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托派自产生以来始终保持着相当高的活跃度，在美国底层劳动者和左翼知识分子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激进左翼思潮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美国托派的研究聚焦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社工党”）等美国主要托派政党和团体的发展脉络、派别分布、组织状况及实践活动的研究；二是从美国托派的起源、复兴和衰落入手，对其历史演进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反思；三是对美国托派创始人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对坎农在美国托派中的重要地位的研究；四是将美国托派运动与法国激进左翼进行跨国比较和对比分析，考察激进左翼理论与各国政治现实的冲突。这些研究对于了解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衰及美国托派周期性的派系斗争和组织分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学界对于近20年来美国尚存的主要托派团体及其发展状况鲜有述及，对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内容、阶段特征及发展态势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将以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等现实背景为基础，系统分析美国托派从兴起到式微的演变轨迹，重点探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下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当前的发展态势和造成这一现状的深层原因，进而为学界了解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一个案例，以促进对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一、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兴起和存在的原因
托洛茨基主义能够在美国兴起和发展，除了国际托派和第四国际等外部因素的刺激和影响外，美国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与民众心理也滋生了托派活动的土壤。
01
国际托派为美国托派提供理论与意识形态支持
托洛茨基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左机会主义思潮。最初的托派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的党内斗争，它批判党内机关官僚化，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随着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托派将斗争舞台转向国际。1930年，美国、德国等托派组织代表在巴黎开会，成为托洛茨基建立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起点。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托派初成国际规模，为美国托派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第四国际将分散的托派力量融合起来，提出了统一的口号和行动纲领，为美国托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基础。
托洛茨基将发展第四国际的希望寄托于美国。他曾亲自到美国，扩大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托派领袖坎农看来，托洛茨基的理论不仅解答了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而且为实现他本人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世界革命”构想不仅吸引了坎农等左翼人士加入托派阵营，而且成为早期美国托派赖以信仰的“真知灼见”。1934年，托洛茨基还为坎农创办的《新国际》杂志提供支持，给正在筹建中的“新国际”制造舆论。美国俨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验场，后来也一直是托派社会主义运动的重镇之一。
02
经济危机下美国托派的革命力量和群众基础的产生
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国民生活水平是影响托派运动的客观因素。托派运动属于激进的社会革命运动，而贫穷又是孕育革命的主要温床，因此，部分美国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也为美国托派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大量美国民众的流离失所。大量失业工人迫于生计，公开参与违法活动，表现出极强的激进性和革命性。农民和黑人由于生活状况的极度恶化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社会充斥着种种不公正现象，部分群众对现实极度不满，他们希望尽快改变这种现状，无法接受渐进改良的主张。经济的崩溃，促使“民众迫切需要任何一个指引者或组织者来帮助他们结束这种无序状态”。
美国托派鲜明的反资本主义立场，迎合了工人、农民、黑人等群体的心理。它将资本主义视为绝对的恶，把战争、失业、饥荒等所有美国社会的丑恶现象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尽管托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完全准确，甚至是偏激和片面的，但正因如此，才使得它能够始终如一地反对资本主义，成为对部分群众极具吸引力的政治组织。美国工人、农民和黑人等群体呈现出激进性、革命性和反抗性，他们成为托派在美国的革命力量和群众基础。
03
美国托派的诞生是坎农政治转向的直接结果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初，从美国社会党（以下简称“社会党”）左翼到美国共产党（以下简称“美共”）内存在着为控制权而展开的派别斗争。自1924年美共形成福斯特—坎农和佩帕尔—鲁森堡—洛夫斯通两派后，双方就在斗争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而在苏联，斯大林已经发起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美共根据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调整自身立场。坎农则对共产国际的做法以及苏联共产党开除托洛茨基心怀不满，这成为他转向托派的主要动机。
