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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社会形态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重要转型期。在近代知识界看来,迷信作为旧时代的遗留物,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悖。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激起不同观点和话语的激烈碰撞,孕育并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成果。毛泽东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其在社会变革时期对于迷信问题的思考也深度参与到近代反迷信话语的形成历程之中。目前学界对毛泽东反迷信思想的研究已颇具成果,或从形成背景、内涵意蕴、历史意义、现代启示等方面揭示毛泽东对迷信问题的深度思考;或从反迷信出发,关注毛泽东科学精神的形成历程;或立足于不同历史时期,以具体文本勾勒毛泽东认识宗教迷信问题的历史轨迹。现有研究为探讨毛泽东反迷信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研究大多将五四时期整体性视为毛泽东反迷信思想的萌芽时期,缺乏对这一时期的专题探讨和集中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毛泽东在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对迷信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五四时期毛泽东反迷信话语的形成过程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揭示其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联,以期对毛泽东五四时期反迷信思想的全貌进行更加全面的认识与阐释。

　　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并非与生俱来。幼年时期的毛泽东生活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宗教信仰浓厚的乡村社会。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湖南社会而言,民间的迷信风气仍十分盛行。如1905年8月14日的《申报》记载:“湘人迷信神教,赛会演剧所费不赁”,因神教仪式耗费颇多,致使林木价格高居不下。

　　学堂、报刊与学会构成了近代中国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的基本空间,也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沟通联络、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毛泽东反迷信思想的初步形成,与其在近代公共领域的广泛参与密切相关。通过学堂的教育、报刊的阅读以及在学会中的讨论与社会实践,毛泽东广泛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逐渐形成了批判迷信、倡导科学的思想倾向。

　　(一)近代学堂的科学教育

　　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期是其反迷信思想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交谈时曾提道:“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毛泽东最初就读于韶山私塾,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以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材。但他对于这些经书并不十分喜欢,反而更青睐于《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具有斗争精神的传奇小说。1907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期间,经表兄介绍,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邻庐抗议》等改良派书籍,对外国侵略、民族危亡的现状有了初步认知,并受此影响重新恢复学业。1909年,毛泽东在韶山冲私塾就读时,已展现出区别于传统有神观念的认知。当时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由外地而来,时常向韶山人讲述各地见闻,宣扬“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尽管旁人对李漱清的言论多有议论,但毛泽东却钦佩他的主张,“并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毛泽东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了自然科学及其他新学科。在东山学堂期间,毛泽东初步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以“启迪民智”“维新我国”为旨归,刊载了《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评议宗教的文章。毛泽东将《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1912年,毛泽东在湘乡会馆自修期间,广泛地涉猎欧洲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博览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深入接触了近代科学与理性的世界观。特别是通过阅读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书籍,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神学和宗教的怀疑,逐步形成了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他也将这自学的半年视作“极有价值”的半年。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就读。次年,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教员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哲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研习,并深化自身对于宗教伦理的思考认知。在众多老师中,主张“天地万物,以吾为主”的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与人生观、世界观影响极深。萧三曾撰文回忆:“杨昌济(号怀中)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同学,影响很大……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每逢星期日,就到杨先生的家里去讲学问道。”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也写道:“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为佩服。”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仍不忘杨昌济对自己的深刻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主要担任修身教员,开设了教育学、伦理学等课程。他以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为课本,影响了毛泽东“主观之道德律”“唯我论”“精神之个人主义”等伦理思想的产生。在阅读《伦理学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宗教起源、宗教崇拜的根源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寅畏之情,即为宗教之源泉”。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也对传统伦理进行批判,指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二)新式报刊的思想启蒙

　　在省城求学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了大量新式报刊,其生活资费近乎“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还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在发刊词中,《新青年》将自己的宗旨确立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对宗教的态度上,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指出“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展现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恢弘胆魄。尽管在元命题意义上,“宗教”与“迷信”并不完全等同,但为了批判的需要,新青年派仍将“迷信”与“宗教”并列,以让位于“科学”与“民主”的需要。如陈独秀在论述近世文明时指出:“宗教指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其所译介的法国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中也有“世人唯习惯于宗教之是从,哲学者谓为偏见与迷信耳”等语句。

