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31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2月21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1卷读书研读会，这也是本年度的第一次《马恩全集》读书研讨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是崔云和陈人江，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主要收集了1864年至1867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人的通信。崔云的读书报告较详细地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和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人通信的数量，介绍了通信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一些体会。陈人江则从反拉萨尔主义的斗争、第一国际的事务活动、《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这三个方面介绍了本卷书信涉及的主要内容，并结合马恩书信中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现实问题，谈了自己的理解和阅读感受。

崔云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31卷为马恩通信集，时间跨度为1864年10月—1867年12月。该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一、时代背景

主要事件为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英国议会改革、俾斯麦发起的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1865-1868年英国经济危机，以及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64年9月28日成立。

二、通信数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共218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92封，正文共计310封，附录12封。其中，马克思通信共198封，恩格斯通信112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218封书信中，马克思给恩格斯的通信10（1864年）封+37（1865年）封+35（1866年）封+42（1867年）封，共计124封；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通信5（1864年）封+26（1865年）封+27（1866年）封+36（1867年）封，共计94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92封信，其中，马克思给其他人的通信9（1864年）封+24（1865年）封+22（1866年）封+19（1867年）封，共计74封；恩格斯给其他人的通信2（1864年）封+6（1865年）封+3（1866年）封+7（1867年）封，共计18封。

马恩给他人的通信中，与路德维希·库格曼通信最多，共20封。其中，马克思与他的通信16封，恩格斯4封，其次为威廉·李卜克内西，共10封，其中，马克思通信9封，恩格斯1封，见下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通信统计表

三、通信主要内容

内容涉及广泛，大到欧美的政治经济形势包括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等、国际工人协会的情况、《资本论》的写作与出版情况，小到报刊新闻、所见所闻、人物品评、日常生活琐事如借钱、患疖子、痈、牙痛、风湿、肝病、胆病、感冒等疾病、结婚、生日等等。其中，最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资本论》的一系列通信。前者，主要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情况；后者，主要是关于《资本论》的写作、整理、修改、出版、校对、排版、印刷、宣传、销售等内容。此外，还有马克思在疾病和贫困中的一些感受。

（一）围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系列通信

这一时期，马克思积极参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占用了大量时间。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国际工人协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马克思时而觉得这是一种时间损失，时而又为国际协会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自豪。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3月13日）的信中，“除写书以外，国际协会也占去了我的许多时间，因为实际上我是它的首脑。时间的损失多么巨大！”在1865年5月1日的信中，写到“我违反了诺言，今天才写信，请原谅。这不是由于‘太喜欢食言’，而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一方面要完成我的书，另一方面国际协会简直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25日）信中，“协会的工作在这里搞得很出色。”在1865年5月1日的信中，“国际协会的伟大成就是：改革同盟是我们一手建立的，在由十二个人（六个资产者，六个工人）组成的小小的委员会里，工人都是我们总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埃卡留斯）。我们已经打破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一切折衷的企图。各省的运动这一次完全以伦敦的运动为转移。例如，厄内斯特·琼斯在我们把事情推向前进以前是灰心失望的。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能够用这种方式重新活跃起来，那末我们的协会可以不声不响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用其他任何方式做出来的要多。而且有取得成功的一切希望。”

这段通信期间，马克思参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情况：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马克思重新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5年9月25日-29日，马克思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他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议事日程；1866年1月22日，马克思出席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三周年大会，在会上他支持声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决议。1866年8月底，马克思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起草《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9月3日-8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了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并按照《指示》通过了各项主要决议，代表大会选举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委员；1867年1月22日，马克思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出席伦敦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1867年9月2日-8日，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洛桑举行，大会选举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委员。

（二）围绕《资本论》写作、整理、修改、出版、宣传等内容的一系列通信

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此后，马克思抱病继续整理修改《资本论》。就《资本论》写作、整理、修改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宣传，马恩之间和马恩同他人都有很多通信。

1．《资本论》的写作、整理和修改，是马克思充分掌握现实情况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论》是立足现实的和大量文献资料的。

为了解“货币转化为资本”和“绝对的剩余价值”的资料，马克思让恩格斯帮忙找资料。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1月20日）信中说，“不要忘记从诺耳斯那里替我弄到必要的资料（并且越快越好）：走锭精纺机的男纺纱工或环锭精纺机的女纺纱工的平均周工资；一个人平均每周纺纱多少，需要多少中等的（或任何等的）棉花（包括纺纱过程中的损耗）；此外，自然还要棉花的任何一种（和工资相适应的）价格以及纱的价格。我在得到这些详细情况以前，就无法着手抄写第二章。”