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令坎农十分信服。坎农认为，托洛茨基的批判可以解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状态的原因。他说：“当我初次读到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时，我就立刻而且永远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上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代表着真正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坎农随即转向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路线，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开始萌芽。同年，坎农等人因为托洛茨基辩护被美共开除，间接导致以坎农为首的革命团体围绕托洛茨基主义发展自己的组织。美共的党内分歧所造成的派系斗争与组织分裂，也给了托派政党一定的“发挥”空间。因此，美国托派不仅是坎农政治转向的直接结果，也是美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
04
激进的工会运动为美国托派创造实践阵地
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们受生活费用迅速上涨的困扰，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劳资矛盾十分突出。这一时期的美国成为劳工暴动的重灾区。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席卷欧洲。此时，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他们深受十月革命的鼓舞，加之面临的经济困难和美国大工业城市的种种不公现象，开始关注对社会进行剧烈变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潮。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工人的激进情绪有了前所未有的高涨，工会运动势头强劲。
劳工运动是美国托派宣传和实践其理论的主要阵地。第一代和第二代托派忠于无产阶级，主张唤醒劳工的斗争意识，瓦解资产阶级的反扑力量，推动劳工运动的发展。例如，他们支持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行动，呼吁增加实际工资和减少实际工作时间；托派成员有机会进入议会，往往会推动有利于工人的议案。可见，早期托派为劳工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和组织核心。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也为劳工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即使托派的主张有些脱离实际，但只要它能够为底层劳动者做一些实事，就势必会吸引到追随者，这是美国托派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托派获得了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和生存空间，一度有所发展。
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自兴起以来，美国托派长期坚持鲜明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以社会主义美国化为目标，开展合法斗争与地下活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不同时期理论主张与实践效果的差异，大致可以将美国托派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01
美国托派勃然兴起与“政治革命论”的建构（1928—1938）
1928年，坎农的政治转向为美国托派的诞生拉响了前奏。与美共等传统左翼政党不同，托派诞生伊始便倾向于用托洛茨基主义阐释美国社会问题，主张通过政治革命，而非改良的方式，振兴美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托派从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根源及根除方法三方面入手，分析了美国官僚体制存在的问题，构建了“政治革命论”的核心内容。
首先，“取代主义”是官僚政治堕落的直接表现。坎农将美共党内对思想和纲领斗争的压制与官僚主义联系起来，谴责其以官僚主义取代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的方法是试图控制无产阶级意志的“取代主义”。其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官僚政治堕落的理论根源。托派认为，共产国际及其美国支部堕落的根源，在于它们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伪社会主义理论取代革命“国际主义”原则。这一理论高估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及其能够持续的时间，是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悲观看法。再次，政治革命是根除官僚主义现象的唯一途径。托派认为，共产国际及其美国支部是阻碍工人运动的“绊脚石”，且无法通过民主改革加以根除。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同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调和的倾向，号召无产阶级建立新的革命党，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政权。最后，革命党的“工会化”是政治革命的战术方向。托派强调，工会是社会主义思想得以被群众接受，从而成为真正力量的主要媒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朝着“工会化”方向发展，并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性团体建立统一战线。
基于此，坎农与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马丁·阿本（Martin A.bern）开始大力宣传“政治革命”，被美共开除出党。1928年，他们建立了首个托派组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美共盟”），并围绕政治革命开展如下活动。其一，转向工会招募成员。工人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初复苏之后，美共盟以工会为基础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招募成员。他们积极接触失业者，组织劳工运动，并通过领导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在工会运动中站稳了脚跟。其二，实施“打进去”策略。坎农作为早期托派的核心角色，对一系列政治准入和党建发展事务做出规定。1934年，他推进美共盟与工人党融合，使成员增加至1000人左右。受托洛茨基的“打进去”策略的影响，托派又于1936年加入社会党，扩大了托派队伍和组织网络。其三，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派于1938年成立社工党，使之成为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这为托派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至此，美国托派成为独立的政党，标志着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正式形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托派发展的黄金时期，托派的政治革命效果可观。托派发展较为迅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至1938年，美国托派约有2000名成员，一度成为世界托派运动的中心，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02
