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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危机的发生发展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博弈的典型表征，令西方学界将关于人类何去何从、人类生态文明家园如何构建、作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整个星球如何发展等问题，提上了更为迫切的日程。西方学者将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支点，通过对生态危机的动态监测与批判，延展出西方社会生态建设的理论动向与实践策略。本文以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呈现的“新异化”“新主体”“新客体”“新道路”等研判为理论视角，以透视其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图景与崭新面貌为研究内容，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文明道路为价值旨归，努力反思并参鉴其理论内容，力求为建构具有自我主张、自我授权的中国特色生态话语权，提供思想启示和理论借鉴。

　　生态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境遇中发生了诸多显著的转变，即伴随着加速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泛起，生态危机在现代性的狡黠中堕入了生态加速主义、生态数字主义与生态控制主义的“新异化”处境。生态加速主义传递出蔓延于生活各个领域的生态危机、表现出快速侵袭与不断变异的特质；生态数字主义与生态控制主义则表征出人类生存环境正滑入一个被数字监控与机器计算的异化宰制状态。

　　一方面，被加速的生态异化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最新样态。正如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强调的：“现代社会行动者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加速动力时，并不只是无助的受害者而已。他们并不单纯仅是被迫去适应他们毫无筹码的加速赌局。相反的，我想指出，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1人们在当下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不断“内卷”,正是加速主义的一个典型缩影，它既是人类社会不断重塑与更新文化语境的历史自觉，更是人与自然不断走向冲突对立的生态危机在社会与心理层面的双重表现。对此，罗萨借助“加速循环系统”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时代症候并勾勒了我们的生存画面：人类正在堕入一个由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构筑的三维立体空间中。而面对生态危机全速度、全方位浸入我们生活的时代境遇，如何有效地将生态危机与加速主义的时代关系揭示出来，需要在对加速主义的深入剖析中加以理解。

　　其一，加速主义提出资本通过顺利完成与数字的联盟与合谋，导致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消耗与追加更多原材料，以维持商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利润与剩余价值的丰厚性，从而造成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的大幅上升，这些成为生态危机集中爆发的重要原因。数字资本主义插上加速主义的“翅膀”,在媒介、平台、设备以及多方面建设中加剧了资源消耗与碳排放量，即“数字媒体平台不遗余力地宣扬过度消费的文化，不仅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且让一些生态灾难开始周期性地爆发”2。其二，加速主义认为资本将消费主义变为自己的“座驾”,通过建立一套新的消费机制来不断制造与更新商品内容，说服人们购买更多本不在其预期范围内的商品，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危机的发生。罗萨强调，加速主义的出现，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习惯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3。这种改变并没有导向一种更加理想的美好生活，仅仅是为了确保在加速中诞生的全新消费机制更加合理快速地运转起来，以资源的追加投入与生产的不断扩大来掩盖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其三，加速主义强调资本不仅带来了人类社会关系被加速控制的普遍化，也将这种状态蔓延到自然和生态之中，展现了资本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从自然中加速索取的能力与水平。可以说，加速主义不仅对人类社会“施了魔法”,更对自然环境释放了加速消耗与生态破坏的效应，促使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走向了加速发展的进程。

　　另一方面，我们正在经历被数字规训与数据控制的生态数字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在加速前行中与数字主义的不谋而合，直接催生了一个被数据标记、利用与统治的“新异化”世界。要洞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这种新变化——生态危机如何从实体空间的现代性危机转向数字生态危机——对数字资本主义等问题的分析就变得重要而关键。资本主义在现阶段的发展暴露了它通过数字掠夺乃至宰制自然的深层图谋，它妄图以符号、系统、链接、堆栈、互联网、云平台的方式为生态自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发展系统。这一系统打着使自然更好运行、更有效发展、更稳定共生的幌子，粉饰的却是使生态自然为资本逻辑、利润最大化与高额剩余价值不竭服务的丑恶嘴脸。同样，由数字建立起来的网络系统正全面而深刻地浸入与覆盖我们的现实生活，从各个方面加速影响与控制着人类社会结构，规定着社会活动与交往模式，特别是引导着人对自然的态度，转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尼克·斯尼尔塞克指出：“伴随着社会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增强以及平台资本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更深入的渗透，我们对其功能和应对措施的了解至关重要”;“我们应当将数据看成是用来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就是这些原材料的自然资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个提取、精炼出来的原材料，可以在诸多方面进行使用”。4这段话恰恰证实，无论是生态自然，还是人的社会活动、生态足迹，都被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系统以数据符号的方式加以记录、加工、提取，仅仅作为数据化的存在而沦为一个可用的原材料，作为一个可创造价值的资源而被符号固化，以新的身份掩盖了潜藏的生态危机——“围绕着新社会媒介悸动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灰色市场劳动的形式，环境剥夺，新殖民的血汗工厂……新媒体下的大多数文化活动都是如此”5。显然，在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都摆脱不了被规训、被支配、被利用的异化处境，这也就是为什么让·鲍德里亚早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发出控诉：“真实性、指涉物，以及价值的实体都不能摆脱符号的阴影，只有大写的象征性。”6可见，数字资本主义强化了这种危机，生态自然也必然在其加速支配中陷入一种更深程度的异化处境。

