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进入21世纪后，苏东剧变的历史后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应进一步显现，顺应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为了从历史挫折的困顿中走出来，需要重新回到原典中去寻找力量和资源，“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遂成为新的研究风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马克思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方向；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经过30年的探索和积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应的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目前正孕育着新的范式转换。

　　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

　　2001年，对于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主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为常设主办单位，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作为轮流主办单位。论坛自创设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目前，该论坛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对引导和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评述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和进展之前，有必要先把各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列举出来：第一届论坛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承办，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2001年)；第二届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系(院)承办，主题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2002年)；第三届论坛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承办，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2003年)；第四届论坛由中央党校哲学部承办，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2004年)；第五届论坛由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承办，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2005年)；第六届论坛由南开大学哲学系承办，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2006年)；第七届论坛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2007年)；第八届论坛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2008年)。可见，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首先得到关注的主题，它既是上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继续，又是90年代后期马克思哲学观反思的深化。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作为问题被重新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代世界所发生的新变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遭遇”密切相关。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世界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变化：苏东剧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艰巨课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所引起的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日益进入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社会生活本身的这些重大变化，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面临着新的历史境遇和问题，必须对此作出有效的应答。而从理论方面来看，这一问题的提出，根本目的是为了消除笼罩在马克思哲学理解上的种种“遮蔽”和“误区”，以阐扬和彰显其当代意义①。

　　虽然多数学者都充分肯定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但在如何理解这种“当代性”的内涵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从近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大背景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意义和当代价值。有学者认为，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建构一种以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基础、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要求的新哲学思维方式来说，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1]。还有学者认为，与当代西方哲学一样，马克思哲学也具有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和后现代意蕴。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等被传统的解释体系所忽视或遮蔽的意义得以彰显[2]。而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对现代社会的“问题学”特征和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二者在当代“相遇”了。另一种看法，是基于当今时代的现实立场和时代性问题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在于：马克思提供给我们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那种叙事传统所依据的社会现实，至今仍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马克思思想的那个时代尚未成为过去，马克思试图解决的问题仍然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着，蕴涵在马克思学说中的普适性价值对我们这个时代仍有巨大的意义。总之，“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些学者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首先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上，它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今生活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了钥匙，其深刻性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无法比拟的。

　　在如何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上，“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成为争论的焦点。倡导者认为，“回到马克思”就是要通过对第一手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及其语境分析，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呈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原像，以期找到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足点，因此，马克思在今天的语境中从来就不是现成性的。而不赞成“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则认为，这个口号既抛弃了自己在当代生活世界中应有的立场和旨趣，又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顽固的崇古意识，存在着对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对马克思在当今世界中的现实意义的双重漠视。也有学者指出，“回到马克思”的“原本”，只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幻想。还有学者认为，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巨大可能性，只有在与当代思想的批判性对话中才能实现。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最根本的途径和方法，是对时代特征和本质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科学解答，包括立足于我们时代特有的问题和境遇，对当代中国社会和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

　　虽然看法不同，但作为世纪之交形成的一个热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方兴未艾，至今不衰。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本体论变革或存在论转换来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质，从而在理论上推进了当代性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整个90年代，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分歧很大的焦点性问题之一。近些年来，吴晓明、王德峰、张曙光、贺来、邹诗鹏、杨学功、仰海峰、陈立新、张文喜、崔唯航等学者，致力于从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视角来阐扬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他们的具体做法各有千秋，但在总体方向上又保持一致，形成了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思路。其共同点是：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的，其结果就是从根本上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从而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②。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研究中有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之争。一方面，争论双方都可以从经典文本中找到依据，由此牵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另一方面，争论双方在“本体论”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又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哲学历史和学理的根基，从而使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因概念不清而导致的无谓之争。有鉴于此，有的学者对“本体论”的词源、汉译和学术流变做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从而提高了相关研究的学术水准。新近出版的何中华所著《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③一书，从多角度特别是哲学观角度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作了新的诠释。

　　必须承认，如何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意义，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马克思文本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国内对这一新版本的引进，伴随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之说的兴盛，马克思文本研究日益引人注目。MEGA2所作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文本研究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而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则对国内相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近期出版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也开始利用新版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除前面提到的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外，主要还有：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马克思文本研究发轫之初，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方法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应该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因为此类研究，过去一直在“原著选读”的名义下进行，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新课题，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提升，现在的研究很难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甚至有可能在新名词下重复过去的老套路。事实上，从“原著”(work)到“文本”(text)，并非只是名词和提法的改变，而且意味着研究方式的转换。虽然二者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但研究方式有重大区别：如果说“原著解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现成性及其思想的真理性作为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文本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未完成性及其思想的问题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论中最突出的争论焦点，是关于“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和“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