美国托派缓慢发展与“资本主义末世论”危机凸显（1938—1949）
第二阶段，托派通过“资本主义末世论”为美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舆论造势，这一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点。
一是美国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末世观。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美国托派认为，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逃脱周期性危机，相反，苏联证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当这些基础受社会危机冲击时，上层建筑和传统民主政治就会摇摇欲坠。“美国例外论”只是改良主义者对于美国资本主义长久稳定性的幻想。二是认定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托派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本身提供了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危机创造了革命的客观形势；资本主义内部规律的盲目作用又创造了它的“掘墓人”——美国工人阶级，形成革命的主力军。当这些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时候，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
据此，美国托派断言，美国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战争过程中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资本主义末世论”的全面检验，然而实际状况与其设想大相径庭，这导致美国托派的处境极其不利。第一，“资本主义末世论”遭遇实践困境。1939年反苏浪潮席卷西方民主国家。坎农等人认为，尽管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但是如果苏联战败，则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他们主张“无条件保卫苏联”，号召工人奉行“革命的失败主义”原则，但美国托派的这一反战宣传应者寥寥。二战后期，尽管美国的平均工作日罢工规模飙升至1.16亿人次，但工人活动却降至最低潮，根本不存在唤起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第二，“资本主义末世论”深陷理论危机。美国在二战后迎来新的繁荣发展期，改良主义赢得大多数工人的认可。然而，美国托派依然坚持“世界革命即将爆发”的主张，强调“战争没有结束，从欧洲发动的革命也没有夭折，它只是被延迟了”。显然，美国托派再次误判形势，不能对新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对于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托派而言，无疑面临理论上的尴尬。美国托派的问题在于强调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缩短工作日等，但这些主张必须在现阶段通过革命手段来实现。托派对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总是持敌对态度，在论及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时，仍然无法摆脱其乌托邦色彩。第三，美国托派组织发展状况并不乐观。二战爆发后，社工党因其激进立场，始终是美国政府的打击目标。派系斗争也暴露出潜在弱点，包括沙赫特曼在内的约40%党员因其官僚集体主义立场而被逐出党。社工党成员从约1000名降到500名以下。此外，党内还分裂出“马克思主义工人联盟”和“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等异见组织，成员流失严重。
总体说来，美国托派在这一时期发展相对缓慢，呈现出派系斗争和派系分化组合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社工党通过参与选举、推动劳工罢工及组织黑人民权斗争等活动，持续保持着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仍是全世界最大的托派政党。
03
美国托派低潮期与“社会主义美国化”惨遭重挫（1950—1970）
第三阶段是美国托派探索社会主义美国化的时期。他们将重点放在确立托派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先锋地位和工人阶级主体力量的重建两条主线上，但这一时期，美国托派遭受各方面的沉重打击，陷入低潮。
首先，从政治环境来看，美国的50年代是保守主义主导的十年。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使美国大企业能够在工资上对工人做出让步，并与工会官僚合作结束罢工浪潮。美国工人阶级并非社工党预测的那样，迅速成为社会主义美国化的主体力量，反而呈现出保守、被动的特点。托派的政治主张只能得到极少数工人的支持。与此同时，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反共政治迫害达到顶点。托派遭受政府压制，受到自由主义者、工会官僚、激进左翼分子的批评与辱骂。面对冷战的挑战和麦卡锡主义狂潮，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几近夭折，社工党的活动只能局限在政治边缘地带。
其次，美国托派“先锋党理论”的极端性和封闭性限制了托派的发展空间。根据先锋党的理论，只有通过先锋党的介入，才能使工人阶级不自觉的阶级意识转变为自觉的意识。这一理论呈现出自我封闭的特征：美国托派将列宁提出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口号发展至极端，将自身看成“先锋队的先锋队”，搞所谓的“干部党”。美国托派将其组织视为唯一正确的革命党，而视广大群众为有待被整合的散乱的“材料”，认为“干部党”只要能控制住一支“先锋队的先锋队”，群众就会跟着走。但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的事业的观点大相径庭，造成了托派组织的关门主义。美国托派强调自己是“先锋队的先锋队”，注重的是党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狭隘而苛刻的党员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工人；同时，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决定其只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组织，最终脱离了美国广大的工人阶级。
再次，新一轮宗派纷争造成了托派的大规模分裂。1953年，受帕布洛主义的影响，科克伦（Bert Cochran）认为，在美苏对峙的态势下社工党应加入美共，形成广泛组织。他指责坎农反对加入美共的立场是“斯大林恐惧症”。由于坎农派与科克伦派的主张无法调和，以科克伦为代表的约20%的成员被社工党开除。科克伦派被迫退党后，成立“社会主义联盟”，并带走了工会运动的大多数积极分子，削弱了社工党在工会中的基础。古巴革命胜利后，关于古巴革命性质的判断成为美国托派又一理论分歧点。社工党主流观点将卡斯特罗政权下急剧激进化的古巴列为工人国家，并赞扬古巴的土地改革、工业和农业国有化等举措，视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社工党党内却存在一个少数派，他们认为古巴革命导致一个被迫接受伪马克思主义的畸形工人国家，是官僚体制的意识形态反映，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二者争论不断，导致社工党党内出现意识形态混乱的局面，为了保持党内团结，部分少数派成员被开除出党。