　　《新青年》对迷信的内在本质、外在表现、发展历程、社会功能及消极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倡导用科学精神对抗宗教的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等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新青年》的主要作者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毛泽东的楷模。周世钊回忆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还曾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写作《体育之研究》一文,刊载于《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同时,由毛泽东一手创办的《湘江评论》无论是在报刊的编排体例上,还是所涉议题上,均呈现出与新青年同气连枝的特征。毛泽东五四时期的反迷信思想多体现于其刊登在《湘江评论》的文章中。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湘江评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之遥相呼应,成为《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

　　(三)在参加学会与现实政治实践中深化“反迷信”认知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发起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在毛泽东与萧旭东、周世钊、蔡和森、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的往来通信中,其多谈论现实政局、社会主义及未来出路等问题,也对张敬尧“求神打酞”“公开提倡迷信”的陈腐风气加以批判。8月,为准备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离湘北上,经杨昌济介绍入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时常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新思潮的活动。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大量学习“新闻学之根本智识”,广泛汲取实验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新思想。次年2月,毛泽东回到湖南,着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

　　5月,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思潮的传播,湖南舆论空间一新。毛泽东与邓中夏、陈书农等一同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指挥学生罢课与反帝活动。《湘江评论》作为湖南省学联刊物,以“由强权得自由”为要旨,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的陈腐思想。在学联的引领下,长沙各校学生陆续出版了《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明德周刊》《长郡书刊》等十余种刊物以宣传新文化、引领新思潮。萧三回忆道:“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

　　1919年11月14日,长沙新娘赵五贞为反对包办婚姻自勿于花轿中,引起舆论震动。此时,《湘江评论》已遭张敬尧查封。毛泽东时任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相继撰写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改革婚制问题》《非自杀》《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文章刊载在《大公报》上。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对迷信问题的认知更加深入,并看到了迷信背后复杂的社会根源,指出赵的死亡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压迫的结果,希望通过批判传统婚俗伦理来“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他将对迷信的批判纳入到对封建礼教和社会压迫的审视之中,更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革新社会思想的现实路径。

　　五四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现实语境下,中国社会正处于横向上以西方为镜鉴、纵向上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高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由此,《新青年》以冲决罗网之势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在全国各地掀起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热潮。

　　在五四话语的浸润下,“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叙事成为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主要的思维模式与思考方式。五四时期毛泽东所批判的迷信思想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其一,封建社会遗留的传统迷信;其二,对封建旧道德及伦理观念的迷信;其三,盲目信仰思想权威;其四,盲从封建君权与专制制度。“以科学反对愚昧”“以民主反对权威”构成毛泽东认知“迷信”危害的重要思维路径。

　　(一)以科学反对愚昧

　　对近代知识界谈论“迷信”的频次进行考察,大致呈现两个高峰:一为1902至1905之间,另一为1915年至1921年。在整个过程中,“科学”常与“迷信”对举,两者在使用频率上呈现高度相关。在清末的反迷信话语中,“迷信”多与“宗教信仰”相关联。1902年,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指出:“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其后,《新民丛报》刊载的日本学者富士川游《论信仰》一文进一步将“迷信”视作违背理性主义的信仰状态:“宗教上信仰常有之迷信者,由知得之误谬与想像之错误而起。吾人明认背于自然律者多,故迷信者,非理性的也。”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科学”与“迷信”的对举愈发彰显。在科学视域下,迷信作为旧时代的遗留物,与前者对立,成为知识界口诛笔伐的重要批判对象。如《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中,刘叔雅翻译的德国哲学家赫克尔的《灵异论》中便明确提出科学与迷信绝不相容:“这灵异的迷信,依然是流播很广,其盛行竟出人意想之外。据我看起来,迷信和非理是人类的大敌,科学和理性是人类的挚友。”此时“科学”与“迷信”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所扩展,前者主要指涉“分科之学(社会科学)、实用技术、反对迷信和马列主义”,后者则具体表现为“盲目的信仰崇拜”,与政治、儒学与中国传统密切相关。《新青年》以科学反对迷信的话语呈现三种形式。其一,宗教迷信蔽塞民智,阻碍文明进步,应以科学取代迷信:“若犹太,若印度,其衰弱之大原,无不以宗教迷信,为其文明改进之障碍”,“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其二,灵学鬼神之说妄议灵学、践踏科学,应以科学加以解释:“一定要以科学为根据,一定要以严密的科学为根据;‘逞其玄想’所造成的,也不是现在哲学所欢迎的。”其三,孔教迷信实质是封建专制的体现,应以科学理性精神加以反抗:“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其应提倡尊重之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