在固定资本的补偿基金问题上，马克思又向作为厂主的恩格斯请求帮助。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24日）的信中这样说，“你作为一个厂主一定会知道，在必须以实物的形式去补偿固定资本以前，你们是怎样处理那些为补偿固定资本而流回的货币的。你一定要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谈理论，纯粹谈实际）。”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8月26日）的回复中，“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基金问题，明天写信详细告诉你，并附有计算表。我还要再问几个厂主，看我们的方法是一般的或者只是例外。”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8月27日）的信中，“寄上关于机器设备的两个计算表，它会帮助你完全弄清问题。惯例是这样的：每年从最初的总额中通常扣除百分之七点五，但是我为了计算简便起见算做百分之十，这对于某些机器来说也不算太多。”

在《资本论》整理和修改中，马克思不放过任何新情况新材料的出现，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理论。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2月13日）的信中，“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关于日本的新资料（如果不是职业上的需要，通常我是绝不看游记的）在这里也是重要的。”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12月17日）信中，“既然你能向某个书商赊账，而我现在又不可能花一个法寻去买书，所以你如果能给我尽快弄一本詹·爱·撒·罗杰斯的《农业史》，那我就太感激了。我必须把这本书读一遍，我并且专门为此在一章中留出了空位。”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月19日）信中，“罗杰斯的著作收到了，谢谢。书中有很多材料。关于曼彻斯特的罢工问题，或者至少是同纺织工人的冲突问题，希望你把事态的发展精确地告诉我，因为我还可以在书中采用它。”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5月7日）中“最后，迈斯纳要求第二卷最迟在秋末前完成。因此，必须尽快开始工作，尤其是关于信贷和地产的那几章，自从初稿写成后，又有了很多新材料。今年冬天应该完成第三卷，以便明年春天能够摆脱这整部作品。”

2.马克思以辩证的思维对《资本论》的出版持审慎态度，不想在整个《资本论》写作完成前出版任何一部分，以防破坏《资本论》的整体性。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7月31日）信中，“至于说到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真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8月5日）信中，“整个问题在于，是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由于许多原因，我宁愿选择后者。……再加上规定我要以六十个印张为最大限度，因此我绝对有必要把整个东西放在面前，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才能在给我指定的数量范围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

3.马恩还讨论了价值形式内容安排的通俗化以及关于排除工厂主和庸俗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的怀疑等等。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6月3日）信中“关于价值形态的阐述，有哪几点在附录中应当特别通俗化而使庸人们能看懂。”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6月16日）回复中，“至多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就是说，用历史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检验，虽然这方面最必要的东西都已经说过了。但是你在这方面掌握了许多材料，所以你一定能就这个问题写出很好的补充论述，从而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

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就可能有点象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

马克思给恩格斯（1867年6月22日）的答复中，“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末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标题。我要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x-y页而去读附录。……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它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在第一次的论述（由敦克尔出版的）中，只是当价值表现已经以发展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表现出现时，我才对价值表现作应有的分析，从而避免了阐述中的困难。”

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6月26日）信中，“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我还有以下的意见。工厂主和庸俗经济学家马上会一起反驳你……最好是预先把它排除。”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27日）信中，“关于你所提到的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不可避免的怀疑（他们自然忘记了，如果他们把有酬劳动算做工资，那他们就把无酬劳动算做利润等等），要是科学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可归结为下面的问题……如果我想把所有这一类怀疑都预先打消，那我就会损害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相反地，这种方法有一种好处，它可以到处给那些家伙设下陷阱，迫使他们过早地暴露出他们的愚蠢。”

4.马克思认为《资本论》写得最好的地方为：劳动的二重性和撇开了特殊形态的剩余价值。这也是后人研究《资本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24日）信中谈到，“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一点将特别在第二卷中表现出来。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

5.关于《资本论》的宣传，通过广告、书评等方式造舆论，扩大影响力。

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9月11日）信中，“看来，莱比锡的迈斯纳的人还要把书的发行拖延很久。到处都还没有广告。你认为，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迈斯纳或济贝耳一定会把这种文章登在报纸上的。”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9月12日）回复中，“你从资产阶级观点对书进行抨击的计划是最好的作战方法。”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10月18日）信中，“关于你的书，我还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再写四五篇文章，但是我不知道寄往何处。”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12月4日）的信中，“关于迈斯纳的广告，不要太急。这东西可在新年后登报，否则会淹没在圣诞节书籍广告的浪潮中。”

