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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经过艰辛的探索，形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方案，即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在政治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全面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是一种国家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从而实现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从经济上看，苏联模式的确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同，但如若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作为俄罗斯整个现代化链条中的一环，苏联模式始终未能摆脱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桎梏。

　　俄罗斯对现代化的追求，始于彼得一世改革，此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题一直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强国和扩张成为俄罗斯现代化的主轴，据统计：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最初形成的莫斯科公国，土地面积只有1300平方公里，到1457年伊凡四世称沙皇时，俄罗斯的版图已达280万平方公里。从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台的370年间，俄罗斯的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土地7倍多，平均每年扩张达54万平方公里。对于历代沙皇的领土扩张，斯大林是持赞许态度的，对批判沙皇扩张的马克思、恩格斯则表现出不满。莫洛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不坏。”

　　从彼得一世开始，中间经过伊凡三世，直到勃列日涅夫，以强国和扩张为主轴的俄(苏)现代化目标，不仅一脉相承，而且步步加深。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苏联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是公开公布的16%,而是高达40%之多。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公开讲的6%,而是20%。250亿卢布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亿卢布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61945年，美国拥有6枚原子弹，苏联一枚也没有，而到了1978年，苏联拥有25393枚核弹头及相应的运载工具，而美国只有24424枚。从现代化的结果看，俄罗斯的确成了军事强国，但它的基础却仍然是落后守旧的生活方式，专制政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村社，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而这些恰恰成为阻碍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感慨地写道：“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8也因此，俄国在进入20世纪时，不仅落后，而且前途未卜。最终，以激进的政治革命的形式让现代化探索步入了死胡同。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同样明显的赶超和军事—政治性质，直至解体，都没有解决古典现代化遗留的许多问题，比如：没有建立起完全意义的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没有给人以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人的自由发展是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没有建立起自我发展机制等。进入20世纪70年代，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如何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探索新的现代化之路的任务。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把应对挑战的政策重心放在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上，苏联则选择把政策重心放在重振国威上，依然把发展重工业和军工混和体摆在最重要的地位，而此时的苏联模式自身优势却逐渐消耗殆尽。

　　梅杜舍夫斯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属于保守主义模式，其特点是：现代化与军事扩张相结合，特别是与保持伟大国家的目标相联系；现代化总是与主要目标相联系，而相对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化主要是追求现代化的表面形式，而不是追求现代化的深层内容。以军事发展为目标往往导致经济不均衡；以追求伟大国家为目标，往往忽略人民生活，甚至通过大规模超强制的方式来进行，造成人民的苦难。

　　纵观从彼得一世到叶利钦的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俄罗斯的现代化建设，依靠内部经济因素促成的发展始终是不充分的。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

　　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不仅未能摆脱历史文化传统的桎梏，反而深受其影响，表现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旦遇到发展的瓶颈问题时，便同沙俄帝国一样，无法通过内部改革来解决，不是求救于外部的扩张，就是求救于内部的政治变革，却始终无法探索出一条渐进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国家，苏联甫一诞生，便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是受制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水平的时代局限，二是受制于当时国际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一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列强包围圈的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也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未能处理好社会主义实践与本质的关系问题，突出表现为现代化建设严重脱离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邓小平曾经讲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为什么说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主要是因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是结合当时俄国落后的国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的最符合国情的探索和尝试，这种探索，在短期内经历了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型。

　　从1918年至1921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应付战争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从理论渊源上讲，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力图通过直接过渡的办法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但因为严重脱离国情，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列宁很快认识到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921年，列宁果断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而采取以恢复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政策的转变，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的，即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列宁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自此，列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中逐步发展，形成了基于俄国小农国家实际的、促进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

　　今天看，苏联如果沿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走下去，将探索出适合苏联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将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因为列宁的过早逝世而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20年代，联共(布)党内围绕着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现代化问题处于斗争的中心，尽管参与争论的各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激烈的争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主张以高速重工业化为战略重点，以农业全盘集体化为战略基础，以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以高度集中的政治、文化体制为战略保障的现代化建设思想在党内占了上峰。

　　与从落后的小农国家现实出发，主张以新经济政策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相比，斯大林则片面地从强国思路出发，以牺牲而非保护农民的利益来保证重工业的发展。自斯大林始，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受益者的广大农民，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背负上沉重的负担，到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并不是生产力方面的标准，而是生产关系方面“消灭了私有制”的标准。在斯大林看来，建成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已经从我国工业范围内完全驱逐出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在农业方面，“富农也被消灭”,形成了“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作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奠定了”。正是以此为标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往往离开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片面地追求实现更大更公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果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加以反对。

　　从结果看，斯大林的强国政策虽然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表现在：经济上，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了人的积极性，无法长期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政治上，权力过度集中，法制受到破坏；文化上，单一的文化体制不仅排斥多元思想，而且导致个人崇拜盛行；在社会领域，背离以人为本，民生问题迟滞，公平正义失衡。这一切都使得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

　　1953年斯大林去世，继任的赫鲁晓夫开始改革，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无论如何改革，苏联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原因在于，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斯大林那种用社会主义特征取代社会主义本质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在改革上有所突破。