　　五四时期“以科学反对迷信”的思维范式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对于反迷信问题的思考模式。在“以科学反对迷信”的话语中,毛泽东认为,无论迷信思想以何种形式呈现,其根源都在于民众认知的愚昧和对世界的无知,应以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加以破除。

　　许多迷信思想呈现为民众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误解,根源在于民众科学知识的匮乏。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支持五四运动而被捕入狱,引发社会群情激奋。次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以声援陈独秀。在该文中,毛泽东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一方面,民众对鬼神、物象、运命的迷信常表现为以神灵命运解释疾病、自然灾害等事件,根源于科学知识的匮乏。如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不信科学便死》,针对长沙城雷电触死多人的社会事件及社会舆论进行评论。在文章中,毛泽东批判了民众将雷电触死现象归因为“五百蛮雷,上天降罚”的迷信思想。指出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筑屋”,解决的办法并非求神拜佛而应采取“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的现实手段。另一方面,民众缺乏科学认知,盲目追随权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和知识资源被强权阶级垄断。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民众盲从、盲信的迷信心理。如毛泽东指出:“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科学最初以格物致知的“器物之用”面目传入中国,到了五四时期,国人已认识到,科学不只是形而下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而且也有形而上的科学精神。在科学精神层面,毛泽东尤其强调求真性与批判性。一方面,应坚持探求真理的态度,以理性思考代替盲从接纳。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对民众不加辨别、屈从权威的盲从心理加以批判,认为“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思想盲从的现象:“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另一方面,应以质疑传统的批判精神,增强打破迷信束缚、挑战权威的勇气。民众之所以迷信封建道德、伦理和君权专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这些观念,缺乏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如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指出:“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因缺乏自由意志与批判精神,民众往往陷入一种被动和顺从的心态,难以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状态,也难以激发出变革的意愿,而最终沦为强权的附庸。

　　(二)以民主反对权威

　　甲午战败,民族存亡危机四伏,一时唤醒“吾国四千余年大梦”。曾经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已然落后于西方列强。在岌岌可危的局势之下,先知先觉者纷纷反思国家体制的弊端,知识分子肩负救亡图存的重任,开始寻找变革之路。在这一反思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时期的思想家,在对比中西方体制时,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体制的僵化与陈旧。他们不断呼吁制度变革,西方民主主义思潮也随之在中国不断蔓延。此时的民主思潮主要指涉民权思想与西方宪政精神,与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直接对立。如梁启超在《卢梭学案》中将卢梭主权思想归纳为:“其权惟当属之众人,而不能属之一人若数人,质言之,则主权者,邦国之所有。邦国者,众人之所有”,主张国家主权归人民所有。1898年8月,康有为也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上书清帝:“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以三权分立之制代替专制体制。

　　至五四新文化时期,在《新青年》等进步期刊的引领下,民主思潮进一步传播,其内涵日渐深化,批判对象也由戊戌、辛亥时期的政治体制扩展至国民的思想精神领域。孔教、礼法、旧伦理等传统思想成为批评的焦点,受到了严厉的抨击。如1919年年初,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就对《新青年》近年来所遭受的“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等诘问作出回应,指出:“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将孔教、礼法、旧伦理纳入“迷信”的范畴是《新青年》的核心价值指向,这对毛泽东的思想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毛泽东五四时期的“反迷信”话语中,他高举“民主”旗帜,其批判的锋芒直指那些与现代民主精神相悖的思想权威,及与民主共和宪政原则相违背的政治权威。

　　一方面,统治者借助封建伦理道德剥夺民众的自由意志,桎梏了下层民众“思考-批判”的空间,实质是与现代民主精神相悖的思想强权。五四时期,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的主张下,毛泽东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维护封建专制秩序的封建伦理纲常,将其视作“思想的强权”,认为以“孔教”为主的思想权威桎梏了民众自由意志,违背了现代民主精神的自由原则。如在评论赵五贞自杀事件时,毛泽东剖析了中西家庭组织的差异,指出,与西方父母承认子女的自由意志相较,“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随后又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进一步批判思想强权对民众的桎梏:“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9,子曰9……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社会大众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伦理的遵从是蒙昧、肤浅的偶像迷信,这种迷信违背了个体自由、独立思考的现代性启蒙法则,阻碍了民众自由意志的生成与发展。