（三）马克思在疾病与贫困中的一些感受，包括对贫困生活的无奈、对家人的愧疚、对恩格斯的感激以及对理想坚守的无悔

一方面，马克思对“半辈子依靠别人”的生活感到绝望，深感对不起自己的家人，不想让自己女儿过她妈妈那样的生活，并对恩格斯的帮助表示感激，对恩格斯卓越的才能主要因他浪费在经商上面而不安；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在他绝望中唯一能使他坚持下来的，就是他意识到他和恩格斯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他则是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一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他还表示对将全部财产献给革命斗争这种做法一点也不感到懊悔，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他仍会这样做，只是不再结婚了。

对依靠别人生活的绝望、对家人的愧疚以及对理想坚守的无悔。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7月31日）信中，“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往年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况且，她们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至少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在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66年8月13日）信中，“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以前，我必须完全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信中，“我对您说实话，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妨碍我去最后完成我的著作，而不是由于任何个人的或家庭的原因。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末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状况。我也希望您不要因为无法帮助我解决这种困难而烦恼。这是一个完全不成理由的理由。”在马克思致齐·迈耶尔（1867年4月30日）信中，“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当下处境的无奈。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5月7日）信中，“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能够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且终于又能站稳脚跟……也不瞒你说，我还要受一年的折磨。我所走的这一步，有许多事都要取决于它，即是说，我能不能从那个唯一可能的来源获得几百英镑要取决于它。获得肯定结果的希望相当大，但是，在大约六星期内，我还得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我不能更早得到最终决定。但是除了没有把握以外，我最怕的是回伦敦，然而再过六至八天我却非回去不可。我在伦敦欠下的债务相当多，摩尼教徒们正‘迫不及待’地等我回去。然后又是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14日）信中，“你今年已经寄给我很多钱，如果不是有二百多英镑旧债，我也不至于这样狼狈。为了使事情走上正规和不这样紧地逼迫你，我还绝对必须向别处借债，哪怕为此需要再去一次大陆。但是在付印完成之前，我一步也动不了。”

对恩格斯的感激。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5月7日）信中，“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6月22日）信中，“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16日）信中，“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25日）信中，“您完全误解了我和恩格斯的关系。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秘密。要不是他，我早已被迫去干某种‘有收入的工作’。因此我决不需要任何第三者为我去向他提出请求。当然他所能做的只限于一定的范围。”

四、从两件小事可见马恩的人格魅力

《一件小事》是鲁迅的自觉自省，而马恩的两件小事，则是觉人，使我们感受到马恩的人格魅力。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帮助无微不至，考虑到旅行期间不能收到马克思的来信，担心马克思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他特地在旅行前告诉马克思并给马克思寄去充足的费用，其中的情谊尽在不言中。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6月26日）信中，“你必须给我一个在伦敦的地址，以便我下星期能将一百英镑寄去。我打算一星期以后和莉希经过格里姆斯比去汉堡、什列斯维希和哥本哈根等地，大概将外出四个星期。所以，我要在星期四或星期五通过我们的出纳员把钱寄往伦敦。”

马克思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不忘对友人李卜克内西的帮助，并且很考虑对方的感受，以送圣诞礼物的形式进行资助，唯恐伤到对方自尊。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2月8日）信中，“关于李卜克内西。在接近年终时，他手头当然是很紧的。这半年来，我给他寄过几次钱，现在我知道他困难到了极点，因此想以给孩子们送圣诞礼物的形式给他的妻子寄点什么去。如果你也参加一份，那我会十分高兴。不过你要尽快地给我来信，因为‘拖延就有危险’。我收到后就把全部款项立刻寄给李卜克内西夫人。”

阅读整卷的基本感受是，马克思对理想的坚守是罕有人能及的，同样，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私帮助也是罕有人能及的。

陈人江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31卷收录了1864年10月——1867年12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通信，共310封信，其中马恩之间的通信为218封，占了绝大篇幅，与其他人之间的通信为92封。

1864年——1867年是一段较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三年间，发生了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例如，第一国际的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写作和第1卷的出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普奥战争爆发等等，这些事件在第31卷的通信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但下列三件事情构成了马恩及与其他人通信中涉及的主要内容：1.拉萨尔死后继续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问题；2.国际的事务和活动（包括内部的斗争）；3.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与第1卷的出版情况。

