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资本主义”(Fossil Capitalism)是由西方左翼学者探讨资本主义与化石燃料使用、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破坏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论概念，其理论要旨是对依赖化石燃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化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极富现实性的议题，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对化石资本批判的延续性研究，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在《化石的资本：蒸汽发电的兴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Fossil Capital:The Rise of Steam 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一书中强调，化石燃料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物质基础；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在其所著的《面对人类世：化石资本主义与地球系统危机》（Facing the Anthropocene: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一书中指出，化石资本主义的形成原因、破解方案以及同人类世之间关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面对人类世：化石资本主义与地球系统危机》的前言中写到，“化石资本主义”如果不停止，将是一列失控的火车，导致全球环境种族隔离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称之为“灭绝主义”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数亿人乃至数十亿人的生存条件都将被颠覆，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基础也将受到威胁；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一书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应对气候危机是难以兼容的对立双方；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化石资本主义依然在负隅顽抗，诚如约翰·萨博（John Szabo）在《化石资本主义的锁：天然气与氢气的联系》（Fossil Capitalism’s Lock-ins:The Natural GasHydrogen Nexus）一文中指出，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权力关系允许天然气工业采用氢能源乌托邦的概念，并将以天然气为基础的愿景取代可再生能源的愿景；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学者泰特·劳伦（Tetet Lauron）认为全球气候问题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扩张下对化石燃料过度开采导致的；英国左翼作家卡米拉·罗亚尔（Camilla Royal）在《对自然的掠夺：资本主义与生态断裂》中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劳工来掠夺自然资源，化石燃料的使用便是这种剥削的结果。理论辨析源于现实范畴，地球温室气体中有80%的二氧化碳、40%的甲烷、30%的氮氧化合物是由使用化石能源即碳基能源造成的，“化石资本主义”致使气候问题日趋严重，造成全球温度上升（大气和海洋），同时也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冰川消融等问题。伊恩·安格斯指出，激进的化石资本主义在全球无序地蔓延，以此来满足其对资本积累的需求，而实现途径就是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面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地球地质新阶段，如何消弭“化石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效能，成为全体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回到学理研究层面，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化石资本主义”的研究较为薄弱，有可供继续探索的学理空间。因此，为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笔者将对“化石资本主义”的概念生成和核心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理论评析，以期提出今后对“化石资本主义”研究的展望方向和深化重点。
一、“化石资本主义”的概念源起
从学理层面上看，笔者认为阐明“化石资本主义”的核心要义首先需要理清“化石资本主义”概念的来龙去脉。因此，本研究从历史源流、理论线索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对概念进行解析，理解“化石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向，进而更好地把握“化石资本主义”的核心叙事。
（一）“化石资本主义”的历史源流
资本主义与化石经济的一体化融合，开端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经了由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蒸汽驱动取代以自然为主导的水力驱动的全过程，直至化石燃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能源支撑。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人类世的自然、社会与正义》（Nature,Society,and Justice in the Anthropocene）一文中批判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化石燃料和货币上的“拜物教体系”，并由此造成人类世“星球燃烧”的负面现象。全球大规模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是肇始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即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纵览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历程，“资本主义”=“化石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以英国为例，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有5 000家风力驱动的工厂，诸如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织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都是以水力和畜力作为驱动，蒸汽动力尚未成为主要的动力来源。然而，改变这一情形的历史关键点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基础的蒸汽机也得以广泛应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比较工业化前后的英国社会能源需求，其转变体现在由植物类发电、水电、风力发电和有限数量的煤炭（化石燃料）转向大量的煤炭（化石燃料），来满足生产者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这使资本积累得以不间断加速进行。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语境中，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化石燃料消耗三者实现结合，在结构上建立起化石资本主义关系。在“化石资本主义”关系中，这三者呈现出同向而行的演进态势，即经济增长抑或是工业化必然带来大量的化石燃料消耗，而化石燃料消耗则是经济增长或工业化的动力支撑。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也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飙升，如在1950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了约百万分之三十五，其中65%是由于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产生的排放。
