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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当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的“过渡时期”结束时，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包括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即走向消亡。或者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已然没有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工农政权建立后，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长时期存在。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存在于“过渡时期”，还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必须坚持共产党对工农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列宁的这些思想在当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权和巩固工农政权的斗争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了无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后必须长时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

　　1917年8—9月间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是不会消亡的。此时俄国面临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列宁在思考俄国革命的任务时，考虑到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意识到俄国革命胜利和工农政权建立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相应地会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过渡时期结束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仍会存在，一直会存在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为止。他在该著作中写道：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在完成了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任务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会自行消亡，但俄国的情况将不是这样。我们只能看到国家消亡的必然性，而且这个过程的长期性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我们要把国家“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他还指出：“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上述论断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一，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不能谈国家消亡的现实性。谈必然性意味着要看到它消亡的不可避免性，不能谈现实性意味着在当前或者在近期它不可能消亡。其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不仅存在于过渡时期，还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其三，要把国家消亡的日期和消亡的形式“作为悬案”，留待后辈人在实践中去探索和解决。在列宁看来，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上已经实现时，当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能够为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时，当社会成员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参与劳动时，而且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生产的生活资料能够充分地满足全社会成员生活的需要时，国家才会完全消亡。也就是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才会消亡。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使命相同，同属于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工具，所以可以确认，在列宁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无产阶级政党是不会消亡的。或者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苏俄历史进入国内战争时期后，列宁鉴于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尖锐性和表现出来的长期性趋势，从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是这样的：地主与资产阶级不愿接受灭亡的命运，他们策划并发动了军事叛乱，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例如，苏维埃政权建立当晚，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前“领袖”克伦斯基逃至俄军北方战线大本营，纠集了一支由12个骑兵连和一支轻型炮兵部队构成的反革命军队，在前沙皇政府将军克拉斯诺夫的指挥下反革命军队直逼彼得格勒。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城内反动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掀起暴乱，与城外敌人相互呼应。俄国工农政权依靠赤卫队和革命士兵，迅速打败了城内城外敌人的军事进攻。此后，敌特分子不断地进行刺杀共产党领导人、炸毁桥梁和焚烧工厂的活动，力图彻底搞垮工农政权。俄共（布）领导人之一乌里茨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1918年8月被敌人杀害。同一天，党的领袖列宁在莫斯科某工厂对群众作演说时，遭到敌人的枪击，身负重伤。前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控制着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土地，拥有一支25万士兵的白卫军部队。1919年3月初，高尔察克白卫军在2000公里的战线上从东向西推进。5月，尤登尼奇白卫军从西北地区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动进攻。他的进攻得到英国舰队即12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12艘水艇从海上的支援。7月，拥有15万兵力的邓尼金白卫军由南向北发动攻势，苏维埃政权处于十分危急的形势下。然而在俄共（布）的领导下，强大的红军建立起来。红军和人民群众进行英勇的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有力地巩固了工农政权。列宁通过上述事实深刻地认识到，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政权被推翻，所进行的反抗和挣扎将“凶猛十倍”。无产阶级专政是工农政权和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他说：“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这个论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表明列宁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必要性产生了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不曾有过的新认识。他的这个新认识是符合当时俄国的历史事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出发，创新了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对工农政权领导的思想认识。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英勇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我们党有着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这里他所表达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是得到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拥护的党，是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俄国的工农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之所以能得以巩固，重要的、关键的条件是有共产党的领导。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德国以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思想“左”倾的人物。他们鉴于第二国际以及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被资产阶级收买，背叛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制定和实施维护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政策，提出否定政党和否定纪律的主张和口号。列宁在上述著作中批判这种错误思想倾向时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列宁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的：只有历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无产阶级政党才会消亡。思想“左”倾的德国革命者否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表明他们以为德国可以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个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是十分错误的。在这里，列宁再一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消亡的条件是社会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同时列宁在这里强调，俄国“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这是一个符合俄国实际的看法，而且是一个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曾有过的新提法。马克思恩格斯过去指明，某国或某地域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其社会进入“过渡时期”。当“过渡时期”结束时，社会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列宁这里则指明俄国现在处于“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意味着在他看来，过渡时期也有不同的阶段之分，由“最初阶段”继续向前，可能依次进入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继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也说明，在列宁看来，“过渡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整个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都必须坚持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以及全体人民事业的领导。

