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快速数字化的浪潮，民粹主义也在此期间悄然崛起，数字技术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联逐渐受到了更多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在被视为标志西方民粹主义泛滥的典型事件中，数字技术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算法推送技术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胜选等“黑天鹅”事件中直接影响了投票结果；民粹主义政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完全依赖线上运营成功上台组阁；新冠疫情期间新媒体上充斥的假新闻和反科学言论左右了民意和政府决策；特朗普败选后直接通过推特煽动支持者攻占了国会山；美国的“黑命贵”和法国的“黄马甲”等大众抗议运动更是几乎完全借助社交媒体组织发起。系统梳理数字技术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一种技术维度的解释，也能为进一步观察数字技术对西方民主的影响和重塑、研判数字时代西方政治变革的未来趋势搭建一个思考框架。
一、数字时代的平等问题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是“稀薄的、空心的”，它混乱而多变，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那样有着精密的内在一致性。即便如此，在构建“人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追求平等这一点上，民粹主义是明确的。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的“经济—阶级”视角，抑或是右翼民粹主义的“身份—民族”视角，都将追求平等作为核心诉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西方不平等现象加剧和民主的缺乏导致了民粹主义。”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也认为：“占领华尔街等运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将新自由主义所面临挑战的核心——政治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搬上了台面。”所以，追溯到对平等问题的讨论，是思考西方民粹主义现象时必然采用的思路。
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带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变迁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平等关系进行了一次重新调整，这种平等关系的重塑对西方民粹主义浪潮起到了底层助推的作用。科技革命对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演变的影响是全面、立体和根本性的。重大的科技革命总是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与以往的科技革命对体力劳动的替代不同，数字革命在替代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在替代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并且更加深刻地介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之中。它不仅再造了生产，还呈现为一种“流动的技术”，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消费购物、社交娱乐提供了新的方式，对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也发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平等问题的复杂影响亟待重估。
（一）信息革命制造了“数字民主乌托邦”的美好期待
从全球层面来看，互联网构建了和谐和平的“地球村”愿景。互联网自诞生伊始便打破时空隔阂，开创出覆盖全世界的数字空间，极大地增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助推着世界性流行文化和同质化大众商品的出现，使普通人随时随地处于国际性的信息视野和全球性的命运关切之中。
从国家层面来看，数字技术带来了新的产业革命和公共治理革命。数字经济的崛起促进了传统行业升级，加速了产业结构换代，推动了经济的总体发展。互联网因自主、开放、共享等特点被认为是最民主的发明，代表了“人民的声音”和“草根的胜利”。新技术为政务信息公开、民众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社交平台搭建了一个即时、平等、开放的公共舆论场域，它允许更多的人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更大范围的公共讨论和政治参与。
从组织层面来看，传媒革命的实质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和组织方式。“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可以服务于现行社会权力体系，也可以促成权力组织与分配的改变。”数字社交生活打破了过去组织中的表达和行动障碍，等级、资历、程序、专业能力等因素被弱化，互联网使得基于志趣情感共鸣的“弱连接”开始替代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强连接”，从而动摇了传统群体和机构的垄断地位，使散布在原子化社会中的那些孤立而又同质的个体借由网络自由自发地组织起来。这些新式组织没有传统的组织框架却又具备更强的分享能力、相互合作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
从个体层面来看，互联网带来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机会平等。互联网极大地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差距，使得人们能够以廉价便捷的方式获取原本难以触及的知识和信息，进而制造了更多经济和教育层面的公平机会。“人人都是自媒体”使普通个体打破了过去传统媒体和专业人士对信息的垄断，成为内容原创者和传播者。数字经济更是跨越时空隔阂为个体提供了极具个性化的工作、消费和娱乐方式，甚至当个人以虚拟身份上网时也很容易忽略人与人之间在现实中的差别而生出一种天然的平等感。
