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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危机与困境，众多西方思想家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反思、批判现代性机制，并就危机的成因、实质及其超越路径等进行了不懈探索。尤其自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现代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所表现出的深层异化，于尔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阿格妮丝·赫勒等学者就如何克服这一危机与异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此之中，齐格蒙特·鲍曼以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理论实践，对现代性危机及其出路进行了回应。整体而言，鲍曼以各种隐喻的修辞手法对现代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试图通过文化实践的理论探索，通过对人之创造性价值的彰显，进而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方案。诚如丹尼斯·史密斯所言：“假如你对时下极为流行的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感到生疏的话，最好先读一下齐格蒙特·鲍曼的书。”基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深层影响，特别是对西方社会结构转型本质的深层理解，鲍曼以文化理论切入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他将文化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这种对文化的理解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有类似之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强调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去改造现实世界，注重创建新的文化作为实践活动的基础，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完成理论的现实化。鲍曼正是将文化视为一种植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方式，这使他意识到文化的革新力量源于文化的内在矛盾。文化观念内在的矛盾性与现代状况特有的矛盾性之间存在共鸣，二者共同赋予超越现存和个体在文化转型中发挥创造性的能力，但同时也作为一种注定的、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规约着人类的社会结构。这种矛盾性是现代性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现代人类生存境遇所面临的真实状态。

一、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与实质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深化，人类在精神和物质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尤其是机器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将人类不断地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在这种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表面，“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正如启蒙理性在使人类祛除愚昧、挣脱禁锢、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异化为一种新的“启蒙神话”，现代性也如一把双刃剑，在极大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异化与挑战。鲍曼将现代性理解为在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新的信念，这种信念意味着理性代替蒙昧与信仰，进而成为真理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从虔诚的宗教世界向世俗的科学世界的转变，就是祛魅化、去神秘化。这种转变给现代个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但同时也将他们置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这是因为个体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且不可预测的，它象征着社会秩序所施加的稳定边界的潜在威胁。因此，现代社会对秩序的追求往往会排斥那些不符合秩序标准的事物，例如任何不完美、丑陋或苦难都不能要求存在的权力。鲍曼认为，正是由于现代秩序建立在抑制混乱和偶然性的基础上，以至于不完美的偶然性造成人们在追求完美的同时又深陷焦虑。这恰恰反映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秩序与混乱、明确与模糊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矛盾性成了现代性的主要苦楚和最揪心的担忧”。

　　鲍曼指出，现代性的本质是关于秩序的生产，秩序要求对一切不可同化之物去合法化。作为现代社会之自我意识的文化，将那些不起作用的、过时的结构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建构一个透明的、尽可能完美的秩序，这种完美的秩序意味着消除各种不确定的、碎片化的矛盾性。现代性坚信通过理性、科学和官僚主义的方式能够作出合理的规划。但是，基于这种秩序规划的限度，决定了追求秩序的行动必将导致他者的失序。在现代秩序的监控、分类、管理之下，作为秩序的他者是混乱的缩影，更是对现代性所建立稳固秩序的潜在威胁。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所追求的完美秩序只有通过规范行动和打破对这种秩序的抵制才能实现，“全景式监狱”和“造园抱负”则是现代性追求秩序的表现形态，由此导致的普遍后果便是人性的压抑和思想的禁锢。