　　再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然的规训正将生态引向更全面的控制，将生态危机推向一种生态控制主义的异化处境。正如生态危机的快速传播处于数字控制的动态报道之下，其防御与终结也将通过数字控制来完成。这就是吉尔·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的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的社会。‘控制’一词是用来指代新魔鬼的”;“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再通过监控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7所以，从控制学、电脑、计算系统、集成分析的角度应对生态危机，已经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生存模式与思考特征。德国生态学者本杰明·布拉顿沿着控制社会的思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他在《真实地复仇》中指出：“当现实——以病毒、以我们对病毒的脆弱性、以我们对病毒不充分的管理反应——冲破那些令人欣慰的幻想和意识形态时，我们要吸取这些最困难的教训。”8在这里，他揭示了人类在危机面前的渺小与脆弱，提出应当从对资本主义生态和谐的幻想和对危机管理不力的危害中走出。但是他在《堆栈》中表明，控制社会的到来并没有显示出促进危机解决的迹象，反倒是加剧了危机系统性蔓延的可能。因为“云、网络、区域、社会图表、生态、大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的暴力、怪异的神学，它们都相互叠加在一起。这种巨大的复合机器根据空间秩序的属性和界线，正在生成为一种超级系统的技术”9。这种超级控制技术不仅使生态危机纳入到系统管理之下，就连人们走出生态危机，摆脱生存困境，也要在系统的控制下来完成。所以，对生态危机的系统控制并不代表危机的解决或者人与环境关系的改变，而是人本身逐步深陷到生态控制主义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控制了人本身。对此，韩炳哲曾提到：“数字监控现在将会被作为对抗疫情的成功模式宣传。它将借此机会更加自豪地展示它的系统。”10因为“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11。可见，生态危机乃至人的异化越来越屈从于一个逐渐壮大的控制系统。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生态加速主义、生态数字主义、生态控制主义危机下的“新异化”观的揭示，指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在当下发展的种种异化困境。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与异化批判理论的深化延展与当代回应，即“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12,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3,又提示着我们要紧密关注与认真反思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新变化与新动向，为建构自身的生态理论找寻参鉴与批判靶向。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由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新的拯救者与引领者，所以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生态危机问题上就需要作出调整，即通过加入以“新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反抗群体，使阶级革命让位于大众性的生态反抗。这一观点表明，西方学者对生态建设主体的判断发生了鲜明转向，彰显为一种新的“主体观”,即认为具有充分激进性、反抗性与共同体意识的“新无产阶级”是理想的生态治理主体。

　　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加速发展使人们对当下生存处境和异化状态的感知更为直观、鲜明，也使以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历史性地参与到对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建构新的生态主体等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提出，面对支配资本主义世界生活的多重恐惧——生态危机、贫民窟的新形式、新科技带来的伦理道德冲击、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种族主义与民族矛盾加深，等等，其中来自生态危机的影响首当其冲。作为全人类“最紧迫的威胁”,它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决定着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决定着伦理道德与生态保护的合理界限，更决定着人类是否“可以真诚地为保护环境而斗争”14。左翼学者指出，资产阶级的逐利性暴露了其内在的反生态性，时代的转换也意味着生态治理的主体不能是原生态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要建构一个真正的生态治理主体，就应当在坚持无产阶级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更具当下时代意义的激进化改造，即真正的生态治理主体应当是一个正在生成、显现与逐步壮大的“新无产阶级”。

