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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历史进步评价尺度的理论具有社会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对历史评价尺度的运用的侧重点是有变化的。本文不拟全面考察马克思关于历史评价尺度的演变过程，仅在阐明历史评价尺度的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几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的考察和介绍。

　　一

　　马克思对历史进步的评价主要有两种尺度：一是历史尺度，二是价值尺度。前者又称为客体制度、外在尺度、科学尺度，后者又称为主体尺度、内在尺度、道德尺度。

　　所谓历史尺度，是指评价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以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是否能够满足全人类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为标准。它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对任何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都应该从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待，而不应该从静止不变的状况来观察；二是对任何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都应该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总的情况加以考察，而不应当仅仅用当下的条件和标准去衡量。从历史尺度出发，我们就要历史地看问题，把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都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中，从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辩证地分析、研究、评价。

　　所谓价值尺度，是指判断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价值的有无、性质、大小的标尺和根据。价值尺度由历史评价主体的利益追求、需要结构、发展程度、社会关系等所决定，它随着历史评价主体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历史评价的价值尺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不同的历史评价主体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历史评价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具有明显的区别。历史尺度是一维的，价值尺度则是多维的。历史尺度的一维性是指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评价，要看它是否能够满足全人类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凡是能够满足全人类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就是进步的；反之，则是落后的和反动的。这就是说，历史评价的历史尺度不能以特定的个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为衡量的标准，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为衡量的标准。价值尺度的多维性是指对同一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的评价，不同的评价主体即特定的个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往往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些评价主体认为是进步的和革新的，另一些评价主体则可能认为是落后的和倒退的；反之亦然。

　　历史评价两种尺度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从两个大的角度来看待两种尺度之间的关系。

　　其一，就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来看，两种尺度是一致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也不断得到满足。在阶级社会里，不仅剥削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能够得到比以前更好的满足，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以前较好的满足。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人的生活状况也相应地得到改善，人的发展程度也相应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在逐步减弱，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程度也向前迈进一步。在阶级社会里，不仅剥削阶级如此，被剥削阶级的状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讲过：“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说来，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1]491-492因此，用历史尺度所作的评价与用价值尺度所做的评价终究会在社会生活的总体发展中殊途同归，达到统一。对于这种统一和一致，马克思有这样两个思想是应当提起注意的：

　　首先，生产力发展的本身就包含着人的因素的发展。以往的经济学家在谈到生产力时，总是把它理解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量的增长，理解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具水平，而从未突出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如古典经济学家是非常重视生产力问题的，但他们主要是从生产效率、增加国民财富的视角来阐述生产力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虽然与以往的古典经济学家有所不同，他在谈论发展生产力时，也谈到人的因素的作用，但他充其量不过是把人作为劳动力、作为活的生产因素来看待，而没有真正确立人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生产力问题上所作的革命变革，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力量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也就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体力量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绝不是外在于人的单纯的物的增长，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展现，是人的潜能、价值的发挥和发展。在这里，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完全统一的，而不是互不相干和对立的。

　　其次，看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是否具有进步意义，不能从某种抽象的原则出发，而应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予以评价。如对待历史上的奴隶制度，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肯定是要受到诅咒的。但是，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奴隶制也代表着一种进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讲过：“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1]524这是从历史尺度肯定了奴隶制度在其上升时期的进步性和其产生与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恩格斯还从价值尺度方面也肯定奴隶制度的进步性。他说，奴隶制“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1]525由此可见，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历史评价的两种尺度并无相悖之处。我们谈论历史进步，一定要注意恰当的参照系，抽象地、泛泛地谈论某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进步与否无助于问题的说明。

　　再次，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特定时期来说，两种尺度又存在着某种不一致，在某一条件下和角度上来观察和评价某一特殊社会生活现象或某一社会制度时，从历史尺度所得出的结论与从价值尺度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呈矛盾状态：从历史尺度看可能是合理的，从价值尺度看则可能是不合理的，反之亦然。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不一致，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其实质在于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整个人类的发展往往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为代价。这一过程的机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自发分工，而自发分工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则使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使社会职能越来越专门化，从而导致三大差别与阶级对立的产生。自发分工使人类整体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同时又使个体的活动和能力固定化、片面化、畸形化。自发分工和生产力的每一次质的革命，都必然造成所有制的重大变革，从而导致旧的历史主体的衰落和新的历史主体的兴起。当自发分工被自觉分工代替以后，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就形成了，社会进步的两个尺度通过实践而达到协调和统一。

