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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帝国主义时代进程的三个阶段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衰落期即进入“社会革命时代”的产物。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强调世界范围内以及俄国社会中，社会阶级关系诸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及其不平衡发展。显然，列宁这里说的“时代”与上述“由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构成的世界历史时代”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马克思指出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如何“告终”，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进程的基本方向，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分娩”前的长期“阵痛”。

　　最近30多年，国内外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要地变本加厉地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问题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这类关于“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研究热，往往带有把帝国主义仅仅认同为旧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弱点。与此同时，国际上对这轮资本全球化浪潮和美国金融资本霸权的研究，以及这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尽管是深刻的，但又往往离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宏大的总体构思，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寄生性或腐朽性的论述。这种现状与战后国外左翼思想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长期研究倾向有关。因为战后美国霸权统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许多不同于20世纪初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形式与内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当的程度上当作“古典帝国主义”的理论而搁置起来。帝国主义成了问题研究，而不是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

　　列宁十分重视对世界历史大时代基本特征以及大时代下各个小时代划分的把握。他指出，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他认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人口的基本划分，“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12］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斯大林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概括出帝国主义时代当时存在的三大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其金融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13］

　　我们认为，应当运用上述唯物辩证法关于社会革命时代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依据帝国主义大时代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而不是仅仅根据资本国际化的阶段性表现形式来把握大小时代划分的基准。我们发现，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决定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的基本矛盾结构，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帝国主义大时代中的“小时代”却有变化，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战争为标志，此时上述三大基本矛盾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世界所攫取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收买国内工人阶级的上层，缓和了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中相继诞生了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第二阶段以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东风压倒西风”为标志，即广义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形成，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两大历史潮流汇聚，旧殖民体系崩溃，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攻，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处于守势，两方的对立构成第二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个时期，世界三大基本矛盾发展为四大基本矛盾，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业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方式，上升为新的又一对世界基本矛盾。与此同时，“冷战”与战后美国霸权治理世界的新模式，在第二阶段缓和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西方所谓“福利国家”的形成，也缓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三阶段，是金融资本重新统治世界的复辟时期。在这个阶段，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矛盾的地位下降，不再构成世界的基本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退回到三大基本矛盾的建构。但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基本矛盾不再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同时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这对世界基本矛盾，现在主要地不再采取殖民地附属国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对立形式，而是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在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但仍未摆脱新殖民主义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即所谓的“南北矛盾”。在帝国主义大时代进程的第三阶段，南北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北约肢解南斯拉夫和侵略利比亚的战争，美国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及被迫撤军，以及朝鲜半岛、霍尔木兹海峡、西太平洋的军事对峙，都是第三阶段主要矛盾存在的突出表现。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曾裹挟着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改革浪潮而一路春风，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金砖国家的拱起，迅速加深了其原有的两难困境，部分回归旧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结果更是得不偿失。这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第三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加剧。总之，百年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阶级结构、主要内容和主要发展方向都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资产阶级尚处于上升时期，马克思曾主张用支持爱尔兰独立来推进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期待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引信。进入资本主义衰落期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观察到，世界处在东方革命风暴盛行，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长期趋势的逻辑链条已呈明显轨迹。首先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在少数资本主义不发达且为帝国主义全球统治焦点地区和薄弱环节的国家中，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不发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鼓舞和支持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世界殖民体系;而后随着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金融集团之间的争斗加剧，来自落后国家的超额利润急剧下降，致使西方中产阶级相对萎缩，橄榄型社会向金字塔型或哑铃型社会蜕化，加剧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社会条件。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从东向西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循序渐进的整体运动过程，典型地在上述第二阶段世界四大基本矛盾的组合与发展中表现出来。“东风压倒西风”的高潮，以1976年越南完成南北统一、美国侵越战争彻底失败为标志。此后金融资本卷土重来，世界格局和态势发生了逆转，南北矛盾上升至主导地位，其深层原因需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中寻找。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下降为非基本矛盾的直接原因，在于苏东剧变导致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社会主义社会，即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也绝不是一个自我扩大再生产的独立社会形态。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是要向共产主义过渡，首先是向其第一阶段过渡，却要困难和曲折得多。由于生产力低，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国家正如列宁所说，“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4］