最后，美国托派丧失了劳工运动传统阵地。社工党多次强调将黑人民权运动与社会主义美国化联系起来，认为黑人解放运动是争取自决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基于以上考虑，社工党于1964年和1968年先后提名黑人克利夫顿·德贝里（Clifton DeBerry）和保罗·布特勒（Paul Boutelle）为总统候选人。同时，该党参与了势头强劲的妇女解放运动，主张通过工人政权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来改变妇女地位低下的状况。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社工党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黑人、女性等身份政治方面，几乎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劳工运动上，最终丧失了劳工运动这一传统阵地。
这一时期美国托派的社会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相继兴起，工人运动却在逐渐衰落。以身份政治取代无产阶级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托派的中心任务。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被各异其是的“事件主体”取代。美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进入低潮期。
04
美国托派的重新定位与“古巴中心论”新方向（1970—1985）
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一代托派领导人坎农和第二代领导人多布斯相继谢世或退隐，社工党的领导权转移到以巴恩斯（Jack Barnes）为首的年轻领袖手中。新一代领导人对社工党的斗争方向和政治立场进行重新定位，制定了“古巴中心论”新方向。
一方面，巴恩斯等领导者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古巴了，因而提出了世界革命的“古巴中心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原则，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在当时的苏联，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已经消失，公有制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与此相对的是，古巴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古巴的工农联合政府也再次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古巴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在古巴的影响下，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据此，以巴恩斯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放弃了托派传统的政治主张和观点，转而支持古巴卡斯特罗政权，并对古巴实行的计划经济、国有化、支持拉美各国革命等各项主张和措施深表赞同，宣称自己是古巴共产党的“姐妹党”。巴恩斯还指出，全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美帝国主义和加勒比海各国的斗争，以古巴、尼加拉瓜、格林纳达为首的中美洲国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前沿，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代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因此，美国托派应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
另一方面，社工党与国际托派渐行渐远。在这一时期，社工党党内反对巴恩斯的新组织和团体如“托洛茨基主义者倾向”和“第四国际主义者小组”开始形成。对此，社工党领导层对党内进行了大范围清洗，导致党内民主及组织规范遭到严重破坏。数百名成员在1983年至1984年的驱逐浪潮中退党。社工党在加州的反对派随即组成“第四国际倾向”、“社会主义行动”和“北极星网络”三个独立团体。这场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是社工党经历的最严重的挫折之一，这使该党作为一个托派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贯特征，终止了与“第四国际”的联系，并与各国的其他托派组织划清界限。
社工党的重新定位，表明它与托洛茨基主义渐行渐远。可见，社工党虽号称是美国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但它的实际力量与所宣称的使命极不相称，其革命理论也无法在美国找到立足点。
05
美国社工党备受冲击与生存危机蔓延（1985年以来）
1985年之后，社工党虽然还是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其思想来源之一，但实际上更倾向于古巴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传统托派思想在美国左翼阵营中不断被边缘化，日渐式微。
首先，社工党受到美国新型左翼政治组织“民主社会主义者”及女性主义运动、生态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组织的冲击，成为美国左翼力量中的边缘化组织。20世纪80年代初，民主社会主义者深受各阶层年轻人欢迎，它由此取代托派，成为主导美国校园并活跃于劳工运动的主要左翼力量。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女权主义者组织、同性恋权利组织等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社工党未能打入其中或与之建立联系，成为新社会运动中的边缘化组织。
其次，社工党深陷生存危机，影响式微。在经历了80年代初的党内分裂与清洗之后，社工党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内部和平时期，其成员人数以及在美国左翼的政治影响力逐步下降。多数党员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逐渐离去。1990年，社工党只剩下约500名党员。2003年，该党以2000万美元出售了位于纽约市的总部大楼，并搬到曼哈顿。社工党领袖巴恩斯和沃特斯（Mary-Alice Waters）随后以187万美元出售了他们的西村公寓，以缓解党内财务危机。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社工党只有2016年获得12467张选票，其他年份所获选票均未超过1万张，这说明社工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佳。