（二）网络空间存在着“技术专制利维坦”的现实趋势
网络空间中的个体权利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会因为居住地、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存在着在数字权利上的巨大差别，从而形成数字鸿沟。“与其他组织和交流模式相比，网络并没有更加平等、民主、开放、自由、亲切、不需要条件或减少人们的社会联系。”
网络空间内的数字权力自发走向集聚和垄断。互联网存在着自我集聚的底层逻辑，“赢家通吃”的模式在网络的每一层级都重复着。数字平台巨头和信息管理部门逐渐垄断了大数据的获取、存储、分析和使用，数字权力事实上已经渗透进了从宏观的国际关系、国家治理到微观个体生产和消费的各领域，最终形成了监视资本主义。
数字产业的勃兴伴随着其他诸多产业的衰退。丹·席勒（Dan Schiller）认为，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激化了政治经济矛盾，导致绝大多数产业出现了“数字化衰退”。技术更新、技术进步使得财富和权力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技术升级逼迫着劳动力再社会化或者被淘汰，它在消除旧的不平等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平等。
在过去的10余年间，数字领域明显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平等走向垄断和控制的过程。数字产业的发展加速走向平台化、集聚化、垄断化，个体之间的数字权利出现明显分化，数字经济造成部分产业衰退和贫富分化，几乎所有个体的隐私数据都被数字垄断平台所把持，大数据技术成为了最重要的公共管理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时代的不平等问题也日渐显现出来。综合来看，数字空间同时包含着“平等化”与“不平等化”、“民粹化”与“精英化”、“解放”与“压迫”的双向作用，这种辩证的矛盾运动是思考数字技术重塑西方社会并助推民粹主义崛起的逻辑起点。
二、数字技术对民粹主义崛起的外部支持
数字革命对世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技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发挥了复杂的作用，为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孕育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有研究表明：“第三代移动网络从零覆盖到全覆盖的结果是将左翼民粹主义的支持率提高了5%、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率提高了6%。”
（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和不同阶层之间进行着财富和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既包括在新一轮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中掉队的传统行业精英，也包括因生产自动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贫富分化加剧而受到冲击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这些利益受损者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从宏观上看，数字技术在国家间的不均衡发展，成为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优势是当前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成为国家财富和安全的最主要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美国在芯片、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社交平台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信息控制、情报收集、网络监视等方面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在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革命的加持下，尽管2010年以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连续冲击下，英、法、德、日、意等西方主要经济体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基本持平甚至出现了倒退，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15年”。正因为如此，欧盟近年来对数字主权、经济全球化等问题的态度日渐强硬，这些也成为西欧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议题。
从微观上看，从数字产业的垄断发展中获利的只是少数人。尽管新技术主导的数字经济常常标榜共享性，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和生产工具变革都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剧。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进一步的是，数字革命对各个领域的整合更加精深、一体化程度也更高，大量数据形成了新的资本样态——数字资本，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互联网成为资本精英和技术精英汲取财富的工具，而被数字资本主义裹挟下的普通人难逃被资本奴役的命运。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共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导致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处境更加恶化。席勒指出，数字自动化浪潮会将工作变为“奢侈品”。人工智能革命带来了大量的“技术性失业”，“无产阶级”似乎正日益沦落为“无用阶级”。