　　关于新老殖民主义以及南北矛盾的研究，涉及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矛盾横向的扩张。是否直接用武力占领和分割世界领土，是否将被压迫民族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统治阶级作为帝国主义海外统治的支柱，这是新旧殖民主义体系的两个主要区别。对于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的前殖民地附属国，战后旧的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未能阻止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形成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体系。新殖民主义体系使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五个基本特征(列强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在表面上不再呈普遍现象。

　　在政治上维持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发展，是新殖民主义政策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核心。除了构建迫使前殖民地附属国就范的国际胁迫环境(霸权)之外，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治控制，还需要在这些国家内部培植一个听命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买办大资产阶级，使其坐大到影响乃至控制发展中国家政权的程度。而这样的政权因不断出卖民族主义国家的利益，会在形式上取得国家政治独立的国民中逐渐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引发动乱;并反过来，又致使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治控制难以稳定维持。分而治之，在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制造分裂，策划代理人战争，也是新殖民主义施行间接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法。在以上各种场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日益遭到削弱乃至剥夺，然而与旧殖民主义体系时期的帝国主义宗主国不同，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治控制一般不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国内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而承担日常的财政开支，更不用说旧殖民主义对他国领土永久性武力占领所不得不承受的巨额财政负担。在这一背景下，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控制将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无序状态日益深重。但是如果失去控制的动乱发生在悠关帝国主义列强“重大国家利益”的战略要地，列强尤其是以“世界领袖”自诩的美国，就会采取旧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进行武装干涉，甚至不惜发动“局部战争”。如对油气资源及其输送航道管线战略要地的控制，使用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治控制方式很靠不住，返回旧殖民主义以武力占领他国领土的直接控制，只是时间早晚和机遇的问题。在世界多个战略要地用旧殖民主义重建被肢解的民族国家，已经并将继续使以美国为首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不堪重负，套上一个又一个绞索。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统治在政治上的两难困境。最近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放弃同时打赢两个局部战争的军事侵略政策。力不从心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不得不更注重“软实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强行植入“西式民主”。这在部族关系、宗教信仰仍是维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重要纽带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激起连绵的动乱以致内战。

　　在经济上，从横向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的扩张，新殖民主义需要第三世界的商品化、私有化、工业化的程度比旧殖民主义时期有相当的发展，以便为列强国内市场相对过剩的大量商品、资本和服务寻找和争夺海外销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攫取相对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的超额利润，并转嫁环境污染和经济危机。这样做，需要克服前殖民地附属国在阶级统治上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障碍;与此同时，它又必须建构条件，把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控制在使其不能成为自己新的竞争对手的限度内。这就是新殖民主义体系下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阻止正在争取经济自主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独立的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阻止它们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脱落出来、建立相对自主或南南合作的产业链、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阻止它们占有本国国民创造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这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抓住不放的三个主要条件。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全球产业链和金融资本对经济命脉的渗透性控制，截留并支配着第三世界资本增殖的绝大部分，破坏其民族资本的自主积累，防止依附性资本主义演化为自主性资本主义发展。

　　新殖民主义经济控制的结果，加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包括社会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城市与农村、城市内富人区与贫民窟、沿海地区与内地的严重对立，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源盖出于此。面对困境，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中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使它们在国家治理中捉襟见肘，在危机期间惊慌失措，甚至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片刻化为乌有。这样，一度能使帝国主义列强暂时得以缓和国内危机的海外市场开发，天长日久必然相对甚至绝对地停滞与萎缩。包括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在内，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但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垄断资本之间在经济上分割世界的争斗，而且在前述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纵向发展跌入长期萧条时，从南到北都会引发大动荡，“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并发，可窥见一斑。人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大时代进程的第三阶段，世界诸基本矛盾积累至今，可控态相对萎缩，失控态迅速膨胀，部分质变的症状显著，21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更加无序混乱的泥潭。