　　首先，关于“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有的学者清理了马克思文本的刊布情况及其所引发的重要事件，分辨了文本研究的不同类型。聂锦芳认为，马克思文本研究史是由其文本、文献材料的保存、收集、整理、翻译、出版、阐释和宣传构成的，而这一历史的突出特点在于：马克思的文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大部分是在他去世后才陆续面世的；在这断断续续的刊布中，差不多每一部重要文献的发表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和持久的争论。由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情形，千差万别的研究动机，错综复杂的社会氛围，以及对马克思文本的关注程度、探究重点、解释思路、观点阐发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研究类型。鉴于以往研究中由于“意图先行”，导致了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解或“误读”，特别是在这种解读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考量，使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政治游戏，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他提出：为了“呈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客观地了解、科学地阐释并逐步接近马克思的思想，应该“以马克思的文本为本位”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所谓“以文本为本位”，就是在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时候，应该从他的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提供的解读模式和诠释框架或自己的观点、倾向方面去考虑。这是目前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一种被明确表述的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有一系列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比如：要尽可能全面而详尽地收集和占有文献资料，潜心于琐碎的细节考证、原著精读；要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和理论构架，使任何研究结论的得出都有原始文献依据和本初意义支持；要还原到马克思原初的特定语境，呈现“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形象；要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而不要受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研究者自己的诠释框架的干扰；要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结论，等等④。可见，这已经是一套比较成型的自成体系的研究思路。

　　其次，关于“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有的学者清理了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上存在的几种解读模式，并试图在解读模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⑤。王东认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流行过三种解读模式：一是“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通过19世纪后期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论战性著作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二是“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以上世纪20年代～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三是“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即主要按照西方哲学模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过去主要着眼于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传统，近年来则主要着眼于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他认为，虽然这些解读模式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根本局限，即通过别的思想棱镜的折射，势必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或偏离。他提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必须采取“以马解马”的新方式。所谓“以马解马”，就是直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提琴手”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直指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真正揭示其在人类哲学史、认识史上所引起的划时代变革[3]。

　　然而，对于“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特别是“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有些学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一是从解释学所阐发的学理角度提出质疑。有学者指出，“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完全回避了“解释学处境”的存在，因而是不可行的。从解释学视角看，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以马解马”，其实都只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⑥。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总体上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在目标上从“本真的马克思”诉求转向诠释学的历史视域融合，在成果形式上从集体无意识转向个人话语，因而在学术规范上对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要求[4]。

　　二是从解读方式角度提出质疑。有学者通过比较解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即朴素式阅读、症候式阅读和互文式阅读，指认上述研究纲领和解读模式实际上停留在“朴素式阅读”的解读方式上。“朴素式阅读”只是把阅读单纯视为一个直观地看和读的过程，它不曾考虑过阅读本身，包括阅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旨趣，所阅读文本的语言和风格，阅读的场景和节奏等等；“症候式阅读”把阅读视为一种生产，关注文本中的空白、沉默和缺漏，认为能够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是由问题结构决定的；“互文式阅读”面向未来，在文本与文本、科学与修辞、写实与象征之间自由跳跃，要求通过多角度的阅读和阐释，不断生发出文本新的意义。后两种阅读都凸显了理解活动的复杂性，而“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和“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明显忽视了这种复杂性。该学者还从修辞学、读者批评等视角对此作了更具体的探讨⑦。

　　三是从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角度提出质疑。有学者指出，文本解读者的“问题意识”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例如，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解读，过去将它的主旨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而现在人们又从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乃至全球化思想。奉行“以文本为本位”研究纲领的学者对此感到困惑不解：“这些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中生发出来，割裂和肢解了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然而在质疑者看来，这种因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引起解读者“问题意识”发生变化的情形，既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以前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使他们只能注目于马克思文本中这些方面的内容，而对其他方面有所忽略；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全球化等方面的内容之所以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受到重视，也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关注焦点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内容变了，面临的问题变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也会随之发生相应改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只能导致研究上的时代错位。事实上，从文本与现实的互文关系来看，文本研究不可能离开现实问题的观照，无论是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视角的形成和研究方式的确定，都是由现实问题引导或规定的⑧。

