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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分析研究许多问题的重要背景和方法，又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研究和处理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处理好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好中国道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因素，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深入研究近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而创立的。马克思分析和讨论许多问题都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高度进行的，不懂得或忽视这一点，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势必会造成许多误解和曲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理论上“不太清楚”、实践上走了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重新理解和谋划现代化方略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激活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个重要思想资源，使之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问题。显然，世界历史理论既是我们重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显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重要方面。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现实基础则是业已形成并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及其产生的各种效应。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是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国际贸易，尤其是由工业化所催动的国际市场拓展引发的。地理大发现不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且通过更加频繁的交往，使人们日益了解了“新世界”和东方国家的历史知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伏尔泰写出了《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从最远古的中国讲起，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此后，一些历史学家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 C. 加特勒尔的《世界历史要览》、A. L. von施勒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英国J. 坎普贝尔等人还辑集了一部多达38卷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基于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并不满意这些历史学家把历史当作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进行堆积排列的做法，即只是依据一定的材料叙述历史中发生的行动、事变以及导致这些行动和事变发生的动机，他把这称为“实际存在的历史”，他要做的是透过这些历史材料或经验事实发现历史最内在的东西，也就是他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本身。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黑格尔一上来就考察研究历史的方法，将之区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有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历史，才能透过各种偶然性和特殊性的杂多，发现人类各民族发展“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和内在根据，这才是世界历史本身。不言而喻，黑格尔的视野体现了一种很深刻的哲学洞见，是一种属于“史观”层面具有革命性的见解。正如后来恩格斯所高度评价的那样：“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把握的历史，理性构成了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至此，应该说他的这种观点都还是正确而深刻的，问题是他把人们“理解”事物的过程当作事物自身产生的过程，把人们观念地“把握”事物的方式当作事物自身发生的方式。在他那里，“‘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②世界历史是理性的产物与财产，是“精神”自己表现自己和自己实现自己的场合与舞台，是精神自身展开的过程。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也就是自由的实现，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东方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是比较低级的阶段，因为“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③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不过是“精神”的一种有限的具体形式，通过内在的否定要回归到“世界精神”，人们的实际活动终归是“世界精神”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对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都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即使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世界历史人物”也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而且只能支配特殊性”，④他们是在满足自己利益和欲望的同时，一起完成了那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也没有呈现在他们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世界精神的目的。

　　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但通过这种唯心主义形式所包含所表达的历史观见解，不仅比那些罗列各个民族的历史材料的历史编撰学家深刻，而且也比那些从这些历史材料中寻找表面的共同性或抽象的普遍性的思想家深刻。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之总体性或整体性特征的揭示，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分析，透过貌似散乱无序的经验事实而寻求其“内在联系”的致思路向，通过“精神”基于自由本质实现的自我否定而对人类历史辩证运动过程的描述，无疑都是非常闪光的思想。特别是他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对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文明之历史优越性和必然性的揭示，对人类主体与民族主体的辩证关系的澄明，无疑都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称赞在“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⑤所以，即使在后来黑格尔主义被许多人抛弃、黑格尔在德国被当作“死狗”来对待的时候，马克思还是“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⑥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思想，但基于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对其核心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和创造性的转化，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上的展开和在空间上的扩展，是精神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⑦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⑧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的结果，是现实生活的人们、人们的吃穿住行的现实生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第二，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外延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历史”，是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总和。尽管黑格尔基于“巨大的历史感”力图将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总体去探寻其内在联系，但他却不能“历史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形成问题。换句话说，基于“绝对精神”展现自身的唯心主义框架，他更多地关注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统一性，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间断性和“质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不同，它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对象性根据，而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交往而联接成一个整体的结果，它与此前各个民族在相互隔绝的地域中孤立发展的时代有着本质的差别。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时代”的概念不仅具有了特定含义，而且具有了现实性基础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才可能成为“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素材。

　　第三，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正如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一样，虽然以矛盾的辩证发展为中心线索和动力，但却表现为一种不彻底的发展观。在他的思想系统中，“世界历史”不仅体现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而且是一种欧洲目的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德意志中心主义或目的主义。以往的一切发展到他这里，他的民族格局这里，由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都是绝对自由的”这个绝对真理的决定，绝对精神经过漫长的游历而回归到了自身，发展就停止了，历史也就终结了。与此相反，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恰恰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起点”，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形成、个人成为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人类解放即真正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可能性和道路。无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理论，是致力于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理论，从而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局限。