　　与以往的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秩序的典型特征在于以理性为精神支柱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合法化，通过合理的控制和规划来驯服无序。相反，现代社会的危机则源于现代性对秩序的完美追求，“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在鲍曼看来，构建秩序和驱除矛盾是现代性永恒的双重任务。正是创造秩序观念的逻辑又衍生出新的混乱领域，二者的对立与互补构成了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秩序创建的先决条件是以国家权力为轴心，安排社会控制机构规范思想的制度化，由这些机构制定规则并监督人们的遵守情况。正如福柯在分析中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特点是隐匿性压制和监视，目的是实现对个体思想及话语权的控制。为了描述现代秩序带来的社会困境，鲍曼继福柯之后借用并深化了“全景”一词。福柯将“全景”的社会结构视为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一种不对称性的监视，即所有人都要受到全方位的监视，而监视的主体则是现代国家的权力机构。“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在福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础上，鲍曼将现代社会隐喻如下：现代国家的目标是使社会空间结构化、秩序化，以秩序为手段将社会空间划分为使用特定科学技术的不同领域。通过这种结构化，可以在社会空间中控制个体，塑造群体的行动和思想，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人类行为方式。然而，行为的标准化和可预测性限制了现代个体的自由与创造力，使人们成为机器般的生产者，而非独立的个体。这种现代秩序监控导致的后果是文化的同质化，个体通过监视和霸权主义的秩序观念的内化而被整合，进而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受到压制，只能消极地服从秩序规范的支配和监控。这一经典的“全景式监狱”的内在逻辑，完美地诠释了现代性危机的表征。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文明进程的深化以及知识权威的不断增长，社会秩序的景观式构建再次加速，表现为否定任何差异的“造园抱负”。这种造园的目的是为现代人营造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从而限制或消除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然而，造园实践也意味着现代人类的自由和个性受到压制和忽视，加剧了现代社会的危机和矛盾性。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园艺隐喻，可以很好地向我们阐明他对“造园抱负”的理解。鲍曼指出：“支配现代性的权力（即国家的牧人式的权力）正是对园丁角色的摹仿。”国家和权力的作用就像园丁一样，操控情节中（在花园中、在民族中或在文化中）的事物，并将其自身定义为人类生存境遇的完美安排和理想生活的设计者。“园中的野草，一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自生自灭的植物，增强了强加于自然的人为秩序的脆弱性，它们让园丁们想到需要对田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从隐喻上讲，现代性对构建秩序的不懈追求就如同园林的构建，通过对园内杂草的清除来操纵现代人类，使其只能在设计的蓝图中生长、发展和行动。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现代园艺式的宏大设计不仅仅是追求纯粹秩序的工具，更是一种延续暴力和压迫的手段。他将现代性与大屠杀结合起来并非将两者等同，而是力图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关系，现代性以理性的设计为大屠杀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大屠杀则是为保障“完美”秩序实践的一次尝试。纳粹大屠杀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性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屠杀是一个在现代文化和技术之外无法想象的问题，“毁灭的手段、集中营、运输制度以及使其得以实施的官僚机构不是过去的、旧传统的产物，而是伴随现代性诞生的新产物”。奥斯维辛正是现代工程系统必然的延伸，本质上是一种将福特主义工厂生产的战略应用于大规模人类毁灭的工业杀戮模式。换句话说，正是在现代“园艺文化”和现代官僚体系的相互作用下，大屠杀依据科学理性支持的技术形式，从肉体上消灭象征混乱的“他者”。因此，大屠杀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的独特性，而在于它是现代工程的完美体现，相对有效和高效地执行了现代秩序计划。

　　毫无疑问，现代秩序工程通过“全景式监狱”和“造园抱负”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面危机，这实质上是现代性追求完美秩序的必然结果。在鲍曼看来，所有寻求完美的尝试都将是悲剧性的，因为完美所在的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不能等同于想象的世界，因为它是由涉及人类选择的偶然性事件所引导的。换句话说，现代项目的核心是一个悖论，这种悖论在于对矛盾、差异、偶然的“执著”否定，而矛盾性、差异性、偶然性恰恰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产物。但是，现代性在不断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和揭示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偶然性。正是这种偶然性被现代性视为无序和混乱的源泉，而非接受其固有的存在和矛盾。简言之，现代性力图根除混乱、差异、矛盾，但却在现代实践与规划中又重现了一个逼真的复制品。