不过，美国托派目前虽处于边缘化状态，但又始终未消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出一定的政治能量，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托派活动家在选举中得票率不高，但托派思想在下层劳动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等特定群体中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社工党现在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参与竞选公职、主持激进劳工论坛、分发社会主义周刊《战斗者》以及在探路者出版社出版相关书籍上。除了理论宣传外，他们还是一些重要政治活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例如，组织罢工工人纠察线运动和反对种族主义与警察暴行的运动等。总之，尽管托派在当前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主流政治力量，但其主张和活动依旧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
三、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态势及其原因探析
纵观美国托派的发展历史，托派政党内部出现周期性的派系斗争与分裂，最后导致托派放弃托洛茨基主义传统，认同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共产党的主张，这表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已逐渐衰落。那么，这一思潮衰落的具体表现和原因是什么呢？
01
托派意识形态多元化，托洛茨基主义色彩淡化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在实践中多次自相矛盾或被证伪，以致托派政党开始淡化自身的托洛茨基主义色彩，意识形态立场和思想体系渐趋多元化。这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古巴中心论”成为美国主要托派政党——社工党的指导思想。虽然该党至今仍在开展活动，但已不再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传统。其二，社工党以外的其他托派组织也不再以托洛茨基主义者自居。虽然部分组织仍保留着残余的托洛茨基主义元素，但这些曾植根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国组织，已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他们在脱离托洛茨基阵营后，采取了不同的立场，甚至从极左跳到极右，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转变为毛派的工人世界党以及变为极右组织的全国劳工委员会核心小组。
这一变化无非是美国托派在实践中遭遇困境的表现。一方面，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托派的主张始终没有超越托洛茨基理论的窠臼，它全盘否定了美国资本主义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始终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以教条化、绝对化的方式推行托洛茨基主义，无法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因而缺乏生命力。另一方面，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自我调适能力，削弱了群众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使托派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无法在美国找到立足点，从而使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缺乏群众基础，决定了其必然衰落的命运。
02
托派政党地位边缘化，影响日渐式微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托派政党，社工党曾经拥有近2000名成员，在美国激进运动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今，社工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影响日渐式微。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制约了托派政党的发展。美国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堡垒，长期对托洛茨基主义等激进左翼思潮持敌对态度，托派政党在政府的打击和镇压中往往成为最主要的“靶子”。
首先，美国资产阶级通过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来操纵国家机器和政治生活，阻挠托派政党宣传其主张，托派政党在资金及选票来源等方面也难以与之抗衡。同时，美国单一选区的多数决定制不利于托派政党的发展壮大，因而以社工党为组织载体的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没有市场，对民众影响总体有限。其次，美国资本主义法制框架限制了托派政党的发展。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描述中，美国政府宣传其为一种崇尚革命暴力的恐怖主义思潮，处处加以监视与打击，因此即便是获得合法存在的社工党，也必须按照资产阶级政府出台的规章制度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托派组织和政党难以在争取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突破”。最后，二战之后，美国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托派政党很难获得大量的群众基础。托洛茨基主义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体系上是对立的，后者视托洛茨基主义等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目标的最大障碍。此外，托派政党长期坚持激进的革命立场，未能与美共等传统左翼政党实现联合斗争，自然无法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03
托派组织支离破碎，成员离心倾向明显
宗派主义分裂是美国托派组织演变的最明显特征。目前，各托派组织各行其是，队伍极不稳定，呈现出极不协调的状况，托派组织的成员离心倾向明显。
一是美国托派组织由相对统一走向支离破碎。自1938年美国最大托派政党——社工党成立以来，托派组织历经多次分裂，组织状态如同一盘散沙。在1985年以前，由于社工党的存在，托派保持着相对统一的状态。1985年后，美国平均三年增加一个托派组织，形成了社会主义平等党、国际主义者小组、社会主义组织者、工人国际同盟等十余个组织同时存在、彼此攻讦的局面。从规模和影响来看，尚存的组织还没有一个达到社工党当年的水平，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具有主导力量的托派组织。
二是美国托派成员数量大幅下降，离心倾向明显。随着反越战运动的终结及黑人民权运动的倒退，托派的支持者开始对立竿见影的利益感兴趣，逐渐倾向于在既定资本主义秩序内工作。尤其是青年学生普遍关心成绩、深造和就业等日常问题，对激进政治活动的兴趣急剧下降。例如，从美国主要托派组织的会员数量来看，自1981年起，社工党的正式成员数量从1250人急速下降至500人。环境的改变导致托派成员数量大幅下降，托派组织和成员之间呈离心倾向，难以团结在一起。