聚焦当下，世界上大约80%的能源来自化石燃料。如果当前和未来的化石燃料扩张计划不停止，尽管可再生能源所占能源份额整体上有所增加，但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将不会削减。特别是当代全球能源需求的不断加大，其中大部分能源需求仍要通过化石燃料得到满足，这让“化石资本主义”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使以化石资本为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加速扩张，如《财富》（2019年）对全球500强公司的统计，综合收入最大的10家公司中有6家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时至今日，化石资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向度的介入，已经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骨髓”，并由此形成“化石资本主义”扩张的核心表征，即维护“化石资本主义”所锁定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化石资本所主导的权力关系并未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日趋稳固，反而由于过度消耗化石燃料而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化石资本所统驭的资本主义权力关系。
（二）“化石资本主义”的理论溯源
“化石资本主义”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合概念，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质的综合思考。探讨“化石资本主义”的出场逻辑，需要提前理清“化石资本主义”的理论线索，从理论维度解构“化石资本主义”的要素构成。笔者认为，文本理论的梳理在于对概念阐释者思想的把握，“化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主要使用者有安德烈亚斯·马尔姆、伊恩·安格斯、娜奥米·克莱恩、约翰·萨博等学者，因而梳理“化石资本主义”的理论线索也是对这些学者思想观点的研析。出于这一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化石资本主义”的理论线索分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吸纳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借鉴。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吸纳。
第一，唯物史观为认识“化石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的视阈。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在《化石的资本：蒸汽发电的兴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中围绕能源变迁对化石资本的危害性展开剖析，他在书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水力驱动到蒸汽动力的全过程，从历史角度剖析了全球变暖的起源和肇因，也揭示出化石资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即化石资本与资产阶级相互勾连，甚至为维护阶级统治，“发达资本主义必然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踌躇不前”。这一批判逻辑在于，安德烈亚斯·马尔姆等学者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了“化石资本主义”的演变，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能源变迁作为批判“化石资本主义”的切入点，直指“化石资本主义”存在的本质矛盾。第二，以“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理论揭示“化石资本主义”的危害。伊恩·安格斯、娜奥米·克莱恩等学者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引入对“化石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指出“化石资本主义”对气候环境的灾难性破坏，造成自然界循环的断裂，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文明和整个的产业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第三，无产阶级是对抗化石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伊恩·安格斯指出：“化石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不平等，这也是阶级社会的总特征，社会无与伦比的财富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化石资本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特质，资产阶级仍然是“化石资本主义”的主导阶级。面对化石资本主义的阶级特质，伊恩·安格斯、苏珊娜·杰弗瑞等学者都将“无产阶级”视为对抗化石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运动才能挣脱化石资本主义的统治锁定。
二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借鉴。
在福斯特的支持下，伊恩·安格斯撰写了《面对人类世：化石资本主义与地球系统危机》，并在书中第三部分着重强调“化石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解放构想，是通过对未来生态社会的美好构设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伊恩·安格斯在文中将“生态社会主义”设置为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方案路径。福斯特、伊恩·安格斯都认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赞赏“生态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正义和生态平衡的非货币价值基础上的经济转型”，希冀通过“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弥合“化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现实危机。从福斯特、伊恩·安格斯等学者的主张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捍卫了人类的“基本人权和自然权利”，实现了对“清洁资本主义”的功能超越，是直接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环境方案。
（三）“化石资本主义”的实践逻辑
依据实践向度的反馈来考量“化石资本主义”的出场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笔者认为，“化石资本主义”的实践逻辑有三条线索：资本主义国家对化石能源的争夺，人为制造的全球性气候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解决气候问题。
其一，资本主义国家对化石能源的争夺。
