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过去的几十年，对于欧盟的政治发展，欧洲左翼政党中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元危机之后，在回应欧盟出台的紧缩政策时，左翼政党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与此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欧盟作为社会支柱的作用却没有体现出来。新自由主义经济一体化开足马力持续运行，增强了市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不管怎样，虽然对欧盟的批评一直很尖锐，但它们却并未在左翼的政治战略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的确，特别是在对希腊的种种危机和政治发展进行思考时，人们已经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质疑。2015年1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赢得大选掌权后，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该政府或多或少被强制性地置于欧盟的管理之下——或者如许多批评家所言，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屈从于欧盟，这种屈从在政治上不仅得到了激进左翼联盟本身代表的支持，大多数其他左翼政党以及“改变欧洲组织”(transform! europe)的代表们也在为其进行辩护。

激进左翼联盟内部和欧洲其他一些左翼组织的批评家，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欧盟究竟是否可以从内部进行改革？欧盟（或三驾马车：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针对遭受危机严重困扰的其他国家——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退出经济和货币联盟、继而退出欧元区甚至欧盟，难道是左翼应该利用的重要政治工具吗？抑或是通过从内部控制并改革欧盟来构建一个社会化的欧洲？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欧洲左翼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然而，几个主要左翼政党似乎既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也缺乏参与讨论的意愿。因此，与欧盟的关系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众多此类政党的“房中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其中当然包括对激进左翼联盟执政经验的讨论，不过，将它列入欧洲左翼论坛的议程，似乎有些困难。在这种不情愿的背后，我们发现了理解欧盟角色和特征的不同方式，尤其是长期以来它们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

一、混乱不堪的欧洲左翼政党

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说，欧洲左翼政党的力量都是很虚弱的。其特征源于如下因素：在过去几十年间，左翼政党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困扰，没有成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主导力量；福利国家遭到攻击，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日益严重，等等。主要是极右翼势力想方设法利用了人们与日俱增的不满。在2017年和2018年欧盟成员国举行的国内选举中，右翼政党赢得的选票实现了翻番，从1030万张上升到2210万张。同一时期，左翼政党却停滞不前，仅获得大约1000万张选票。在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则再次攀升。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许多左翼政党进行了一系列内部改组。在意大利，传统左翼政党已所剩无几，其蹩脚的政治策略或多或少地葬送了它们自己。在法国，出现了矛盾的趋势。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于2008年退出法国社会党，并参与建立了法国左翼党，自那以来，他一直是法国左翼政党的领袖人物。2009年，梅朗雄在该党的基础上创建了法国左翼阵线选举联盟，其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然而，左翼党与法共之间的联盟很脆弱，并最终破裂。因此，左翼阵线于2018年正式解散。不管怎样，此时的梅朗雄已经创建了另一个新组织——“不屈服的法国”(France Unbowed)。该党(或称之为运动)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推举梅朗雄为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成功赢得了近20%的选票，但在2019年的欧洲选举中却仅获得了不到6.3%的选票。在传统和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法共，如今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在上届选举中仅获得2.5%的选票，甚至于自1979年以来首次被逐出欧洲议会。德国左翼党在上届选举中表现不佳，又丧失了1/4的支持率，仅获得5.5%的选票。

在东欧，左翼政党少之又少。只有捷克的左翼政党，借助捷克共产党的传统影响，设法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代表权；在斯洛文尼亚，新成立的左翼党(Levica)在国内上届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却在欧盟选举中折戟；在比利时，比利时工党(Belgian Labor Party)因其清晰的阶级定位和激进纲领，取得了不菲的选举业绩(在法语区获得14.5%的选票)；在希腊，与欧洲左翼党中的其他政党相比，左翼激进联盟的支持率尽管从总体上看下降了(在2015年国内选举中，该党曾获得36%的选票)，但依旧获得了较高的得票率(在2019年欧盟选举中其选票远远超过23%)。也就是说，虽然左翼激进联盟充当了三驾马车残酷紧缩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且该政策对希腊左翼政党乃至更多的欧洲左翼政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但该党依然获得了很多支持。

