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中外学术史表明，在激进主义背景与新左派历史语境下，借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也得益于长期浸淫在西方新史学的学术潮流中，20世纪英国史坛涌现一支由新老两代史家群体共同构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历史时代和学派演变看，两代史家群体所造就这个社会经历相近、学术生涯迥异、史学诉求互补和理论学渊相似的史学流派，相继以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与略有差异的史学思想而突显于国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两个向度，影响了英国史学趋势及国际史学潮流。在全球史学史与思想史的双重视域中，梳理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生成境遇，探讨其史观逻辑及代际差异，审思学派演进的动力机制、内涵特征及学术嬗变，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英国学派及理论取向

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中最活跃的流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英国现当代史学体系中虽非属主流却具有重要地位，经历了一种曲折持续和更新迭代的学术路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声名鹊起的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维克托·基尔南、约翰·萨维尔、乔治·鲁德、多萝西·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等构成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渐露峥嵘的佩里·安德森、罗宾·布莱克本、拉斐尔·萨缪尔、汤姆·奈恩、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等第二代“新左派”则被称为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派群体著述丰硕，成员大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譬如在当代国际社会和学术思想界，霍布斯鲍姆被冠以英国“新社会史家、新左派史家、近代史学大师、马克思主义史家”等多种称谓，出版著作40余部，其中独立撰写近20部，专题论文、学术书评和评论文章等不计其数，彰显了专业化追求和大众化取向，极具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梁民愫：《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2012年霍布斯鲍姆逝世后，英国学界出版了四本涉及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伦敦大学与《过去与现在》杂志联合举办“霍布斯鲍姆之后的历史学”国际学术会议，总结其学术遗产，讨论“英国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历史学”走向及其对21世纪历史学的价值。国内学界反思了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史学趋势，认为如何解读“过去”是关键问题。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的论争考察与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分析可知，所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意指从20世纪英国历史脉络出发，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以唯物史观与理论关照为导向，遵循、演绎与赓续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在全球时空视域与多维史学领域里，选择特定研究对象及相应史学方法，构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迭代更新、史观逻辑及史学书写风格。观滴水而知沧海，在特定历史阶段与文化情境之中，第一代史家群体的英国实践开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新社会史学取向，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与整体社会史的历史书写实践相结合。

从最近掌握的国外学界研究看，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与评价，基本上与西方新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的形成同时起步，有关学派史学的研究包括学术著作、专题论文、学术书评和学位论文等，可谓卷帙浩繁，其中代表性论文有数百篇，简直不胜枚举。在许多学术期刊数据库及国外史学数据库或网络资源中，能够见到大量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研究成果，散见于《英国历史评论》《今日马克思主义》《过去与现在》《激进历史评论》《新左派评论》《历史工作坊杂志》等数十种国外专业期刊。纵览国外相关论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初步审视了第一代史家群体、英国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衰历程：第一，哈维·凯伊率先推出对于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概论性研究；第二、霍尔和萨缪尔在《“第一代”新左派》《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的失落》等著作中突出论述了新左派运动、社会主义与历史变动情况；第三，麦克尔·肯尼、斯蒂芬·伍德海姆斯、基斯·雷伯恩、丹尼斯·德沃金、中国旅英学者林春撰写了《第一代新左派：斯大林之后的英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形成：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与激进知识分子(1936—1956)》《英国马克思主义：分化、衰落和复兴》《英国新左派》等著作，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维度，重点论述了战后两代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及曲折命运；第四，布莱恩·帕尔默、斯科特·汉密尔顿等分析了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性和现实性，杰拉德·麦肯则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考察汤普森的政治思想研究。普拉卡什·喀拉海关于维克多·基尔南的贡献研究，保罗·赫斯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书写研究，格雷戈里·艾略特从历史和政治的关系角度关于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诸如此类研究都非常有价值。