大量收入数据也都证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1973—2016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加了73.7%，而小时工资仅增长了12.3%。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指出：“高收入国家2004—2017年期间的收入分配呈现出‘曲棍球棒’的趋势：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收入大幅下跌，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增加。最富有的人获得更多的财富，其余绝大多数人蒙受损失。这种趋势在德国、英国、美国十分明显。”有学者指出：“从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中，有很高比例属于低所得阶级或低学历阶级即可知道，民粹主义政党代表这些生活与工作受到威胁的‘失败者’，对抗精英推动的全球化与欧洲整合，并成功获得支持。”
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会影响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劳动力流动趋向，这是一种历史规律。“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数据体制限制了贫困人口和工人阶层的机会，解散了他们的政治组织，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剥削了他们的人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美国“铁锈地带”的白人工薪阶层在2016年大选中抛弃了民主党转而成为民粹主义的支持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坚称法国国民联盟是“工薪阶层的党”并在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再次进入第二轮投票。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传统的中产阶级在数字时代的生活状况反而恶化了，这成为民粹主义泛滥和政治极化加剧的重要社会原因。
（二）新媒体革命助长了社会文化中的民粹主义
数字技术在大众文化和心理方面对民粹主义的推动更为复杂和隐秘。新媒体革命颠覆了大众媒体和媒体人对公共舆论空间的主导，新媒体的出现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广播的主体，这本身就是一场“文化民粹主义运动”。但是，过度自由、缺乏理性、真相难辨的网络舆论空间为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首先，新媒体削弱了公众的判断力。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论，低清晰度的冷媒介透露出的信息更少，所以需要人们调动更多的思维去思考和理解。然而，相较于书籍、报纸、收音机的时代，今天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充满了大量清晰的、能调动多种感官的信息，这些信息无需受众具备较高的理解力和思考力。从传播逻辑来看，内容创作者在网络流量竞争之下更有可能发布能够快速吸引注意力、制造点击量的内容而罔顾事实根据和社会影响。从商业逻辑来看，决定数字传播内容的是强大的资本，制造非理性冲动是影响大众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关键。长此以往，短平快的视听内容进一步取代了文字而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即便是文字信息也倾向于通过爆炸性标题来博眼球，深刻严肃的评论文章被碎片化的快餐式内容取代。信息过载降低了公众的专注力，网络传播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社会情绪的传染，为争夺注意力而被制造出来的偏激或虚假信息干扰了民众的理性判断，同质化、娱乐化的视频内容加剧了大众思考的表面化和碎片化……这些问题有可能导致人们进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无思想时代”。
其次，流行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占据了主导。新媒体革命推平了文化的金字塔结构，在“流量为王”逻辑的支配下，高雅文化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娱乐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开始了快速的“病毒式传播”。传统媒体人作为公共舆论守门人和文化过滤器的作用也不复存在，社会文化的失序和价值异化变得不可避免。“政治失灵的根源是市场与消费者心理的过度融合，我们的整个消费文化把即时满足上升为人生的最主要目标，这种文化鼓励人们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的满足而忽略了未来的成本。”当资本逻辑成为第一推手，反智性、浅表化、低俗化的民粹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泛滥也就难以遏制了。正如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预言的那样：“我们的文化正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文化。”
最后，算法推送助长了政治极化和偏见分歧。平台算法为每个人量身定制了个性化信息，借此实现“一次点击，次次点击”。身处“信息茧房”的人们难以接收到不同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注点也越来越分散。看似自由多元的互联网实际上强化了个人偏见，可用于达成共识的舆论空间进一步撕裂和坍缩。当用户缺乏特定的知识储备、信息辨别力和独立判断能力时，就会更加容易被算法信息误导和操纵。赫伯特·I. 席勒（Herbert I. Schiller）曾警告道：“实际情况是，人口中有极小一部分人非常挑剔，他们清楚自己要什么并因此能够利用大规模的信息流，而大多数美国人基本上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相当于别无选择的信息困境。”例如，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优兔、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除了展示少数权威专业内容外，推送更多的是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的信息，有的偏离真相且充满偏见歧视，甚至包含特定的政治目的。一时间，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在西方甚嚣尘上，为科学的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增加了难度。事实基础上的对话、多元基础上的共识、科学基础上的决策，在数字时代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奢侈品。