在欧洲议会中，大多数左翼政党隶属于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党团(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 group，EUL/NGL)，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后，该党团拥有41名议员(比上一届少了11名)。这种联盟是具有不同倾向性的政党构成的一种混合体，政党间的分裂总是让人很费解。一些人拒绝承认这些政党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不是左翼政党。联盟时组时变，有时出于投机目的进行政治调整，以确保它们不分裂。

与此同时，一场争夺欧洲左翼领导权的斗争，正通过组建新联盟倡议持续展开。一些政党消亡了，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实则问题丛生。与欧盟的关系问题或多或少成为当前三大左翼党团之间内部竞争的重要因素。

欧洲左翼党(European Left，EL)成立于2004年，当前有26个成员党，在欧盟体制中具有政党地位。不过，欧洲左翼党更像是一个组织网络或协调机构，而不是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党。除该党外，欧洲还有两个致力于在左翼政党间建设竞争性网络或联盟的组织——“欧洲民主运动2025”(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DiEM25)和梅朗雄的“不屈服的法国”。

梅朗雄之所以要建立一个替代性的联盟，部分原因是他对欧洲左翼党不满，且反对左翼激进联盟在希腊的屈从做法，并试图树立一种鲜明的政治形象。几年前，因与法共发生冲突，梅朗雄带领法国左翼党退出了欧洲左翼党。梅朗雄创建的新党“不屈服的法国”并未加入欧洲左翼党。2019年欧洲选举之前，梅朗雄积极行动，试图组建一个替代性组织以摆脱欧盟的束缚。他得到了葡萄牙左翼集团（Left Bloc）和西班牙新党“我们能”党（We Can）的支持，2018年4月，这些政党发表了名为《欧洲公民革命<里斯本宣言>：现在由人民决定！》的联合声明。不久之后，丹麦、瑞典和芬兰的左翼政党也加入了《里斯本宣言》。

第三个联盟的创建者是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他与“欧洲民主运动2025”一起创建了旨在参加2019年欧洲选举的“欧洲之春”联盟。该联盟的核心计划就是实现“欧洲新政”（A New Deal for Europe），其灵感来自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美国实行的新政改革。至于“欧洲民主运动2025”，既没有自我定位成一个政党，也不认为自己属于左右翼谱系中的一员，它试图联合那些相对小而新的组织，建立一个超越左翼集团和“我们能”党的更加广泛的联盟。这表明，该运动对瓦鲁法基斯意图建立一个较大的传统左翼政党联盟的想法是持怀疑态度的。瓦鲁法基斯想把自己列为德国候选人参加欧洲选举，尽管没有获得成功，但却在德国左翼党内部激起巨大愤怒。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民主运动2025”铩羽而归。但是，在稍后举行的希腊国内选举中，该运动的希腊成员党却赢得9个席位，其中包括瓦鲁法基斯本人的席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波拿巴主义倾向(即建立政党组织或运动旨在为其个人赢得政治职位的个人主义倾向)正在欧洲政治中浮现。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当前欧洲政治谱系中跨党派危机的深刻写照。从左翼政党来看，瓦鲁法基斯的“欧洲民主运动2025”和梅朗雄的“不屈服的法国”都带有鲜明的波拿巴主义特征：缺少民主结构的松散组织、对电子通讯的依赖、主要聚焦于媒体策略以及地位巩固的领导人等。“我们能”党有可能更多受到来自马德里大学学者集团——他们在2014年创建了该党——的控制，但领导层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随着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治下“去民主化”的发展，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表现出相同的倾向，尽管该党的政党结构更为传统。

二、对欧盟政策的尖锐批评

尽管欧盟的某些政策有时会遭到人们的批评，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主流的欧洲工会运动始终是欧盟的热情支持者。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当然还有法国(和法共一起)，其左翼政党都曾公开反对加入欧盟的决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退出欧盟的要求也逐渐减弱。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众多左翼政党与欧盟的关系问题丛生而又几乎难以预测?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两大因素：