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存续和扩张，都是基于对“廉价”化石能源的使用和占有。从“海上霸主”荷兰到“日不落帝国”英国，再到当代美国，它们的资本主义霸权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化石能源绝对把控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以降，西方国家围绕化石燃料能源展开激烈的争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方激战正酣、相持阶段之际，就已悄然将势力触角深入石油生产地——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地区，意在战后控制石油运输通道和获得海湾地区的石油开采权，但是随着英国整体实力衰退而致使其未能形成对海湾地区石油开采权的完全掌控，以至于美国挤进“红线协议”到建立中东石油秩序，中东地区一直回荡着英、美对中东石油垄断优势的争夺。时至今日，西方国家关于化石燃料能源的资源争夺依然处于进行时，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诉诸武力已成为一种常态，其变化所暗含的逻辑是：化石燃料能源能够满足国家对战略资源和空间的追求。
其二，人为制造的全球性气候危机。
化石燃料燃烧的激增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开启了一个人为气候变化的时代。基于对资本逻辑的审视，化石燃料燃烧为资本扩张提供“动力”，维持“资本永不眠”的状态，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空间，为资本“自由流通”创造现实可能。但是这个过程也加剧了全球性气候危机，其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节制的能源消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就是建立在巨大能源消耗的基础之上，如英国于1870年使用了“1亿吨煤，这个数字‘相当于800万亿卡的热量足以供8.5亿成年男子用1年（当时实际人口约为3100万）’”，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没有改变百年以来的高消耗，仍旧保持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耗量，致使全球性气候危机日趋严峻。第二，无底线的责任推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全球气候问题责任推诿于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造成全球气候危机的根源，浑然无视其在工业化时期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和造成的环境污染，一味地“甩锅”给其他国家。第三，无约束的气候规治。各国关于全球气候问题多次达成气候规治的相关协议，但是其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显著，全球气候危机仍然在不断加深、扩大和蔓延。究其原因是：化石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为资本积累突破了自然、时间和空间等多向度的限制，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提供重要的“引擎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资本无法做到“自我限制”。
其三，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解决气候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消弭化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气候灾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全球气候危机的空间范畴。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对待《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和《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的做法。1997年国际社会制定的《京都议定书》旨在落实1992年出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公约的形式落实各协定国的生态框架责任，来遏制全球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美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每年的排放量占据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对于全球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然而，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这直接加剧了全球的温室效应，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到2004年之间有惊人的增长，增加了约16%，给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此后，《巴黎协定》作为世界各国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的国际协定，美国对待《巴黎协定》的左右摇摆，反映出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治理方面的真实态度，即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发展优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序位。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到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其背后所暗含的决策内核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气候治理”。诚如爱德华多·劳·罗德斯（Edwardo Lao Rhodes）指出，在美国“环境不是穷人和少数人所关心的问题”。在资本运行体系中，资本逻辑已经锁定气候治理的限定范畴，即气候治理要依附于资本逻辑，而非气候问题的现实状况。
二、“化石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
“化石资本主义”理论提炼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开发和消费”。要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需回到“化石资本主义”的理论叙事，以便更好地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因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化石资本主义”的具体叙事。
（一）如何界定化石资本主义的意涵阐释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是以伊恩·安格斯等学者对“化石资本主义”的阐述为出发点，把它们作为我们理解“化石资本主义”意涵的重要参照，对“化石资本主义”的叙事内核作出归纳和总结。
第一，经济层面：化石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