　　第四，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属于他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问题，是让历史的材料服从于思辨的“逻辑”，局部服从于整体，特殊服从于普遍，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具体的民族及其英雄人物都不过是体现“世界精神”的某种工具；基于“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而形成的某种对具体实证科学的“傲慢”，似乎唯有它才拥有把握“历史真理”的权力，唯有它所发现和宣称的结论，才是超越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永恒真理”。而在马克思看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⑨恩格斯后来也说到，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历史哲学”就终结了，任何恢复它的企图，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一种思想的反动。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及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些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依据文本资料做了很好的梳理和阐释，如认为：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虽然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文本之中，但绝非只是零散的“思想闪光”，而是有一个“内容的系统”，且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来源于黑格尔，不是一个历史编撰学的概念，而是一种哲学历史观的概念，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颠倒”，将之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而成为了科学的理论；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和结果，也是各个民族国家通过国际市场的普遍交往而使得生产和消费连成了一体的过程，并在经济交往的带动下形成了“世界性的文学”；正是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人们超越了地域的民族的狭隘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共产主义才能成为经验的事实；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尤其是关于俄国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否定或断裂，而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运用，也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补充；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当今的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等等。当然，这些理解也存在一些分歧和争论，如：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前提还是唯物史观的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单义的还是多义的，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理念是单线的还是多线的等等。

　　应该说，上述梳理、阐释和争论对于我们了解、理解和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都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客观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一些论者比较拘泥于文本，而对于文本背后的东西或这些文本所蕴含的更深层的思想开掘不够；一些争论各执一方面的道理，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主题主旨和总体精神的领悟有所欠缺。这样一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似乎就变成了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如何形成、如何展开的一种比较直观的实证的经验性描述，最多是展示了马克思的宽广视野和“惊人的预见力”。这就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刻的准确的理解，影响了其方法论意义的发挥和当代价值的彰显。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着重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进行分析。

　　我们先讨论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我们过去虽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但往往对这种体系性重视不够或理解不透，把不同的理论内容置放在同一个层次平面地进行理解和讨论，一些争论和混乱由此产生。具体到世界历史理论来说，它与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理论是什么关系？是否仅仅属于哲学而与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研究无关？很显然，这个问题对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一种前提性意义。我们认为，从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思想、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思想、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支撑，既有差别又互文互释，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共产党宣言》中都能看得出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一些主要概念的内涵和界限、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层次还没有最后确定的表现，更是理论所把握的对象自身的矛盾复杂性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在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进化中，许多现象都是互为前提又互为因果的：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私有制与异化、资本与剩余价值等都是如此，世界历史同样既是资本主义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说唯物史观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固然可以，因为马克思确实是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史观的改造才形成世界历史理论的；说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也无不可，因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既离不开对近代以来的经济政治关系的研究，又离不开他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改造。同样的道理，说世界历史理论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固然可以，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与世界历史形成过程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就难以对资本的形成和运动达到科学的理解；而说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也能成立，因为若是不懂得资本的运动和国际市场及其作用就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所以，试图单义地规定谁是谁的前提就不仅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这种设问的方式恰恰是一种线性思维的表现。

　　但从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上看，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它是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理论全面地研究分析近代以来经济和社会的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结果，是具体地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特点和变化规律而形成的。我们知道，如同黑格尔一样，在马克思这里，“世界历史”也不是历史编撰学的概念而是哲学历史观的概念。作为哲学历史观的概念，它首先意味着一种看待历史的角度和方法，针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批评说，过去的历史观不是完全忽略了物质生产和生活“这一现实基础”，就是将之当作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⑩如果说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还抱着与现实有些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只在“纯粹精神”领域里兜圈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和最终成果。(11)马克思正是抓住了物质生产和生活这个历史的“现实基础”，具体而深入地研究了这个“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才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2)当时许多历史学家都直观地将地理大发现看作世界历史时代的起点，因为确实是地理大发现后人们才超出了过去的狭隘眼界，形成了符合实际的“世界”的概念和视野，才有了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马克思却超越了这种“直观”和“事实”，认为地理大发现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它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商机，形成了地理探险的强大动机和稳定持久的资金支持，也促进了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这才有了地理大发现。而地理大发现反过来又为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提供了可能，进而促进了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变，也为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向全世界扩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3)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由近代的国际贸易和工业化引发的，本质上是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