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三个原因。其一，美国托派政党往往强调党内派别自由，推崇党内民主，这导致党内派别林立，意识形态和策略分歧难以弥合，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基础。其二，美国托派内部个人主义盛行。例如，即便坎农在二战期间被关进监狱，也牢牢控制着社工党的细枝末节。这就使得党内持不同政见的核心领导人物冲突不断，严重“内耗”了组织力量。其三，周期性的组织分裂及党内清洗活动，使托派组织实力不断萎缩。一方面，党内清洗及破坏性的驱逐浪潮，使组织中的激进成员大量流失，托派分化加剧；另一方面，频繁的派别斗争与分裂，使各托派组织缺乏凝聚力更无法达成统一行动，严重削弱了组织对公众的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降低了民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认同。
04
托派队伍“去工人化”，主体力量趋于温和
1928年至1978年，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托派成员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托派劳工激进主义传统存在连续性的特点。但是，1978年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相继推进，托派组织逐渐“去工人化”，身份政治的拥护者逐渐成为托派的主体，这些新生主体力量的斗争态度趋于温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社工党新一代领导层促使党组织结构和党的总体基调发生决定性变化。随着富有工人运动经验的托派干部坎农、多布斯（Farrell Dobbs）等人逐渐离开政治舞台，党的领导权转移到巴恩斯、卡梅霍（Peter Camejo）等年轻干部手中。巴恩斯等人强调，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他们批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忽视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需要建立“工农政府”，但并非坎农等人所谓的单纯的“工人政府”。坎农对新一代领导人的这一倾向曾提出过批评：“今天的运动主体是年轻人，他们是否充分意识到国家的权力在工人阶级手中？”
第二，托派的工作重点加剧了党员与工人的隔绝。自20世纪60年代起，社工党认为新一轮革命浪潮来自中产阶级群体，工作重点应集中在黑人民权主义、女权主义等中产阶级运动上。他们把招募对象集中在中上层阶级的青年、少数族裔和与工人阶级没有整体联系的特殊利益选区，致使该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群体组织，只有极少数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成员。自那时起，身份政治就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社工党工作的首要任务，导致社工党背离了它自己所标榜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使命。此外，社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殖民工会运动”局限于制造业，且禁止党员寻求任何负责任的工会职位，以致该党并未在工会中获得它在以前所享有的影响力。当然，美国托派之所以选择游离于工人运动之外，也与美国当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工人阶级出现了本土工人的特权化现象和“贵族工会”，有了改良主义的深厚基础。工人关心的是经济和利益问题，贵族工会迎合了他们的这种要求。托派未能提出与时俱进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工人政策，无法获得工人阶级的认同。
第三，青年新生力量代替工人阶级成为托派主体。随着学生运动的兴起，托派成为青年学生激进化的受益者。青年团体作为新生力量补充到托派队伍，成为托派组织的力量来源，托派的活动重心也从工会和共产党转移到学生群体。由于新加入的青年学生多来自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家庭，其价值观和生活经历与无产阶级截然不同。多数青年成员并不了解托洛茨基主义，且他们的活动局限于校园政治运动，缺乏斗争经验，导致新时期托派运动趋于温和化。
四、对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美国政治现实的乌托邦主义的激进思潮。美国托派从勃兴到衰落是其理论、组织和实践上的固有缺陷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一，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托派领导集体过分拘泥于托洛茨基原有的理论窠臼，理论构想缺乏时代性，致使其在解释美国现实时缺乏说服力。他们使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托洛茨基理论成为一种脱离美国国情和形势变化的僵化教条，盲目否定资本主义新变化在缓和冲突、延长革命方面所呈现的积极作用，致使其“资本主义末世论”极具空想色彩。此外，第一代和第二代托派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只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尚未成熟，从而不切实际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立场，并诉诸阶级意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美国化”。但事实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是有机统一的。美国无产阶级安于现状，本身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强大自我调节能力的反映。此时的美国托派忽视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决定性重塑，造成对“不断革命论”的超历史运用，使自身陷入了乌托邦主义的泥潭。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极端化、教条化的运用。依据美国托派理论，阶级的重要性远大于民族国家，世界革命可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造成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然而美国的情况相对复杂，当阶级对立严重时，民族斗争暂时从属于阶级斗争，这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托派赢得工人普遍支持，辉煌一时的根源之一。这一特殊时期过后，民族利益便凸显出来，“世界革命”因其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难以被群众接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的趋势，但对全世界无产者何时才能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实现联合尚未有定论。在民族国家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的时代，美国托派忽视本国、本民族利益，盲目遵循国际主义原则，没有领会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曲解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使其主张缺乏应有的群众基础。