全球工业化依赖于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开发和消费。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降，化石燃料能源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以至于化石燃料能源产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资本扩张的速率。诚如福斯特所言，“即将来到的石油峰值打击了现存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在于其无限增长的存在属性，若不能保持增长则会激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瘫痪。在资本逻辑的语境中，“增长”是资本扩张的外在表征，“企业高管、经济学家、专家、官僚、政客都认为增长是有益的，而不增长则是无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可以为资产阶级带来可观的利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公司一直在为失控的增长列车铲煤”。回到具体的事实层面，比如政府、环保组织为应对化石燃料造成污染的风险，提倡尝试以可再生能源来取代化石燃料能源，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但是仍无法解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在化石燃料资产上做出的长期投资承诺带来的锁”。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的清洁能源会威胁到化石资本主义的结构要素，破坏化石资本所建构的增殖模式。为避免出现这一现象，化石资本向倡议利用新清洁能源的主力组织（如大型绿色环保组织）进行利益渗透。例如，化石燃料公司与大型绿色环保组织之间的利益交换，保护国际基金会与沃尔玛、孟山都、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一家大煤炭开采商）、壳牌、雪佛龙、埃克森美孚、丰田、麦当劳、英国石油公司等一直都是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政治层面：化石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维护统治存续的权力阀门。
化石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权力关系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保证其利益不受侵害。在化石资本主义的语境范畴中，化石能源已成为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构成要素，这既扩大了资本主义霸权的延伸空间，也赋予了化石能源政治工具属性，进一步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结构的稳定性，从而打压、扼杀了在能源向度的秩序“挑战者”。约翰·萨博将化石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摄力喻为“塑造了国家的行动”，化石能源工业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利益集团，它的“利益集团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政府政策和控制社会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化石能源工业主导的政治集团通过政治游说、政治捐款以及扶持代理人等政治行径，企图达到它对政府政策的把控。如果失去对政府政策的把控，化石能源工业主导的政治集团就会通过国内工会运动（提供工作机会）和国际垄断（操控能源价格）来施加影响，以此来保护化石能源工业的整体利益。总之，化石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权力结构，是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作为“地基”，通过搭建形态稳固、严丝合缝的政治架构来保证资本主义的统治延续。
第三，自然层面：化石资本主义的指数级增长是推动地球系统进入人类世的基础。
走向“人类世”是化石资本主义指数级增长的归宿。“人类世”作为一个地质学的前沿概念，它没有准确的开始年份，其意指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了深刻影响的时期。2002年，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在Nature上发表了《人类地质学》，文中指出：“将‘人类世’一词指涉当前这个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是确切的，它为‘全新世’——过去10～12个千年的温暖期做了补充。”“人类世”是一个存在严峻生态危机的地质年代，甚至著名的科学家、消灭天花病毒的功臣弗兰克·芬纳预测人类有可能在一百年内灭绝，“人类世”也随之终极。面对“人类世”的地质转向，伊恩·安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地球系统推向了人类和自然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危机点。如果一切如常，人类世的第一个完整世纪的标志将是我们的物质、社会和经济环境的迅速恶化。生物圈的衰变将引发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但我们也可以预期，海平面的上升会导致大范围的洪水、渔业的崩溃、有毒的河流等等。”诚然如此，自工业革命后，人类活动俨然已成为一种强影响的“地质力量”（geological force)，是地球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化石资本主义，进一步放大了人类活动的负面效能，成为全球气候危机不断恶化的“幕后推手”。
（二）如何甄别化石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化石资本主义的外在表征是其内涵的延续，体现在资本逻辑的反生态“天性”、化石资本主义向化石帝国主义的扩张演绎、全球代谢出现裂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输出四个方面。
第一，内核界定：资本逻辑的反生态“天性”。
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性与自然环境的禀赋有限性是截然对立的双方。化石燃料公司作为化石资本主义的形态载体，通过对化石燃料的开发、生产、销售和运输，来达到其资本积累的利益诉求。面对气候危机的外部压力，化石燃料公司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来推动资本积累，即扶持天然气公司来应对气候危机。在约翰·萨博、娜奥米·克莱恩看来，天然气无法改变大规模气候变化的趋势，因为天然气本身就属于化石燃料的一种，它燃烧时产生的甲烷仍然会对气候造成严重影响。在资本逻辑的统驭下，化石燃料的承载主体从煤炭延伸至石油、天然气，但其仍旧是化石资本主义所宰制的能源载体。化石资本主义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系统，它揭示了基于化石燃料基础的资本运行机理，不管它们的可持续性如何，它皆能使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保持不变。
第二，样态进阶：化石帝国主义。
当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化石资本主义向化石帝国主义的进阶转变就是资本逻辑的再扩张。从形成背景来看，化石资本主义发韧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更迭，而化石帝国主义则是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而亟需大量的化石燃料能源，化石帝国主义是对化石资本主义的形态升级，其更具扩张性、攻击性和破坏性。例如，美国通过“化石帝国主义”来应对其自身危机（危机之一，美国进口外国石油超过50%的阈值；危机之二，世界石油闲置产能消失；危机之三，大量石油资源集中于波斯湾地区；危机之四，应对石油峰值的出现）。审视资本积累的全过程，化石燃料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物质基础，保证化石燃料供应和市场垄断是化石资本主义或化石帝国主义的宗旨。因此，化石帝国主义在保证能源供应和利益兑现的基础上，将化石燃料作为维护资本霸权的工具载体，借助化石燃料能源来打压、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一切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相一致，也是衰落的霸主对其掌控之外的全球力量的一种回应。
第三，异态产生：全球生态代谢裂痕。