　　二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是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两个方面的结合评价历史进步的。马克思在1853年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一方面严厉鞭挞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犯下的滔天罪行，认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另一方面又着重论述了东方社会的原始性、野蛮性和落后性，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在东方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推动了东方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当时认为，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他就毫不掩饰这种野蛮性了。他们极其残忍地屠杀东方人民，把这种屠杀当作乐趣，用东方人的身体发泄兽性，双手沾满东方人民的鲜血。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认为，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种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和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非常悲伤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当忽视和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看着殖民主义者的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施予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当忽视和忘记，这种失去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些小小的农村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

　　在这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分析，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马克思是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两个尺度全面考察殖民主义者和东方社会的关系的。从价值尺度来看，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和屠杀，对此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从历史尺度来看，他又肯定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其二，马克思主要不是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角度观察东西方社会的冲突，而是从世界历史和整个人类命运的角度着重探讨有关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如东方社会种种落后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这些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方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传统的束缚而走上新生的道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亚洲所特有的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亚洲社会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状态。尽管那里不断发生政治变革，不断改朝换代，但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从西方资本主义对亚洲入侵的过程中，看到了亚洲新生的曙光。他发现，亚洲的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可能土崩瓦解，亚洲式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野蛮性、原始性和落后性改造的机制可能恰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因而，英国人对印度的侵略起了一种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也同样为亚洲社会的新生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766英国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2]765。“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768

　　马克思同时指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所实行的革命性变革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771-772因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为人民所有。殖民主义者只能为东方人民的解放和生活状况的改善创造物质前提，而不能使其变为现实，“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773简单地说，就是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统治，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三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即马克思生活的中年时期，也是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两个方面的结合评价历史进步的。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首先，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时代历史发展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严重背离。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他认为：一方面，从历史尺度来看，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从价值尺度或道德尺度来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造成了人的异化、价值贬损和道德沦丧，阻碍了人的发展和解放。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775这种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背离，只有通过先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消除。

　　其次，马克思从整个人类的发展与人类个体的发展的关系说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结合与统一。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3]124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思想不仅在科学上是诚实的，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或者是造成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全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3]125西斯蒙第带着伤感主义的情绪责难李嘉图，并且认为，“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3]124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不理解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整个人类的发展，要靠牺牲一部分个体，甚至牺牲整个的阶级和民族为代价。只有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优秀的一部分首先发展起来，才符合整个人类发展的利益，才能带动整个人类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利益，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3]124-125

　　再次，马克思通过对罪犯、犯罪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说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结合与统一。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贝•曼德维尔(1670-1733)，在《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一书中，说了一段非常深刻而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引证了曼德维尔这段话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曼德维尔“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只有曼德维尔才比为资产阶级社会辩护的庸人勇敢得多、诚实得多”[4]353。马克思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角度，发挥了曼德维尔的思想。他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它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无疑有其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人们不能颂扬罪犯、纵容犯罪，更不能说在社会高度发展以后，罪犯也不会消失，不能认为将来罪犯一旦消失，社会就会毁灭。同时也要看到，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罪犯的存在，可以引发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一些部门，引发出产业结构中的一些产业，可以给一些人提供就业机会，可以成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他指出，犹如“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课提纲”等等一样，“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把罪犯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4]349。

　　第一，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课提纲。这些教授不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第二，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法庭差役、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而且这些不同职业发挥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出人们的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新的需要的新的方式。例如，“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4]350。

　　第三，罪犯生产印象，有时生产道德上有益的印象，有时生产悲惨的印象，具体生产哪种印象，要看情况而定。不仅如此，他还在唤起人的道德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一种服务。罪犯的犯罪行为作为文学艺术的对象，还可以生产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例如小说，甚至悲剧，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都证明了这一点，《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也证明了这一点[4]350。

　　第四，在资本主义社会，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观。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和动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竞争的刺激就会减弱。因此，罪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罪犯使劳动市场减少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罪犯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变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这种“平衡器”为一系列有用的职业开辟场所[4]350。

　　第五，罪犯还从多方面对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影响。例如，如果没有小偷，锁就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可能就不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应用化学取得的成就，不应该只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也应该归功于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因为犯罪使侵夺他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所以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从国际范围来看，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可能就不会形成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也可能就不会形成民族本身[4]350-353。

　　四

　　马克思晚年历史评价尺度的重点发生了转换，他着重强调了历史评价的价值尺度，严厉地批判西方殖民主义者破坏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滔天罪行，而没有谈到这种破坏对历史发展在客观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例如，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中讲到，英国在印度的旁遮普地区，变土地公有制为土地私有制，攫取农村公社的森林和荒地，这种做法有利于欧洲人从事殖民。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摘录了柯氏的有关论述并且评论道：“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5]300。