　　列宁的上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和政党消亡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新政权后进入“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这个时期的存续是一个不太长的过程。如恩格斯指出：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同时这也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这里他说，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个任务，同时也是它的最后一个任务。这样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只有一个，即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建立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恩格斯还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样看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建立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过渡时期”的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第一位、唯一的任务。完成此任务后，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将走向消亡。在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无产阶级专政走向消亡时，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另一个工具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将随之走向消亡。显然，列宁关于工农国家必须长时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

　　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领导新制度建设或者说从哪些方面领导新制度建设，是一个需要努力探索的问题。列宁领导党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提出了新的重要思想。

　　1.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以及国家机关

　　工农国家是工农当家作主的政治实体和政治力量。工农国家机关是执行和实施国家政权制定的法律、法令的一系列工作机关，如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分门类的各个工作委员会，地方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分门类的各个工作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即中央政府机关）以及相关的各个工作委员会（当时地方各层级没有人民委员会）。在列宁看来，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以及各个国家机关。1919年11月，俄国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新政权的危险，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还面临着燃料的严重困难。着眼于战胜这些危险和威胁，列宁代表俄共（布）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通告信”。他指出：“同志们！我们的党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任务是统一和领导工人阶级争取工农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斗争。”这个论断指明，工人阶级争取巩固工农苏维埃政权斗争的胜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此论断明确表达了共产党领导工农国家的思想。同一时期，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论及党的任务时指出，由于残酷的国内战争和自然灾害，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削弱，“但是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在这里，他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和先锋队，就是指俄共（布）。他的意思是，虽然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了削弱，但是共产党依然存在，依然领导着国家，而且它一定能够领导工农国家走出困境。

　　1920年列宁在有关著作中论及俄共（布）的组织方式时指出：“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论断，一是强调了党的代表大会以及由它选举产生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组织局对于领导全党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权威，二是强调了共产党对于领导工农国家及其各个国家机关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权威。他说，决定和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必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所谓重大的政治问题，指国家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和依靠力量的问题。所谓重大的组织问题，指高层领导机构和领导职务的设置、高层领导人的选拔和任命，等等。上述这些问题只能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予以解决。列宁的这一论断及思想，是对共产党领导工农国家以及国家机关思想的严肃的、郑重的、深刻的、十分具体的阐述。它符合俄共（布）当时的实际，也符合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国家领导机制尤其是高层领导机制运行的一般规律。

　　1921年春，俄共（布）十大作出决定，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主要措施包括用粮食税制取代粮食征集制，允许地方范围内自由贸易（当年10月后发展成国家调节商业活动），支持城市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论及必须实施上述政策和措施时提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他考虑到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各种对新政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消极言论将不断产生（如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党内以及工人群众队伍中有人说，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复活，十月革命的成果将丧失；实行租让制使外国资本家来俄国经营企业，可是俄国工人不堪再遭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他指明整个共和国都要执行党的十大通过的决议，都要认真实施新经济政策，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作用和权威所决定的。既然整个共和国都要遵守党的决议，那么每个党员和党的干部，每个国家政权工作人员，每个工人和农民毫无例外地都要遵守党的决议。这个思想是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国家机关和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

　　2.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发展经济的工作

　　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首要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然而俄共（布）内部就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尤其是由什么机构来领导经济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派主张工会“国家化”，即主张按照类别不同的各个工业部门将国家的经济机关同工会组织合并，由合并后的机构实施经济管理的职能，也就是说由这个机构来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他们还建议对工会组织进行“整刷”，把善于“拧紧螺母”的人即习惯于以强制命令的方式推进工作的人放到工会领导岗位上，使工会工作军事化。“工人反对派”主张“国家工会化”，即主张国家的经济工作机关服从于工会组织，把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他们否定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机关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他们的主张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民主集中派”也反对共产党领导国家经济工作，主张由工会推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工农国家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而且他们推选的候选人必须被无条件接受。