第一因素是伴随欧盟(或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的意识形态叙事由两大重要目标组成：一是欧盟应该为实现欧洲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二是欧盟应当成为欧洲人实现社会进步的工具。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均由欧洲民族国家引发)的浩劫之后，和平的政治承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政治谱系中从右翼到左翼几乎所有政治力量，曾经并仍在支持这些目标。而且，通过战后时期福利国家的不断发展，多数人都感觉到了社会进步的来临。

第二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曾在法国执政长达14年时间(1981—1995)。密特朗实施了一项激进的左翼社会民主计划，包括广泛的国有化、经济再分配以及对众多领域进行更多的政治干预。在劳工运动中，许多人将此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欧洲的发端。但是，仅仅维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密特朗的改革就夭折了。关于这场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以及实施其他政策的可能性，仍然是存有争议的。无论如何，因为法国当时已经承诺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所以这其中包含着来自欧共体(现在的欧盟)的要求。当时的情况如同现在一样，来自欧共体的众多要求制约了密特朗政策的推行。于是，密特朗不得不屈从于欧共体的要求，使得他的总统任期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在欧洲实施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的最后一次尝试(晚些时候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工薪族基金改革的失败可能是个例外)。凭借已有的经验，密特朗及其财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得出结论：未来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式)政策，必须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致力于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就成为法国社会党人的政策，并最终成为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追求。但是，正如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家马丁·赫普纳(Martin Höpner)所言：“说‘更多的欧洲’将会使我们更接近一个社会化的欧洲，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时至今日，欧盟和平与社会进步仍然是主流叙事的内容。然而，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人却开始质疑这一计划。他们发现，经济实现一体化了——解除了管制——但是，在他们称之为社会支柱的领域却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虽然他们宣称要通过日益强化的政治治理和规制来实现管控市场力量的目标，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而社会维度的发展却举步维艰。

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如何轻易就相信，像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结构——以实现四大自由(资本、货物、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为核心要素，而且整体上缺少民主架构——有可能成为建设社会化欧洲的工具?这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单一欧洲法案》(1986年确立欧盟单一市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签署，导致进一步一体化，创建欧盟)、《里斯本条约》(2007年签署，精心制定的欧盟宪法版本，但在2005年法国和荷兰两国全民公决中被否决)以及其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立法文本、协议和条约等等均被采纳之后，这种信念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当前，对于理解近年来左翼政党内部日益增强的对欧盟的批评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欧元危机之后欧盟的制度和政策发展；另一个就是2015年希腊大选之后，欧盟在反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中所发挥的作用。

为了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中挽救金融市场，抑或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和欧盟向私人银行注入了大量资金。这导致许多成员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增。欧盟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各成员国恢复经济平衡，从而导致公共预算大幅削减，公共部门工资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失业率呈现爆炸式增长，劳工权利、养老金和劳动条件受到很大影响(所谓内部贬值，即欧元区国家不再有机会使本国货币贬值)。欧盟的社会支柱不再被简单地搁置起来了——它们遭到强烈冲击，而左翼政党的批评和人们的不满也不约而至。

“三驾马车”针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行动，遭到左翼政党更多的批评。欧洲央行为了逼迫希腊政府就范并炫耀其权力，利用其垄断权停止向希腊银行注资，这种强力何其残酷?当面对这种权力的时候，单一(小的)成员国又是何其无奈?齐普拉斯政府既无能力也不愿意——也没有任何准备——动用它们唯一可以利用的手段，即退出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欧元区来对抗这种权力，最终却只能就范。

三、能从内部改革欧盟吗?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通过欧洲左翼政党的联合斗争对欧盟进行改革。然而，与此同时，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一些左翼人士开始提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能从内部改革欧盟吗?如果左翼政党赢得国内大选，却被阻止实施其国内政策，又会发生什么呢?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对欧盟/三驾马车的屈从，为这一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退出欧元区甚至欧盟(即希腊脱欧)，成为一种可能的战略。