　　世界历史理论又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不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或突出特征。从这个角度说，世界历史理论既属于唯物史观，又不限于唯物史观，它也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而包含在和贯穿于其实质内容之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是把握了基于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各个民族连成了一个统一整体这个“事实”，但又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或陈述了这个事实，而是服从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的总“目的”，即分析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论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据。正是这个主题和主旨，使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强大的批判功能，既是科学的理论维度的批判，也是价值维度的批判，更是作为二者辩证统一的历史性批判和总体性批判。马克思肯定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它消灭了分工的自然性质，促进了人口的集中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形成了人的全面需要和生产能力的体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世界历史就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全球性扩展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意味着人类告别“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时代，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世界历史时代是资产阶级开辟的，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其他的生产方式而成为全球性主导生产方式的时代，也是资产阶级提出的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成为普遍的意识形态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时代。正是这些制度和观念将人们从封建的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但是，这个时代的出现并非是理性战胜了愚昧、真理战胜了谬误，因而具有历史终结的性质，相反，正如它的产生和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样，它的灭亡、被更高的历史阶段或时代所代替也是必然的。

　　确实，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成为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批判工作的主题和主线，在讲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时，往往用简略的语言一笔带过，在论述世界历史理论时也是这样。这就使后来的人们，尤其是革命队伍中的人们造成一种误解，似乎马克思并不太强调不太重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而只是揭露它的剥削的残酷性和非人性，论证它灭亡的必然性。这种误解再与革命实践的激情相结合，以道德义愤、道德批判压倒甚至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及作用的科学分析，于是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万恶的”东西，革命就是要消灭这种东西，消灭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然而，实际上在马克思这里，始终是把资本主义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必要阶段和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来理解的。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普遍的交往关系以及“人的政治解放”的条件，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把前三者标示为“反动的社会主义”。(15)之所以是“反动的”，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它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试图开历史的倒车，尽管也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名称，尽管也提出要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各种丑陋现象。

　　如果说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的话，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是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和过程的科学研究而揭示其中的发展规律，是通过对作为世界历史之本质和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分析来揭示它的发展前途，是在这个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和实现条件。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运动，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完全可以这么说，不懂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没有马克思的那种人类解放的情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这里强调“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意味着它与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它是“世界历史”的概念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而达到了“具体概念”的形态。换句话说，若不经过借助于分工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资本运动、剩余价值及其实现、国际贸易、国际市场、殖民地问题等进行这个理论论证和展开过程，不了解马克思进行这种理论探索理论论证的立场、目的和主旨，“世界历史”就始终只是一个抽象的或半抽象的概念。我们虽然一直强调观察问题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但由于缺乏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完整把握，就只能停留在“眼光”和“视野”的单纯“放大”，往往缺乏“眼力”即深刻的分析能力的提高。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问题上的诸多误解和失误，在相当程度上与我们没搞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而没弄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的差别，没认清中国的实际国情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实际地位，都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

　　海德格尔曾说：“马克思在体会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6)海德格尔的这个评论是很深刻的，关键词是“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近几十年来在新科技革命带动下，现代化和全球化，确切地说是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使得人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效应，也使得“全球化”成为一个热词。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等，都是立足于全球视野来讨论社会发展问题或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宣布“历史终结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未来的世界冲突根本的是文明的冲突；不要说那些反对马克思的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不少人，面对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消费主义”、“后工业”、“后现代”这些新现象，也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过时了”。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新科技革命、苏联的出现及瓦解、西方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都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甚至无法想象的，拿一些具体的实例来否证马克思的个别论断也是很容易的。问题是，当后世的一些人、一些理论家这样那样地说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时候，可曾注意和反思自己是否“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是否是在同等的高度、层次、境界上与马克思交谈对话？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秉持的那种尺度、那种胸襟，他所言说的那个时代、所讨论的那个时代主题，我们是否获得了一种“真知”，至少是作过认真的研读和思索？面对马克思这座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山，我们是否会因为自己一叶障目动辄就轻言“超越”而自觉到肤浅和轻佻？在创新成为了一种时髦语，浮躁成为了一种时代病，众声喧哗以新为真的当下，这种严肃认真的大声发问，或许能使人们获得某种清醒，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也是探讨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的必需的工作。

