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因其封面为蓝色，国际通称“蓝皮本”)是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曾译作“国际版”或“原文版”)之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集中最权威和最接近经典著作原貌的版本。考虑到至今大约只出版了总计114卷中的一半，考虑到显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出齐，《马恩全集》德文版依然是国际学术界学习研究马恩著作的最好版本。德文版《马恩全集》由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正卷39卷(按照《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划分卷次，同《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一致)，补卷则只出版了4卷(第40和41卷分别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第42卷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43卷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补卷第1册)。苏东剧变后，德文版补卷的出版工作中断了，计划中的第44卷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补卷第2册一直没有出版。同时，《马恩全集》德文版中的一些卷次长期脱销，人们无从购买。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研究马恩著作的热情逐渐恢复，德国国内和国际上对《马恩全集》德文版的需求也增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组织了《马恩全集》德文版继续出版的工作(由柏林卡尔•狄茨出版社出版)。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半期，人们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可以买到全套《马恩全集》德文版(第1—43卷)。①据有关材料报道，从未出版的补卷第44卷也在编辑之中。②

　　2007年1月16日，德国《青年世界》报刊登了这项出版工作的参加者、德国学者罗尔夫•黑克(Rolf Hecker)写的文章《阅读经典作家》，报道了相关信息，回忆了民主德国当年出版《马恩全集》德文版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艰辛过程，披露了苏联对《马恩全集》德文版编纂工作的影响。现将文章译介如下。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德文Marx-Engels-Werke(MEW)在中文里习惯被译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但是该德文词组并不包含“全集”的意思，本来应该翻译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由于《阅读经典作家》一文谈到了MEW同真正的全集版本的区别，所以本文不按照习惯将MEW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而是译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1953年为纪念马克思作出的决定，1957年1月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第1卷。到1968年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的时候，这一迄今为止以德文收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最多的著作集就已经出齐了。甚至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版本在学术编辑、出版和装帧设计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成就。

　　民主德国乃至联邦德国的几代学生都利用“蓝皮本”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来学习马克思主义。39卷正卷和4卷补卷平均每卷印刷4到5次，销售6—8万册，总计超过300万册。《马恩著作集》不仅成为许多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藏书，而且也被收藏于无数的私人书架。此外，《马恩著作集》还出口到大约30个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前史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德国成立了苏占区，这就为苏联和苏占区(以及后来的民主德国)重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提供了机会。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被迫中断，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也没有出齐。现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终于能够着手进行《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纂工作了。同时，苏联影响扩展到德国一部分领土上，这就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他们的出生地并用他们的母语传播提供了机会。马恩著作是马列主义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将在德国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建设一个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和民主的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截至1946年春，在一年的时间里，由不同的出版社发行了200万册以上。

　　1946年，狄茨出版社成立，接手了马恩著作的出版工作。该出版社最初以莫斯科马恩列研究院30年代的各种版本为依据，出版了《资本论》普及版，两卷本的《文选》，四卷本的《通信集》。还根据MEGA第一版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国统一社会党规定，在执委会下成立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德国革命工人运动的伟大导师的著作”。1949年9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开始工作。

　　关于着手编纂马恩著作的困难，研究院院长约瑟夫•温特尼茨1949年9月20日向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汇报说：“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就无法开展这项工作。……要编纂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必须有精通俄语的同志，以便有可能充分利用莫斯科研究院的工作成果。……编纂全集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仔细核查29卷的俄文版全集收了哪些文献。……再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全集以什么样的顺序出版。”

　　在必须具有的人员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必须同莫斯科的研究院建立工作关系，而这只有通过当时的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尔布里希特才可能做到。下面这封信是温特尼茨的继任者伯恩哈德•道姆1950年8月30日写给莫斯科的同行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柏林的同志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完成这一任务[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前提条件，只有在你们的帮助下才能具备，因为我们既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原件，也没有影印件。……因此，我们请求你们给予我们全面的支持，尽可能为我们提供影印件……(如果有可能，也提供文本的抄件)因为没有这些就根本谈不上用德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柏林的研究院开始时只是像挤牙膏一样得到必要的资料。