瓦鲁法基斯已经成为主张从内部改革欧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决裂后创立“欧洲民主运动2025”，在该运动的成立文件中，对欧盟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所有欧盟主要机构的工作立即实现透明化；二是通过现有机构以及对现有条约和条款的创造性解释，在一年之内将公共债务、银行、移民以及分配政策等职责归还各成员国议会；三是在两年内召开制宪会议，到2025年将欧洲转变成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拥有一个尊重各国自治并与各国议会分享权力的主权议会，以及经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和地方议会。

在一次接受《雅各宾》杂志采访时，瓦鲁法基斯谈到了他本人及“欧洲民主运动2025”从内部改变欧盟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向欧洲人证明，按照他们向往的欧洲来接管欧盟机构、重新调整其政策和实践，并从基层开展关于我们所需要的民主欧盟的大辩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并不容易。”

仅此而已!必须承认，这听上去相当幼稚，尤其是这一政策既没有将对欧盟内部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分析作为支撑，也没有制定指导斗争实践的成熟策略，而且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拥护。

一些左翼人士在原则上和意识形态上对退出欧盟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欧盟甚至经济和货币联盟，代表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进步，应该加以捍卫。在这种情况下，退出经济和货币联盟抑或脱欧，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有滑向与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和专制势力沆瀣一气的危险。因此，必须以国际主义的名义来捍卫欧盟，而与此同时，也必须抵制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上述思想持支持态度，尽管他们内部很少发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左翼政党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这些观点的支持者。

科斯塔斯·拉帕维塔斯(Costas Lapavitsas)是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2015年1月，他曾以激进左翼联盟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希腊议会议员，但在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屈从于“三驾马车”后，他与该党和齐普拉斯分道扬镳。拉帕维塔斯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辩论。对于那些将欧盟视为一项需要得到支持的国际化工程的人，拉帕维塔斯指出：

这就是当今欧洲左翼政党的问题所在。作为一种固有的先进力量，对欧盟的依附阻碍了它们自身的进步，实际上它们已融入欧洲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左翼政党已经日益明显地割断了它与其传统支持者——欧洲穷苦大众——的联系，因此，它们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政治代言人。……不可避免的是，左翼政党所创造的真空，已经被欧洲历史上某些最糟糕的政治力量稳步填补，其中就包括极右翼政党。

如今，拉帕维塔斯和其他左翼人士都将欧盟视为实施激进左翼纲领的障碍，尤其是鉴于希腊的教训。他们认为，无论欧盟还是经济和货币联盟，都存在大量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概括了六种障碍性因素：

(一)民主赤字，近些年来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二)宪政化的新自由主义，使得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欧盟处于非法地位；

(三)不可逆转的立法，修改条约需要全体一致同意；

(四)欧元成为一种经济上的束缚，而央行又处于民主控制之外；

(五)成员国发展不均衡，联合抗争极为困难；

(六)欧洲法院权力延展，所谓的“拉瓦尔四重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7年和2008年，欧洲法院宣布四项裁决削弱了工会的权利)；

现在我们可以再补充一项：

(七)针对违反条约行为的一套综合的金融制裁体系，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包含可能实施的制裁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已经被暂时搁置起来。

四、B计划：违反条约

然而，从内部改革欧盟的斗争，虽然算不上是推翻欧盟的革命，但它仍有可能是大多数左翼政党最重要的立场，至少在实践上，是创建另一个欧洲的途径。围绕着梅朗雄首创的B计划，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立场。自B计划启动以来，这一策略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计划是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防止类似事情再度发生。

该政策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其一，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以在成员国左翼政党获胜的情况下与欧盟各机构相对抗；其二，建立一个由政党、各种运动以及经济学家组成的欧洲联盟，以便制定实现这一政策的共同战略——一种将单边磋商与退出欧元区、各种现行条约、公约和其他协议结合起来的战略。

