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对于如何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有3种理论模式，“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即主张诉诸资本和市场的自我调节，比如通过创制碳税和生态税等；第二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或者生态社会主义的模式，即主张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种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诸多类型，可大致归结为绿色资本主义模式”。从根本上说，西方学界提出这3种模式的焦点在于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是需要资本主义进行局限性的完善还是彻底性的整体变革。显然，绿色资本主义模式寄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局限完善实现生态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解。绿色资本主义思潮一经提出，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学界围绕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历史缘起、本质内涵、假设前提、发展困境以及未来超越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形成了一些研究后成果。本文将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
一、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缘起背景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引起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关切。西方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至今30余年，但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环境问题并没有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而日益减少，西方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功效甚微。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计划是一种认识错误并且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原因是利润额最大化与保护地球天生就是矛盾的”。1991年，“世界银行发起的旨在解决成员国内部和全球范围环境退化问题的‘全球环境基金’，标志着‘绿色资本主义’式的全球性环境计划成为主流”。在此期间，以保罗·霍肯、莱斯特·布朗、弗兰西斯·凯恩克洛斯等为代表的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绿色技术、绿色税收、有生态意识的购物等能够把利润追求和环境目标‘结合’起来”。一种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思潮显现出来。其中，保罗·霍肯在1999年出版了《自然资本主义：创造下一次工业革命》一书。“这本书对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它只是将货币和商品的价值认作资本，而没有承认自然资本和人类资本的地位，因此忽略了自然资源和生物系统的计算，导致了污染和社会不公正的产生，此书将这些问题只归结为没有正确的对资本进行计算，而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失败。因西方学者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比尔·麦克基本认为这本书的出现是一场及时雨，大卫·欧尔认为这本书为21世纪提供了规划指南，福瑞桥·卡普拉认为这本书是通过生态永续道路的观念里程碑。因此，它提出要发展绿色资本主义”。台湾学者吴信如2002年直接将这本书翻译成《绿色资本主义：创造经济双赢的策略》。2007年，保罗·霍肯的《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一书被翻译成中文。这本书认为“环境问题的关键是设计而非管理问题，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才是我们唯一的真正出路。在该模式中，企业‘对社会负责’是自我推动的，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一致，而非道德或规章约束的”。这些著作被认为是绿色资本主义的代表作。综上所述，绿色资本主义思潮兴起的最主要社会背景是人们对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协调发展的期望。可见，从缘起背景上看，绿色资本主义思潮并没有超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景，是可持续发展理念30多年来社会实践的逻辑结果。
二、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本质内涵
绿色资本主义，从词源学上看，前缀“绿色”彰显的是对生态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的期望，后缀“资本主义”界定了生态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属性。有学者认为绿色资本主义的概念把“绿色”和“资本主义”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矛盾性术语。“‘绿色资本主义’是试图把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糅合在一起。‘成为绿色的’意味着要优先考虑生物圈的健康，而这就需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反，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需要推动增长和积累，仅仅把劳动力和自然环境当作必需的投入”。但从现实来看，这一充满矛盾性的范畴依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体系的重要理念。那么这一思潮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保罗·霍肯等人看来，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将“可获利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原则系统整合到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中，打造新一代兼顾经济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工业发展模式”。也有学者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是“将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所构成的绿色资本和以人力、智力、文化与组织形式表现的人力资本纳人资本主义的逻辑体系”。从上述对绿色资本主义的界定可以看出，实际上，上述的界定充满了环境经济学的意蕴，其实质是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向社会提供一种经济永续发展的运作模式。那么，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经济永续发展的运作模式呢？有学者认为绿色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永续发展模式，其本质内涵至少包括3个方面：“首先，绿色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其次，绿色资本主义提出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原则来保护世界自然资源。最后，绿色资本主义对于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非常自信”。也就是说，在绿色资本主义坚持者看来，经济增长能够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这个观点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基础，忽略了特定时空内任何资源都具有量的规定性。同时，需要提出的是经济的增长与民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存在必然关系。这里面隐含了社会发展成果公正分配的政治意蕴。同时，绿色资本主义坚持者认为市场原则可以用来保护自然环境，其实质是将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市场的失灵，因此，只要完善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就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此外，绿色资本主义坚持者认为技术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具有突出功能，只要不断革新技术就能实现环境问题的解决。由此可以对绿色资本主义本质内涵作一个根本性的界定，即绿色资本主义思潮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寄希望于通过市场手段和技术革新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协调发展的思想体系。
三、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深层根源