　　总之，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开始的全新探索，追求的是片面的现代化目标，这使其长期无法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最终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终致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就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而言，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发展中应运而生的，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的继承物，更由于社会主义首先诞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因此，在其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吸收、借鉴、改造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问题。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8而且在政策上制订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措施，提出采取租让制等形式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从相对落后的俄国经济文化实际出发，列宁提出要“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的晚年思考延续了这一思想，强调在文化革命、机构改革中，都要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成果，利用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斯大林在执政初期也十分重视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在“一五计划”实施时期，恰逢资本主义发生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苏联政府利用这一历史窗口，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同时派出大量人员去西方学习。可以说，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与积极利用西方技术和人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斯大林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干部和技术问题，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于是开始收缩与西方的经济关系。1939年，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为2.7亿卢布，同时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也纷纷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又压缩了在战前曾有所增加的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很快，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开始了，在冷战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对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集中表现在斯大林于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当中，在这本书中，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反之，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16斯大林甚至错误地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科学的特征就是其整个派系都成为伪科学，例如魏斯曼—摩尔根主义优生学、土壤论和种族论，这样的错误认知还触及了物理学和化学，直至1953年，控制论还被扣上为反动资产阶级服务的帽子而遭到断然否定。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实践证明，斯大林的这种错误估计，导致苏东国家的自我封闭和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隔绝，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斯大林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这不仅导致苏联模式的日益封闭僵化，而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失去竞争力和吸引力，特别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加速，多变、多元的世界越来越明显地否证着斯大林的上述论断，但后继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却仍在因循守旧地重复着这些论断。对内，苏联继续坚守着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特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苏联模式及其发展战略，导致苏共历届领导人的改革只是围绕完善体制而进行；对外，苏联仍然排斥开放，始终未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接轨。与此同时，大搞军备竞赛，同美国争霸世界，这使得苏联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到苏联解体前夕，在所有的部门中，只有军事工业综合体表现繁荣，而在广泛的民用工业、民用科技方面，同西方国家相比，苏联还是相当落后的。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是应该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但历史却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形式呈现出来，正是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苏联模式一诞生就是以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对抗的形式而存在的，在政治设计上表现出坚定的反资本主义所有制、反国际资本包围的价值取向。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拒斥向资本主义学习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苏共长期陷于这种思维模式中不能自拔，甚至一度认为改革与社会主义不能共存，因而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未能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苏联经济模式的单一性、一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多样性、多元化的矛盾日益突出；苏联经济模式的内向性和封闭性与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开放环境日益不相适应；苏联模式的备战性与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日益不协调，最终，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较量中败下阵来。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训的深刻总结。

　　诚然，“苏联道路”与“中国道路”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都以一种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来，正如列宁所说，都是在“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苏联的探索虽然失败了，但它给继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国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首先，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苏共，这一已有93年的历史，党员人数达1900万之多，占全苏人口1/10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曾克服无数困难，创造出无可比拟的丰功伟绩，却在一夕之间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固然很多，但它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最根本的原因。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雨打风吹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与这个党“长期躺在功劳薄上”且不重视加强自身建设有极大的关系，加之“官僚”与“腐败”,使其核心作用日渐丧失，从而为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埋下了祸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与我们党永保自我革命的精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奋斗的雄厚底气。在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因此，苏共兴亡的最根本教训，就是共产党要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在执政理念、党内民主、机制创新等方面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样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全面成功。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用消耗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代价，用公民的信任和认同作为成本，即使换取到了经济的一时发展，这个党仍然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脱离国情。

　　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本应从落后的实际国情出发，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仅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完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原则所适用的条件。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论断，是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提出来的，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简单地予以照搬的，但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均没有看清现实中的苏联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共产主义社会有时空上的错位，而是热衷于照搬某些论断，还认为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于是出现了对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弄清楚”的种种问题。脱离国情的教条化不仅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难以改革，而且使苏联后期陷入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导致既无法在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无法在实践中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而且“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表明，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但盲目超越小生产阶段搞社会主义也是不能成功的，苏联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违背了生产关系应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模式：“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

　　最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在文明互鉴中推进。

　　在现代化的历程中，社会主义其实是相当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也要与具体的时代相结合。所谓与时代相结合，就是要融入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实际上，现代化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国家发展来说，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历史进步过程，它既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又包括制度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处理好工人与农民、城市和乡村、边缘和中心、上层和下层等等各种复杂关系的进步发展过程。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坚持在小生产基础上关起门来搞建设，使其所坚持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无法给市场带来活力，更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平等、法治等要求去推动整个苏联社会走向现代化。结果，直至其模式终结，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的始终是一幅不相协调的图景：一方面是较为发达的重工业水平，其现代化程度可以比肩于最为发达的美国；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落后的人民生活水平，其现代化程度明显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苏联重工业的发达是依靠不发达的农业建立起来的，仅在20世纪20年代末，农民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就接近5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基本问题，将理想性引导、批判性反思和规范性矫正有机统一起来，在更加开放包容中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创新成果。当然，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同样都是赶超型现代化，而赶超型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各种尖锐矛盾和不平衡，如何化解不平衡问题，则是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