　　在理解“新无产阶级”的涵义与构成之前，首先需要辨明“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个相关概念，以清理这一前提性理论地基。在齐泽克看来，“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作为一个简单范畴展现的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立社会阶层，后者则作为真理范畴展现为革命斗争的彻底行动者。所以需要在对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同义使用”中“辨别出一个明显的倾向”15,以便为建构真正的生态主体划清界限，即“我们当然不应该放弃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立场的概念；相反，当前的形势迫使我们将其激进化到远远超出马克思想象的存在层面，我们需要一个更激进的无产阶级主体概念”16。基于此，齐泽克通过对“无产阶级”的激进化操作，将其改造为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无实体的主体”和“被排斥者”,即“新无产阶级”。

　　首先，“新无产阶级”是“一个被还原到笛卡尔式‘我思’的趋近于零点的主体”17。齐泽克通过对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学的运用，提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导致主体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环境被破坏，不合理的知识产权私有制将“一般智力”从主体中剥离，加之生物基因技术在科技发展的高歌猛进中导致主体沦为更易操纵的对象，所以人的存在根基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并被侵蚀、剥夺。主体不得不退回到笛卡尔意义上的抽象、空洞的主体，也就是丧失掉实体和内容的“无物质的主体性”18。其次，“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无分者之分”的“被排斥者”,其所蕴含的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挑战以及对生态危机的治理潜能不断得到释放。朗西埃指出：“政治存在于，社会的部分与组成分子的计算被那些无分者之分的算入打乱的地方。”19他们的存在对现存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他们不是默认与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是要在现存社会同质化、整体化的操控中确立一片新领地，以一种否定性、反抗性、发展性的姿态而存在——也就是齐泽克所强调的“无分者之分”“属于这个社会，但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任何亚群体”20。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固定化、“合法化的特定特征”,“不是肯定性的社会实在范畴”21,而是作为反抗者的姿态被视为“被排斥者”。因此，他们是生态危机时代具有反抗精神的新主体。在一些左翼学者看来，“新无产阶级”的典型现实样态就是贫民、难民、移民，因为后者在政治变革与生态维护上具有革命的潜能，这使他们既有望成为政治解放的革命主体，又可以成长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新引领者。最后，“新无产阶级”是具备共同体意识的新主体。巴迪欧认为，生态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关于“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谎言被无情戳穿，进一步暴露出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被抛弃的对象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保存的内在逻辑。所以，妄图通过资产阶级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只有让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共同体重新建立起来，才是度过生态危机的真正希望。奈格里对此指出：“什么是罢工?罢工是对带来客观阻碍的生产系统的破坏。因为这些新资本主义的机器是肮脏的，是关闭欲望的机器；但是，一旦摧毁了这些机器，就需要重新唤起团结的欲望，生产的欲望。”22可见，奈格里清楚地意识到“新无产阶级”以一种团结的姿态、共同体的方式重新占有生产的重要性，以重新实现对社会发展的引领和对生态危机的治理，在生存与生态之间找到一种和谐共在的平衡。由此，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新无产阶级”,才是解决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的可能力量。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关于“新无产阶级”的生态主体研判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发生了转换，进行了一种以激进化的方式来推进其所谓的阶级斗争或新秩序建构的探索，并最终走向了生态维护的乌托邦设想。因此，这一正在成长、建构中的激进主体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野，即无产阶级始终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核心力量，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3,是引领走向“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4有机统一的中坚力量。

　　在重思与解决人与自然冲突对峙的难题时，放弃“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25,重新构建起作为共同体的生态“新客体”,逐渐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新思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应当摒弃人与自然二元割裂的观念，从共同体出发将人与自然放在主客体统一的思路上加以理解，即生态社会应当是一个传递和谐和解旨趣的“共同体之共同体”或具有共生共荣意识的“整体主义共同体”。

　　作为澳大利亚生态学领域的代表人物，阿伦·盖尔与安德鲁·布伦南以“共同体”为视角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生态文明多样性、建设全人类的生态家园进行了深入思考。盖尔认为，“共同体之共同体”从“生命创造”和“家园创造”中关注人与自然的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在主客体统一的维度上敞开文化关怀与生态追求；布伦南强调，“整体主义共同体”从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中展开对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问，同样展示出人与自然作为生态共同体的整体思维与国际视野。