　　列宁在批评上述各个派别错误观点的过程中，阐述了由共产党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思想。如他当时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在列宁看来，共产党的队伍是经过长时期锻炼和考验的，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工农国家的经济工作。他在批评托洛茨基关于“工会国家化”的主张时说，国家是实行强制的领域，虽然在过渡时期实行强制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让工会组织参与实施强制的领域。他还指出，工会是一所学校，是青年人学习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的学校，是工人学习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管理的学校，也是党同工人群众实现联系的纽带。接着他说：“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这里列宁表达的思想是，国家政权和工会组织都不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执掌着国家政权，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在这个时期，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实行新政策的意义时说：党和人民应当同过去诀别，投入真正的经济建设，要根据任务的变化改造党的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这里已经指明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领导工农国家的经济工作并取得成就。1921年11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俄共（布）必须领导进行商业核算和做买卖时说：“现在我们必须搞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在领导而且必须领导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促使我们不仅需要采取出租这种不愉快的手段，而且需要搞做买卖这套讨厌的玩意儿。”同一时期，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历史事变表现为一根链条，它有许多环节，“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

　　列宁的上述论断，指明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它必须领导经济建设，必须全力抓住发展商业的环节，深刻地表达了他关于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发展经济工作的思想。

　　3.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时的俄国，是一个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状况，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较快地改变这种状况。针对此，列宁提出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思想。1919年列宁在起草《俄共（布）纲领草案》时写道：“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这里，他已经指明，发展国民教育是党的任务。因为这项事业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能不能把学校改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改变成消灭社会阶级划分工具的事业，是能不能使学校培养一批批新社会建设者的事业。可见，他已经提出了共产党领导文化教育事业的思想。同一时期，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既然我们叫做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我们总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战胜那些一直使我们身受其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现象。”他的意思是，苏维埃政权已经赶走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已经摧毁了旧的政治制度，所以应该把文化教育工作即可以使人民摆脱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状况的重要工作提上日程。他指出，共产党应该懂得做这方面的工作，即认为共产党应该领导和必须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把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利用现有的每一本书，来促进文化教育工作，“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主张把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他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在他的思想中，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所以有条件、有理由把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以促进经济工作的进展。列宁在这次会议上还指出：当下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现象，党内有的领导者沾染了拖拉作风，有些掌握权力的人还贪污受贿，必须同这类现象作斗争。“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在这里，列宁认为，必须通过党领导的政治教育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以军事斗争和政治变革的方式不可以消除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但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文明水平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可以减少和消除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显然，他这方面的思想也是党必须领导和必须做好政治教育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思想。

　　在俄共（布）十一大期间，列宁提出，党的各级领导者必须大大提高文化素质和管理经济工作的本领。此时，新经济政策已经实施一年，在工业生产领域里共产党的领导者正在同资本家进行着激烈的竞赛。对于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党组织派来党的干部参与其管理。在这些企业，党的领导者同企业主在经济工作中进行着竞赛。由于党的干部文化素质低和管理本领差，在工作中十分被动。如有的企业主将党的领导者推到前面做挡箭牌，自己躲在后面干违法的勾当。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十分清楚缺少什么东西，“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他指出：在经济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共产党员的本领比旧店员的本领差。“应当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这是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的进行学习和提高文化水平、管理本领并通过严峻考试的号召。

　　列宁提出，必须在俄国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特别是要在俄国农村深入地开展这场文化革命。他建议城市中的党支部与农村的党支部建立稳定的联系，以便城市党支部能够协助农村党支部推进文化建设。鉴于城市相较于农村在条件上的优势，城市党支部在工作基础和条件上更为优越，因此，城市党支部对农村党支部的文化建设提供支持，是他针对这项工作提出的办法之一。列宁就此提出：“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对此他予以肯定，要求认真做下去。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列宁看来，通过基层党支部的积极工作推进文化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体现了他关于文化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思想。