通信集的主要内容

1.拉萨尔死后马恩继续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拉萨尔于1864年8月28日决斗后身亡。在他死后，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及理论家的影响仍然余温未减。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一向是毫不留情的，他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坦率地说明了他对拉萨尔态度的原因。马克思把他与拉萨尔关系的破裂归咎于几点：拉萨尔剽窃马克思等人的著作，还拿来吹嘘；拉萨尔出于个人野心要充当“工人阶级的独裁者”，并以此来反对马克思和他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然而，拉萨尔最为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政治观点。他主张通过与普鲁士专制官僚国家的合作（例如由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来推进工人运动与实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任何依靠反动政府的行为，都会削弱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斗争的独立性，并把它看作是对“封建主义的妥协”，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是真正‘革命的’”。不仅如此，马克思他们还掌握了拉萨尔“背叛”党、背叛工人运动的证据。拉萨尔本来定于1864年9月到汉堡去，与俾斯麦做政治交易。他拟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义支持俾斯麦在领土战争中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为条件，换取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因为他认为只有在普选的条件下，通过国家帮助发展工人合作社，使工人得到全部劳动所得，工人阶级才能走上解放道路。

拉萨尔虽然与专制政权暧昧不清，但却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因此他死后，对其恨之入骨的资产阶级报纸发布了对他的无耻污蔑。马克思这时则愤然而起为拉萨尔进行辩护，痛斥和揭露小资产阶级文人布林德的不实之词。马克思在1864年1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有所解释。他说：“拉萨尔已经死了，他本人不可能再有危害，所以必须——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自己的声誉为限——为他辩护以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无赖。”（p33）另一方面，马恩也绝不放松继续肃清拉萨尔主义的错误思潮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而首先是打击拉萨尔死后对拉萨尔的崇拜。当时对拉萨尔的崇拜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拉萨尔主义者连拉萨尔的死都要神化一番。恩格斯在1864年11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这样谈到他们对拉萨尔死亡的美化：“从恩玛•海尔维格的胡言乱语中，我还看出这样一种企图，即想把拉萨尔说成是半神人：说只是由于他的特殊的本质，他才能维持生命这么久，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受伤后过两小时就会死去的。”（p26）恩格斯对此鄙薄道：“两小时内甚至还不会发炎，往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根本不会死亡，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后死亡的。但是这些人生来就好象是为了要把某人尊奉为神仙似的。”（同上）

马恩与拉萨尔主义的斗争还体现在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决裂上。1864年底，马克思恩格斯经邀请成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他们先前答应撰稿的前提是，该报办报纲领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且有李卜克内西担当非正式编辑，可以对其进行监督，而且马恩也没有除此之外的其他渠道来影响和掌握全德工人运动。但由于主编施维泽是拉萨尔主义分子，该报后来也表现出对拉萨尔的崇拜倾向，并发表对马克思当时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攻击文章，也由于马恩掌握了拉萨尔背叛行为的证据，他们两人于1865年3月发表声明退出该报撰稿人行列。马克思于1865年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我们既然列上了名，那也就可以要求他们，在现在已经了解了拉萨尔策划的背叛的时候，不要利用我们的名字去蒙蔽工人，或者使自己成为任何愚蠢言行的工具。”（p51）

马克思于1865年2月13日给施韦泽写了一封信，阐明了工人阶级应对普鲁士政府采取的态度。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不光要反对资产阶级，也要反对封建专制政府，为此甚至可以和资产阶级联合行动，而不是相反，与俾斯麦专制政府建立联盟来反对资产阶级，因为封建专制政权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是更为反动的障碍。对此，马克思写道：“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件事实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进步党，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任何资产阶级反对党，只要没有发疯，都会比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比俾斯麦政府快一百倍地表示同意！与此相反，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p450）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正是由于自身的懦弱和对专制王权的幻想和依赖，才使得资产阶级革命遭到失败，而“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p450），这正是拉萨尔主义的最致命之处。他在信中还指出，在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中，他和恩格斯都“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波拿巴主义的态度，并示意德国工人学习这个榜样”。