　　世界历史的形成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其所表明所显示的是通过经济活动、经济交往而带动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加深，是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凸显，是人类主体不再仅仅是思维的抽象而变成了直接的感性现实。如果说，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基本上都是在孤立的地域各自平行发展的话，那么在世界历史时代，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受到了人类整体发展的影响和规定。与此相适应，民族(国家)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或许可以说是世界历史时代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前世界历史时代，人们由于地域和知识的限制，总是也只能把本民族、本地区的文明直接当作人类文明，人的个体性和人类性的关系实际是以一种个人与民族的关系的面目出现的。经过长期积淀，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但却是狭隘的观念，即都是以自己的民族为人类的代表，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黑格尔讲世界历史时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民族精神只是世界精神的一种具体形式或特殊形式，由于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为个人的目的或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只是不自觉地执行了或实现了世界精神或世界意志，他们都是实现世界精神的自由本性的工具。黑格尔认为，人们只有认识到了世界精神的自由本性及其实现的必然性这个“真理”，才能超越民族的特殊性和狭隘性。马克思更是自觉地抓住这个时代主题并以不同于黑格尔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在马克思这里，观察问题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这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但不要忘记，他还明确宣称“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他所说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改造世界”也并非直观地经验地理解的“改造世界”，而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实践过程。在马克思这里，人的异化的扬弃、超越民族的地域的狭隘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性的个人、自由个性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都是人类解放的同义语。马克思始终是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基于人类主体的尺度来提出和分析问题的，也是以人类实践的发展阶段、发展形态为基础来探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的。马克思说得好，“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只有到了世界历史时代，通过各个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暴露出了以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代替个人与人类的关系的狭隘性甚至荒谬性的时候，才能提出超越民族狭隘性的问题，实现人类解放才是一个真实的可能的任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确实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的角度讨论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在马克思看来，民族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分工的产物，而大工业消除了分工的自然性，“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当资产阶级还保持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在无产阶级那里，由于“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18)也就是说，在世界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狭隘性，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又与国家消亡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这种复杂性只是证明了超越民族狭隘性的困难性，并没有丝毫消减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马克思关于通过发展分工和普遍交往超越民族狭隘性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我们知道，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之间既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又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二者既不是一回事，但又纠缠在一起。在人类实践还未形成整体性联系的时代，它们都是纠缠不清、晦暗不彰的，只有经过各个民族的世界性普遍交往，通过与“他者”的广泛接触和反思，才使得人们的视野超越了民族界限，也使得这两种关系的本来面目日益清晰化，为合理理解和对待它们提供了历史前提。但世界历史发展又是很不平衡的，直到目前为止，这种世界性的不平衡性仍然非常突出和明显。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发展状态，换言之，世界性交往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置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和合作，这就形成了世界历史的特殊的两重性或矛盾性，又为认识和理解这两种关系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在世界历史时代，人类整体与各个部分的这种结构性关系被凸显了出来，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9)普遍交往形成的有机性联系使得任何“部分”都受到整体的系统质的规定，成为整体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因素，也视其与整体运动方向的契合与否以及契合的程度而形成自己的特定地位和命运。这里所说的“系统质”和“整体运动方向”，用今天我们都能理解的语言，就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这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阶段。各个民族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形成的所谓“先进”或“落后”，是基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大尺度而确定的，也是基于它的工业发展程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或距离而获得实际内容和具体规定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历史上曾经多么辉煌，如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落伍了，落后了，那么在这种世界性的竞争中就必然落入挨打、受欺侮的地位，假如它还不能正视和承认这种落伍和落后，依然抱残守缺不思改进，不肯顺应和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它可能面临的就是被淘汰的命运。整体的发展进步往往以某些部分的牺牲、抛弃甚至被毁灭为代价，甚至为前提，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与其具体过程的残酷性的两重性和矛盾性。这种两重性和矛盾性内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试图将之剥离开来只要一面是不可能的。只看到进步性的一面，否认、抹杀、淡化其残酷性的一面，这种立场和观点往往容易为先发的强势的民族的思想家们所持有，是片面的错误的，也是为其所在民族的侵略行为辩护的；只看到残酷的一面，更多地站在伦理主义的立场上对之进行道德谴责，而看不到或忽视其中蕴含的必然性和进步性，这多为弱势的受欺侮的民族的思想家所坚持，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二者的根源都在于未能超越民族的立场，不能从人类整体的高度、从整体与部分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和理解世界历史的这种两重性、矛盾性及其发生的必然性。