　　列宁还提出，必须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当时的俄国，有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宣传党的意识形态的杂志，名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在俄共（布）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杂志。这份杂志的作者队伍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也有许多非党员。这两部分人在一起工作，形成了共产党员作者同非党员作者之间的联盟。列宁1922年3月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这种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他看来，上述“联盟”意味着共产党员作者影响非党员作者，并且团结非党员作者一起做好工作。他就此事还指明，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共产党也是先锋队，这是因为它不脱离自己周围的群众并且紧密团结周围的群众，在工作实践中始终走在群众的前面，起领导和引导的作用。这体现了列宁关于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和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思想。

　　4.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的外交工作和对外贸易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和工农国家建立时，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中，德国同俄国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列宁之前就持有一种观点，且现在更强调这种观点，即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共产党以及无产阶级不应支持更不应参与战争。同时，由于俄国在沙皇政府时期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时期已经耗尽国力，无力继续进行战争，且前线的军队是前沙皇政府的军队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军队，它们不会服从工农政权的指挥，红军尚未建立，工农政权绝无条件继续对德国进行战争。更由于巩固工农政权必须退出战争，获取喘息之机。于是俄国工农国家派出代表团，同德国代表团谈判，以图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可是由于德国代表团提出掠夺性的条件，俄国国内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反对接受条件和签订和约，俄共（布）内一部分人组成“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也反对签订和约。列宁坚持党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推进此项工作。1918年1月8日，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自己代表党拟定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要求立即签订对德国的和约。1月11日，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先后三次发表讲话，批评马上对德国进行战争的主张，强调签订和约的重要性。同年2月18日，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工农政权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应该签订和约。2月1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指明俄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立刻签订和约。2月23日，列宁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先后八次发言，强调签订和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次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立刻签订和约的决议。同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举行，列宁在大会报告中论述了签订和约与退出战争的重大意义。他还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等文件。俄国工农国家对德国签订和约的实践，是社会主义史上工农国家进行外交工作的第一次尝试。从实践的过程看，列宁以及党中央领导了工作的全过程。它鲜明地体现了列宁关于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的外交工作的思想。

　　鉴于西方一些国家拟于1922年4月至5月间在热那亚（意大利的城市）举行国际经济会议，俄共（布）和工农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列宁重视此次会议，要求党中央加强对俄国政府代表团工作的领导。他在当年3月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中央已经十分精心地设法组成一个有我国优秀外交家参加的代表团（现在我们已有相当数量的苏维埃外交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初期不同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给我国去热那亚的外交家拟定了十分详细的指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草拟这些指示，而且反复讨论过。”这一论述说明，俄共（布）为参与此次会议所作的准备工作，包括成立了一个由优秀的外交家组成的代表团，拟定了对代表团如何开展工作的具体的指示，并且党的会议认真地讨论了这些指示。由此可见，列宁主张党中央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加强对俄国代表团工作的领导。而且从实践上看，党中央已然做好了上述几方面的工作，表明已经切切实实地领导了此项工作。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还说，出席党的十一大的有些同志，对热那亚会议的情况和俄共（布）关于这方面工作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向党的机关索取这方面的材料。这就是他所说的：“不用说，那些希望更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看了报上公布的代表团名单还不满足的同志，可以选出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小组来了解中央的所有材料、信件和指示。”他让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同志更多地了解热那亚会议的情况和党关于这方面工作的情况，意图是通过让更多的同志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以利于党中央能更顺利地通过相关的决议、更有力地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列宁代表党向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俄国代表团进行了策略方针的指导。他说，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有一个热衷于进行战争、力图以武力解决问题的阵营，还有一个倾心于和平主义的阵营，即主张以非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阵营。俄国代表团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是同醉心于以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就是个蹩脚的商人。”他的意思是，要细心地、正确地认识国际敌对势力中不同的派别，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维护工农国家利益的目的。俄国代表团按照列宁和俄共（布）的策略方针努力开展工作。1922年4月16日，俄国代表团和德国代表团签订了体现两国间谅解和合作的协定。协定包含以下条款：双方互相放弃寻求战争费用及战争损失赔偿的权利；德国不再要求苏维埃政府赔偿德国的公私财产被国有化的损失；两国立即重建外交和领事联系；两国将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促进经济和贸易合作。此条约是俄共（布）领导外交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俄国工农政府外交工作的重大胜利。

