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当今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的大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党认识和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自马克思逝世一百二十多年、列宁逝世八十多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就近来的发展而言，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持续处于低潮;另一方面，2007年爆发至今的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仍在延续。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正从正反两面映托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客观真理性。自觉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的世界观、方法论，能动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之后世界巨变中的规律性走向，深入研究更为复杂的21世纪世界的裂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所面临的首要理论课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的纯洁性及其发展为社会实践所检验与推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时代生命力的根本标志。

　　1913年列宁对什么是马克思学说做了总结:“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劳动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

　　一、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研究有待深入的课题

　　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百多年来，在32深入认识唯物史观的长期过程中，关于马克思基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而提出的世界历史时代尺度的研究，至今未充分展开。其核心思想［2］24，25是:“一切社会形式中”，都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及其关系，被马克思喻为“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它们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及其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如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而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联系还占优势”。世界历史时代从时间维度看，仅指占支配地位的典型社会形态全盛时期所展现的基本特征，不包括其兴起和衰败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前者如日中天，如同午间最充沛的艳阳，后者如同日出和日落的斜晖。世界历史时代从空间维度看，不包括被“普照的光”掩盖了的其他一切色彩，即同时代并存的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其他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在偶然性上对世界极其丰富多彩的具体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如此诸多的舍象后，高度抽象出来的、标志世界历史时代特征的社会形态演变，在辩证逻辑上直接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生活在“必然王国”中，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逻辑过程只是蕴含和体现在具体道路的偶然性中，不能把共性等同于个性。

　　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革命”曾震撼了世界。他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改变了在物质时空运动的速度小于光速条件下经典力学的三维时空观，以致达到光速的物质时空运动使时间变化本身成为物质存在与变化的第四维度，从而揭示了高速(可与光速比拟的)条件下物质存在和运动的规律。狭义相对论并没有否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感觉到的牛顿力学关于物质存在和运动的经典三维时空观，经典力学被看作是狭义相对论力学在物质低速运动情况下的近似。这样就提出了两大时空观从三维到四维的转换问题。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揭示了一个与以往观察历史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考察社会形态变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尺度。这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空间发展理论的基础，而在当前热烈讨论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却遭到不该有的冷遇。虽然世界历史时代尺度并不否定日常生活中的“钟表日历”尺度，但许多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存在着两个时间尺度之间的飞跃和区别，不知道在运用时如何进行两大时空参照系的转换，以致轻率地将日常生活中较长期存在的新现象，误判为世界历史时代的新特征;而当时代的真正特征崭露其本来面目时，却瞠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在时代问题上，解决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离不开两大时空观的转换这个大前提。

　　由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构成的世界历史时代不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时代”［2］32，33。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不平衡发展论。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之演进必须经由社会革命的时代，才能实现质的跳跃式发展，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既定生产关系在其同样占统治地位的既定上层建筑的保护下，阻碍现存社会中已经绽露的新生产力获得大发展，而通过制度内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已到了于事无补的程度。这是由这些社会形态内在的对抗性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演变是非连续的，而且，其跳跃之间断点的历史地缘位置也在不断转换，也是非连续的跨越式。在包括民族征服、民族迁徙、宗教传承等各种形式国际交往的影响下，代表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几种社会形态，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区，从来没有始终如一地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缘位置上。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地区在不断转换，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主导型国家单因自主演化的结果。实际上，取代前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后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典型地区，最初往往是从前一时代非主导性社会形态所在的非中心地区的地缘位置中生长起来的，进而在社会革命的时代成为历史突变舞台上的主角。

　　社会形态转变在历史地缘空间位置上的跨跃式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唯物史观研究的重大课题。［3］这意味着必须揭示被原生态“普照的光”掩盖的其他一切色彩，“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2］27，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内源性”和“外来性”诸方面的联系中，揭示社会形式中支配与被支配的生产及其关系之间的交汇、撞击、衰败、复兴、冲突、裂变和转化。不仅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自己的生产、内部分工和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决定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的，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其“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68