2016年1月，梅朗雄与瓦鲁法基斯、意大利前财长斯特凡诺•法西纳(Stefano Fassina)、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前财长兼左翼党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等人，在巴黎共同组织召开了B计划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之后，瓦鲁法基斯因建立了“欧洲民主运动2025”——其目标显然是要从内部改革欧盟——而退出B计划。B计划以某种松散灵活的组织网络形式来运行，会议的参与程度不断变化。最初，会议参加者主要是来自各左翼政党、工会、社会运动和其他组织。不管怎样，它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有限的左翼政党网络。

关于如何理解这一倡议、特别是当政治形势允许的时候如何贯彻实施它，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以下各要点，尽管并不详尽，可以让我们对B计划有一个大致了解：

(一)其重点关注的是，当左翼政党赢得一个或多个成员国政府权力并开始贯彻实施与欧盟规章相冲突的政策时，它们能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

(二)B计划将在A计划遭拒的情况下实施。A计划针对的是与欧盟机构进行的普通协商，着眼于在欧盟条约和法律框架内就所奉行的政策达成一致意见。

(三)激活B计划，将意味着左翼政府不接受欧盟强加的各种限制，而是着眼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公开和主动中止相关条约，同时在欧洲层面进行支持这一进程的动员。

某些时候，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B计划主要发挥的是预警作用，或者是A计划进行协商时的一种战术运用。也许梅朗雄会认为，法国足够强大足够重要，仅仅通过威胁手段，就可以实施各种违反欧盟规制的政策。果真如此的话，他极有可能低估了某个左翼政府——即使在法国——即将面对的强大经济政治力量。

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各种势力已经通过新自由主义进攻和经由欧盟而建立的一套日益独裁的新自由主义超国家构造，获得了惊人的地位和制度性权力。不经过斗争，这些势力是不会情愿放弃这一切的。

B计划的缺陷在于，对上述这些权力关系缺乏战略性分析评估。如果实施这样的战略，就必须考虑与欧盟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因此，选择实施这一计划的政府，必须准备好将经济和货币联盟(欧元区)以及欧盟成员国置于优先议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的影响下，欧盟已经制定并实施了许多公约和规制，对成员国强行施加其要求，包括对任何违反行为的广泛制裁。因此，B计划必须是更加具体的、更具有攻击性的，而作为未来任何潜在动员的先决条件，也必须是广为人知的。

政党对于B计划的支持程度，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一些远离政府权力的政党而言，B计划显然只是一个理论模型。而其他政党在欧盟问题上的分歧依旧是一个问题，2019年4月召开的“斯德哥尔摩B计划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次会议上，波兰的小党“左翼一起党”(Left Together)、英国工党以及爱尔兰新芬党的代表都变成了欧盟的忠实支持者。代表们讨论了当今欧洲面临的几个政治挑战问题，尽管对欧盟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仍然广泛存在，但B计划战略本身似乎并未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五、“充当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炮灰”

尽管左翼政党对欧盟的批评很尖锐，而且一些政党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违反欧盟协议也许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反向的政治发展。由于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敌意与日俱增，最初对欧盟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许多左翼政治家和活动家的立场也出现了摇摆。这种情况在英国脱欧运动期间尤其引人注目。在2016年6月23日全民公决之前的脱欧运动中，我曾拜访过几个有左翼倾向的人士，他们原本有可能投身这场运动并投票支持英国脱欧，但最终并没有那样做，因为他们不想成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炮灰。原因在于，极右翼政党及其运动成为脱欧运动的主要驱动力，因而种族主义、仇外主义以及右翼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甚至在英国脱欧运动之前，部分左翼政党对与敌视欧盟的极右翼政党合作的恐惧与日俱增。这么多年来，我多次参加欧洲左翼网络和左翼组织的集会和会议，常常能感受到这种恐惧。一些人除了担心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绑在一起外，他们还相信，退出欧盟或使欧盟碎片化，都只会加强右翼政党的力量，而历史已经证明，这对于欧洲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必须通过社会斗争从内部变革欧盟。