（三）数字空间的反建制倾向冲击了代议民主制度
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曾指出：“民主失灵的原因，核心观点在于，选民的状况比无知更糟糕，简言之，他们是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时也是如此。”而新技术不仅未能解决选举政治中的“无知”和“非理性”问题，反而增加了民众对政治的不关心和不信任感，反建制、反权威的民粹情绪不断累积。社交平台让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抗议、表达不满情绪的同时，也为人们摆脱对传统政党和主流媒体的依赖提供了条件。
首先，数字生活滋生了大众的反叛情绪。数字化是自媒体替代公共媒体的过程，这本身就包含了大众对精英的反抗、平民对权威的祛魅、权力边缘对中心的进攻。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早在2002年便预见性地指出，无论是公共媒体，还是公共部门，都将经历一场由信息革命引发的权威解构危机。西方代议制民主是为防范“多数人暴政”而设计的，对民粹主义起着过滤和遏制的作用。而在今天，那些通过正式制度和渠道难以表达的批判性情绪转而将匿名的虚拟空间当成了宣泄口。多数网民一方面疏离正式的政治生活和公共关怀，另一方面却又喜欢匿名参与激进的在线批判。在后真相的舆论环境下，普通民众难以窥见事件的全貌，既容易被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误导，也容易被反建制、反精英的言论吸引，从而引发普遍的社会不满情绪。
其次，社交媒体助长了集体抗议行动。即便在数字时代之前，无论是收音机时代的《传统社会的消逝》还是电视时代的《娱乐至死》，都强调传播技术推动了社会的重构。新自由主义社会塑造的分散而孤独的个体被社交媒体聚合重构为政治共同体，因为社交媒体有能力聚集起“志同道合”的人群，并有能力在瞬间通过煽动性内容实现社会动员。这些都使得无领导、无中心、无组织的大众抗议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和普遍，导致代议制民主政体面临的政治风险陡增。从2011年埃及抗议到2020年特朗普支持者攻占国会山，再到2022年的“黄马甲”运动和2023年的法国大罢工，推特和脸书已经成为众多民粹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工具。
最后，数字革命冲击了既有的民主框架。第一，长期以来，左右翼趋同、政治正确、主流政党轮流坐庄使得西方政治变得乏味、缺乏政策竞争、代表性不足，大批民众因在正式制度框架内找不到存在感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而今天，民众可以利用网络表达激进诉求，组织大规模街头抗议，这些正逐渐超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承载能力。可以说，在数字时代，西方正同时面临“民主供给不足”和“民主参与过度”的困境。第二，数字权力的崛起打破了民主赖以维系的权力制衡格局。新崛起的技术精英和信息寡头掌握了强大的数字权力，“权力—资本—技术”共同决定了民主游戏的结局。数字权力的崛起让民粹主义者在正式制度之外有了可供助力的潜在盟友。对此，席勒指出：“随着数字资本主义转向威权主义，纤弱的民主体系正在被撕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也警告说：“数字垄断平台造成的政治威胁远比其经济影响更令人震惊，它真正的危险不是扭曲市场，而是威胁民主。”第三，传统政党的部分作用和功能遭到削弱。政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居于中心位置，它承担着精英遴选、民意聚合、利益表达等政治功能。但近年来，民众变得更加期望于直接的表达和即时的行动，政党组织的精英遴选功能受到了互联网上自发的造神运动的冲击；政党的中介功能因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直接的网络联系而下降；政党的民意聚合和利益表达功能因旺盛的在线政治表达和参与而弱化。相比之下，民粹主义政党要求的无中介直接民主却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这一政党变革趋势。伴随着传统政党的衰落，西方多党制国家的政党格局呈现出极化和碎片化的趋势，这为民粹主义政党混淆视听、驾驭民意提供了契机。
三、数字技术对民粹主义崛起的内驱赋能
数字技术不仅从外部为民粹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有利环境，就民粹主义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从领袖宣传到政党运作，从理念传播到竞选活动，数字技术都得到了广泛和积极的应用，从内部驱动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一）依托社交平台捧红民粹主义领袖
政治领袖的作用在数字时代被重新凸显出来。“所有自由民主国家都存在一种趋势，即政治越来越趋向人格化……领导人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领袖是群体的灵魂，是聚合和统一民意、群体组织化、激发信仰的首要因素，围绕魅力型领袖运作是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例如，奥地利自由党的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法国国民阵线的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意大利五星运动的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联盟党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法国国民联盟的勒庞、英国脱欧党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荷兰自由党的基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等。民粹主义领袖反对代表制，更倾向于让民众接受其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并不宣称自己“代表人民”，而是强调“我就是人民”。“领导者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使得民粹主义政治有了自身独特的认同模式。”由此可见，民粹主义赋予了魅力型领袖以“权威人格”，将领袖作为“人民”整体的化身，在标榜民主的同时也实现了权力的集中。