国外数以百计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丰硕成果，离不开众多当代西方学者的学术贡献，举其要者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理查德·托尼、大卫·麦克莱伦、彼得·伯克、尼克·史蒂文森、威利·汤普森、乔治·埃尔顿等数十人。比如伊格尔斯等人从整体性叙述的角度特别涉及两个层面问题，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美国及北美史学的影响；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角度，论述从中心到边缘视角下当代俄罗斯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同时阐述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述[王晴佳、伊格尔斯主编：《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史》(Q.Edward Wang and Georg G.Iggers, eds.,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年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国家学术院第9期专刊”推出了克里斯·威克姆编著的学术文集，其中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当前国际史学的状况分析，特别是面对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与历史终结论，及时做出回应，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强大解释力与方法论意义(克里斯·威克姆主编，段愿译：《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史学编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国外史家的学术理念与基本观点值得借鉴，对于了解“新左派”运动及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衰成败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文化视野与社会历史语境。但它们在研究视角和分析理路上也有所缺失，比如从长时段与整体性的角度，关注学派史学的演变脉络与史学观念的迭代更替等问题。比如凯伊以第一代史家群体为论述对象，借以阐明学派的治史趣味及理论取向，但略显不足：其一，总体勾勒了学派史家群像，却未能深究其史学思潮嬗变的兴衰之理；其二，未能涉及安德森、罗博瑟姆和霍尔等“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

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思潮就从对抗碰撞走向对话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正式形成、规模发展和思想流向也经历了阶段性演变，呈现了独特的时代品格、史学内涵和英国色彩，既体现了由党派史学向着科学史学转变、学术政治化走向学术思想化的历程，又昭示了史学观念的代际更替性和史学实践的社会连续性，表现了两代史家群体在理论发生渊源、新左派政治语境与史学实践形态上的变化：

第一，曲折中有前进的学派形成阶段(1930—1950)。该阶段既是党派政治取向与政治祛魅的理论悖论期，也是群体史学观念与学术规范的生成发轫期，更是史学范式由经验主义向理念主义转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萌芽勃发期。比如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积极参与劳工史研究协会，践行早期劳工史、社会主义史和工人阶级史研究，呈现了由英国传统劳工史转向社会经济史取向的学术路径。第二，共性中显个性的学派发展阶段(1960—1970)。该阶段学派史学范式的日渐成熟，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提倡跨学科理论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解释模式和价值观遭受批判挑战。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经济社会史学会，主导了激进史学思潮与劳工史学传统的深度结合，劳工生存状况成为史家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最终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文化研究及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语境中，自汤普森首创把阶级意识形成、阶级作为行为经验与阶级文化分析始，第一代群体倡导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研究，突显了“新左派”文化批评意识及其对后世史学的进步意义。第三，动态中有静态的学派转型时期(1980—1990)。这是学派史学思潮的渐趋沉寂与衰落复苏时期，学派前辈学者在与第二代史家群体展开社会批判与理论论争的学术境遇中，在70年代后欧美解构主义思潮的背景下，重新寻求史学变革的内在力量，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及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该阶段学派流变再次由经验主义式的整体社会历史书写向理念主义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递变，从汤普森到安德森的史学叙事是其中的动力因素及典型范例。

第二代史家群体则在英国史学“文化转向”中调整学术领域，赓续汤普森史学“文化转向”的理论遗产，展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成就，迎合了新社会文化史学的发展路向。基于“从汤普森到安德森史学著述”文本分析与理论属性论析，结合20世纪西方新史学思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共生条件与学术语境，可发现两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属性及其内在逻辑上的变化：第一，他们在经典理论基础上都重视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进立场，注重历史解释的社会功能，这反映了诸如从汤普森到安德森史学思想的学术源流和实践效应，也映照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理论倾向与思维框架。第二，在特定社会激进历史背景和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学术视野中，可发现从汤普森到安德森那样的典型史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理论引领力，进而明确新左派政治“文化”思潮在史学实践中的整体性叙述、创造性表达与现实性张力，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文化理论及传统特质。