李比希、马克思都对代谢过程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并且指出代谢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连锁效应。受化石燃料能源释放的影响，全球代谢产生了严重的断裂，氯氟碳化合物（Chlorofluorocarbon，简称CFCs，又称氟氯烃）破坏地球的臭氧层，扰乱地球运行的节奏。剖析其发生机理，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社会活动对地球生物圈施加压迫，改变了土地、森林、水和空气等良性的循环代谢，导致形成沿海死亡区和鱼类死亡、生物多样性丧失、河流和地下水被污染以及呼吸系统疾病频发，等等。“大自然花了数亿年才创造出来，资本却在几百年内就可将其毁灭”，资本对自然的裹挟是致使全球代谢裂痕的根源，比如在农业生产中过度使用氮肥会降低土壤肥力，但农业生产却需要越来越多的氮肥来维持生产。
第四，输出逻辑：战争输出。
化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战争输出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扩张逻辑的无底线依附。美国的国防部长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曾言：“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你必须让企业从这个过程中赚钱，否则企业就没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化石燃料公司的“税后利润为520亿美元，积累了约850亿美元的资本储备，并使其生产能力增加了50%以上”，战争为化石燃料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加速资本扩张的速率。要解释这一现象，则须回到历史的纵向演进历程中进行探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石油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愈发重要，甚至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以石油为动力的武器——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装甲运兵舰等，其对石油的需求量是极其巨大的，例如在二战中“一个典型的装甲营需要加仑的石油，但它却只能行驶英里”。
（三）如何破解“化石资本主义”
“如果化石资本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人类世将是一个野蛮统治的新黑暗时代，大多数人将遭受野蛮的苦难。”因此，找寻化石资本主义的应对之策就尤为重要。对于如何应对化石资本主义，各学者也持不同的观点。以约翰·萨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想象世界末日比终结化石资本主义更容易”，而伊恩·安格斯等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能够有效应对“化石资本主义”。本研究以伊恩·安格斯等学者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观点为重点研究，进而对相关内容展开梳理和总结。
其一，兼容并蓄：吸纳“绿色左翼”(Green-Left)的主张。
伊恩·安格斯等学者提倡唤醒多数人的生态社会主义意识，以发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对抗化石资本主义。在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伊恩·安格斯主张吸纳“绿色左翼”的观点和方法，因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是多数人的运动，兼具多元主义的内核特征。伊恩·安格斯指出，“单一的社会主义群体不会变成群众运动”，应“‘团结起来’不同的参与者围绕着这些具有共同利益的目标”，形成一股“团结在一起”的生态革命主体力量，从而推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向纵深方向开展。如知名的“绿色左翼”组织有：“气候行动网络”(Climate Action Network)、“现在就要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 Now!)、“气候正义行动”(Climate Justice Action)，虽然它们各自因循不同的行动理念，但都旨在为解决气候危机提供力量。面对全球性的气候问题，伊恩·安格斯呼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拢气候治理的各方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其二，与时俱进：提高生态保护方案的适用性。
生态保护方案不是固守标准答案的单向度计划，而是要依据客观实际不断调适的行动指南。伊恩·安格斯呼吁，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科学知识，扩展我们的分析和程序，因为“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不可改变的生态社会主义计划”。一方面，要不断充实环境治理的科学知识。伊恩·安格斯指出，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不断学习并吸纳环境治理的科学知识和经验，以此更好地应对不同情况下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环境治理的方法论，使其适应环境动态变迁。伊恩·安格斯指出，制定环境保护计划“需要我们创造性地思考和回应，而不仅仅是重复昨天的口号”，确保环境治理方案能够贴合当代社会经济、环境动态变迁，发挥生态治理的最大效能。
其三，旗帜鲜明：做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
生态系统没有国界的限制，世界上任何区域的生态变化都会影响该区域的各个国家。福斯特等学者认为，生态问题属于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全球层面上予以解决。伊恩·安格斯指出，南方人民（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和其他形式的环境破坏的主要受害者，而主要的环境罪犯是北方（发达国家）资本家。因此，要解决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就必须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和协作，为“环境正义斗争”贡献集体智慧和力量。正如福斯特所说，世界层面的生态退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化有关。因为世界经济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肆意把控，实惠红利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破坏污染则甩给了发展中国家。伊恩·安格斯呼吁各国公民做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一起来对抗化石资本主义无限制的侵蚀、破坏和操控，进而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和保护世界生态系统。
其四，生态实践：鼓励各团体积极参与生态建设。
伊恩·安格斯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停留在谴责和抱怨的层面，而应积极参与环境建设的斗争之中（反抗化石资本主义的斗争），把每一个人——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深绿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土著主义者等——所有愿意用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人聚集在一起。特别是面对化石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的破坏，伊恩·安格斯向公众呼吁只有通过共同争取利益和环境改革，推广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积极参与各类生态建设，才能够真正保护好自身利益，规避化石资本主义对其的侵害与宰制。
三、“化石资本主义”的理论评述