　　四是从如何理解文本的意义和文本的研究目的角度提出质疑。如何理解马克思文本的真实意义？有学者指出，如果只是停留于马克思书写下来的话语，至多只能理解其字面上的含义，而不可能把握其思想意义。因为马克思的文本创作是为了回答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文本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来源于它们对问题的回应。因此，我们只能从马克思的文本所面对和回应的问题中，去寻求把握文本思想意义的线索。把马克思的文本封闭起来，只注意其内部一定语境中语词、语句之间的相互关系，割断文本与环境现实之间的联系，不可能揭示其真实意义[5]。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目的，很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文本在今天之所以需要“重读”，是因为它们仍然是对我们具有价值因而必须继承和汲取的思想资源，而文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问题并激活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如果刻意回避或淡化自己的“问题意识”，把“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奉为圭臬，把马克思文本研究变成与“知识考古学”或“精神古生物学”相类似的学问，则这种研究的意义将大打折扣，我们也将会变成马克思“知识花园中疲乏的闲人”。

　　由上可见，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争论，可以说是相当激烈的。这在研究初期也是完全必要甚至是必须的，但如果长期停留于此，则无法使文本研究真正进入主题，并不断深入下去。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来，学者们在继续进行方法论探讨的同时，已经把重点转到对马克思文本的个案研究及其思想演进逻辑的深入阐发上来。聂锦芳强调，文本研究要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他在清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之后，展开了对马克思的中学作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个案研究⑨；魏小萍则选择了多个在翻译中存在争议的例子，重点探讨了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概念背后的理论问题，即并非产生于翻译的概念理解问题[6]；还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文本作了新的研究和解读，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⑩；由于汉译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促成了对这一文本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11)；如此等等。新近出版的孙承叔所著《真正的马克思》(12)一书，集中阐发了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这些颇见功力的成果，是马克思文本研究持续深入的证明。当然，相对于这种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文本研究提高了马克思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且促进了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曾枝盛、王东等提出“重建马克思学”和“创建中国马克思学”(13)，以及鲁克俭(14)和韩立新(15)等积极引入并效法欧美和日本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文本研究有可能向“马克思学”方向演化。与此同时，姚顺良、夏凡等则从文献学考证与思想史诠释的关系角度，对“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16)。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掀高潮

　　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态度，当然就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愿望日益迫切，适应这种需要，在众多学者积极引介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背景下，徐崇温率先开拓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并于1982年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它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对其代表人物的著述和思想作了较系统分析和评价，内容涉及卢卡奇与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及其《狱中笔记》、布洛赫和他的“希望”哲学、企图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综合起来的赖希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和他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萨特和梅劳•庞蒂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和科来蒂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亚尔都塞(今译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和高兹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等。虽然该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它的出版还是激发了人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从那以后，虽然在“清污”运动中有过短暂的波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在我国迅速崛起。1985年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把该书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大学讲堂。随着俞吾金、陈学明、张翼星、衣俊卿等众多学者的加入和相关研究的持续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学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因为随着苏东剧变，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地位，在沉思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大背景中，人们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很热，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高潮。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外，进一步扩展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学者们逐渐从以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国外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陈学明认为，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与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未能得到充分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还是其批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均具有正向功能[7]。王雨辰强调，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8]。

　　通过学者们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非常突出的成果。首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除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外，近年又先后出版了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也都有一些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其次，我国学者出版了大量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总数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如俞吾金和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衣俊卿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张一兵、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王雨辰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等；又有专题、思潮和人物研究，如孙伯鍨、张翼星对卢卡奇的研究(17)，徐崇温、刘放桐、黄颂杰等对萨特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8)，徐崇温、李青宜等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陈学明、欧力同等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的研究(20)，张翼星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21)，李青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22)，衣俊卿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23)，郑一明和欧阳谦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24)，等等。

　　近年来，张一兵在其多卷本著作《文本的深度耕犁》(25)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和后马克思思潮的哲学文本作了深度解读，并对阿多诺和阿尔都塞作了个案研究(26)。一批学术新秀也纷纷加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文本个案研究中来，如汪行福和郑召利等对哈贝马斯的研究(27)，胡大平对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28)，仰海峰对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29)和孔明安对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的研究(30)，刘怀玉对列菲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31)，张亮对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32)，王凤才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研究(33)，尹树广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研究(34)，等等。

　　此外，张立波、张盾、张秀琴、吴友军、夏莹等众多学者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相关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不专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现在也比较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建构。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培育了一批学养深厚、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