　　另一方面,在五四激进话语中,封建伦理作为思想强权已沦为专制制度的附庸,与政治强权合流,成为一种切身的、现实的政治压迫,与民主共和的宪政原则相悖。对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而言,尽管封建王朝已被辛亥革命推翻,但尊孔复古的逆流仍持续上演。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与威权统治同传统封建伦理纲常合流,进一步加剧了对民众的思想束缚和现实压迫,严重阻碍了政治的革新和转型。如陈独秀所言:“照孔圣人的伦理学说,政治学说,都非立君不可;所以袁世凯要做皇帝之先,便提倡尊孔。”毛泽东也指出,那时的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将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归入“迷信”范畴,并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批判,标志着毛泽东在迷信批判上的一次新的突破。在这一过程中,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旧伦理被视作维系封建帝制的“伦理道德、宗法血缘、政治象征的价值系统”,与“民主”精神相悖,沦为专制政治的附庸。如在对赵五贞自杀一事的评论中,毛泽东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思想迷信背后的政治权威。他在分析赵五贞自杀的原因时指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赵女士而竟求死了,是环境逼着他求死的。”他进一步阐述:“如今赵女士真死了,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至于求死的。”赵五贞的死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封建专制社会环境下的直接结果:“我说逼赵女士致死的有三方面:一是母家,一是夫家,一是社会……母家、夫家,都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要晓得母家、夫家是有罪恶,但是他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

　　在近代民族危机的历史语境下,寻求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在五四知识界的视域中,迷信思想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予以批判和摒弃。毛泽东深刻洞察历史潮流和时代大势,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反迷信话语体系。他主张大力兴办教育,廓清蒙昧,推动哲学伦理革命,变换国民思想。同时,他极力倡导个人价值与自由意志,鼓励民众联合起来反抗强权。这些举措紧扣“重塑自我”与“改造国民”的核心目标,为国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思想与行动上的双重支撑。

　　其一,大力发展教育。毛泽东深刻洞察到,教育的缺失是导致民众迷信与蒙昧的重要原因。彼时的中国社会,教育为官僚、贵族与资本家把控,平民缺乏受教育的权利,于是产生了“智愚分化”的阶级差异。如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一文所指出:“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向警予,信中谈及“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字里行间不乏忧思与感慨。面对如此现状,毛泽东倡导,应以教育廓清蒙昧,以教育改造国民:“世界大势之观察,民治之敷施,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缓也。”1919年9月1日,毛泽东致信邓中夏,附上《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列出当前亟需研究的七十余个问题,其中“教育问题”被置于首位,足见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与深刻关切。在以教育廓清蒙昧的认知下,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大力投身于发展教育的实践探索之中,主张“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而兴办学校,施行广泛的、普及的平民教育,从而使“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1917年9月,毛泽东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首要宗旨便是“谋发展湘潭教育”。次月,毛泽东又以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积极筹办一师工人夜学,借此提升大众文化素养,改变社会风气。此外,毛泽东还积极推动健学会与湘潭教育促进会,创办文化书社,介绍中外最新书报杂志;同时依托《湘江评论》《新湖南》等刊物,广泛传播新思想,力求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潮。

　　其二,实行哲学伦理学革命。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革故鼎新,非一日之功。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变革若仅仅停留于制度上的调整,犹如舍本逐末,无法触及民众思想深处的迷信与蒙昧:“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他深知,欲拔除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必须从思想与道德的本源入手,方能去伪存真、破旧立新。何为廓清迷信的根本?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指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他将哲学视作“使此愚人而归于智”的重要手段,将伦理学视作“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主张从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而从根源上铲除迷信、重塑自我。9月,在与张昆弟的交谈中,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为破除这一现象,他主张“除旧布新”的家族革命与师生革命,力求“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追求国民思想观念上的彻底变革。