　　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仍然坚持了对梅恩的这种批判。他说：“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1]772柯氏在讲到法国国民议会(马克思称它为“乡绅会议”——引者注)关于掠夺阿拉伯人的土地的辩论时，马克思评论道：“1873年‘乡绅会议’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掠夺阿拉伯人的土地”，“在这个可耻的议院中进行的关于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私有制’的方案的辩论，企图用所谓永恒不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外衣，来掩盖这种诈骗勾当”。“在这种辩论中，‘乡绅’对于消灭集体所有制这个目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争论的仅仅是用什么方法来消灭它。”“英国政府利用(已由法律批准的)‘抵押’和‘出让’，极力在印度西北各省和旁遮普瓦解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彻底剥夺他们，使公社土地变成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5]322-324约翰•菲尔爵士在《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中，讲到1793年英属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在孟加拉实行的《固定赋额法》，使过去只是负责在其所辖土地上替政府向农民收税的柴明达尔，成为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对此，马克思在《菲尔笔记》中痛斥道：“这是英国的恶棍和蠢驴们造成的”[6]397。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马克思既没有谈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原始性、野蛮性和落后性，也没有谈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它们的破坏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客观上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只要我们把“古代社会史笔记”和马克思1853年写的关于印度的两篇文章作一对比，就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看出马克思的历史评价尺度重点的转换。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虽然马克思晚年把价值尺度作为评价历史发展的重点，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评价历史发展的历史尺度。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多次谈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原始性和落后性。他指出：“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1]766马克思认为，要使俄国社会向前发展，就必须消除俄国公社的这种孤立性、原始性和落后性。这就是用历史尺度评价俄国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会发生历史评价尺度重点的转换呢？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随着这种变化所发生的对革命形势估计的变化。马克思在1853年写关于印度的两篇文章时，正值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处于普遍繁荣的时期，当时他认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2]470而在晚年写作“古代社会史笔记”的时候，马克思认为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仅是处在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而且是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遭到”致命危机的时代，“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7]439在马克思的头脑中一直有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扩张，会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在西欧已经腐朽，但它如果在西欧以外的广大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则是新生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必然会被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镇压下去。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欧洲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马克思就认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他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8]348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一直保持下来。所以他在晚年资本主义进一步深陷危机的时候，劝告俄国人和其他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9]506，而应该把他们那里保留下来的土地公有制作为社会复兴的因素，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由此可见，马克思晚年历史评价尺度重点的转换，既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相一致，也符合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五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晚年依然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两个方面的结合与统一评价历史的发展，评价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现象，而且特别强调历史尺度的重要性。

　　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世界形势和俄国的自身形势的变化，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俄国的唯一前途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要经受种种苦难，人民群众要经受种种折磨，但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弗•丹尼尔逊，由于不懂得历史进步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以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会给工人、农民以至整个俄国社会带来种种苦难为理由，反对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嫁接”西欧的现代大工业。从历史进步评价的尺度上来看，丹尼尔逊是只承认价值尺度而否认历史尺度，把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恩格斯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结合与统一上批判了丹尼尔逊的错误观点。

　　第一，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认为，丹尼尔逊离开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放弃评价历史进步的客观的历史尺度，主要从个人的好恶评价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这是极端错误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10]612在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评价的客观尺度。其实丹尼尔逊也看到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但他由于不喜欢这种变革而对其持否定态度。恩格斯则认为，这种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进步。他指出：“从1861年起，俄国开始以同一个大民族相称的规模发展现代工业。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俄国也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而且是以巨大的努力行动的。”[10]597

　　第二，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以由于俄国政府的政策不正确造成家庭工业和农民副业的破坏为理由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丹尼尔逊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是由于沙皇政府实行了保护关税等错误政策。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经济必然性使然，与政府政策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恩格斯看来，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必然会排挤家庭工业的产品，破坏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全然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俄国如此，当年的英国、德国也是如此。对于俄国我们不应该讨论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会不会破坏家庭工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农业部门这个问题，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有利于本国大工业的发展问题，对此“俄国人必须作出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果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是要由俄国人来完成；如果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10]627

　　第三，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历史进步需要付出代价的错误观点。历史进步与代价付出是一对孪生兄弟：历史进步必须付出代价，而付出的代价又会由历史的进步来补偿。恩格斯指出：“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10]626这一点在俄国尤为严重。这是因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其他任何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的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10]653-654恩格斯还说过：“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的变革，没有整个整个阶级的消失和它们的转变为另一个阶级，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看到了。”同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即“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0]673、674。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