正是学派两代史家群体的开拓进取，逐渐形成了理论争辩性的史学流派，创造了多样性的史学实践，奠定了丰富性的史学体系，呈现了学派更替的研究领域及阶段特征。不论是第一代史家群体倡导“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还是第二代史家群体强调“自上而下”的阐释维度，都共同构建了整体社会史学路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多维领域中，推进有关阶级形成、劳工生活、社会革命、社会反抗和制度变动等议题，获得了普遍意义的著史经验，得出了特定价值的学术结论。就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属性而言，学派坚信的理念与遵循的原则是：“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他们不是套用现成的历史理论，而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延续，实践创新了新史学潮流中的底层经验史、劳工社会史、妇女性别史、新文化史等诸多分析路径。在西方学者看来，在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中，特别是那些被视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或者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典型史家，在面对系列共同的理论前提和历史主题时，经常能够达成共有的史学理论取向，形成颇具特色的史学方法论。凯伊认为该学派史学至少有两个理论贡献，一是拓宽历史研究中阶级经验及其意识概念，二是重新肯定历史主体的动力作用。他们坚信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承认社会生产方式及其运行结构的基础作用，始终批判庸俗僵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运用与实践结合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机械思维，反思其历史总体性线性进步观念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型，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广泛联系中，历史地考察其辩证关系，强调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从理论取向与现实关怀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得以推进并取得非凡学术建树，根由或许得益于学派对英国政治文化的持续关注及历史理论命题的深入反思。

二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观逻辑及代际差异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理论取向及史学思潮的核心价值为学界称道，不管是汤普森的“文化转向”研究，还是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或是其他史家的史学观念及理论取向，第一代史家群体无疑在中西学术界获得了更多关注认同。从史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史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看，两代史家群体及其史学实践形态，共同演绎了学派的代际更替及其史学范式的内涵逻辑，在史观逻辑与史学书写类型、史家身份认同与史学价值取向等方面，学派著作体系呈现和映衬了英国时代精神及社会历史变局中的史学思想嬗变与社会文化风格。

第一，学派发展表现为代际传承、理论脉络及学术转向，实现了由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整体社会历史书写转向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的社会理论批判类型的过渡，表现为两代史家群体的代际传承及其史学观念对社会思潮的塑造功能。究其根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长期的理论著述经验与社会实践活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风气与学术传统；二是现代英国史学的书写“人民史”传统及精神世代赓续，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理念及史学实践。恰是受益历史书写上“传统与变革”精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经由“系统的创立和运用‘从底层向上看’的理论方法”得到实践体现。自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大都重视底层民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并演化为一种强调下层民众历史经验书写与上层社会历史分析视角相结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嬗变。

第二，英国社会政治思潮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学科精神构成与社会价值诉求，强化了学派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及解释能力，促进了其相应政治实践的行动效率及力量重构。犹如艾略特所认识那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整体思想群像与个性学术禀赋，既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又都与新左派危机及思想密切关系。然而立足英国新左派运动的考察，则为深入研究该史学流派提供重要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语境，继而有助于阐明两代史家群体的治史趣味、理论取向和学术诉求。从英国新左派运动、社会思潮发展和史学思潮迭出的共生关系看，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及社会思想家对英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实际上这与英国早期社会主义传统关系密切，到1956年前后，第一代史家群体积极投入英国新左派运动及相关社会实践运动，学派理论创新热情极度焕发，学术思想创造最大激励，史家著述成就涌现井喷。社会运动与史学实践的相续结合，在基本史学观念、不同专业领域和多元史学著作方面，形塑了史学共同体的整体良好群像：既有多布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历史进程而闻名于世，也有希尔致力英国17世纪革命史领域，希尔顿以封建主义与农民问题为学术旨趣，更有霍布斯鲍姆基于底层视野的整体社会史研究传统，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研究而著称，还有以研究社会文化史而闻名的威廉斯，以及后有萨维尔在劳工运动和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成果斐然。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概因家庭背景、文化教育和禀赋个性的差异，第一代史家的研究领域、史学观点和学术立场也非完全一致，相较于第二代史家则更具内在差异性，这种代际差异实质反映了两代史家群体的史学书写风格及史学解释路径，这从汤普森史学论述中可见一斑：“在英国，以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工作，它意味着在马克思所奠定的一种传统内工作，这种传统因威廉·莫里斯独立和补充性的见识而得以丰富，因近来一些人的专门研究而得以扩大。”[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伦敦：梅林出版社1978年版，第333页]然而在此迥然有别中，也蕴含着学派理论的基础前提与普遍构件，体现了两代史家群体历史研究传统的理论指导与哲学前提的批判选择及殊途同归。正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帕尔默所认为，两代史家群体从整体上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