关于上述观点何以在欧洲左翼政党中得到认可，瑞典左翼党是近期一个最好的例子。一方面，该党属于B计划网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2019年2月的会议上，该党决定放弃其先前主张瑞典脱欧的立场。在一次访谈中，该党领导人乔纳斯·舍斯特德（Jonas Sjöstedt）列出了做出这种决定的三条理由：第一，政治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气候危机日益严重，同时也是因为右翼极端主义的崛起；第二，瑞典左翼党“绝不会支持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指英国脱欧运动）；第三，欧洲左翼党对欧盟越来越具有批判性，因而瑞典左翼党在如何看待欧盟的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盟友。因此，舍斯特德指出，欧洲左翼党必须正视今天的欧盟，并努力建设一个更好的欧盟。

从媒体报道或从对舍斯特德的采访来看，放弃脱欧的政策立场仅仅是基于当今形势作出的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还是意味着一种持久的原则性的战略变化，并不是十分清楚。两种立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原因在于它们建立在对欧盟改革两种迥异的评估基础之上。在瑞典目前的局势下，不把“退出欧盟”这样的口号置于优先地位，具有很多策略性理由。在类似于希腊那种情形下，左翼政党赢得了政府权力，这一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退出欧盟或欧元区的要求，不再是纯理论问题，它们决定着左翼政府贯彻其政策或屈从于欧盟的可能性。

在访谈中，当被直接提问“因为与你意见相左的人提出了一项政治要求，你就废止它，这是一种好的策略吗?”关于这一问题，舍斯特德的回答引出了新的问题：“我认为，在北欧国家占主流的批评欧盟的立场，必须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划清界限。我们既与英国独立党的立场不同，也不支持反欧盟的种族主义者。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将彼此隔离。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要理解这种政治逻辑，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真的有一条鸿沟将瑞典左翼党对欧盟的批评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对欧盟的批评割裂，问题又出在哪里?左翼党为什么需要对其部分欧盟政策作出更改，以免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流合污?如果有必要推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即使会导致与欧盟关系的决裂，左翼党也要对欧盟及其政策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这难道不重要吗?

正如舍斯特德所指出的，脱欧运动由民族主义和仇外议程所主导的这一事实，为批判工党、造势运动党(Momentum，在选举中支持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没有对欧盟和极右翼政党提出批评提供了有力证据。它们原本可以利用人们对欧盟及其政策的不满，将其政治化，并将它转化为一场反对日益专制的新自由主义欧盟的战斗。

不管怎样，工党和造势运动党甚至英国工会运动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欧盟计划的忠实支持者。多年来，欧洲民众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合法反对新自由主义欧盟的不满力量，但他们自己放弃了成为这一力量的代表和代言人的机会。换言之，他们将激烈批评欧盟的垄断权转让给了极右翼政党，因而也使极右翼政党垄断了将这一斗争纳入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的权力。这样，英国脱欧运动具有了民族主义和仇外特征也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

六、低层次的阶级斗争

社会的政治发展不能脱离阶级斗争而孤立地存在。尽管各国国情各不相同，但欧洲左翼政党和工会运动处于危机之中已经不是什么新观点。在这场危机中，欧盟的显著作用和特征，体现在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单一货币欧元的引入及其运行，标志着代表欧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这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力量在与劳工运动的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也必然会对欧洲的左翼政党产生深远影响。

2007—2009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之后，欧盟保守的财政紧缩政策再次得到加强，同时，它采取了越来越专制的形式，并通过新的立法（如“六部立法”“两部立法”、欧洲学期机制、金融协定等）使其实现制度化，并通过“拉瓦尔四重奏”赋予欧洲法院更显著的地位。废除福利国家和挫败工会运动已经成为现代欧盟制度和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欧盟已经不再是实现社会进步的手段。