　　盖尔在“大同世界”“共同福祉”等思想的影响下以“共同体之共同体”为核心思想建立起自已的生态理论，强调“共同体之共同体”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首先，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彰显了“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值得奋斗之终极目的”26。生态文明就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解为，无论人或自然是“他/它们自己”,还是“国家”“全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他/它们都是“历史和自然生成的参与者”,是为“增强这些共同体的生命和适应能力”27而存在的共同体，是整个星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促进自然与历史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其次，人类生态学和生态学的发展为“共同体之共同体”的建构确立了理论基础。盖尔认为，从生态学到人类生态学的进步，传递出二者在“生命共同体”与创造“生态家园系统”上具有共同的建设内容与发展空间。生态学着重思考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文化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的关系，将文化的作用升华到生态文明的高度，以此培育构建生态文明所需的“共同体之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人类生态学则进一步将自然与人类的双向影响呈现为“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既展现出“动态和创造性自然”的魅力，突出“由文化构成又创造文化”的自然，又彰显出人类作为“自然内部由文化构成的共同体”28,始终通过劳动等生产实践活动改造与发展自然。所以无论是生态学还是人类生态学，都将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文化与文明的分析放置在“生态共同体”或“共同体之共同体”的视域之内，作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石。最后，生态文明社会致力于创建一种作为“生态创造”和“家园创造”的“生命共同体”。共同体以相互利益的彼此关照为建设基础，以生命相互尊重与共同进步发展为价值目标，以敞开一种共生共荣关系为实践路径，致力于在一个共同体的家园中实现和谐共处。这种共同体意识就是努力实现人类生活家园的生态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家园化。从一定意义上讲，盖尔“共同体之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思想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其积极赞扬“中国的崛起将伴随其在全球推进生态文明”,认为中国“在创造全球文明的斗争中起着引导作用”,应当向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习，“创造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29

　　布伦南对自然和生态学领域的社会价值也进行了系统考察，并在批判深层生态学的基础上阐发了“自然系统价值论”,提出应当通过一个更大的范畴来看待自然和生态，对生态与非生态进行辨析，解除人类对自然的困惑，从而减少与之相关的神秘讨论。在此基础上，布伦南强调了伦理多态性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突出了人要过上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就要考虑人在其所处的自然系统中的位置及对这一系统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从科学生态学和实践生态学的架构上确立起“整体主义共同体”的观念，在国际合作中建构一个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共同体，对于实现人类生态家园的整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30

　　可以说，从盖尔的“共同体之共同体”到布伦南的“整体主义共同体”,都试图以一种“新客体”观(即主客体统一)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新的姿态与心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这种新认知实现了对传统西方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主义、反基质主义、反一元论的理论倾向。一定意义上讲，作为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萌发出的新自然观，它们带有一种建设性的特征而不是纯粹的粉碎主义或解构主义色彩，因而是国外学者在资本主义“新异化”批判与“新主体”重建过程中进行的人与自然“新客体”关系的新思考。

　　需要指明的是，无论是盖尔还是布伦南，其理论都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前者对主客体统一的共同体思考更多放在文化思辨的维度而淡化了实践色彩，后者则一方面因为坚持“无论自然存在是否有生命，都可以被赋予伦理价值”的观点而再次陷入“生态中心主义”的神秘主义泥淖，另一方面也未能具体提出全球性生态环境保护联合的可行方案，而流于一种理论层面的畅想。此外，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反生态性，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对共同体的拒斥)、威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西方的激增滋长，同样导致国外生态学者在构建生态共同体上的实践无力。所以，他们关于人与自然“主客体统一”的共同体新观念，仍然是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互为彼此“无机身体”31与“有机身体”,乃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32意义上的一种探索，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