第三，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与史学思潮的文化转向，决定了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必然给予历史变迁中的文化机制、心态因素更多重视，尤其第一代史家群体籍此奠定了学派由传统社会经济史学取向到新社会文化史学取向的范式转换。从历史表述看，汤普森无疑树立了史学典型与学术榜样，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阶级”阐释理论中，他认为唯有将特定历史对象中的文化心理要素分析与传统的经济、政治等因素融合，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生活的历史经验提供更合理的综合解释，才能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真实面貌。相较于汤普森“阶级”概念界定将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放在了突出重要位置，霍布斯鲍姆则认为史家任务之一就是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思想，弄清人民对一个理想社会，或者可以忍受的社会现实及其真正要求是什么，他们到底想从这样的社会中得到什么。研究可见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强调，为了理解在历史发展中社会要素的功能作用，就应重视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因素是否与社会变迁存在直接关联。恰如论者所言，为更好回答类似问题，史家必须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必须明晰文化在确定群体间相互认同与社会阶层秩序的作用，从而了解文化心理对于行动的激励作用。

从理论的传统渊源与思想的传承赓续看，在英国史学界和文化学界，英国第一代史学家群体的思想创造与史学实践为改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为促进“文化批判”自觉做出了重要贡献。论者认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不断强化的影响下，“理论、历史和文化”一度成为英国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思潮中的强大术语，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或从文化批评传统，或从历史理论视角，或从社会反思角度，或从跨学科视野，共同推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提升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事业。主要体现在：一则，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僵化教条，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成为一切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前提；二则，构建“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创设与两代史家群体结合英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英国历史问题的努力分不开；三则，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念及社会历史影响，认为人道主义和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革命与英国社会变革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两代史家群体在史学取向、学术见解和社会活动领域都存在较大差异，从史家身份、政治立场和理论认同的代际转向看，成员大都经历了从激进主义到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转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发生变化，英国学派内部产生了政治立场分化，促成了史学价值取向转换，涌现了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他们或脱离共产党组织，或具非共产党员身份，却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著称于世。从学派代际转换及其思想赓续看，这里要强调第二代史家群体的史学实践、理论逻辑及社会批判效应。他们大都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员多是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激进新左派本科生和研究生，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初期都曾与第一代史家群体并肩战斗。随后，由于受到错综复杂激烈蓬勃的第三世界革命运动影响，这些青年学生拥有了更具国际化的眼光，在社会历史意识及政治理想目标上表现出更具反思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诉求，这与前辈史家更多聚焦国内视域与英国历史本土有着明显不同。虽然两代史家群体身临其境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和第一次核裁军运动等国际政治环境，大都切实体验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挫折，感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幻灭及双重悲剧，但在政治运动和史学实践上，第二代史家群体却更具激进主义倾向，试图寻求比前辈史家更为激进的新左派运动实践方式与社会历史解释模式。伴随六七十年代英国新左派运动实践的兴衰沉寂，安德森等第二代史家群体旋即远离激进政治，专注学术与开拓史学实践领域，主题论域触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理论：一是英国及欧洲社会文化特性、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二是新左派政治理论、政党政治主张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三是聚焦社会的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及历史现实问题，探究历史源流、历史思想、社会文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作为第二代史家群体典型代表，他们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造就理论新建树，拓展学术新范式，开创史学新局面。