二、作为现代社会自我意识的文化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次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文化反映着人类看待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同时也对置身于其中的个体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文化的特性表现为，它内在于人的一切实践活动之中，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诚如马克思所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对现代性的不懈批判中，鲍曼以文化作为客观的参照点，分析现代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而呈现现代性真实的矛盾状态。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强调文化须在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进行阐释，社会关系使文化成为可能，并构筑了它的可用性。鲍曼指出，将文化与社会现实条件——社会秩序、官僚机构、技术理性和经济——联系起来，能够凸显或再现诸多的社会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并非是一种被动的符号系统，它具有深刻的揭露现代性黑暗面的能力。具体来说，文化对现实的批判不是简单地提出一种社会发展的叙述，而是透过文化观念的演变和解构来反思文化领域存在的矛盾性，进而探索文化实践消解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化是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是人类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观念和实践的集合。文化作为一种影响人类动机的机制，几乎总是伴随着对人类意志作用的强调。文化观念的形成与演进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基础、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18世纪后半叶，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得以出现并定型在那些具有现代性萌芽的国家，用以区分“人类成就”的社会事实与“不容改变”的自然事实。人们在将文化视为一种现实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活动的同时，也将文化看作是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价值创造活动。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观念被视为18世纪“转折点”的神圣标志，预示着人类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就人类状况而言，现代文化观念的产生伴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个新哲学的集体产物；它将世界看作是本质上为人类的一种创造物及人类各种能力的试金石。从那时起，世界首先被理解为人类的追求、选择、成功与失败的舞台”。文化观念的演进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存在的认知，人们不再是世俗的奴隶，而是开始以作为认知的主体审视自身的生活世界。自此，神学的世界观坍塌了，以神学维系的社会体系被以理性统治的世俗社会体系所替代。在整个现代时期，以立法为基础的秩序与基于理性之上的真理之间存在着相互共鸣和“选择性亲和”。两种本质上现代的、紧密交织的关注点都集中在秩序生产的实用主义方法上，它包含着对人类行动的教导和对精神意志的形塑。鲍曼指出，现代文化的立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秩序的阵营，它不遗余力地影响、塑造并制约着人类的行动方式。“行动——一个协调而有目标意识的行动，是保护人们免遭无序（chaos）之潮袭击的堤坝。”由此可见，正是基于文化的存在和文化的特性，人类才从混乱的生存环境中创造出秩序的岛屿。

　　从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来看，文化体现着人类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展现了人的类本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核心。通过文化创造一个人为的生存环境，即构建社会秩序，是人类能够在一个偶然的世界中生存的先决条件。人类不能像动物一样生活在自然预设的秩序中，而是必须建立一种自己特有的社会秩序，建立自己的“第二自然”。在鲍曼看来，秩序作为无序的对立面，代表着对不确定性范围的缩减。创造社会秩序意味着控制事件发生的概率，“以使得我们所生活的邻近的世界服从于规则，变得可以测之，和可以控制”。可见，文化秩序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但在每一社会领域被确定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矛盾和无序。人类因文化而获得秩序，“创造秩序观念的逻辑矛盾反过来反映了通过创造秩序实践所建构的真正的社会矛盾”，这构成了文化内在的矛盾性。矛盾性是文化秩序所固有的，在每个不同的社会领域中都存在被排斥的对象，鲍曼把它理解为秩序的他者。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作为内在于社会秩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左右着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通过文化，人们获得了构建社会秩序的能力，并自主地参与到秩序的建构中。然而，在通过文化创造秩序的同时，人们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自身，这源于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认知方式在本质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换句话说，人类通过文化构建了自身的社会世界，同时也被其创造的社会结构所束缚。文化观念反映出的这种矛盾态度，源于文化这一概念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自决的自由空间，但也恰恰是这种自决的自由将人们限制在一种有限的、全面的和可操作的模式中。

