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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多误解，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是社会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者①，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形式不同，实质相似②，甚至不少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忽视了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差别，将二人相提并论。本文试图根据现有资料，说明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真实态度，以利于人们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肯定

　　1859年11月，恩格斯将达尔文的著作推荐给马克思。这是马克思第一次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1860年12月，马克思首次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做出评价。他说“：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P131)这是人们将达尔文进化论视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基础的最主要证明。事实上，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基础，是指达尔文的学说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证明，而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进化论产生后才确立起来的。早在达尔文进化论发表之前，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都已经形成了。1861年1月，马克思在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信中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2](P574-575)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有力地打击了目的论，这具有重大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肯定，也主要是在以上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的学说不仅打击了宗教神学，打击了目的论，而且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证明。

　　应该说，马克思是十分了解达尔文学说意义的。他在1867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自己在“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3](P410)。这为人们将马克思与达尔文以及他们的理论相提并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

　　1883年马克思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恩格斯在悼词中将马克思与达尔文联系起来，这对后人定位两人的关系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P776)自此后，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与达尔文在各自的领域完成了相似的工作，他们的理论是互为平行、互为补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的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存在着很大不同。马克思在肯定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方面外，更多地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批评。

　　二、马克思对与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

　　1862年，马克思重新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是这次，他说：“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5](P251-252)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达尔文的失误在于：1.他错误地运用了马尔萨斯理论。2.他没有认识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区别。

　　马克思不能接受达尔文进化论里面所包含的人类之间生存斗争的观点。他并不认为残酷的生存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1869年的信中说：“英国社会的生存斗争——普遍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使达尔文发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是‘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基本规律。但是达尔文主义与此相反，却认为这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论依据。”[6](P580)马克思主要是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而言的，他反对人类之间的生存斗争、社会上的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观点。

　　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上来看，它是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更强调自然选择对物种改变的影响，并认为物种进化是在漫长的优胜劣汰中完成的。马克思对这种进化解释并不满意，他更赞同法国自然科学研究者比埃尔•特雷莫的进化观点。

　　特雷莫在分析生物起源和进化时，更注重分析地质构成等环境因素对生物进化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如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可能会造成人自身的改变。对此，马克思较为赞同，并认为这是比达尔文进化论进步的地方。他在1866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有一本很好的书，……这就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起源和变异》。尽管我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是以地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基础的。”[7](P250-251)尽管恩格斯对特雷莫的书评价很低，认为“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8](P258-259)，马克思还是坚持认为：“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燥，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9](P534)可见，马克思不能认同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他有自己的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

　　三、马克思与达尔文论人性及人的发展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了他的另外一本代表作《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在该书中，达尔文在肯定人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动物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了人的意识、道德、宗教都是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指出，许多动物都具有社会本能，这种本能能够使动物群居，并相互合作。在达尔文看来，社会本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本能的动物群体才能在与其他群体，尤其是同类中那些不太合作的群体的竞争中胜出。人类的社会本能也是如此。为了生存斗争的需要，人类具有团结本能的因素发展下来，并成为道德。而道德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发展遵循着自然法则，人性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人类与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的生物结构。人性作为一种生物遗传，并不会因为经济或者社会的改变而发生明显变化。在达尔文观念中，人性在不断地延续中虽然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通过代代相传缓慢发生的。

　　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达尔文的观点很不相同，他更强调人的特殊性。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可以进行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可以制造工具，并利用技术来改造自然，而动物只能依赖于自然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0](P46)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活动。

　　在1845至1846年间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他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11](P81-82)在这里，马克思说明，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使人从一般动物中脱颖而出，开始人类自己的进化历程。在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中，这种观点被坚持下来。他认为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天生的社会性的动物，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的社会性与达尔文所讲的人的社会本能的概念近似，但他们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在达尔文看来，人的社会团结的本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即人的社会性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人的社会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能在人类社会中经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发生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性是可以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改变而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者的主张，那么，马克思的理论，毫无疑问是支持革命观点的。

　　马克思之所以更赞同特雷莫的进化论，也是因为特雷莫认为人性可以经常地发生变化。在特雷莫看来，如果人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理环境不同的地方，在短短几代人之后，他们就能够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新的环境，可以很快地出现进化或者退化。这与马克思的观点相近。马克思认为，如果人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文化就会发生改变。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进化的观点与达尔文的明显不同：达尔文从研究自然世界出发，更倾向于将人理解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动物世界的自然延续和发展，人类的演进遵循着自然法则，其进化是通过漫长的自然选择的过程完成的；而马克思主要专注于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8研究，更强调人类存在的独特性，强调人类的能动性。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改变自然界，也能够通过改变他们的社会关系而改变自身，也就是说，人在其进化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

　　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意义，指出达尔文学说有力打击了宗教神学、破除了目的论，并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但他认为达尔文学说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他尤其不能认同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者在人类社会领域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反对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与生存斗争在人类社会领域的普遍有效性，他认为，人的存在具有特殊性，不能将自然法则直接搬用到人类社会中。

　　在对人的论述方面，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具有重大不同：在达尔文学说中，人植根于动物世界，只是动物发展的自然延续，人类的进化只能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完成；马克思则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来改变自身。马克思对于人的这种分析，是他社会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

　　注释：

　　①如英国学者L•S•佛埃尔在发表于杂志《纵览》1979年第23卷第4期的文章《作为社会生物学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都是社会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者。见《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如美国学者P•范登伯吉在发表于美国《当代社会学》杂志1983年第5期的论文《马克思与达尔文的联系：形式不同，实质相似》中就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互为补充，他们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见《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9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人民出版社，1974.

　　［2］马克思致费迪南•拉萨尔（1861年1月16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人民出版社，1974.

　　［3］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2月7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C］.人民出版社，1972.

　　［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6月18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人民出版社，1974.

　　［6］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869年2月15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C］.人民出版社，1974.

　　［7］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8月7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C］.人民出版社，1972.

　　［8］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10月2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C］.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C］.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