这种变化极大地削弱了工会运动的力量，使得西欧工会在1980—2015年间损失了一半会员。其中，私营部门下降的幅度最大。在亚洲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去工业化”或对工业企业进行重新布局(资本的全球化战略)，则导致传统上力量比较强大、组织良好、善于斗争的地区的工会运动遭到进一步削弱。而且，在劳动法中规定的工会权利因遭到破坏而发生变化——包括谈判权利和罢工权利受到限制——的同时，失业率的上升又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实力。

欧盟东扩和共同劳动市场的建立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东、西欧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还有大规模的失业率，在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希腊、西班牙)已经攀升至30%，而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是它的两倍。这使得雇主拥有很大的余地去雇佣工会之外的劳工，造成工人之间彼此对立，导致劳工市场充斥社会倾销和无法无天的乱象。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运动不得不处于守势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特别是欧洲层面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会，显然已经疏远了它们本应保护的会员。它们仍旧坚持劳工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历史性妥协，这种妥协虽然构成了战后时期增长与繁荣的基础，但是却在权力天平已经向雇主倾斜时遭到其破坏。因此，欧盟所实施的残酷的紧缩政策可以理解为一种政策错误，而不是一种阶级利益冲突的表现。这样，任务就变成了通过社会对话促使政府和雇主相信现行政策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而不是为了实现阶级力量平衡的转化而进行斗争动员。

对于左翼政党的危机，必须将其置于上述这些阶级斗争发展——工会运动扎根于社会伙伴关系、意识形态和总体上低层次的阶级斗争之中——的背景下来进行解读。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左翼政党处在与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政治—行政机构更加紧密融合的危险境地，并不是因遭受到来自外部的特殊压力所造成的。

七、欧洲左翼：一种诊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洲左翼政党是一种异质化的组织。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劳工运动中主要出现了两种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倾向：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随着东欧集团的崩溃和西欧阶级妥协的破裂，两大政治方案似乎都走到了尽头。西欧的传统共产主义政党，从以莫斯科为取向的类型到经历改革的欧洲共产主义变种(意大利和西班牙)，都逐渐没落了。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还经历了社会民主党接踵而至的垮台。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数量有所减少，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其传统意识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柔性政策。

当前欧洲左翼政党中有一些是新近成立的，包括各种小团体和政党的合并或重组，但却未必与以往的历史传统保持着牢固的联系。其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相对温和的组织。它们在工人阶级以及工会运动中根基不深。此类政党很少制定完善的社会主义战略或对经济和权力关系进行深刻分析。与此相反，它们却具有极大的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近些年来，随着具有那些意识形态的传统政党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观点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除了少数一些例外，左翼政党具有更为强烈的议会指向，聚焦于大众关注的数量有限的单一议题，并寻求媒体的关注，但动员社会底层力量的能力却极为虚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正处在一个“葛兰西时刻”(Gramscian moment),旧的行将灭亡，新的无法诞生。

德国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是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前社会民主党人，他这样描述左翼政党在2019年欧盟选举中的劣势和进一步衰落：

如今是政治忠诚迅速转换的时代。但是，如果不是现在的话，那么，什么时候左翼政党才有希望在选举中获得欧洲工人和中产阶级改革派更多的支持?现在迫切需要对左翼的灾难性失败作出解释……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显然就是整体上缺乏一套针对欧盟的现实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政治战略。甚至对于欧盟能否成为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工具这一关键问题，都没有展开辩论。

许多欧洲左翼政党的目标，通常就是作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联盟伙伴进入政府任职。对于在法国、意大利、挪威以及丹麦等国尝试过这一方法的绝大多数左翼政党来说，它们体验了从消极到灾难性后果的一切经历。尽管如此，诸如德国、荷兰以及北欧国家的左翼政党，无论它们是否曾在这样的政府中任职，都仍然怀有这样的野心。成立于2014年的西班牙“我们能”党，既非左翼政党，也不是右翼政党，反对精英阶层和政治阶层（它们这样称呼它），该党曾与联合左翼党结盟，进行自我调整并加入了社会党的联合政府。