　　5.必须加强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国内战争爆发后，列宁和俄共（布）领导创建了强大的红军，以红军为中坚力量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战争。在军事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共产党必须加强对红军领导的思想。由列宁起草并经俄共（布）八大（1919年）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中规定：“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为了在红军部队建设党组织，列宁要求重视共产党员加入红军的工作。1918年夏，列宁领导党中央通过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前往东方战线的决议。随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中部的其他地区，有1/5的党员被派遣至东方战线的红军部队中。同时，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的几乎所有党员也被调往东方战线。可以说，东方及其各条战线上红军部队的党组织建设都得到了显著加强，为红军注入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战斗意志，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1919年3月红军在顿河区取得重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列宁十分高兴地说，“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我们在顿河区能够胜利，完全是由于在红军部队中加强了党的工作和文化教育活动。这引起了精神面貌的改变，结果是我们的红军为我们夺得了顿河区”。这一论断把红军在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红军部队中党组织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思想宣传工作。1919年7月，列宁在起草的文件中指出，对军事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在党内和军内都可能发生。由于认识不一致，会有一些摩擦和冲突。“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要通过党的途径来解决，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也都这样做……在实行我们所规定的军事政策的原则时毫不动摇。”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通过党的领导的途径来解决人们对军事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进而促进军事工作，而且人们在解决重要的军事政策以及处理具体军务时应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这一时期，列宁领导红军创建了无产阶级军队独有的制度——政治委员制度。内容是地方党组织派优秀的共产党员到红军里担任各级政治委员，由政治委员领导红军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俄共（布）八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指出：“政治委员不仅直接代表苏维埃政权，而且首先体现我们党的精神、党的纪律，体现党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斗争的坚决性与勇敢精神。”这一论述是列宁关于加强党对红军领导思想的体现。同一时期，当苏维埃政权面临邓尼金白卫军猖狂进攻的时候，列宁提出，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要大大精减人员，把共产党员调出，“在最短时间内派出成百上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像战胜更强大的高尔察克那样战胜邓尼金”。可见，在列宁看来，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加强政治委员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对红军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战斗力源泉，是红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1.中国共产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列宁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工具的国家和政党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无产阶级政党是不会消亡的。或者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当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思想是同这个思想高度一致的和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里他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思想，是坚持党长期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里指明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深意在于必须长期坚持共产党对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或者说长期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在党和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新的事物有待认识，有许多困难有待克服，有许多艰难险阻有待跨越。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攻坚克难，乘胜前进。尽管前进的道路十分漫长，但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事业将无往不胜。再者，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看中国和世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不可能消亡。中国共产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和长期坚持党的领导，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显然，学习和掌握上述列宁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这些问题。

　　2.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反映，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重要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创新

　　如前所述，列宁主张共产党领导工农国家的各项事业，即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国家以及国家机关，必须领导工农国家发展经济的工作，必须领导工农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加强对红军的领导。他的思想和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里所说的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指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这里他不仅提出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论断，而且阐述了这一论断的含义，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得到切实维护、党的领导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和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当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思想，来源于党对革命经验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还来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特别是对列宁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经验的总结。列宁当时面对俄国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状况，加强俄共（布）对各个方面工作的领导，迅速推进了工作，积累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对各项事业实行领导的经验。但列宁来不及总结党加强对各方面工作即对国家各项事业进行领导的经验，未明确而直接地提出共产党对国家各项事业加强领导的论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史特别是列宁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的经验，总结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经验，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思想，发展和创新了列宁的思想和实践。

　　（作者简介：俞敏，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集群 （学部）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