　　关于走出生态危机的道路选择一直以来存在着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争鸣。但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两种不同制度在解决生态危机的效应上高下立分。随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深入揭批，以西方左翼为代表的诸多学者进一步开始批判新自由主义与重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方案在应对生态危机上捉襟见肘，其制度方案被左翼学者驳斥低效无能。特别是生态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妄图通过强化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方式应对生态危机、实现公共安全，但现实举措的一再失败成为“压倒其生命的最后一棵稻草”。大卫·哈维强调，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自我持存的内在机制并非是完全有益的，它在生态危机中同样暴露出不可忽视的毁灭倾向，给资本主义造成致命一击。特别是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面对生态危机灾难时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双重标准，选择牺牲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利益以维护资产阶级与少数上层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大资本家与富人阶层依然能够在短时间能获得医疗卫生资源、紧急救助通道，而广大群众则不得不继续面临直接暴露在危机之中的危险，承受被社会“抛”进“赤裸生命”33的困境。所以阿甘本愤懑批判，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根基进一步被撕裂了，一个应该由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所推动的社会正在被推入阶级矛盾剧增、仇恨冲突放大、群体鸿沟增大的深渊——“一切都表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根基已经不再是爱了，取而代之的是距离，是分离，是怀疑，甚至是仇恨”34。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鸿沟与矛盾冲突是无法消弭的，它在危机中的放大不断摧毁着它的运行机制，即无产阶级再也无力购买或支付由资产阶级创造的商品了，他们微薄可怜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更遑论继续保障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运转了——就业岗位的减少、失业的剧增、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生活资源的被抢占剥夺等困境的迭出涌现，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具有任何激起或唤醒无产阶级消费欲望的缘由，而从消费链条的中断或停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在阶级矛盾对立、社会冲突剧增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顺利运行，以及扩大再生产的推进和剩余价值的剥夺。相反，它只能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倒退与经济状况的萎缩。可见，新自由主义不仅无力解决生态危机带来的灾难，反而会在这一过程中将资本主义引向更加艰难的处境。对此，乔姆斯基从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抵牾冲突中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既没有使经济运行真正向着保障自由平等的方向发展进行，为社会发展提供所需，更选择将政府干预排除在外，走向一条没有保障的发展之路。这个自由市场是由资本家与大财团控制的自由市场，不是人民的市场，也是没有政府的市场，是一个一旦发生危机就容易陷入混乱并暴露出自我毁灭倾向的市场，本质上是一种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的市场。可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座架由于其对政府干预机制的排斥，是具有本质缺陷的。它一方面出现了“市场的巨大失败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其宣称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什么都做不了”的困境35,最终在双重困境中进一步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波兰尼则对乔姆斯基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只在维持消费主义运行机制与剥夺剩余价值时才想到广大群众，只在需要他们被利用与支配时才允许他们生存，而一旦发生危机，首先选择的就是无情抛弃它的“市民社会各个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36,弃广大群众于生态危机之中而不顾。可见，新自由主义对自身根基的毁弃必然意味着它无法获得持久运行的动力，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走向自我毁灭。由此，国外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方案的落败时，也发出了重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呼吁。

　　重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左翼走出生态危机的心声。齐泽克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化”“隐含的共产主义”中建设生态社会的设想。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共产主义”的嗤之以鼻与他的举措简直是大相径庭。他一方面公开贬低政府干预做法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又坚持加大政府对私企的管控力度，在危机中不断追加投入，帮助企业度过危机。特别是两万亿美元对私企的注资与帮助，就是他自我矛盾的表征——他一方面划分“值得保护与哀悼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剔除“不值得保护与哀悼的生命”,深刻展现着资本主义对待资本家与人民群众的无情双标。对此，朱迪恩·巴特勒也作出了声援与力挺。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中的“双标行为”,使一个关于走出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想象”37被迅速唤醒——“团结，正义和国际主义是新社会崛起的早期迹象。现在，疫情大爆发直接指向它。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称为‘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38,并且“只有共同行动，我们才能战胜这场灾难”39。所以，走出生态危机需要重新制定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框架，而这种希望就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之中。

　　除了西方生态学者与左翼的理论分析，日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斋藤幸平也提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可能出路，他认为需要在马克思生态思想与社会主义方案中求解。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而马克思对于这一危机给出了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40的分析。这一分析对我们今天把握物质世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效力，是分析当今世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他指出，地球过度的环境负荷与生态灾难暴露出无限制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很难解决地球变暖及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等现实难题。资本主义在带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所造成的顽疾弊端正日益凸显，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考虑跳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分析视野，开始将目光投向生态社会主义。在这里，斋藤幸平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积极结合与借用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41提出了用马克思的生态学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为走出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的路径。42可见，当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提供出路方案时，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必须由左翼等力量提出与推动，而这正是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理念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原因。

　　一定意义上，从西方生态学者与左翼中发出的生态批判新呼吁向世界展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理想道路是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共产主义。他们的理论畅想与方案勾勒是美好的，但由于被紧紧裹挟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现代性之中，其对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共产主义的坚持，也仅仅是一种隐含萌发或文化畅享式的形上探索，注定无法达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生态社会的建设高度——“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3。

　　概言之，国外学者从加速主义、数字主义到控制主义的演变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新异化，从对传统无产阶级的激进化改造中确立起以“新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生态治理新主体，从“主客体统一的共同体”中建构起生态发展新观念，从批判新自由主义到重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试图探索生态社会建设新道路。这些新理论集中呈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新动态与新图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展嬗变的现代性共谋，也激励与推动着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展示出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赢获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