另一方面，马恩多次在信中提到，德国工人阶级要善于利用与资产阶级在反对普鲁士官僚统治和封建君主制度上的联合斗争，来争得自身的一些权利。例如，马克思1865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就明确谈到了对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策略：“当然要告诉这些下流的进步党人，他们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怯懦和无能妨碍了事情的进展，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反政府的联盟——这在目前确实是唯一正确的——那末，他们必须向工人至少作一些同他们自己的‘自由贸易’和‘民主主义’的原则相适应的让步，即废除一切反对工人的非常法，属于这种法律的，除了联合法，还有现行的完全是普鲁士特有的出版法。他们还必须至少大体上表示愿意重新恢复由于普鲁士政变而被取消的普选权。这是对他们的最低的要求。”（p56—57）

至于拉萨尔提出的斗争的现实性问题，似乎在拉萨尔看来，由于德国工人的政治成熟和革命意识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因而通过国家来帮助成立社会主义是一种较为现实的策略。马克思是非常反对这种所谓“现实政策”的。他在信中嘲讽拉萨尔及其追随者为“现实政治家”，他们跟那些对专制政府卑躬屈膝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客一样，只“习惯于把眼前利益看做‘现实’”，“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p458）。他声明他不是这一类“现实政治家”。在他看来，工人运动不能靠专制政权的恩惠来存在下去，必须培养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意识，这关系到他们的长远利益与未来斗争的成败。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认为，现实斗争的策略性的确要求现存体制内的斗争，说话行动谨慎一些。但是“只要采取适当的形式，一切话都可以讲”。因为，“反对政府的论战即使采取柏林条件下‘可能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向政府谄媚，甚至截然不同于对政府作表面的妥协！”（p449）。

马恩对拉萨尔主义与俾斯麦政府的坚决反对态度，也使得拉萨尔分子把持的另一报纸《北极星报》污蔑他们投靠资产阶级。而李卜克内西对拉萨尔主义者反对不力，立场含糊，多次搞妥协折衷，这也导致了合并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一系列的机会主义问题。

2.国际的事务和活动

在当时，第一国际享有巨大的、广泛的声誉。从马恩的通信，以及与其他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国际的活动，包括日内瓦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召开总能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资产阶级主流报纸都刊登了相关的消息，包括全文登载代表会议的报告和大会的纲领。马克思在1865年2月初给恩格斯的信中还得意地谈到一件有趣的事：他以国际的名义致美国总统林肯的信得到了林肯“客气的”回复，而林肯同时给“资产阶级的反奴隶制协会”的复信“却这样粗暴而且纯粹是官样文章”，于是触怒了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它因此没有转载林肯给国际的回信。“但是它看到《泰晤士报》这样做了，弄得很伤脑筋，只好把它补登在《快报》上”（p68）。国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资产阶级媒体对此无可奈何。

此外，第一国际已经被世界舆论看作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它也确实起到了使西方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用。例如，它在英国创建了有较大影响的争取普选权的改革同盟；多次组织了工人的游行示威，声援波兰人民的革命和爱尔兰芬尼亚民族解放运动；对工人罢工和支援罢工的号召，比如支援英国缝纫工人大罢工，包括阻止从其他国家输入工人破坏罢工的呼吁都能得到有效的回应。恩格斯1866年5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告诉他有五十七名德国裁缝被运到爱丁堡，目的是要搞垮爱丁堡的缝纫工人罢工，可能后头还有两批来自汉堡的工人，看国际协会能否设法阻止。（p213）马克思于5月10日给恩格斯回信，说事情已经办成功，“鉴于德国和丹麦的裁缝被输入爱丁堡，我们，第一，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丹麦人（两人都是裁缝）去爱丁堡，他们已经破坏了输入者和被输入者之间的合同；第二，我以国际协会的名义在德国发表了对德国裁缝们的警告。这件事也在伦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p217）。也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国际进一步奠定了它在西方工人运动中的领导者地位。而在当代，哪怕一个能作为世界各国劳工阶级联合的代表的国际组织都没能建立起来，更别说存在能有效影响和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力量。我想，这大概也是当代国际共运萎靡不振，即便是世界经济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没能带来争取社会主义的队伍有效壮大的主要原因吧。