总体上，从史学思想的变动与社会思想的走向看，时代潮流似乎不断证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也存在着因时代更替的变与不变的观念冲突，呈现了思想交错和动态变迁的整体景象。到1962年以安德森任职《新左派评论》主编为标志，两代史家群体的政治“裂痕”变成了思想“鸿沟”,第二代史家群体转向了欧陆马克思主义谱系，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其治史原则的直接理论来源，他们以批判、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自居，建构自认为更加革命与科学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难免导致理论立场时有偏离。面对新生代史家群体的观念批判及理论倾向，虽然汤普森也针锋相对甚至宣称阿尔都塞主义是“最后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化的意识形态”(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第182页)。但是任何人都不能简单把结构主义转型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立而看待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史学著述与社会实践中，处于理论范式转变的第二代史家群体实质上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了理论资源，提高了当代英国史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在方法论上继承前辈史家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实践创新。譬如，安德森以研究西方新政治史、英国工人运动史、欧洲社会形态发展史而成就卓越，布莱克本以研究美洲奴隶制史而蜚声史坛，罗博瑟姆以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史学研究而声誉渐隆，甚至长期被忽视的萨缪尔则从新文化史视野书写人民历史而引人注目，由此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迭代进步。实际上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是，第二代史家群体作为战后英国史学界的一种新生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领域里，经由20世纪60年代英国“历史工作坊运动”声名远播，对70年代后英国女性主义史学复兴及传播做出了贡献；二是，第二代史家群体作为后起的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文化批判家，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有学术疆域中，革除其经验主义倾向与非理论化趋向，使得学派史学思潮更具批判意识而凸显于国际学界。

三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路向

从史学比较与整体主义的角度看，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大体触及了有关学派及史学思潮的历史认识和史学认知，但是大都尚未从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学术脉络的整体视角和观念转变的比较分析出发，全面系统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与学术路向。就中国学界看，概览港台学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陈玮鸿的普及性文章《英国马克思主义》和周樑楷的著作《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后者集中讨论了第一代史家群体及其基本史学观念，除此尚未见有创新性成果。大陆学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基础性的史学概论著作及著作翻译，或从相关学术史角度，或从典型史家个案与西方新史学潮流的关系角度，初探学派史家的理论构想与学术成就，陈启能、于沛、庞卓恒、张广智、姜芃、刘军、徐浩、钱乘旦和程汉大等代表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二，乔瑞金、张亮、贺五一、刘耀辉、初庆东等数十位中青年学者分别通过学术专访、专题论文、学术评述与著作形式，聚焦学派典型史家的讨论，略有60余篇相关论文与多部学术著作。高校科研机构相关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聚焦了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希尔顿、安德森、萨维尔、奈恩等史家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与学术取向上，初步展现了该学派的整体际遇、思想特征与学术成就。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越发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著史成就及学术贡献，霍布斯鲍姆等第一代史家群体始终受到更多的重视，为深入揭示学派流变的代际传承和史学思潮的思想逻辑，奠定了学术基础，但系统探讨其史学理论及核心观念的研究却不充分。譬如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观念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本中如何获得历史表现与实践表达，形成了怎样的理论逻辑与史学叙述，这类考察尚显不足。究其原因，一是，限于研究目标和主观取向，学者忽视了在长时段视野下，针对学派典型史家与整体群像的系统比较；二是，限于原始档案资料和学术研究条件，缺乏对于学派第二代史家群体的深入分析与代际比较。例如，在社会制度与学术环境的语境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视野，如何深入分析在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史学兴起、七八十年代社会文化史学复兴及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过程中，学派整体与典型史家的复杂面相及内在逻辑，凡此问题及相关领域都应在史学理论反思及历史研究实践中给予重视与关注。