　　莫斯科方面的同志的支持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这从莫斯科的研究院院长1952年2月4日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M•A•苏斯洛夫的一份报告中可见一斑：“根据您的指示，[我们的]研究院已经为[柏林的]研究院……准备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刊印稿的复印件和缩微胶卷，但不包括如下根据研究院的意见不可在德国出版的著作。”报告列举了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的未发表的手稿《波兰人、普鲁士人和俄国》、《普鲁士人——无赖》。随后声明说：“研究院认为，从政治上看这些手稿和未完成的著作不宜在德国公开发表。”其中还包括1882年2月7日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的信，因为信中含有“错误的、未被历史证明的关于统一的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的说法”。恩格斯1885年6月22日致倍倍尔和1889年9月15日致考茨基的信也不得发表，因为在这些信中包含了对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正面评价，但他们辜负了这些评价。

　　这份文件在措辞上稍作“淡化”后也发给了道姆。文件反映了柏林的研究院在编辑工作之初就遇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

　　1953年初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斯大林的名字是在他逝世后加上的)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室。马恩室的成立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决定密切相关。1954年的工作计划写道：“出版重要的单篇著作是对党的总体工作的支持，同时是出版《全集》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准备工作之一是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料室”，任务是收集、保存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和初版，手稿、书信等的影印件，以及制作这些资料的卡片索引。

　　随着党中央作出的出版《马恩著作集》的决定和准备工作的开始，柏林和莫斯科两个研究院的关系不断深化，从性质上看柏林的同志更多的是扮演乞求者的角色。1956年3月2日的一封信可以为例。信中说道：“《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第1卷现在就要完成了，3月底将送到出版社付排。第2卷和第3卷我们还有一些困难，即搞不到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和引用的原始材料。……由于没有你们的帮助，简直就不可能搞到大部分这类材料，因此我们提议，在编辑第2卷和第3卷的时候，我们以MEGA[第一版]为基础，而如果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出自各种报纸或书籍上的引文经你们确认有实质性的差异，而且在你们的版本中已经作了更正，那么恳请你们把这方面的情况通知我们。”

　　针对这封颇有自知之明、但也就事论事的信函，恩格斯的传记作者、副院长E•A•斯捷潘诺娃1956年7月25日答复说：“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第2卷，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现在不是以MEGA，而是以原始版本为基础。另外，我们在编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并不是像MEGA那样以1844年的版本为基础，而是以1892年的版本为基础。……至于向你们提供马克思恩格斯所引用文献的缩微胶卷一事，则只能逐步办理，特别是根据我们照相室扩展的情况来办理，目前我们的照相室因工作太多而不堪重负。”

　　1956年5月15日，研究院院长路德维希•恩里克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尔特•哈格呈送了一份12页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工作报告，其中谈到版本的性质时说：“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预计有30卷(大约35册)。这一版将是普及版，并不囊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例如，一些早期著作就不包括在内。”谈到编辑工作时报告说：“为了完成用德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工作，必须做一系列重要的准备工作。……(1)核查全部以前的德文版本(单行本)。(2)核查各卷中出现的全部事实和日期。(3)全部引文同有关原始文献进行核对。(4)可能译自另一种语言的文字也要同原文进行核对。(5)为德语读者准备各种可能的新注释。(6)对例如拉丁文概念给出脚注。(7)资料工作。核查人名，年代，事实。”报告特别强调了获得高水平工作人员的重要性，因为在总计12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位高水平人员，三位中级水平人员。因此，提出了“按照以后从事我们马恩室工作的方向培养高水平大学生”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结构和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并没有被明确划分为若干部分，全部39卷是按顺序编号的，补卷则接着正卷编号。但仔细观察便能看出，著作集中的文献可分为三部分：第1—22卷为著作和文章，第23—26卷为三卷《资本论》和被称为《资本论》第4卷的《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第27—39卷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各部分文献则按照第一次发表的时间或者手稿完成的时间的先后编排。书信部分则又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与马克思恩格斯致第三者的书信分开编排，这种编排方法突出了第一类书信的作用和重要地位，但不利于了解书信在时间上和内容上的联系。