民粹主义领袖尤其重视与那些之前很少参与政治、不受重视的民众开展直接的、有效的、简明的对话。绝大多数支持者同民粹主义领袖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固定的制度化纽带，“互联网的强项似乎在于将大量的、松散的和地理上分散的群体汇集起来去追求共同目标”，互联网允许政治家绕过既有的中介和组织机构，直接借助网络扩音器煽动起民众的情感共鸣。事实证明，“网红领袖+民粹主义话语+社交媒体”的组合极富威力，从这个方面来说，“民粹主义者最善长的是上台掌权”确不为过。在英国脱欧公投前，时任伦敦市长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乘坐一辆写有“英国每周向欧盟提供3.5亿英镑”的大巴环游英国宣传脱欧，然而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正是自由而混乱的网络空间和大批缺乏判断力的网民的存在，为民粹主义者浑水摸鱼、操纵民意提供了绝佳的政治机会。
许多民粹主义政治家虽然是“政治素人”或者“政治门外汉”，但他们深谙媒体的传播规律和沟通技巧。特朗普开创了总统借助社交媒体越过白宫新闻办公室和公共媒体随时随地发表政见、直接与民众对话的先例，“特朗普标志微博政治时代的开始”。意大利五星运动创始人、喜剧演员格里洛善于运用幽默风趣的脱口秀讽刺政治，这些桥段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甚广，观众在娱乐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着民粹主义的诱惑，从而加深了对现实政治的不屑。在类似的例子中，“严肃重要的竞选变成了电视真人秀”，政治的娱乐化倾向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崛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二）借助互联网发展民粹主义政党
长期以来，在中左和中右轮流上台的西方政治格局中，民粹主义政党居于边缘和非主流的地位。与传统主流政党相比，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原本面临着诸多困难——非政治正确的理念、哗众取宠的言论、对主流政治的攻击，这些困难导致它们不仅常常被大众媒体的“守门”功能过滤掉，还要因此承受巨大的社会批评压力。在运作上，这些政党面临着组织松散弱小、制度化程度不高、党员和支持者零星而分散、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等问题。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扁平化和去中心化成为政党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它允许民粹主义政党抛开复杂的组织架构和严密的制度规则，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运作和宣传，这为民粹主义政党弯道超车提供了契机。此外，互联网还为民粹主义政党在党内兑现其所谓“直接民主”的承诺提供了实践平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出现了主要依靠互联网运作的民粹主义政党。意大利五星运动于2009年创建，它缺乏固定办公地点、层级组织、经费支持，完全依靠线上运作。该党拒绝被定义为“政党”，标榜自己与传统政治划清界限。2018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成为第一大党并与另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共同组阁成立了民粹主义政府。该党标榜无中介的互联网直接民主，借助一个名为“卢梭”的平台，由成员直接投票决定党的纲领、议题主张、党务决策和竞选候选人。除了网页平台，五星运动还在2019年圣诞节发布了名为“卢梭X”的手机端应用程序，方便成员随时随地参与党内活动。尽管标榜民主，但该平台也有诸多不民主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言论控制，平台会屏蔽批评性留言并用一句“卢梭平台只接受认同我们理念的评论，不接受批评”覆盖。二是缺乏透明，平台的运营权和源代码程序掌握在其创始人手中。2017年党内领导人选举的获胜者是迪·马约（Di Maio），但平台并不公布具体投票数据。三是形式民主大于实质民主，该党虽标榜领导人任免、候选人提名、政策纲领制定全部由成员投票决定，但成员实际的投票率并不高，就连党领导人选举的参与率也只有30%左右。此外，平台后台会提前设计好政党竞选纲领的政策选项，让成员在线做选择题，这使实际政策选择空间有限。即便如此，该党仍凭借活跃的网络平台获得了极强的社会动员力和吸引力。
（三）通过新媒体散布民粹主义政治话语
民粹主义者十分清楚不讲逻辑但能够吸引注意力、煽动政治情绪的政治话语在信息碎片化时代的威力，他们善于运用内涵边界模糊却容易占据道德高位的“终极词汇”来编制政治话语，诸如“我们人民”“民主”“爱国”“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化”等。社交媒体上的民粹主义话语特征是：“意识形态呈现碎片化，但强调人民主权、攻击精英、排斥他人、使用心脏地带的词语。”总之，相比以理服人，他们更擅长以情动人；相比参与复杂的政策辩论，他们更专于煽动不满；相比提出建设性方案，他们更倾向于只是批判。民粹主义的话语风格极富传播力、批判力、感染力、动员力，其特点及功能可以简单概括为：用二元对立划分了敌我，用简化通俗贴近了多数，用出位话题吸引了舆论，用直接民主越过了程序，用政治激情消解了理性，用娱乐讽刺解构了权威，最后又用悲情仇恨动员了大众。
过去的几年里，在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等一系列危机的影响下，浮躁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已经席卷了西方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民粹主义者明白，现实中的被剥夺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对陌生民族和文化的恐惧感、对得势者的嫉妒心、对阴谋论和小道消息的偏信等负面压力或者消极信息更能激发民众的关切。民粹主义者一方面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未经证实但又更容易广泛传播的操纵性虚假内容”，利用“消极性、情感性和大众性”的话语营造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在构建恐惧的同时归咎于国内或者外部的“替罪羊”，动员民众自我解放、打击“敌人”并顺势将自己的政策提案合法化。牛津大学教授拉尔夫·施罗德（Ralph Schroeder）指出，民粹主义者深知他们在社交媒体空间的宣传足以抵消来自传统媒体的诋毁。