　　各个民族与人类之间的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既与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有联系，又不能简单地等同。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是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这正如任何一个人都既是个体又体现着人类一般特征一样。这个道理作为最普遍的哲学道理，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都是通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一个民族多么落后，在它身上也不会只有因特殊条件而形成的民族性，而没有人类性或人类的共同性；相反，一个民族无论多么先进，与人类发展方向和趋势多么契合，其具体的观念、制度也都有自己的民族性一面，并非直接就是或完全等同或幻化为人类一般。任何把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宣扬为人类应该采用的统一模式的做法，都是犯了把个别“提纯”为一般的错误。

　　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时代，由于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凸显，人类实践的总体性与各个民族实践的相互制约相互连通，更由于受到现代化这种“以太光”的影响，使得这种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形或特化。这是因为：第一，任何一种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发明创造，无论是科技方面的，管理方面的，政治制度方面的，甚至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不管是哪个民族最先提出和创立的，通过普遍交往就都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或财富一般，可以为全人类各个民族共同享用。当然这几个方面也有区别，科技成果能够直接取用，管理和制度方面的成果就需要进行分析，分出一般性的形式和特殊性的内容，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借鉴性地有选择地采用，或用冯友兰的概念，要“抽象的继承”和采用而不能直接照搬。若是从人类的角度着眼，一切财富都成为人类的财富，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欣赏也罢，吸取也罢，就不存在障碍。相反，如果总是执著于成果创造者的民族“身份”，谁创造的就只能是也永远是“谁的”，总是心存畛域和隔阂，那就不能充分地欣赏和吸取，其结果，就是妨碍自己的发展和提高，证明了自己的狭隘性和固执性。实际上，正是由于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后，许多发明创造都不必在每个民族那里单独进行和从头开始，而可以直接取用或通过转化而使用那些已有的成果，才极大地增加了这些发明创造的价值，也使得人类整体进步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进行。第二，人类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往往是在那些发展程度更高、更成熟、更典型的民族国家最先被实现和被发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0)由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体现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也引领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即使它们在探索这些规律的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失败的教训也都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对于其他民族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第三，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先发地位的民族和国家，尽管它们也是“仅仅认得特殊性”，是从本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促进整个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制定自己的国内国际政策，对落后的殖民地民族实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甚至对一些土著民族形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由于它客观上契合了人类进步的总体趋势和一般规律，实际上担负了将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向全世界播散的历史任务，从而起到了推进人类整体进步的作用。

　　然而，由于这种人类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历史性矛盾在现实过程中具体体现为一种部分对部分的对抗形态，即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征服以及所必然引起的强烈反抗，这就很容易也确实使得许多人难以透过后者而发现前者所体现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也难以通过个别、杂多而发现其中蕴含的一般性的规律和趋势。这在落后民族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普遍流行的伦理主义观念，主要从道德伦理角度，从本民族的立场，立足是否道德、是否正义来理解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侵略、市场的扩张和国际交往等。伦理主义不单是一种理论视角和观点，更多情况下与民族主义情绪、与判别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及其相应的政治立场纠缠在一起，理性的对事实的分析和确认往往为基于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压倒和淹没，而这种价值判断由于没有理清民族与人类之间的这种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缺乏事实判断的支持，所以即使从本民族发展的角度说，从本民族的长远利益说，往往也是不恰当不正确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越是强烈，就越是妨碍着自己加入世界性交往和现代化的潮流中，越是阻碍着本民族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由于这种世界性交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在内容上体现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潮流，所以对于那些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无论你是欢迎还是恐惧、积极加入还是顽强排拒，迟早都会被吸卷进来，被“化”掉。坚船利炮只是打开落后民族紧闭着的大门的形式，真正持久起作用的是借大机器生产出来的质优而价廉的商品，是市场经济所蕴含的那种自由、平等的文明精神。马克思说得好，“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1)正由于这些东西代表和表现了人类进步的趋势和方向，所以它或迟或早能够获得各个民族的普遍认同和服膺，而一个民族越是能够早一点认识到这个道理，越是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世界性交往和现代化的潮流中，越是能够自觉地向其他民族学习，与人类进步的趋势越是契合，其现代化的过程就越顺利。