　　从文化的矛盾性视域出发，文化是现代社会的表征，反映并揭露了现代性真实的矛盾状态。鲍曼试图将文化概念纳入三种独立且相互关联的“话语世界”，通过区分文化在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澄清“文化”一词在不同范畴间的混淆。但是，鲍曼逐渐意识到，这种努力并不能够去除文化话语中所包含的矛盾性。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去除文化观念内在的矛盾性并非一件好事，因为“这种矛盾性如实地反映了该观念所力图把握并叙述的历史状况的模糊性，这一点恰恰使得该观念成为一种富有成效并持久的认知和思想工具”。正是文化观念的矛盾性反映了创造秩序观念的矛盾性，使它能够揭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状态和结构化困境。在复合的文化观念中，“现代性本身就包含着必然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的存在基于“创造性”与“规约”二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现代性在创造秩序观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创造性”与“规约”无法再进一步分离且不易调和，二者的尖锐对立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致使现代人类生活的境遇呈现出两极摇摆的矛盾形态。两者之间的冲突源于它们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不同价值取向，表现为个体自由和创造力的追求与社会规范和制度的限制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创造性”是指一种抵制规范并破除既定界限的文化观念，它激发着人们具有超越社会现实、批判社会现状及反思社会问题的思维。相比之下，“规约”则意味着例行化和模式化的文化观念，它在追求现代规范的进程中泯灭人的主观能动性。质言之，“一种话语将文化观念作为自由驰骋的精神活动，以及创造、发明、自我批评和自我超越的场所；另一种话语则将文化假定为一种例行化和连续性的工具，即一种社会秩序的婢女”。由此可见，文化是一种双向的持续变化过程，它既能够对已确立的和固定的事物提出创造性的挑战，又能为特定的社会形态提供模式维持和冲突管理，以保障社会生活的有序性。

　　总之，鲍曼探究文化内在的矛盾性，旨在打破现代人类思维的常识性障碍，激发批判性、超越性和创造性思维。人之为人的基础，恰恰在于人的文化创造。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不仅构建了自身的社会世界，同时也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呈现的“创造性”和“规约”是人类生存境遇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化既是关于遵循规范的，又是关于超越规范的；既是秩序的工具，又是失序的动因。“文化”概念的核心矛盾反映了创造秩序理念的矛盾性，而秩序是现代性发展的枢纽。在鲍曼看来，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恰恰源于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之逆动，只有在作为实践的文化中才有消解的可能性，源于秩序的意象以及创造性的实践都是文化赋予的。

三、文化实践与现代性危机的消解　　

　　鲍曼在分析完现代社会所关涉的不对称性和矛盾性状态后，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文化实践，即作为实践的文化。在现代性领域，“文化”的功能主义概念被广泛应用，这种概念将文化视为一种规范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工具。因此，鲍曼谴责社会科学挪用和使用的文化概念，理由是它已经不适当地削减到只涵盖人类行为的可预测、常规化和制度工具方面。这种现代文化是对僵化的、不可改变的现实的一种适应，只有适应了，它才变得有用。而在鲍曼看来，文化应是一种超越现代规范的创造性实践，“文化不是以现有的形式，而是以应有的、某些理想的标准的形式而呈现的，也就是说在自身的‘任务’结果，而非‘现实’结果中”。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这种实践为文化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式和途径，并将其从被动的衡量标准转变为积极的变革力量。正是文化实践的创造性和革新性，使之成为消解现代性危机的有效途径。鲍曼指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无法仅仅通过对现实的反思和调和来解决，而是需要有创造性的文化实践来推动社会变革。文化实践的实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消解，这种消解在于现代个体能否从结构和规范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

　　在此基础上，鲍曼对作为“结构”的文化和作为“实践”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作为结构的文化”是一种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即文化由一个有序的、模式化的符号系统组成。在这种文化观念下，文化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避免社会结构的破坏或失范。与此观念相反，鲍曼在借鉴马克思、格奥尔格·齐美尔和葛兰西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将“作为实践的文化”视为参与到结构化活动中的一种积极的实践活动，可以创造和重塑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在这种实践中，“出现了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命题，即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这和他对文化的理解直接相关”。正是基于对文化的理解与强调，鲍曼明确地站在“作为实践的文化”的立场反对“作为结构的文化”观念，前者阐明了文化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后者则从文化中剔除了人的主体性和变革的可能性。因此，面对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现代性危机，鲍曼关注的是文化实践作为一种产生社会变革的机制，这种机制将给予人的能动性以应有的重视。

