展，还没有将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使复杂事物的诸多过程相互交织，并以整体的形态呈现。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并将其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而且“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
这个受到恩格斯大加赞赏的“过程集合体”，显然不是指若干过程的简单加和，而是强调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过程的整体思维。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三大发现）已经展露了这种整体思维，它们“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9]251，从而使“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得以呈现，这样便使哲学家能够“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副自然界联系”的“总的图画”。这种“适用于自然界”的整体思维，恩格斯认为“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9]253。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3]327 所以对复杂事物“辩证运动”的把握，既要着眼局部，具体分析每个过程和某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同时更要看到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变化发展呈现出的“阶段—过程—过程集合体”演化序列，如此才能避免形而上学思维所犯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错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整体观。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认识到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事业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坚持稳中求进，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去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在阐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时，习近平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用“30 多年”、“60 多年”、“170 多年”和“5000 多年”这四个时间节点，充分阐明了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事业的过程性和阶段性。进入21 世纪之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目标规划具体步骤：第一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新中国成立100 年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都是过程思维在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上的展现。
另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体分析了民族复兴“长过程”中各个领域内具体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过程集合体”的整体思维出发，去认识和把握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基本规律。“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过程，每一个过程又都是由若干阶段组成的整体，这仅从如下表述的演化也可见一斑：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历了“实现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演化；“全面深化改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概念演化；“全面依法治国”经历了“法制”、“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演化；“全面从严治党”经历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演化。这些概念表述上的演化，充分表明了每一个“全面”形成发展的阶段性。就四者的关系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是民族复兴的主过程，处于统帅地位；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和全面依法治国过程，是上述主过程的“左膀右臂”，为主过程提供驱动力和治理框架；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为主过程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证。这四个过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作为一个整体，又共同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长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过程集合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对这个“过程集合体”的整体推进。
三、“四个全面”回应人民关切，是对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簇”的整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整体观是实践的整体观。上述无论是空间维度内以“矛盾群”和“矛盾体系”存在的“整体”，还是时间维度内以“过程集合体”存在的“整体”，都是客观存在的“自在整体”。这种“自在整体”如果不被实践主体所理解和把握，它就是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要解决主体与客体这种“僵死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11]192。在实践中，“自在整体”被人所理解和把握，进而上升为现实的为我的整体，即“自为整体”；与此同时，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使理想和目标渗透到对象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从而真正实现整体的“复活”。这种由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相互交融形成的“整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通过“整体实践”，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整体性得以充分展露。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在承认“自在整体”客观性的同时，也注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整体”，强调“人是类存在物”[11]161，而且“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一点使人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这种与类存在相对应的意识就是类意识，它使类存在得以确证自己。通过对类存在和类意识辩证关系的剖析，马克思指出：“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由此，“总体的人”或曰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整体性，得以完整呈现。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群体动机及其社会力量，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多方关切，从“总体的人”的类存在和类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来凝民心聚民力。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在列举人民对教育、工作、收入、居住条件等方面的期盼后，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里所讲的每一个期盼，每一个向往，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一份殷殷的追求；而每个人有多少个期盼和向往，他就有多少个梦想和追求。中华民族有13 多亿儿女，由每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汇聚成的整体，便是“梦想簇”，其规模之大，能量之强，不能不引起重视。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了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并认为“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上述以整体形式呈现的中华儿女的“梦想簇”，毫无疑问构成了当下中国“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
这种动力是人民群众以社会联合的方式改造世界的根本力量，因而也是当下中国实现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不仅高度重视这种力量，果断求取这些“梦想簇”的最大公约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每个中华儿女的单个意识凝聚为类意识，来“激活和传递正能量”，而且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使整个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梦想簇”，付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实践”。在这一伟大的“整体实践”中，客观存在的“自在整体”将逐渐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再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的建设，而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建设的整体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也不再遵循改革开放初期“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顺序，而是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在各个领域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宣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再也找不到“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是基础，既强调对执政党管治方式和管治内容的“全”，也突出管治对象的“全”，是对执政党建设的整体推进。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这些“整体”，又汇聚到实现民族复兴这一更大的“整体”中，从而拓宽了人民群众的视野，增强了人民群众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把自己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真正称得上“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必将成为武装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
四、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对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视域下学习和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目的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实践”中，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的基本要求，在理论创新、政策实践，甚至话语权等方面，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布局。以下两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一方面，要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整体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地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理论特性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理论层级中处于顶层位置，具有一般性理论的特征。这种一般性理论与指导某一方面社会现象或解决某一领域具体问题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不同，它是对各方面工作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基础理论。也正是基于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理论地位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用“四个全面”来“引领各项工作”。《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明确指出，“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这里所使用的“全局”、“总纲”和“各项工作”等表述，都是在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这一重要理论地位，需要理论工作者整体把握。
另一方面，要将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掌握科学思维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熏陶，特别注重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观所揭示的科学思维方法，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运用整体思维和协同思维方法。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总趋势，认识到“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所以在实践中，要像列宁所要求的那样，“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同时也要重视局部对于整体的价值，充分发挥局部的积极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通过局部间的协同作用和自组织运动，发挥“1+1>2”的协同效应。恩格斯曾引用马克思对劳动协作的描述，来阐明局部对于整体的意义。他指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这种“本质差别”，就是局部间通过协同作用创造的，体现了协同思维的实践价值。综上所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成功典范，是解决当前中国矛盾和问题的理论指引，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必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实践”走向深入。
来源：《岭南学刊》2016年第3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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