　　四、长期萧条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

　　当前亟需研究世界经济跌入第五轮长波下降期的长期萧条问题。［15］如果把战后的“黄金时期”与1970年代的滞涨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分别视为第四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经济的“大平稳”时期可视为第五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和上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第五轮长波进入下降期(第一个拐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仍在发展的长期萧条，表明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正在谷底部分运行，远不见第二个拐点浮现的曙光。关于本轮结构性危机特征的分析，需要追溯到1950～1960年代战后资本主义“复活”的“黄金时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没有世界政府调控的世界市场，自发的价值规律作用，还会造成富国与贫困国差距的扩大。20世纪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帮助或迫使西方国家对价值规律在一国和国际范围的自发作用有所抑制。但对70年代中后期延续到80年代初滞涨的全球治理，迎来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指导下的资本全球化，那些曾经抑制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重要历史条件随之被改变，致使奉行丛林法则的市场机制在国家不干预、少干预的条件下横行无阻，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发挥得淋漓尽致。

　　价值规律自发的破坏作用作为本轮结构性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成因，突出地表现在战后至今各国社会保障制度(西方称之为“福利国家”)的变迁上。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建立涵盖劳动者教育体制及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西方劳动阶级长期团结斗争、反对资本贪婪剥削的产物，也是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中，东方之路对西方之路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通过“福利国家”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这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保障性供给，抑制了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破坏性，减缓了有效需求相对下降和生产过剩相对扩大的增速，成为减小市场经济波动振幅、防止其大脱轨的最重要稳定器。各国工资(广义的，包括社会保障)的国民差异，还含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曼德尔［16］发现，劳资双方围绕福利制度的阶级斗争具有波动的周期性。在康氏长波的上升期，劳动力供给的经常短缺，有利于工会反抗资本的贪婪剥削、维护工人基本权益的斗争，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工人实际收入上升，社会福利扩大，并沉淀为国民工资中的文化历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会承认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成本是劳动力价值的必要组成。在康氏长波的下降期，资本迫于竞争加剧的压力，俘获政府决策，对上升期国民工资中沉淀的文化历史因素进行反攻搞算，力图将其从工人实际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资本增殖效率的国民工资文化历史因素。自毁市场经济的社会稳定器，资本出于本性向下转嫁危机的结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就上述阶级斗争的长周期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扩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复辟(“复辟”系指复活“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私人垄断资本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众运动。沃勒斯坦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阶段将与世界霸权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阶段重合;甚至认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潜在霸权国家能够取代衰落中的美国霸权地位，而预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长期的无序状态，直至它的崩溃。他的前一个判断是对的，而崩溃论尚待观察，也许，把资本主义的衰败表达得过于机械。

　　其实质涉及列宁早就指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具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对于资本主义的垂死性，《共产党宣言》曾有精彩的预言和刻画:“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一旦“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则“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4］284

　　最近30多年，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的全球浩劫，竟然迫使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彻底失去了出卖劳动力而被资本剥削的就业机会。伴随着资本在一极的全球化积累，另一极竟然是“永久失业大军”的全球化积累。救济人数庞大的赤贫人口是资本主义的一项非生产费用，处于全球竞争白热化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和企业已经不堪承受这样沉重的财政负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理论家们现在不是要用“饥饿纪律”驱赶赤贫人口充当资本增殖的奴隶，而是要用彻底剥夺劳动权的饥饿战争消灭资本不再吸纳的赤贫人口。这样做的结果，最终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全球改革的丧钟。就世界当代既得的发达生产能力而言，如果全球不再存在剥削制度，每个劳动人口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工作的权利和掌握科学技术的机会，那么，为平等地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而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可能仅占世界生产所耗费总量中十分微小的比例，政府将获得在这方面为每个人提供均等化无偿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所有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真正摆上议事日程。