与反对拉萨尔和专制权力媾和的斗争主旨相类似，马克思领导下的国际在英国积极地推动劳动者争取一般民主权利的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既与自由资产阶级合作，又力图掌握民主运动的主导权。这方面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创建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关于扩大选举权的改革同盟。1865年初，一批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预定成立一个新的选举法改革筹备会，要求保卫男子普选权。考虑到国际在工人中的威望和号召力，他们希望通过邀请国际的委员参加会议，来达到吸引工人阶级参与选举改革运动的目的。马克思1865年2月1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个委员会向国际发出的邀请。国际专门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决议：第一、国际可以派遣代表团作为筹备会观察员；其次，国际选派的代表加入常务委员会，以监督这些资产阶级代表，防止他们叛乱。在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前提下，工人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马克思认为，国际的行动策略应该是，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下吸引广大英国工人群众参加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并在给予全体成年男性居民以选举权的口号下开展工人阶级的广泛运动，来对抗自由资产阶级的鼓动。国际总委员会也通过了马克思拟定的计划，并倡议和参与成立了领导这一运动的改革同盟。1865年2月25日，马克思在信中对恩格斯说，“国际协会在为建立新的改革同盟而成立的委员会中如此成功地构成了多数，以致整个领导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p84）改革同盟的创立，既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工人阶级对社会运动的参与，使工人阶级取得了民主运动的一定领导权，从而在争取劳工权利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也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的声誉和对英国工人阶级及英国社会的影响力。

3.《资本论》的完成与出版：

1865年—1867年间马恩的通信清楚地反映了《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的写作、完成与出版情况。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写完《资本论》后面两卷，恩格斯的编辑和整理添加了自己的东西，有歪曲和误解马克思的地方。但从马克思的信来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生前，他就已经完成了资本论中涉及到的所有理论问题解答。

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这几句话表明，首先，《资本论》全部手稿即将完成；其次，即便是在前三卷的手稿中，也已经完成了所有理论问题，不存在什么未解或不清楚的问题被恩格斯歪曲。恩格斯对剩下的手稿所做的工作就是整理、润色、誊写，还有做些次要的补充。但对材料和观点的补充是必要的，对治学严谨的马克思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从之后的信中还可以看到，即便是在马克思已经把第一卷送去付印了，在校对、排印的过程中，他也不断做修改，并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这一点与观点的修正、歪曲和重释是两码事。

但是，为什么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呢？这与他追求完美的个性有关。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坦言：“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p135）在1865年8月5日的信中，他又明确地说道：“整个问题在于，是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由于许多原因，我宁愿选择后者。就工作本身而言，这样做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但是，出版工作当然是耽搁了一下；另一方面，如果开始付印，现在就不能有任何间断。”（p138）

从通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应首先归功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劝说。恩格斯在1866年2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他先出版第一卷：“此外，六十个印张足有厚厚的两大卷。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第二卷再晚几个月？这样，出版者和读者都会感到满意，并且实际上一点也不会损失时间。也还要考虑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大陆上可能发生迅速的变化。……。当事变惊动我们的时候，你即使已经写完了你的书的最后几章，然而却未能把第一卷付印，那又有什么用处呢？”（p179—180）

在接下来的1866年2月13日的信中，马克思告知恩格斯，全书手稿已经写完，并说他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他又说，“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未能再向前进，而事实上只能对已经按计划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实而已。在其他方面，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p180—181）在这之后，马克思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加工、润色和誊写上。

到了1867年4月2日，马克思正式告知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全部脱稿：“亲爱的恩格斯：我下决心，只要不能够告诉你书已经完成，就不写信给你。现在已经写好了”。（p283）恩格斯马上去信表示祝贺：“亲爱的摩尔：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卷已经完成，你想立刻把它带到汉堡去的消息时，我禁不住这样欢呼起来。”（p285）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

一些有益的信息补充

第31卷中还有其他有趣的、或值得注意的地方。

1.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宣言》时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p17）这段话说明马克思在理论宣传上是很讲究策略和灵活性的。这启示我们：哪怕真理在握，为了让劳动人民易于接受，意识形态表述的话语体系必须适应工人阶级思想发展的不同程度，以及社会斗争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

2.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特殊形式的见解。恩格斯1866年4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俾斯麦政府时，认为它是一个波拿巴式的半专制政权，他并且认为，这种半专制政权的出现在于资产阶级没有直接统治的能力，“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恩格斯还指出，这种半专制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具有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把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宣布为自己的利益。俾斯麦先生现在就这样接受了民族联盟的纲领。”（p209）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波拿巴式的半专制政权依然普遍存在，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东、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羸弱，没有能力进行直接统治，国家官僚阶层或世袭家族权力便取而代之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有赖于该统治阶层的庇护以壮大，另一方面又不甘依附，与统治阶层存在一定的利益斗争。这些国家存在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其实质主要根源于自由资产阶级想与国家官僚阶层共同执政或独立掌握政权的要求。因此，恩格斯关于半专制政权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社会统治形式的观点，在分析今天的现实时很有启发意义。