　　第一，结构化的文化实践。结构化是鲍曼用来概括文化实践的术语，它被理解为人类在无限多可能性的基础上构建创新的空间，这种理解完全符合作为唤醒人类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人类生活的特点是一种构建世界的实践：“持续而无止境的结构活动构成了人类实践的核心，即人类在世间存在的方式。”鲍曼强烈反对将“社会”或“文化”视为一种固定的结构体系，主张通过结构化的文化实践来激发人类质疑现状和寻求替代现状的内在能力。2016年，鲍曼在为《文化理论概论》（Sketches in the Theory of Culture）一书撰写的后记中，回顾了他从结构主义中获得的灵感：“我把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视为——在把握文化和研究文化方面——一条从乌托邦到实践的道路，更具体地说，是从‘结构’到‘结构化’的道路。从那时起，人类在世界中存在方式的结构化的强迫性冲动似乎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品质并没有使文化保持恒定，或者成为一种巩固‘系统’的力量，但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不断地、坚持地、不可逆转地使人类境况充满活力的工具。”正是因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化视为一种实践活动，鲍曼才得以将结构的观念从作为同一性的武器转变为多样性的工具；从作为稳定性的保护盾变为无休止变化的引擎。作为结构化的文化实践意味着，与文化相关的理论反思应与文化的本质相一致，这种性质是“一场永久性的革命”，一种永不停息的结构化活动，或者是对任何永久维持社会现实秩序的试图的反抗。换句话说，“与特定的人类存在具有相同意义的文化是为了从必然性中获得自由和创造自由而进行的一次勇敢的冲击”。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实践活动，它代表了自由与必然、创造与规约之间的张力或斗争。这种张力凸显了人类文化实践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导致了人类主体性的湮没和压制，这正是现代性危机产生的实质；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结构化活动，强调现代人类在塑造现实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是一种持续的创造性过程，抑或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结构力量，但绝不是“通过消除人的内在多样性及自我创造之自发性，来服务于社会秩序的自我再生产”。鲍曼从实践维度将结构化的文化实践理解为一种积极创造的生存状态，“一种持续的、本质上无目标的变化过程，它影响了所有结构，尤其影响了那些牢固的、强制性的结构——而不是有助于这些结构的产生及其生存”。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实践能力源于无尽的选择和创新，它代表了一种变革、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话语。可见，鲍曼所主张的结构化的文化实践是“创新的观念，积极同化宇宙的观念以及对混乱的世界强加人类智能行动的有秩序结构的观念——这些观念被永久地嵌入实践观念之中——只有被看做是共同体的属性、能够超越自然或‘自然化’秩序以及创造新的不同秩序的能力时才确实是可理解的”。结构化的文化实践所创造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多变的、动态的形式，因为它不再是指一种强加边界的结构，而是被视为人类个体超越边界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这种实践象征着一种面向未来无限开放的结构，是人类实践活动持续创造力的生命之源和社会变革的基础，而非基于单调的复制和再生产。因此，鲍曼认为，当作为结构化的文化实践被掌握时，文化可以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消解提供一种可行性方案。