　　关于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进程的第三阶段、尤其在这次长期萧条中或更加激荡的21世纪的命运问题，首先涉及对“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1～1882年间提出的，关于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是以严格的历史条件为假设前提的。即如果俄国当时发生了保护公社不遭受私有化破坏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引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它们通过无私的援助把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优秀成果返赠俄国，俄国才能具备跨越资本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样的跨越是彻底的整体性跨越。他们当时讲了“三个一”:落后国家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17］由于必需的新历史环境未形成大气候，资本主义仍在全球发展，从自由竞争上升到垄断，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列宁于1895～1899年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过程，做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20世纪，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面临着如何在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实现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的长期艰巨任务。从社会形态的大转变看，中国道路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跨越过程。它分两大步走，中间不为万里长城所梗塞，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之前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失时机地过渡到不发达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和解放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颠覆和控制，二者的对立是贯穿中国道路的根本矛盾。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18］有不少论者将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全过程的这一阶级分析，歪曲为仅仅是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及时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迅速奠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通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支撑国防工业的建立和巩固，目的都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解决年轻共和国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19］

　　为了对抗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周边接连发动的侵略战争及代理人战争和禁运封锁，自主的准临战国民经济体制的建设和确立，是导致建国后前30年国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程度不协调，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充分，部门间重大比例关系经常失调(如人民生活基本用品长期实行配额制)，以及犯急于求成主观错误的根本历史条件。必须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基上，新中国成立后若立即实行无限制引进外资的门户开放政策，没有30年共和国建设者艰辛奉献的老本可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内部的不适应、不协调必须服从对外部压力的强力抗衡，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强作用的产物，用前述马克思的语言来说，是一个民族“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或“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派生的”该“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产物，是为上述中国道路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这似乎也是新社会形态的弱小萌芽在启动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探索时，抵抗占支配地位社会形态绞杀的一种普遍现象。千百万共和国建设者们前30年艰辛开拓的辉煌成果，为后30年基于国家主权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旦帝国主义将新生的不发达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的图谋破产，在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新历史环境中，如何向西方学习、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便迂回地跨越“卡夫丁峡谷”，便成为不发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大主题。对其中规律性变化的探索与把握，决定着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命运。新社会形态萌芽在占支配地位社会形态的衰落期，要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探索，或迟或早总要在实力对比差距尚很大的开放环境中，经受不同社会制度相互碰撞的熔炼和考验，才能在汲取中培育新的生长点。改革开放使中国重返世界市场，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被嵌入和重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层阶较低的下端。以这种被动方式来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蕴含着被西方帝国主义统摄，沦为其附庸的巨大风险，失去警惕，不加防范，搞不好，便是自投罗网的自杀。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组织能力、特别是适应开放历史环境的创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强的制度优越性，最终取决于基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民族复兴与帝国主义扼制反复较量的胜负结果。

　　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反利用的斗争，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波动而具有相应的周期性。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上升期，全球化加速，中国以与国际接轨的低级方式被动式地吸纳西方工业文明，付出了削弱以致破坏自组织能力的重大代价。在世界经济的长波下降期与美国霸权的衰落期，尤其是二者叠加形成的长期萧条，全球化收敛，为探索跨越式发展的主体增强自组织能力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这种自组织能力的增长机遇，需要在全球经济衰退对跨越主体长期的强烈冲击中，由该主体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捕捉。逆之者存，顺之者亡。被动式的学习和主动式的自组织，二者的周期性复合酿成迂回跨越的历史辩证法。［20］

　　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俄国公社实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不同，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社会主义非整体性、非彻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峡谷”，将通过改革开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绞杀，避免长期遭受原生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以长期来看相对较小的代价，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加固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自组织的创新能力。“回归马克思和列宁”，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动，这一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绽露。风雨中它顽强的曲折生长，将迎来百年激荡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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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