3.马克思不仅坚持工人阶级必须保持不依赖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独立性，也坚持作为其宣传工具的工人阶级报刊的独立性。比如，马克思对处置当时濒临破产的国际的机关报——《共和国》周报的态度就是如此。《共和国》周报创刊于1865年英国改革同盟成立之时，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该报不得不召开一次理事会议，来讨论报纸的运营问题。在1866年6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及此问题时认为，比起财政困难，周报更糟糕的是“内部的政治上的困难”，因为该报接受了资产阶级——工厂主凯尔先生的资助，从而使领导层听命于他。马克思提出，干脆把周报卖给工厂主，以便“结束由一个布莱得弗德工厂主领导伦敦的‘工人机关报’这样一种可笑的局面”，否则他宁愿辞职。他认为，如果报纸依赖自己的资金维持不下去，那“它会依赖资产阶级的贷款，从而失去自己的性质。”而他希望的则是“工人自己作出足够的努力，使这家报纸独立地办下去”。

4.从通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团体的密谋恐怖活动的否定批判态度。1867年底，致力于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社社员在英国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以抗议对英国当局对其领导人的逮捕。先前，马克思以及第一国际一直是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他多次在报刊上对芬尼亚社社员行动进行声援，同时揭露和谴责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黑暗和反动。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芬尼亚社运动也获得了英国工人阶级和市民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但爆炸事件发生后，马克思于1867年12月14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评论道：“在克勒肯威尔发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亚社社员的英雄行动，是一件大蠢事。曾对爱尔兰表示非常同情的伦敦群众，会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党的怀抱中去。人们不能期望，伦敦的无产者为了赞扬芬尼亚社社员的使者而让自己毁灭。一般说来，这种秘密的、戏剧性的阴谋手段总是会带来不幸。”（p415）。恩格斯在回信中也说道：“克勒肯威尔的愚蠢举动，显然是一些特别狂热的人干的；所有密谋活动的不幸，就在于它们会导致类似的蠢事，因为‘总得干它一番，总得有所行动’。……此外，用放火焚烧伦敦一个裁缝铺的办法来解放爱尔兰，这算什么主张！”（p420）。他们认为，哪怕是出于推翻反动统治的正义目的，少数人的恐怖活动并不会带来真正的解放，而只会适得其反。由于不是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是以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威胁为代价削弱和破坏民意支持，反而使统治阶级找到更好的理由来维持其统治。这一看法我们也可以用在分析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上。

5.直到1864年，甚至1867年，马克思对巴枯宁的评价还很高。他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巴枯宁时说道：“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p17、18）说明当时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面目还没暴露。1867年后，随着国际内部各个派别间斗争的加剧，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企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与巴枯宁的翻脸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6.从通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已经是欧洲的名人，不仅在各国革命组织和革命者当中享有声誉，而且在各国统治阶级当中也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在信中说到一个有趣的例子：1867年4月初，马克思亲自带着完成了的《资本论》手稿到德国汉诺威出版商迈斯纳那里去。在当地，除了地方当局要人纷纷上门来求见，俾斯麦还派一个爪牙特地来敲马克思的门，希望“利用他的才能为德国人民谋福利”，企图收买马克思。（p294）

几点读后感

通过阅读第31卷通信集，有下列几点感受：

1.必须承认，马恩的确具有超凡的预见力，他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都是极为准确的。但马恩也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神人，他们也有失误的时候。比如1865年，也即普奥战争爆发前一年，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只要俾斯麦一发动战争，就会被推翻，并且还预计如果普奥战争爆发，那么奥地利胜利从而使普鲁士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更大（p147）。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恩格斯的判断相反。而马克思直到普奥战争爆发前夕还不能确定战争是否能够爆发。从这里可以看出，马恩俩人都对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能力估计不足，相反，他们都过高地期望了无产阶级革命自下而上统一德国的可能性。当然，恩格斯不久也及时改变了自己的说法，正确地预见到了战争的结局、后果，并且后来还准确地预言了普法战争的爆发及其直接原因：路易-波拿巴主动挑起战争。

2.马恩的知识非常渊博，兴趣极其广泛。他们阅读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社会科学，而且还广泛涉猎了各门自然学科。光从本书收录的1864年到1897年的信中，他们交流的著作、讨论的话题就涉及了地理学、地质学、微分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人种学、语言学、生物学、医学、诗歌等十多门学科，许多都属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他们还不是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能对此做出精辟的评价。