　　其三,高举个人价值,彰显自由意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之一在于发掘个体、唤醒自我认知。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倡导个人价值,主张自由意志,并将之视作反对迷信的重要手段。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批注道:“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社会虽由个人组成,但个人的价值不应被社会、宗教或权力等外在力量所压抑。相反,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自由意志是思想解放的根基。他进一步指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封建礼教、君主专制和宗教迷信等强权势力禁锢个人的自由意志,致使个体沦为迷信与蒙昧的奴隶。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强权压制,主张重新审视个人价值,摆脱迷信的枷锁:“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他强调,个人不应屈从于神权或外在权威,而应尊崇内心,将自我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这种“我即宇宙”的思想成为他在反迷信斗争中的有力武器,旨在通过提升个体自由意志,打破社会强权对思想的束缚,推动思想的彻底解放。

　　其四,实现民众联合,共同反抗强权。在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从精英启蒙到民众联合的重大转变。最初,他深受梁启超“新民说”、泡尔生“唯我论”和杨昌济“天地万物,以吾为主”等思想的影响,将“心之力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把‘圣贤9、‘英雄9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严格区分了圣人、贤人和愚人,看重英雄豪杰与圣贤君子的作用,认为“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此时的毛泽东寄希望于“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的出现来开启民智,希望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以祛除民众迷信思想,担当改造民众思想世界的重任,倡导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启蒙与救赎。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推进,历经湖南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主持工人夜校等诸多社会实践,毛泽东逐渐突破精英主义的局限和对个人英雄崇拜的迷思,开始意识到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人民大众所展现出的巨大力量。如其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邊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主张群众联合。”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2号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进一步倡导“民众的大联合”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他认识到,国家积弊已深,人民饱受苦难与黑暗,单凭个别的努力、教育和兴业虽有效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唯有凝聚民众力量,形成强大的集体反抗,才能撼动强权,推动社会的深层次变革:“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主张,破除一切迷信桎梏,唯有通过深入研究真理,才能摆脱迷信的枷锁,而在实践上则必须依赖广泛的民众联合。这种大联合需从小联合起步,联结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各色群体,逐步扩大力量。他鼓励效仿国际先进经验,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小规模联合,积小成大,最终形成对强权的有力抗衡:“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通过实现民众的广泛联合,毛泽东意在打破迷信与强权的束缚,凝聚全民之力,向旧制度发起挑战,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平等、自由、公正的方向迈进。这一举措既是反迷信斗争的实践需求,也将为社会的彻底变革奠定坚实基础。

　　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发轲于其在学堂求学、读报办报、加入学会的公共领域参与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接触并接受了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开始质疑传统的迷信观念。在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浪潮中,毛泽东通过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积极参与新民学会、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反迷信的思想认知。五四时期,他积极投身于湖南的文化启蒙与“罢课”“驱张”等政治实践,深入地参与到五四的反抗浪潮之中。在早期求学、读报办报、参加学会及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反迷信思想初步形成。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在《湘江评论》《大公报》等报刊及与友人的往来通信中得以集中表达,仍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在五四话语的浸润下,“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叙事成为毛泽东五四时期主要的思维模式与话语言说方式,“以科学反对愚昧”“以民主反对权威”构成其认知“迷信”危害的重要思维路径。重塑自我与改造国民是毛泽东五四时期反迷信话语的核心指向。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大力主张兴办教育,廓清思想蒙昧,推动哲学伦理学革命,变换全国思想。同时,他极力倡导个人价值与自由意志,鼓励民众联合,共同反抗强权。这些举措既为反迷信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斗争路径,也为社会的彻底变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仍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其对于迷信问题的看法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尽管在批判婚姻迷信的一系列文章中,毛泽东已涉及对其社会根源的洞察,但仍有所局限,尚为形成根本性、系统性的认知。在撰文后不久,毛泽东又投身于“半耕半读”的“工读主义”实践之中。其“以科学反对愚昧”的认知距科学社会主义仍有一定距离,其“以民主反对权威”的现实关怀仍带有民主改良主义色彩。

　　直至五四运动后期,1919年底,为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二次北上,经李大钊、王光祈的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刊。次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又与陈独秀深入谈论了马克思主义。至1920年夏天,如其自述,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的指引下,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此,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批判迷信等社会问题,将对反迷信等的认识提高到更加科学、更加深刻的新阶段。

　　（作者简介：曾靖涵,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