　　神庙封闭，异教突起，权杖易手，王冠落地，战乱不绝，帝国解体，都市焚毁，废墟复兴，远程奔袭，民族迁徙，地理探险，种族灭绝，……，历史上在社会革命时代多元化的裂变中，最后胜出并稳定下来成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表征的社会形态，反复经验了出入地狱般的生死历练和适应性变革。期间，夭折迭起，见首不见尾;以一个模式为起点一路走到黑的大国崛起，来去匆匆。多级大系统集合体矛盾运动的不平衡发展，是物质存在与变化的基本形式，其法则可称为“唯物辩证法原理”。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功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这个辩证运动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5］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实践中的发展，特别是社会革命时代所面临的解决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历史任务，作为二者之结晶的唯物辩证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其经历的社会革命时代的新特点，是它较前一时期，更多地依赖于对帝国主义条件下成为直接实践问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总结。

　　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的农业大国的俄国无产阶级，如何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金融统治和殖民统治的整个链条矛盾纠结的薄弱环节，与农民和其他阶级结成国内外的革命联盟，击破强大的敌对阶级国际同盟的围剿，首先夺取并巩固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一个比研究自然界大系统矛盾运动复杂百倍、艰难百倍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没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的。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中国成为继俄国之后又一个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集合点，其敌人之异常强大，其革命之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是空前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及其肢解和瓜分中国的激烈争夺，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广阔的历史舞台——极端不平衡发展的错综矛盾运动的大系统过程集合体，为毛泽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罕见的客观历史条件。他在《矛盾论》中分析了大系统矛盾运动不平衡发展的内部联系及其变化的一般规律，因而确立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过程集合体矛盾运动基本规律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在论述大系统矛盾运动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提出和使用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范畴，如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等，其含义和作用有待深入发掘。大系统的矛盾运动不仅受其内部主导结构的支配，更重要的是，主导结构也在大系统的矛盾运动中发生变化。要研究决定大系统本质特征的根本矛盾，制约大系统多级变化趋势的诸个基本矛盾，以及在某种主趋势中影响其他矛盾存在与发展的主要矛盾，要把握这三者之间错综的复合转化关系。

　　决定世界历史时代之典型社会形态特征的，是其社会结构的两对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的性质，它制约着另一对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性质。它们的阶级表现，简约地集中体现为该社会形态中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级之间稳定的对立。因为舍象了原生态“普照的光”掩盖下的其他非主导性生产及其关系，就阶级关系而言，可以静止地将其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视为等同的简约关系。而社会革命时代的直接动因则是各种阶级关系复杂的冲突，“普照的光”已成了日薄西山的余晖，它在社会结构和地缘位置上的主导地位摇摇欲坠，难以控制和掩盖其他生产方式的剧烈变动及其向新地缘中心的浮动。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都在剧烈变动，作为社会革命时代的研究对象，它们在每个民族内部及其相互关系中都不再可化约，其叠加效应的复杂性因离散分叉的多样性变化及其放大效应的不确定，而雪上加霜，更不易把握。换言之，此时的根本矛盾必需展现为诸多基本矛盾;只有上升至主导地位的基本矛盾才构成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不再长期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由诸基本矛盾中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某个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主导结构，自身也不稳定;其他基本矛盾的上升会取代它的主导地位，在根本矛盾稳定的范围内，改变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这些显著变化都会引起大系统内各个矛盾特殊性本身的变化，破坏大系统内部稳定的网状联系和自我稳定的调节功能，由巨涨落导致系统崩溃，酿成社会形态在地缘上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研究的进展

　　为放任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全面辩护，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不但唯物史观遭到否定，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在不受约束的资本那里，更是成了大逆不道的“眼中钉”。当前全球性的“回归马克思”热潮，是新自由主义信念在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中遭到破产的重要标志。针对当前西方经济陷入的长期萧条，研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理论，恢复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地位，尚有大量艰苦的理论工作摆在我们的前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揭开了人类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的宏伟画卷。与以往的“世界史”不同，基于这一生产方式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不再是各国经济及概况的简单总和，而是由其内部结构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大系统历史发展过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基本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演变的长期趋势，制约着世界范围内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时代特征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2］23，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变中“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33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以英国为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生态内在结构的矛盾运动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暴露得最充分，因此，《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对于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尺度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为《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普遍性，作为原生态“普照的光”，不能简单地拿来取代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具体分析。即使是马克思自己也曾计划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对依托世界市场并存的多种生产方式的相互联系，进一步做出理论分析，尽管其庞大的写作计划最后未能完成。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取代“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之所以不合理和徒劳，说到底，是不了解存在着上述两个不同的时空参照系及其转换的必要性。《资本论》“人体解剖”的对象是充分发育的青壮年，不是胚胎或婴儿，也不是行将就木的老人。所以，它不仅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2］23;而且是透视资本主义形成期和衰落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变化的一把钥匙，青壮年发达的内部器官及其旺盛的新陈代谢，既是胚胎和婴儿发育生长的结果，又是其“自然过程”衰老的前提和开始。