　　如果说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民族间的恩怨情仇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人们难以超越民族的恩怨和狭隘性，从人类整体的高度理解现代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的话，那么到了殖民体系崩溃、冷战结束，随着新科技革命而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使得现代化的威力和优越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得到了几乎所有民族的认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一方面，广泛深入的国际性分工和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共同利益，也形成了一损俱损的刚性机制，为以对话代替对抗、防止大规模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形成的对人类整体的威胁，又只能通过所有民族国家通力合作才能得到缓解和解决，这也从负面确证着强化着人类主体、人类利益的现实性。一方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的出现，各个民族的文化成果都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能够为每个个人所欣赏、借鉴和吸取，同时任何个人的发明创造也都能直接地转变为人类的共同财产，这种新的双向互动机制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增加了各种发明创造的总量，也为其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提供的便利，使得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的工作、配偶、朋友等等成为可能，为个人的价值实现提供了比以往广阔得多的空间。而越来越多的跨国婚姻、国际家庭及其子女、移民等，使得“国籍”甚至“民族”成为一种个人可选择的选项。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多个国家的人才、资源结合在一起，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而各种国际性组织又成为解决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冲突的具体形式。尽管说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还是国际交往的主体，但上述的这些情况，却都使得民族和国家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个人主体与人类主体的一个中介形式的性质愈益显现了出来，国家主权至上也不再是绝不能商量的毫不动摇的原则。许多国际性组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成员国国家主权的一定程度的分享，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生作用，正是以其成员国对主权的部分让渡为前提的。

当今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为人们超越民族的狭隘性提供了比以前有利得多的条件，但毕竟又受制于资本逻辑的作用，还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没有也不可能使人们真正地超越民族的狭隘性。如何合理地处理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依然是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大问题。对于人类主体、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共同的危险，人们体会、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但一到涉及人类共同利益与本民族国家的关系，涉及为了人类共同利益各个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时，彼此的分歧又十分尖锐。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究其根源，还是这种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包括全球性的霸权主义和地区性的霸权主义，始终是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和最大危险，是发生国际冲突和形势紧张的重要原因。霸权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是有能力有实力称霸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尽管它经常打着维护人类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普遍人权的旗号。与之相对应并形成对极的，则存在通过反对霸权主义理论而过分强调自己特殊性的另一类极端民族主义，如作为反对霸权之极端形式的恐怖主义。对此，人类如何才能脱离困境呢？

在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相互冲突的历史境况下，马克思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包括他的那种批判方式，亦即现在西方不少思想家所说的“现代性批判”，重新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重要时刻，马克思被西方多种媒体评选为“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或“千年伟人”。这当然并不是偶然的，更重要的，它具有一种世界历史性的象征意义，而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则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道路”的开辟。

　　四、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审视和谋划“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也引起了国际国内思想界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纵观这场讨论，虽说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分歧很大，但多以30多年中国发展的事实为经验依据，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模式”的比较也多限于30多年的经济发展方面。这似乎缺少了相应的历史厚重感，不仅容易重蹈前些年讨论“东亚模式”、“东亚价值观”的覆辙，也不利于我们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看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战略。