民粹主义者往往具有更高的网络活跃度。尽管脱欧公投前民调显示“留欧派”人数仅略占优势，但统计数据显示，在推特上，脱欧派活跃人数是留欧派的七倍。“投票脱欧”（Vote Leave）官方在脸书上投入了超过270万英镑投放政治广告，这些广告的浏览量超过1.69亿次。脱欧阵营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直观的信息传导着愤怒、怨恨等高唤醒度的情绪，促进了脱欧主张在年轻人和草根阶层中的病毒式传播。
（四）利用算法技术干扰投票选举
选举和投票是西方民主程序运作的标志性环节，也是民粹主义领袖和政党展现自身形象、扩大政治影响、兜售政策主张、攫取政治权力的舞台。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们往往规模小、资金不足，被主流媒体打压；而民粹主义的许多潜在支持者或对主流政治不满、对政治冷漠，或对政治缺乏常识和兴趣，或者持有极端的政治态度，他们往往居于竞选宣传活动难以触及的边缘地带。但是，互联网的普及和算法技术的出现为民粹主义政党突破自身局限、找到这些分散个体、开展精准的竞选宣传动员提供了机遇。民粹主义政党基本放弃了通过价格不菲的主流媒体开展竞选宣传的策略，转而选择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网页上高效推送定向政治广告。
泰德·布拉德尔（Ted Brader）指出：“选举是西方现代政治生活中最富有激情的事业，竞选的艺术在于个性化的接触、触动人心的故事、动人的言辞和高明的政治广告。”当前，他提到的这些技巧被民粹主义者借助算法推送整合了起来。算法政治广告是当今西方选举中最富威力和性价比的竞选宣传工具，它通过收集选民的职业、兴趣、社交关系、政治倾向等私人信息，对选民进行标签化分类。例如，它可以轻易识别政治常识缺乏者、政治冷漠者、政治倾向不稳定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之后系统会向不同类型的选民在线投放为其量身定做的政治广告，以期影响其政治心理和投票行为。长期以来，在西方许多选举中，选举双方的得票率差距不大，且民众投票率不高，这使得民粹主义者只需要干预或者动员一小部分人，就能左右最终投票结果。
在2016年的两场“黑天鹅”事件中，剑桥分析、聚合智囊等数据公司在英国脱欧公投前曾帮助脱欧派投放了超过10亿条极具煽动性的算法广告，还帮助美国特朗普在摇摆州着重进行算法广告投放，这些行为随着脸书“数据门”事件曝光并引发热议。在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前，德国选择党（AfD）与曾成功干预肯尼亚大选的哈里斯传媒合作，通过脸书的用户数据将目标选民分为七个群体，其中，企业主、参加工会的工人、母亲等身份被识别出来作为重点干预对象。该党在社交媒体上与用户的互动频率超过其他政党10倍以上，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和最大反对党。由于算法技术对选举公正和政治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欧美国家纷纷立法对定向政治广告加以限制。在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前，谷歌和推特先后宣布禁止竞争性的定向政治广告，脸书宣布选举投票前一周停止投放定向广告。即便如此，特朗普的竞选应用程序在安装时仍要求用户允许授权使用位置以方便开展特定选区的定向宣传。
四、结语
民粹主义常常被视为西方社会正面临系统性危机和变革压力的信号，而比民粹主义现象本身更值得探究的是其背后的生成机理。数字革命带来了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和利益分配逻辑，从数字生活生产方式对微观个体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的影响，到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数字化重塑，再到西方民主的价值基石与制度框架面临的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革命的助推下正经历一场巨变。在资本主义不断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压榨与反对压榨、不平等与追求平等、精英化与民主化的矛盾运动愈加表现为人类社会变迁的永恒动力，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集中反映。
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西方民主这套旧制度在新技术条件下陷入了断裂与接续的困境之中。首先，传统的公共舆论空间已然坍缩，群体价值分化和政党政治极化严重，可供理性公共讨论并达成共识的新传播场域还未形成。其次，传统的政治精英和权威正遭遇挑战，新的数字权力崛起并寻求与政治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存在失控的政治风险。再次，监控资本主义赋能下的公共管理对西方公众来说缺乏价值感召力和道德说服力，“工业社会的技术统治论的行政管理，使任何民主的意志形成变为没有对象的东西”，民主的功能不只是追求效率，还包括满足个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感和尊严感，而民粹主义的崛起正是对西方民主和主流政党长期回避问题、忽视民意、代表性不足的回应。最后，民粹主义的崛起也是西方民众对数字时代“人的价值”面临衰退的一种反应，它迫使人们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新环境下重新思考关涉“人”的哲学，这必将再度激发人文主义的核心关切。西方民主正面临被新技术撕裂的危险，这让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半个多世纪前的提问变得更有意义：“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技术可以为多数人谋福利，但前提是要将“人”的价值植入技术发展的全过程。“人”的缺位恰是技术哲学视野下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今天的西方社会亟需一场数字时代的新人文主义运动。
（作者简介：杨春林，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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