3.马恩的友情深厚，的确堪称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友谊。众所周知，恩格斯为了能让马克思毫无负担地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毅然去从事他所不喜欢的商业，以此来帮助解决马克思及其一家的生活来源问题。我们从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恩格斯所做的牺牲是非常感激的，他也深深地知道，这是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共同事业所做的牺牲，恩格斯的支持给予了马克思斗争的巨大力量。例如，在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p135）在1866年2月20日的信中，马克思又说：“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67年5月7日的信充分反映了他对恩格斯的既感激又愧疚之情：“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p301）《资本论》第1卷排印工作完成后，马克思在告知喜讯的同时又表达了谢意：“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p329）马克思还在给库格曼的信中高度评价了他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秘密。要不是他，我早已被迫去干某种‘有收入的工作’。……当然他所能做的只限于一定的范围。”（p537）而恩格斯除了在财物方面给予支持外，还时刻关心马克思的身体健康。在1866年2月2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流露了他对马克思身体状况的忧虑：“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会怎样呢？如果你这样一意孤行，事情必然要弄到这个地步。说真的，在我使你不陷入这种境遇以前，我日夜不会平静；每天，只要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忐忑不安，以为你的病又恶化了。”他不仅时常帮马克思看病，还出费用让马克思去海滨疗养、休息。

他们总是频繁交流思想。恩格斯不仅固定充当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个评论者，而且为《资本论》第1卷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比如结构上的、叙述方式方面的），这些意见马克思大都采纳了。恩格斯还利用作为实际经营者的优势，给马克思提供所需的相关经济材料和涉及现实生产问题的答案。为了宣传《资本论》，打破主流资产阶级舆论对《资本论》一书出版的沉默，恩格斯不仅主动要求用不同的观点来写书评（比如假装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资本论》进行抨击），在各国报刊上大力宣传《资本论》，还发动其他同志写书评。马克思在许多问题（包括理论问题）上也很看重恩格斯的意见。在1867年6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他说道：“我希望你对这四个印张感到满意。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p301）。马克思还经常在信中问恩格斯：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觉得这本书或这个作者怎么样？然后恩格斯总是去信详谈他的看法，有时甚至是跟马克思对立的看法。而马克思又来信，或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或补充的意见。他们还共同分享各自与其他人之间的一些信件。这些细节充分体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平等、合作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心和帮助也是相互的。不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工作、生活关怀备至，反过来，马克思也很关心恩格斯，尤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多次为恩格斯的文章提出宝贵意见，并在百忙中不惜抽出时间，亲自动手修改恩格斯的文章。为了敦促恩格斯写作，马克思还不时想一些办法。他在1867年7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透露了这样一件小事，说有位统计学家称赞过马克思的一本著作，但马克思将此事转告恩格斯时，他故意说此人称赞的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此来促使恩格斯进一步完善这部作品和出版第二卷，并让其他人帮助保密这个善意的谎言。

相关问题讨论

《资本论》三卷是否在马克思生前已经完成？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发表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从现有的《资本论》第三卷的篇幅和写作方法等看，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资本论》三卷（四册）的写作，余斌则认为，马克思生前已完成《资本论》三卷（四册）的初稿，这可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中清楚看出。在讨论到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手稿之间的关系时，余斌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恩格斯更了解马克思，没有一个人的辩证思维比恩格斯更接近马克思，没有一个人比恩格斯更为了解和忠实于《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原意，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绝不会歪曲《资本论》手稿的原意。《资本论》有着自身的辩证关系，一旦歪曲，就像今天一些人的曲解那样，其辩证逻辑就不能保持一贯性。

针对陈人江提出的马克思坚决反对拉萨尔与专制政权媾和妥协的说法，有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拉萨尔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完全否定。因为结合当时德国的国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状况，与统治者完全对立相当于以卵击石，而一时的让步以换取工人斗争条件的一定改善，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况且德国社会民主党参与到体制内的政治斗争，包括李卜克内西参选议员，实际上也是一种与政权合作的方式。陈人江回应指出，马克思否定的重点是，他一贯以来强调的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的至关重要性，而国家帮助发展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最终不仅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相反还进一步造成国家专制政权对无产阶级队伍的控制、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阉割，这是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

（执行编辑：崔云、陈人江，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