　　第二，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鲍曼在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文化概念的批判中，指出了文化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实践的潜力。由于实证主义“是以历史上对从控制中转移出来的主体的创造性的临时压制为基础的,也是以将创造性还原为这种压制结果的纯粹技术性为基础的”，因此，鲍曼强调对现有现实的超越和个人在文化现实转型中的创造性作用，即试图通过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作为对现代人类生存境遇和人类不加反思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的一种批判。在《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一书中，鲍曼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实践构想，全面阐述了乌托邦持续存在的各种形式，并试图说明乌托邦是一种积极塑造人类生活世界的力量，特别是提供了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异化和不平等的文化指向。乌托邦主义并非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批判的和打破传统的实践，其目的在于从固定的、僵化的和必然性的社会中探寻未来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乌托邦主义是对社会现实的挑战与超越，它唤醒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并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因此，鲍曼认为，“只有对乌托邦的巨大作用给予应有的关注，才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套用桑塔亚那（Santayana）的解释，乌托邦与文化的整体具有一种特质，那就是一把刺向未来的利刃”。从本质上说，乌托邦是一种积极的存在，因为它不断地、毫不妥协地旨在批判现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为人类憧憬美好的未来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规划。正是鲍曼的这种乌托邦心态——在文化实践中强调可能性和潜能，而非自然性和必然性，使得消解现存社会危机问题和使人类摆脱束缚成为可能。因此，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激发现代人类思考如何创造一种与当前社会有着根本区别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它致力于从现代规范中恢复现代人类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思维，并探索构建未来世界的可能性。

　　在鲍曼看来，“文化是异化的敌人”，而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构想，它凸显了克服异化的可能性。正如达留什·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鲍曼关注当前和未来的风险和威胁，并鼓励人们创造和实施新的、可替代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乌托邦思想渗透在他将文化视为‘永久革命’的观点中”。在这个意义上，鲍曼总结了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的三个维度，即作为对异化、历史必然性和自然化现实的全面反抗。首先，乌托邦相对于现在而存在，“通过揭露当前现实的片面性，通过审视现实中仅占据一小部分的可能性领域，乌托邦为批判态度和批判活动铺平了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因此，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是作为社会变革和创造力的催化剂，可以被视为历史变革的必要条件，即为现代社会的日益恶化提供可替代的解决方案。其次，乌托邦是由希望推动的，它唤起了人类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希望的意义在于它允许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和发展内在的潜能，从而与现代社会秩序和历史必然性截然不同的一切，都将被视为带有未实现的乌托邦潜力。最后，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是对现实的创造性超越，是面向未来的行动指南。它通过揭露并呈现异化的社会结构，为人类的生存境遇提供一个未来世界的想象图景。以上三个维度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构成了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的核心，代表了人类塑造和改善世界的内在态度。但需要指出的是，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有待实现的具体社会，毕竟鲍曼并未对这个未来提供一个详细的描述。如果鲍曼预先给出一个具体的乌托邦，那就相当于将未来变成了一个先验的对象，从而否认了人类通过文化实践创造世界的可能性和潜力。质言之，鲍曼的乌托邦思想是批判的、人道主义的，并且“象征着一种可能性的实践（praxis of possibility），它批判性地寻求开放的世界，以抵制由普遍认知、异化和野蛮暴力所造成的现实僵化”。

　　毋庸置疑，在消解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中，鲍曼强调文化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现代秩序工程的批判，更是对现代人类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注，旨在为人类摆脱束缚提供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超越路径。可以说，鲍曼对文化实践的探索始终是人类学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鲍曼的研究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学的双重关注：一方面，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他关注人类如何通过文化实践来表达和实现自身，尤其是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创造与破坏；另一方面，在哲学人类学领域，他寻求对人类的能力、性格、自主性和依赖性的反思。正是基于这一点，鲍曼将现代社会危机的消解渗透在文化实践是一种持续的社会变革的观点中，以一种创造性的结构化活动和乌托邦式的理想愿景，恢复现代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鲍曼的乌托邦式的文化实践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乌托邦总是处在“尚未”到达的前方，不可能提供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具体灵丹秘方，而仅是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景和精神信仰，赋予有效实践中的“可能性”以合法地位。如果将乌托邦的愿景实证化、经验化、具体化，依据特定的社会规划或模式付诸实践，其结果将是十分危险的。由此可见，鲍曼在探索克服和消解现代性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力图通过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和文化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性力量，激发现代人领悟追寻并塑造生成一种“自决的自由”。

　　（作者简介：周来顺、高岩，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当代俄罗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