　　四、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有不少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许全兴、雍涛、安启念、郭建宁等的成果比较突出(35)。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研究外，学者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而把这种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上。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一结合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征、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重大课题，从而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同时也应是一个学术上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陆剑杰区分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9]。“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是中国化的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例如，怎样运用汉语话语系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传统的中国哲学，创造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创体系，就是从学术形态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形态明显落后于实践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变革，而且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作出抽象和概括。陶德麟、何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水平。

　　现在成为学者们关注焦点的问题是如何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相关资料显示，这个问题是在世纪之交由高齐云、李德顺、欧阳康、王东等学者明确提出来的，后来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近年来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吴元梁主持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36)，并提出了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高清海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该文提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10]。他的这一主张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共鸣，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11]。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日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诉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问题意识”，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同时还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必由之路。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当然，从任务的提出到目标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五、研究路径的分化和范式转换的前景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学科逐步形成了八个二级分支学科分立并存的体制和格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下，围绕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又逐渐分化形成了如下几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部门)哲学。每个方向都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研从业者，基本上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布局。因此，上述几个方向的动态变化及其状况，可以为我们把握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个特定的观察角度。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这个方向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90年代以来却受到一定冷落，以前那种离开文本语境和历史线索、凿空蹈虚的研究方式，也一再受到批评和质疑。但一些人由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试图“以史代论”，以文本考证、历史梳理消解理论建构，否认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最终取决于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种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时热过一阵，后来问津者较少，近年来借助于文本研究有所升温。但是，在各种不同规模的马哲史教材或专著(一卷本、三卷本、八卷本)相继出版以后，马哲史研究面临着一个如何持续的问题，或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重写”问题。而要“重写马哲史”，必须首先解决概念框架和叙述方式问题。也就是说，最终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熟程度和水平。

　　3.国外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曾被视为异端，90年代以来却一直是马哲研究的兴奋点，至今不衰。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超越外在的客观描述，使之真正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一种内在资源，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研究因其难与意识形态宣传划清界限，而被一些学院派学者所冷淡，其实近年来也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今后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其学术含量。

　　5.领域(部门)哲学和问题研究。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等不同领域，以及借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切入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个方向的研究者人数可能是最多的，虽然总的来说理论层次还不高，但如果不抱“学院派”偏见的话，应该承认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不少，并且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有积极贡献的。

　　可以预见，以上几个方向的研究都会在分化、转型、整合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今后也都会在不同的层面取得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已成为近年来热烈讨论的话题。学者们提出了种种主张或方案，诸如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存论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等等，但都很难形成共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不能靠单纯的理论呼吁或倡导来实现，而主要取决于现行研究方式的调整和变革。回顾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某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但依托于不同的学术群体，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或者说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式。在现有队伍状况和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四种：

　　1.“文本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在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学者倡导下逐步形成的。虽然“文本式”进路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有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诉求是相同的，即主张“语境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发生与发展的特定语境中来把握其本真意义。

　　2.“对话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在一批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推动下形成的。其基本诉求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沟通和对话，以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持这种主张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基本取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通过积极对话，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源，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3.“形态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由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提出的。它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改革，但又有区别。教科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突破传统教科书模式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从“体系重建”派内部分化出一批学者，他们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研究纲领取代原来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纲领。应该看到，这不只是提法上的改变，而是关注焦点的变化。“体系重建”主要是针对传统教科书的，意在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弊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其关注的重点是“返本”和“归真”；而“形态建构”关注的重点是“开拓”和“创新”，即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4.“问题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在一批从事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学者倡导下形成的。他们认为，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哲学研究，反对脱离实际构想各种思辨的哲学体系，因此，从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发展。

　　以上几种研究进路，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长期酝酿，在21世纪逐渐浮出水面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因而可能会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同时并存，并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在我看来，以上几种研究进路都很难单独成为新的研究范式。首先，虽然有学者提出了“文本学派”的口号，试图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但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本只是研究对象，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公共资源；而学派之为学派，必须有自己所独有、其他学术共同体所没有的研究纲领和具体做法。因此，“文本式”不能成为独立的研究范式。同样，“问题式”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研究范式，所谓“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只是一个倡导而已，既没有预设前提，也没有限制边界，实际上包含着极其多样的选择。“对话式”充分凸显了哲学研究所特有的本性，但未能明确规定对话的主体及其所应达到的目标，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形态式”虽然最明确地标举了研究目的，却未能明确规定达到目的的方式和途径。显然，以上几种现行的研究方式都不能单独成为马哲研究的新范式，一种比较成熟或可行的研究范式必须至少是其中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组织的“中哲、西哲、马哲对话论坛”，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一些长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如赵敦华、俞吾金、邓晓芒、张汝伦等，也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学术对话，而且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路数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提供了在范式转换上有启发意义的模板，如俞吾金所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见解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众多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张汝伦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探讨[12]，邓晓芒关于建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和他从现象学角度所作的探讨(37)，赵敦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间原理”的论述[13]，等等。