“化石资本主义”理论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和探索超越资本主义途径等方面，为我们提供可以参照的理论资源和现实指引，但是“化石资本主义”并非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批判理论，其理论阐释也存在明显的认识局限与视野偏差。
（一）“化石资本主义”理论的启示
“化石资本主义”理论是伊恩·安格斯等西方左翼学者在全球气候危机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的理论批判，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大自然的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第一，以动态的眼光阐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深刻批判了化石资本在追逐增殖过程中不惜以破坏地球生态系统为代价。
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与化石能源相互强化的关系，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垄断化石燃料能源而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产油国家或地区的战争和动荡，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生物多样性破坏等问题。所以，我们透过“化石资本主义”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资本逐利”特征仍是不变的天性。
第二，突出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大自然的破坏。
“化石资本主义”理论启示我们化石资本主义是致使人类社会走向“人类世”的重要推力，而化石资本主义背后“肇事元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伊恩·安格斯等西方左翼学者揭示了化石资本为实现增殖而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一方面，化石资本主义造成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海平面上升、空气和水体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化石资本主义所提倡的资源消耗型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应对化石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促进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其一，“化石资本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化石燃料能源的高度依赖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坚定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其二，“化石资本主义”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弊病。这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有效协同；其三，“化石资本主义”理论突出了全球合作应对气候保护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同样强调各国协同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化石资本主义”理论的局限
“化石资本主义”理论在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方面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但其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没有形成理论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连接，存在乌托邦倾向。“化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话语，没有一个准确、统一、清晰的概念。不同学者依据自己所研究的重点或方向会对其有着不同理解，模糊性的概念理解会造成理论在应用上的困难。一方面，“化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将复杂的资本主义制度简化为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忽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本质；另一方面，“化石资本主义”没有将批判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实践行动，而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未对现实世界产生实际影响。“化石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乌托邦倾向还体现在其理论倡议者、追随者提出的理想化气候治理方案，如全面转变可再生能源、彻底改变消费模式等，而未考虑到现实中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层面的阻力。诚如阿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变革的方法论,既需要理论又需要实践”。二是以西方为主体的观察视角，存在片面性。“化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以西方为主体的观察视角，缺乏辩证的整体视野，往往会忽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政策、能源使用情况等因素差异，导致其所倡议的解决方案不具备普适性。对于资本主义的“诊治”，若是脱离辩证的分析视角，将注定无法取得对资本主义最终的胜利。三是整体理论没有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化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关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它未能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本质存在。四是忽视了每个公民的具体责任。“化石资本主义”将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寄托于资本主义的转型，而忽视了现代社会的所有人（包括“化石资本主义”的倡导者）都参与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客观事实。从唯物史观来看，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改善全球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化石资本主义”虽然提出要鼓励各团体积极参与生态建设，但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在于明确每个公民的责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形成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行动。
综上所述，“化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我们辨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为探索超越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新思路，为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但是“化石资本主义”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化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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