　　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有两个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它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6］220;同时又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7］。搞清楚这两种概括的同质性，是《资本论》研究当前的一个重要论题。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劳动人口或者本身不再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或者本身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不再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相反地出卖自己的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些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时候，生产才在其整个范围内，在其整个深度和广度内，变成商品生产，一切产品才转化为商品，每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才作为商品进入该生产部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8］5“现在，所有权对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9］640“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洁，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9］644“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8］6

　　与上述基本理论的混乱相联系，人们将视“资本”为“物”(生产资料)的庸俗经济学观点捧为“经典”。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恰恰在于揭示:资本是“自为的交换价值”。与简单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自在地存在”不同，它只有在资本流通中才成为“自为的交换价值”［6］222～227。资本的特质性在于，“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9］175，176无偿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我增殖的源泉，构成资本的本质。因此，“资本不是物，正像货币不是物一样。在资本中也像在货币中一样，人们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或者一定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8］64这也就是说，“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把“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9］90～99在此基础上，“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8］56，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生产方式，“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8］56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形态基础上的拜物教意识，它们构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长期没有形成共识，主要原因是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的商品拜物教性质，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而拜物教意识则认为，这是“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不少研究者误认为，由资产阶级经济学集中反映出来的拜物教意识，便是马克思所要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形态，以至于把具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错误地当成是上层建筑中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虚幻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8“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1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方式与以往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不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物的主体化，物化劳动统治活劳动。面对这个颠倒的世界，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层层地揭示资本的神秘化过程。其中，经由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价值及其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及价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中，具体劳动过程是价值增值过程的物质承担者，作为价值增值过程的劳动条件，预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必须在物质上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尤其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的社会性质包括劳动的社会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规模经济对劳动的节约等，成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却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由于剩余价值来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表现形式上的神秘化，于是，就把不变资本当成“母胎”引出其增殖的剩余价值。年剩余价值量同时取决于资本的流通速度，预付资本的价值转移和价值补偿的实现按一次或多次周转的不同状况，被仅仅划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区别也被抹杀了。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即利润这个转化形式。现在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一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就单个的企业或产业而言，它的量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实际上，都与剩余价值不同。平均利润又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企业主收入被归结为从事复杂劳动的管理者的“工资”。这样，资本“就完成了剩余价值形式的独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对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10］;并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尤其作为虚拟资本，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性质，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轴心关系隐藏在由物之属性的层层外壳包裹起来的最深处，在表象上仅呈现为预付货币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所以，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必须将它物外壳的“生产方式”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有所区别，并在思维过程中从商品生产的劳动二重性出发，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理论批判上，把资本主义生产颠倒的社会形式再颠倒回来，还庐山以真面目，是《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一旦否认这一重大贡献的时代历史意义，回到马克思之前的庸俗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的拜物教现象形态当成其本质，以为资本只是中性的使用价值，多多愈善，不必设防，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被资本所统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意识，把资本的国际化仅仅视为各国不同生产要素禀赋在国际间的合理化配置，将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繁荣。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庞大写作计划中未完成的后面部分，在继“(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之后，还包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2］2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全球化的深层次研究，需要从资本循环的再生产过程出发，沿着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路进行开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用不断变革的社会生产力打破了狭隘的自然经济和地域的局限，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也在发展，从中心到外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其用外部空间的拓展在时间上延缓内部基本矛盾激化的余地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在全球日益凸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原上就是－个国际剥削的生产关系体系，它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其本源性的主要标志。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和基础。前者主要是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人资本的殖民掠夺;后者主要是英法等强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经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其全球化的扩张，马克思的上述计划涉及的是后者。二者在质上的区别不能混淆:全球扩张的主体在前者是商人垄断资本的特许公司，最初的世界市场对于大多数生产者来说，尚属于简单商品流通;后者的主体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建立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含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资本流通占据支配地位;尽管殖民主义或超经济强制是二者兼有的扩张方式。