就当前国内外研究及动态趋势看，一方面，国外率先注重学派典型史家的人生境遇、师承谱系、家学渊源及著述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本身也深受学派史家观念根植于英国经验主义和党派激进主义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因而国外既有成果表现出多重视角与复杂性特征；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界就有关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等及其两代史家群体差异的学术思想问题和相关论著问世，无论成果数量还是广度深度，都有待深入。在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的交互变奏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未来趋势应是：第一，结合社会历史环境，考察其政治传统及史观构成，继续关注和深化有关典型史家的史学思想内涵；第二、强调在激进历史与史学文化的互动视角中，针对具体史家比较与史学思想的传播研究；第三、在史学思潮的代际传承及史学观念的谱系嬗变中，重视两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比较、当代价值及社会影响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未来进路，取决于如何深入阐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史观逻辑、实践特征及学术路向，继续关注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代际更替需要构建两个学术前提：一是重视夯实史料基础，收集整理原始文献资料。比如挖掘英国共产党与学派机构的档案文件，整理学派内外学术交往和社会活动日常的原始史料，从研究对象的同情共感角度，重视包括关于史家群体的传记研究及著述文献的整理阐释。二是构建理论方法视域，拓宽对象分析视野，综合分析典型史家的人生际遇、学术政治及其史学观念。比如从历史观念逻辑与史学认识论上，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构建分析模式，透视两代史学群体的理论逻辑及世纪嬗变。学派研究取向及未来路径，可从两方面逐次展开：一则，强化全球史学史的研究进路。比如从史学接受与影响传播的角度，梳理《激进历史评论》《新左派评论》《过去与现在》等专业期刊在展示与发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著及史学思想的阵地交锋作用与观念载体功能。还应该从史学观念嬗变与史学实践传播的角度，着眼较长的历史时段，系统明晰其学派史学在中西方学术界的价值接受及域外反响。近年有学者考察《过去与现在》的创刊历程、办刊主旨及后续演变，既有助于廓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图景，也有助于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的观念与实践。二则，重视全球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分布及影响传播，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兴衰利弊，梳理两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流变，彰显其史学实践的学科贡献。

简言之，发现新材料，转换新视角，运用新方法，选择探讨学派史家的典型史观，阅读其代表性历史著述，分析其史学语境与史学观念，揭示其思想特色与学术旨趣，仍然是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变迁的题中之义。因此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转换研究，需要继续重视比较分析的双向维度：其一，从全球史学史的层面，深化学派史学语境与社会生成语境的历史逻辑及实证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既源于英国特定社会历史时代，又推动了英国社会思潮的更替，学派史家对英国特定社会历史的文化解释与社会文化构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英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学派史家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析和理解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变化，构建合理的社会历史理论和科学的史学思想认识，他们在史学实践中创造性的历史认识、活动能力和思维方法，无疑具有修正社会文化思潮及发展方向、形成历史崭新风气的定向作用。其二，从全球思想史的层面，深化有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制度机制和代际转换的动因分析及机理探析。从史学思潮兴衰嬗变及发展动力角度看，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代际更替的动力因素，既源于西方新史学潮流的学科文化转向，也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应对西方社会变动与采取历史行动时的理论自省及实践张力。在相当长时期内，确如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对域外史学思潮产生深远影响那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也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全球影响。学派演化史表明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范式的实践更新与实证途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的史学策略与认识论诉求，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两代史家群体及其史学实践的理论逻辑及自觉导向。就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差异性及社会性而言，围绕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与合法性问题，新老左派史家之间论争激烈，一方面两代史家群体也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及治学传统而相互关联与相互兼容，另一方面两代史学群体在历史观与史学观的某种隔阂及鲜明表征，正是其追求史学功能效应的可能路径和史学实践方式的殊途同归。从学派内外语境与比较史学的角度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的思想差异、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的心灵神合和理论分歧又是对视并存的。尚且需要重视和值得探究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能够在英国构筑令人瞩目的流派群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也存在一些主要缺陷，这既源于存在两代史家群体的代际差异，及其史学思想内外论争，又囿于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历史思想与学术体系，从而弱化了其对英国学术思潮的创造性影响力，也减弱了对社会文化思潮的现实性表达力。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史学月刊》 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