　　简要的结语

　　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沧海桑田。对于任何一个亲身参与和见证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人来说，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为这种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鼓舞。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相一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30年来的马哲研究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既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也是人才涌现最多的时期，同时还是对外学术交流开展最为频繁和最有成效的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来建设并且学术水平稳步提高的时期(38)。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格局，开拓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所取得的成就，既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努力、大胆探索、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切实贯彻和落实“双百方针”和实行学术自由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4]虽然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存在原创性成果不多、国际化程度不高、社会影响力不足等弱点，但只要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敢于并善于汇集人民的智慧，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他们就一定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业绩，并以思想参与的方式与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相互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是21世纪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学术界》1999年第5期；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文汇报》2000年8月2日；贺来：《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邹诗鹏：《活着的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之我见》，《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2期；邹诗鹏：《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孙伯鍨：《以科学的理论态度研究“当代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张一兵：《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唐正东：《马克思哲学于当代性对接的三种模式》，《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等。相关综述可参看周志山：《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哲学动态》2002年第2期。

　　②参看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即出；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邹诗鹏：《实践—生存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邹诗鹏：《生存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文喜：《颠覆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崔唯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萧诗美对此作了更基础性的探索，参见其所著《是的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参见何中华：《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参见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努力体现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当代水准》，《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⑤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解史，王金福在其所著《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作了比较具体和深入的探讨。

　　⑥参见杨学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⑦参见张立波：《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读者批评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⑧参见丰子义：《如何看待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从“诠释”走向“激活”》，《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⑨参见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参见鲁路：《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李淑梅：《体系化哲学的突破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再解读》，《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孙熙国：《唯物史观的创立与人的本质的发现——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处误译谈起》，《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郭艳君：《“经典表述”的再阐释——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2005年4月23日～24日，南京大学主办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为题，发表了中日学者黄楠森、王学东、小林昌人、吉田宪夫的一组笔谈；日本《情况》杂志2005年10/11月号发表了张一兵、孙承叔、杨学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

　　(12)参见孙承叔：《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参见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王东：《为什么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14)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拟或科学》，《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评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译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陶伯特说”与“罗扬说”：我们该采信哪个？》，《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原因及其再评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5)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和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新进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

　　(16)参见姚顺良：《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姚顺良、夏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的判定及其思想史定位——兼论文献考证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17)参见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参见徐崇温、刘放桐等：《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黄颂杰、吴晓明等：《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9)参见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青宜：《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0)参见欧力同等：《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明：《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欧力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21)参见张翼星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22)参见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23)参见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参见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5)参见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卷：《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参见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三联书店2001年版；《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27)参见汪行福：《走出时代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参见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参见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30)参见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1)参见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菲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32)参见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33)参见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34)参见尹树广：《近3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5)参见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郭建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6)该课题的最终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7)参见邓晓芒：《建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2004年起陆续推出“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主要有：黄枬森的《哲学的科学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研究》，陈先达的《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清海的《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陶德麟的《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袁贵仁的《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孙正聿的《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吴晓明的《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张一兵的《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王南湜的《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哲学之路》，丰子义的《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赵敦华的《回到思想的本源——中西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等。这套丛书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我国老一辈和中年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他们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水准，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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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杨耕，张立波.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J].哲学研究，1998，(9).

　　[3]王东.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J].学术月刊，2003，(1).

　　[4]张一兵，胡大平.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解释学”转向[J].江海学刊，2003，(1).

　　[5]杨学功.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J].学术月刊，2006，(1).

　　[6]魏小萍.外化、异化与私有财产：并非产生于翻译的概念理解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概念背后的理论问题研究[J].哲学动态，2005，(8).

　　[7]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5，(2).

　　[8]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J].哲学研究，2005，(4).

　　[9]陆剑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哲学研究，2005，(1).

　　[10]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11]张一兵，张亮.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12]张汝伦.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13]赵敦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原理[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220.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