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石云霞：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出发得出确切结论，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扩展和深化对开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在于，指引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P38)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既要进行本体论研究，把握其科学性；又要进行价值论研究，弄清其当代意义，更加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是当今时代和实践对我们提出的根本要求。
一、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立者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曾经说过：“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2](P558)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恩格斯本人。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立者。《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标志，《资本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严密论证，《反杜林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唯物史观为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阐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而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自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对历史学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作出的如此伟大贡献的思想，正是贯穿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标志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在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来强迫工人生产出比构成劳动力价值多得多的东西。正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在各类资本家及其奴仆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彻底厘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露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的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对这一理论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划时代的功绩。《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所得出的严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它不仅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得到了证实，而且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P797)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就是：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所谓只有社会主义才适合人性的断语，而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分析证明了它转变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3](P443-444)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首次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主要之点，即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摈弃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把无产阶级看作软弱无力的、受苦受难的群众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4](P90)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发善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自己的政党，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列宁所说：“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5](P813)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预见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它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陷入空想，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他们只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出发得出确切的结论。
1886年1月，英国费边社的一个领导人爱·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简要叙述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的文章。恩格斯明确表示不能写这样的文章，他说：“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P582)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科学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揭示了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着明确的思想界限的，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意义上默认了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被那些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普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科学化了。恩格斯后来追溯这一段历史时曾经说过：“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2](P305)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并且对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作了明确区分，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还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这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论断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内容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P414)这个论断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看成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规定，或者说，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对全社会的生产进行计划调节，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计划从事社会劳动，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实行社会劳动产品直接分配给劳动者，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在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商品和货币将失去作用而退出经济生活的舞台；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随之而来的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国家也将失去原有的政治性质和功能，国家政权将逐步地由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挥；未来社会将改变由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一切旧观念，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将得到充分发展，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造就出全面发展的新人。实现上述一切的最根本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而高度的发展；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揭示，是对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深刻危机的科学理论解答，而非空想或臆断。他们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1](P273)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守。他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澄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捍卫科学社会主义，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里仅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他在马克思去世后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五篇序言，始终坚守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些序言中，他强调从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坚信“《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6](P386)重申“《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6](P389)预言“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6](P397-398)
第二，他通过反思自己早期的著作进一步修正、完善和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1886年2月，恩格斯为他在美国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了一篇序言(后来作为“美国版附录”发表)。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所放弃的，是他早期不成熟的著作中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明确反对抽象地侈谈全人类利益和全人类解放，着重关注和强调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指明首先应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阶级的解放)，而后才谈得上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他通过出版和再版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和以增写序言的方式进一步阐发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1891年，在巴黎公社20周年时出版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第3版中，恩格斯在所写的《导言》中强调和论证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写道：“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P55-56)又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为了反击日渐猖獗的机会主义思潮，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党制定正确的纲领，恩格斯不顾当时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并为之写了1891年版序言。恩格斯这些做法，表明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明的原则立场。再如，1894年1月，他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的序言中，着重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解释了为什么“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指明：“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2](P304)“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2](P305)
第四，他反复强调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区别于现存社会的根本特征。1890年8月5日，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批评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分配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只能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半个月后，即1890年8月21日，他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又一次强调，“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2](P601)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开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认识的扩展和深化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如何才能由理论变为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哪里发生，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这又是摆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是面对现实，深入思考，对开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认识不断扩展和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欧洲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发生”论。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同时发生”论，是在标志唯物史观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人们之间普遍交往的发展，而且前一个是最基本的条件。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才能够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普遍竞争的“没有财产的”群众，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如果没有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充分发展，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但是，“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6](P166)
1847年，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他说，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这是因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6](P306)接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6](P419)
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神圣同盟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6](P470)马克思还指出，过去的经验表明，由于各国工人的分散行动，结果遭到了共同的失败。后来，他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又指出：别国的工人没有表现出团结的精神，是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7](P180)马克思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思想，他还曾经对只有欧洲大陆具备了革命形势能否取得胜利而一度表示过担忧。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8](P166)
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同时发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的思想，直到恩格斯的晚年依然如此。1892年，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1](P773)1893年6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又强调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赢得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8](P655-656)
但是又必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同时发生”革命，并不是说各国的革命齐头并进，也并不意味着“同时”胜利。他们这时已经注意到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状况，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提出过种种设想。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6](P306)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6](P541)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探索，进而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1848年欧洲大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高涨，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革命的相互影响，如何认识和把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亟待解决的课题。正是适应着这一时代和实践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探讨了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设想。
1872年9月《资本论》第1卷俄文版出版，在俄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盛赞《资本论》俄文版的问世。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他在《祖国纪事》发表文章，引证《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将俄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结论强加给马克思。为了澄清误解，马克思于1877年撰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明确反对将西欧的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他指出：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P730)
马克思根据多年来官方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的研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俄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是否要经历资本主义将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P728)
马克思由于担心这封信的发表会给刊登的刊物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因此未有寄出。所以俄国革命者仍然不了解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2月，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求教马克思：“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9](P378)面对查苏利奇的请求，马克思在给其复信草稿及正式复信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明确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从“农业公社”的特征着手，论述了作为原始公社历史残迹的“农业公社”所具有的二重性及其两种可能的历史命运，明确指出“农业公社”的历史命运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P824)马克思还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P825)后来，他又一次强调说：“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P828-829)总之，马克思认为俄国社会这种发展可能是符合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即不仅俄国内部必须发生革命，而且还必须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配合和支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说得很明确，“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P374)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东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做是“同时发生”思想的扩展和深化。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续关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根据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实际，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作了重要发挥和新的补充说明，他们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四、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其时代价值在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能够真正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更加清醒地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自觉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对人类历史发生的影响最深刻并且将继续影响21世纪的重大事件，莫过于社会主义的横空出世。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既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也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跌入低谷，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大呼小叫，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社会主义“大失败”，资本主义“不战而胜”，扬言要在世界上埋葬共产主义，预言中国也将会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后尘。国内也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行不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能不能扛下去”的议论和怀疑情绪，“信仰危机”蔓延滋长。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至今阴魂不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涉入深水区。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任务，有人提出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有人提出要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上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还要不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习近平指出，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0]它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针对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表明我们党将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历史终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