这种“自杀”倾向很难理解，特别是当我们发现，不加入这种政府但却仅限于给予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政府以重大支持、而不是支持由各种右翼政党组成的政府，采取这种策略的左翼政党通常情况要好得多。这些政党已经表明，它们拥有更好的机会来推行自己的政策，包括有机会动员下层力量，而不是躲在议会密室中达成妥协。瑞典历史学家、报刊编辑和作者奥萨•林德堡(Åsa Linderborg)在一篇有关瑞典左翼党发展的文章中，已经对这一难题进行了剖析：

要对左翼党的表现进行总结并不容易。它虽然是唯一具备反资本主义批判力量的政党，但是，25年来，该党却一直致力于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合作伙伴。多年来，该党一直支持社会民主党右翼推行的政策，包括削减税收、削弱再分配政策。它们投票支持危害瑞典经济的预算条例。其结果是阶级不平等加深，社会财富极度集中。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由此而遭破坏。

更多迹象表明，许多左翼政党与欧盟的关系是缺乏连贯性的。例如，越来越多的左翼政党支持B计划战略，这一计划要求极为严格，也具有对抗性。而与此同时，它们却很少在推动这一战略的发展方面有所作为，相反，它们在欧洲议会和民族国家层面追求一种并不能反映这种对抗性的政策，而这种对抗性恰恰会在不经意间或以其他方式，成为从内部改革欧盟战略的组成部分。

在特定条件下违反欧盟条约，并不意味着左翼政党必须始终将“违反条约”作为最基本的诉求。这属于战略和策略问题。加强左翼力量的动员，作为一个起点，必须建立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包括对现实社会权力关系的具体分析。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任何左翼政党都有可能重蹈激进左翼联盟的覆辙，即导致欧盟机构和条约对其进步发展施加强大障碍。退出欧元区甚或欧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出现，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选择必将是残酷的：要么放弃社会(主义)改革的战斗，仍旧留在欧盟内；要么与欧盟决裂以继续斗争。对于任何真正的左翼政党而言，投降从来都不是一条光明大道。

诚然，违反欧盟条约或选择退出欧元区甚或欧盟，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自下而上进行大规模动员，必须团结外部力量。为此，党组织、党员以及联盟伙伴都必须为这场斗争做充足的准备。不幸的是，当前的情况并不如人所愿。

如果左翼政党因恐惧与种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为伍而不想实行反欧盟的政策，那么，它们的欧盟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只会加剧，尽管这种总体立场有可能仅仅局限在具体的英国脱欧公投等事件上。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左翼政党的目标真的是削弱作为专制的新自由主义权力中心的欧盟的地位，那么，退出欧盟就将成为左翼政党可资利用的有力工具。脱欧运动本身并不是造就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并加强其力量的根源，也不是导致这些政党在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上台执政的主因。应该对民族主义和极右翼政党崛起负责的不是左翼政党对欧盟的激进批评，而是欧盟的现行政策本身，正是这些政策摧毁了无数工人的正常生活，诱发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持续的无助感。

对于左翼政党而言，度过这场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自己的斗争，在极右翼批评深渊的另一端，通过推进国际主义、团结一致以及反种族主义政治，去反对和批判专制的新自由主义欧盟。一个国际主义的、团结而统一的欧洲的发展，是以挫败制度化的、专制的新自由主义欧盟为先决条件的，取代它的将是一个建立在民主、团结和自决基础上的统一欧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承认欧洲左翼政党面临的严重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必须对欧盟的作用和特征进行研究和剖析，必须制定真正的反资本主义战略。由此而论，B计划战略将发挥支持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制定战略并作出清晰阐释，如果发展得当，这一过程有可能促成欧洲左翼政党实现必要的激进化。（注释略）

（作者系挪威学者、作家、工会顾问和活动家，译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