其三，美国托派理论中的固有缺陷导致托派组织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托派组织固有的宗派主义倾向，削弱了其本就微弱的党员力量和群众基础。从美国托派的实践来看，不可否认，它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回应了“美国例外论”，尝试了社会主义美国化的可能性，探索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工人政权的道路，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然而，托派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始终无法摆脱空想色彩，只是重复着“不断革命论”的抽象论调，更无法提供一套着眼于近期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以此有效解决美国的现实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托派把革命希望寄托在身份政治上，背离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初衷，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实践中完成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使命。
显然，美国托派走向衰落，是其理论和组织上的弱点在实践中集中暴露的必然结果。有鉴于此，从理论上摆脱僵化教条的束缚，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主张，强化问题意识，结束托派组织四分五裂的状态，强化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进而在实践中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是美国当代托派亟须努力的方向。美国托派不仅是国际托派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21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在21世纪，虽然社会主义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衰落，给我们在21世纪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要正确认识世界主要社会主义流派的性质、积极作用与消极弊端，正确处理好各流派、政党或组织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当前同处世界政治左翼的社会主义流派力量分散，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长期未能打破边缘化状态。各流派应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共同价值追求，积极面对共同的问题域，打破彼此攻讦的敌对局面，建立多边联系和协调机制，拓展群众动员的广度和社会影响的深度。同时，不能局限于毫无实际意义的政治抗议水平上，而应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斗争共存共生，重构反资本主义的“大左翼”力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
第二，在与时俱进、提高左翼政党的理论生命力和时代适应性的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当今时代，新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因其对时代发展的敏锐反应而进入新的活跃期，成为洞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参照系。但是，不能局限于局部层面的新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要将微观层面的斗争与宏观层面的斗争结合起来，要将对社会的实证分析与对社会的结构分析结合起来，不能因为关注新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就遗忘或者遮蔽了阶级斗争，从而迷失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如果左翼政党将包含“破坏性适应”的新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主张糅合到资本主义批判的范围内，就可以在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新异化现象时，再次找到现实落脚点，进一步撕开资本主义制度的裂缝。
第三，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明显优越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它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解决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这条道路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左翼具有借鉴价值，而且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尤其在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思想建党、政治建党、纪律管党和组织管党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创新型、学习型和服务型政党的理念等方面，都可以为西方左翼政党提供宝贵的经验。
总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衰演进，为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对此进行系统反思，同时总结包括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西方左派的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可以推进我国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学术事业，而且可以深刻理解和把握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探索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路径并提供理论资源，为社会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发展提供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简介：刘珊珊，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其洪（通讯作者），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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