　　资本作为这一生产方式运动的主体，它的运动不仅从一开始就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其国内运动和国外运动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资本国际运动。随着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它们的生产关系延伸和发展到国际范围，中心地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不断地征服并改造世界其他地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及其关系，资本的国际运动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特殊的历史社会形式。资本国际运动的特殊形式取决于三个条件:(1)资本在在中心地区的发展程度;(2)资本对外扩张时所遇到的落后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它扩张后形成的多元混合经济的性质和类型;(3)中心地区各国资本国际扩张和竞争的方式与程度。从“荷兰模式”到“英国模式”再到“美国模式”，不同的历史条件造成了世界霸权统治的不同国际形式。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内扩大再生产的必然产物。资本循环的国际运动，在以产业资本为主体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的国际化，它使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具有国际的性质;在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趋势大大加强。后者又可分两个时期:在一般垄断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国际运动主要是通过对外输出借贷资本和对商品资本的国际垄断实现的;而在国家垄断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国际运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垄断生产资本和国际垄断生息资本的相互依存和发展，并且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资本的国际运动具有不断深化的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

　　中心地区一国范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驱使资本为了使资本循环过程能够顺利实现，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地向国外扩张。资本的国际运动把一国范围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逐步扩大到国际范围，而且还进一步表现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在资本国际运动的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得以在国际范围内发生作用。财富和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世界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及各自内部的两极分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又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尖锐化，限制了中心地区国家通过资本国际扩张以缓和国内矛盾的历史空间。这些矛盾的发展进一步破坏了国际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在世界市场的实现条件，从而导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随着经济危机的频繁和加深，资本主义必然跌入长期萧条，迫使资本国际运动停滞或收缩。从长期看，由于内在的对抗性，资本全球化同样具有扩张与收缩的周期性。

　　它之所以呈现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是因为资本全球化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的驱动下，有如下历史趋势。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大资本在越来越广的局部范围，把经由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的社会分工逐渐转变为大公司内部有计划组织的个别分工。资本国际化还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当事人从生产领域中排挤出去，成了在金融领域寄生于社会的食利者。马克思早在近150年前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随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增加”，“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9］831

　　尽管漫长和曲折，终点尚未浮出可目击的地平线，但这一历史趋势的进程却为马克思之后的几代人所见证。马克思、列宁之后，关于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与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研究，从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方面，较系统地反映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10年左右或更短为一个周期)系指在供求总量上大的失衡，因而周期性发生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危机以暴力方式毁灭相对过剩的生产力，强制总供求恢复一般均衡。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危机，它不但以暴力方式毁灭相对过剩的生产力，而且摧毁现有的经济结构，迫使其进行带制度性的结构调整，往往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波动(5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相联系。这两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长期存在并具有对抗性的突出表现;差别在于对抗性积累的程度、对抗采取的外部冲突方式和缓解对抗以将其重新纳入制度内运行的难度，是否已在制度方面沉淀为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就经济增长的波动来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通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复苏中逐渐达到危机前的繁荣期高点，在本繁荣期超出前一高点，然后再跌入危机，因而呈螺旋式上升。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则表现为长期萧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机的密集爆发，每个周期性危机复苏艰难，繁荣期很短，甚至未进入繁荣期，经济又衰退了，出现长达多年乃至十来年的经济停滞(包括负增长)，也称“大萧条”或“慢性萧条”，正如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自200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态势。大萧条是经济长波收缩期的谷底部分，大危机是谷底的震中。频繁而深刻的危机期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期相互交错，构成了经济长波收缩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则有经济长波扩张期的出现。包括扩张与收缩在内的一个长波周期与另一个的交替，历史上大致半个世纪发生一次。为什么由结构性危机酿成的长波收缩期最终会突然进入下一轮扩张期，什么是转折的基本条件，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是各学派争论的最大焦点。

　　长波论者大体形成两大学派: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以曼德尔的“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曼德尔不但指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而且，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性”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是，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之结果的制约。［11］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发展了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长波理论。它强调，资本积累过程的长期经济波动受制于其国内和国际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实际上这是在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其上升期是经调整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在一国及国际范围内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下降期则反之;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内在矛盾最终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从而决定了前者必然从适应走向不适应的长周期转变。始自18世纪末，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经历了四次长波的震荡。长波论者尽管对每次长波的具体时间划分有歧见，但对其长周期波动的总体认识大体相同。

　　（未完待续）

　　网络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