　　按照计划，《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作为学习版，包括全部完成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同时也选收一部分他们遗留下的手稿、草稿和准备著作。该著作集收入将近1700篇著作，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包括全部已查明的马恩生前发表的著作，以及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其中有许多当时不为人知的著作——第1—22卷就有400多篇。此外书信部分收入4171封书信，马恩致第三者书信是第一次全部收入，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书信第一次被翻译为德语(同样也是新事物)。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编纂之前，这两位作者的著作集在德语区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具有这样的规模。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进行评价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责难，说该版本没有囊括马恩的全部著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全部收录的原则只适用于全集版本。学习版差不多总是具有选择性，只能根据学习版本身的基础原则来评判。为正确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首先需要搞清楚它的版本类型。尽管存在多种中间类型和过渡类型，但自70年代以来马恩著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编辑学上的三种“基本类型”：历史考证版、学习版和选集版。从内容和规模方面又可以划分为全集、著作集、专题选集和单行本。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很明显属于学习版类型，本身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著作集。从1956年德文版的前言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编者在一定程度上把该版本看作选集版和学习版的结合：“这个版本将为我们的劳动人民、广大党员，首先是大中学生提供一个无尽的知识宝库。……我们的科学家，无论他们在哪个领域工作，都会在这个版本中找到丰富的科学知识、革命性的发现、大胆的、指引未来的思想和灵感。”

　　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归类并理解为“学习版”，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得到认可。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学习版的标准有了显著提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今天的编辑标准。

　　早期著作

　　在将马克思恩格斯到1844年的早期著作收入第1卷时，便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莫斯科的同志是这样对柏林的同行说明他们为什么在有限的范围内挑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有必要把马克思恩格斯1842-1846年期间写的全部重要著作收入前两卷中，因为第3卷应当收载《德意志意识形态》。”

　　但是在俄文版的前言里的说法是：本版不是完备的、学术性的版本，因此“一些从唯心主义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立场出发撰写的早期著作……没有收进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恩格斯反对谢林的论战文章和一些政论文章，马克思未完成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等。这些早期著作，只有范围很小的专业人员感兴趣，将在专门的文集中出版”。由此，第1卷只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很小一部分。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这个版本的非常不幸的开端，由此带来的“有意隐瞒”这一颇受诟病的缺点——(主要是联邦德国的)新闻出版界和学术界就是这样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出版期间就一直如影随形，尽管此后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导致的这样规模的删除再也没有出现过。在两卷补卷把第1卷没有收入的全部著作都收录出版很久以后，这个例子还一再被有些人不厌其烦地提出来，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不完备。

　　对第1卷的做法的批评不仅出现在西方国家，而且也出现在苏共二十大上。在这次会议上，俄文第二版遭到指责，说其中没有青年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而这些著作曾被收入俄文第一版。这本来有可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克服此类障碍的契机，何况除删去重要的手稿之外，这种做法也违背了所宣布的发表全部刊印著作的原则。但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在这一方面缺乏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坚定性。

　　即使是在民主德国，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1卷的做法也有大量批评。在统一社会党的理论杂志《统一》上，当时年轻的法学家、民主德国后来重要的法哲学家海尔曼•克雷纳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在我看来可商榷的是，把我们的经典作家的著作缩减到30卷出版。……没有道理的是，偏偏《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删去了。……一部大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版本的重要性恰恰在于，要完整反映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恩格斯的发展历程。”甚至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室也感到去掉很多早期著作是一个重大缺陷。人们起初期盼所预告的专门文集，这个文集1956年在莫斯科出版，印数很小，而且也是一个选集本。因此，这个专门文集遭到了一致排斥。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当人们看到下面的做法时一开始不免吃惊：1963年书信卷第1卷即第27卷出版时，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的书信依然没有收进来。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的书信收进来，就会改变按照俄文第二版进行卷次划分的做法，而这是应当尽可能予以避免的事情。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编辑补卷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并且可望马上完整出版。当时决定不按照正卷卷次编号，而是按照时间顺序完整分两卷发表马恩的早期著作，不论他们在第1、2卷和第27卷中是否已经发表。但是狄茨出版社从出版方面考虑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出版社要求，补卷只发表正卷没有收入的著作。同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尔特•哈格也提出建议，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结束之后，再把马恩的早期著作作为补卷出版。这样一来，两卷补卷的出版又推迟了5年。

　　卡尔•狄茨出版社现在将已经脱销的第1卷重新出版发行，并配上新的前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一如既往拥有大量读者。首先是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考证研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在这些著作当中可以看到哲学论述方面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形式的联系在后来的著作中就变得模糊了。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在体现出多样性与多层次的同时又合乎逻辑的认识进程，与此相联系的自我理解进程——对很多思想表现出开放性，而不是固定于一个方向——为每一个新的历史形势提供了契合点，激发了进一步的提问和思考，至今仍具有迷人的魅力。

　　注释：

　　①http://www.dietzberlin.de/index_2.html

　　②http://www.marxforschung.de/mew.htm#o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