　　我们以为，应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待和审视“中国道路”，把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放在中华民族遭遇到西方文明并备受欺侮后，从如何谋求富国强兵民族独立到逐步承认和借鉴现代文明成果自觉进行现代化建设、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背景下，透视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曲折过程，总结中国在从前现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个巨大而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前瞻性地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通向何处、将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条道路对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解放会有什么意义，等等。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是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以后，中华民族在探索实现现代化、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经历了诸多的反复曲折，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新政”，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践到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苏式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探索的理论与实践谱系。透视这个谱系，我们会发现“现代化”作为一种目标指向而贯穿始终，或者说这就是一条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曲折道路。这种探索案例又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性，比如，中国不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主要受英国的影响，相反西方诸列强国家都在中国近代史中施展过拳脚，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中国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但又与俄国革命进程不同，不是利用了世界历史提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间隙和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的崩溃一举夺得政权，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了多年的艰苦卓绝斗争才获得了革命胜利；苏联以解体为代价重新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恰恰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为核心的改革实现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心向背长期选择的结果，而从提出新民主主义到建立社会主义到与苏联模式决裂再到告别计划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世界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历史命运选择。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理解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始终是与合理地把握中国的历史方位，确立自己的长远战略目标息息相关。

　　“中国道路”既是实存的，又是处在不断调整、完善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中。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尚未成功”，还在路上，更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批判和超越既有现代性的内在诉求。这种超越性诉求，由于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由于能够站在人类的高度合理地处理人类主体与民族主体的辩证关系，便使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现代性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内容和规定性，是在扬弃既有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重写现代性或重塑现代性。

　　同时，由于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式道路的历史性关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这样，中国道路就不单是与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发展有关，更承载着全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备受异化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如前所述，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基于各国发展不平衡、“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的经验事实激发出的民族努力为直接动力的。这就构成了现代性形而上学的经验基础，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则成为其基本原则。抛开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国争霸、殖民运动、贩卖奴隶、周期性经济危机等不说，仅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惨痛后果，冷战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以热核武器为主的军备竞赛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后冷战时期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理念造成的地球资源枯竭的现实危险，都促使人们反思和拷问现代性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反思和拷问“西方道路”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资本逻辑对生存逻辑的压制，民族本位主义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排拒，其所引致的异化、荒诞、愚蠢的现实越来越促使人们普遍忧虑人类的前途和追问存在的意义。基于此前一些民族实现现代化总以掠夺、剥削和侵略其他民族为前提的历史经验，鉴于普遍囿于民族主义狭隘观念使得当今许多国家地区冲突不断而带来的悲剧性结果，针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困境和人的异化有增无减的问题，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旨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以人为本”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整体性合理发展的理念，获得了国际社会普遍性的认同和共识；中国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快速而持续发展的实绩，真诚地与一切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国家、政党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努力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行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当人们把“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相提并论，并寄予某种代替性选择的希望时，其深层的根据正在这里，“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也正在这里。

　　毫无疑问，从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观到落实在实践中合理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国际国内各种问题，走出一条为世界所公认的成功道路，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无这种理念大不一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定我们走“中国道路”的决心，有利于我们自觉检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失误，客观地分析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积极吸纳一切有利于和平、和谐发展的经验和意见，主动调整和完善发展战略，排除各种干扰，稳步前进，真正体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现在还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而历史负担重的基本国情，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势必会遇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性遏制和围堵，会出现一些更尖锐的国际摩擦，会遇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要求。当前的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各国，对西方国家，对我国也造成很大影响，会使许多国际矛盾更加尖锐、更加突出。总之，对于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预判，对于坚持“中国道路”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处理好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辩证关系，积极倡导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合理对待和处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观念，既不必刻意为“特色”而特色，更不能狭隘地把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拒斥为“西方文明”、“西方模式”；既要客观上承认各个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维护好中国的现实利益，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民族主义的鼓噪，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

我们坚持“中国道路”，绝不应也绝不能只承认和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是要在把握了人类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上，坚持把各个民族国家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升为一般原则，真正实现各个民族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这同样是中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价值的再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努力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来化解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的榜样，一个自觉站在人类整体高度努力建立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榜样，为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解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此，“中国道路”的历史价值就能在人类历史宏阔发展进程中真切体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实践就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充分展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8页。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⑦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0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13)(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3、36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4页。

　　(16)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7页。

　　(19)《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