绿色资本主义坚持者何以自信地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寄希望于通过市场手段和技术革新就能实现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协调发展？他们这种自信源自哪里？众所周知，哲学思维的本质在于前提批判，因此，要反思绿色资本主者的建构自信，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追问绿色资本主义思潮得以提出的假设前提。学界对该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提出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之上。
第一，利润最大化铁规则的遵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家扩大生产的终极指向。资本主义的这一本性使得保护地球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隐含了根本性矛盾，即在资本主义视域里，生态诉求与利润最大化之间矛盾始终存在。这也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在这样的语境下，“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铁的规则，这个规则压倒了其他一切规则，这样就为生态改革设定了可能性和范围”。因此，有了这样一个铁的规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时，所采取的革新举措必然是限定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不可能突破资本主义根本性制度进行彻底生态改革。
第二，严重低估环境问题严峻性。绿色资本主义坚持者之所以提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他们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因此没有必要突破资本主义的整体框架去寻求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当前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人类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可是“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家们普遍低估了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生态恶化的严重程度、范围和速度。他们想象的是:如果我们在这儿用点儿激励措施，在那儿用点儿惩罚措施，再加上绿色税等，经济就可以继续增长”。这就是说，绿色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自我调控的范围和幅度，因此没有必要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去建构一种全新的制度体系来应对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三，市场中心主义的肆意高扬。当前在西方国家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人们似乎更加注重市场中心主义的举措在环境问题解决中的作用。从市场中心主义出发，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对效用增减的研究。其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导致市场失灵，这意味着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未能有效地分配资源，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通过界定产权归属以及恰当的经济组织形式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有了市场中心主义作为支撑，绿色资本主义者似乎觉得没有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此，在绿色资本主义应对环境问题时，自然而然就愿意从市场中心主义的视角进行对策思考。
第四，技术万能主义的盲目崇拜。自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技术的社会功能日益彰显出来，人们凭借技术对自然界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绿色资本主义者正是看到技术强大的社会功能，倾向于借助技术革新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绿色资本主义”支持者认为“新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能够减少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每单位产生的废物和有害排放物的量”。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将环境问题归结为技术问题，只要进行技术变革就能实现环境问题的改变。这个观点是值得反思的，首先，技术本身的负效应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其次，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领域，一旦超过该技术的适用范围，其产生的功能未必就是正向积极功能。最后，技术的变革与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在这方面，杰文斯悖论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五，迷信政府积极的强力支持。在绿色资本主义者看来，借助市场机制和技术变革，实现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的协调发展，助推经济利益的不断满足，这符合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政府执政的需要。理论上讲，这样一种方案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广。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任何政府都不会自掘坟墓，所以如果政府愿意推进绿色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所采取的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而绝不是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因此绿色资本主义绝不可能突破现有制度性框架，去进行一种超越现有政府的生态实践。从现实来看，这一假设显然不成立。2017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充分说明在资本主义政府的视域里，为了维系政权持续性，保障金融财团的利益，民众的生态诉求并不重要。
四、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现实困境
有了上述5种假设，绿色资本主义者相信绿色资本主义将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绿色资本主义理念如何变成现实呢？有学者对绿色资本主义的发展方案进行了研究，认为绿色资本主义者主要采取了“绿色新政、绿色刺激、绿色经济”等举措。然而，绿色资本主义的这些方案在现实并未得到长足发展，相反这些方案陷入发展困境之中，使得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出来。
第一，绿色资本主义者无法破解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突出表现在资本家无限制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成为资本家的行为准则。然而，任何资源在特定时空内都具有稀缺性，这无形中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的紧张对抗。随着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的出现，资本家考虑的是如何在顺应新形势的要求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扩大再生产。“由于资本的特质是无限积累和不断地追求增长，那么增长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因而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会无情地碾压阻碍其扩张道路上的一切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越来倾向于加大对不变资本的投入，减少对可变资本的投入。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家群体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迫只会与日俱进。因此，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绿色资本主义者想破解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根本性矛盾无疑是一个妄想。
第二，“市场中心主义”的失灵。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到现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的还没有完全走出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在这样的语境下，想通过“碳税”和“总量控制与交易”的市场机制来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只能是一种绿色乌托邦的想法。首先，增加碳税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企业的政治参与功能极其强大，通过与政府的个人联合，迫使政府出台与企业有利的方针政策。所以作为企业，从客观上讲绝不希望政府出台类似这样的法规。另外，对于碳排放权的“总量控制与交易”面临同样的实践尴尬境遇。“很多国家和企业尽可能地不参加这一计划，而即使同意了这一方案，也会把排放上限设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三，“技术万能主义”的失控。“绿色资本主义支持者们经常把技术突破当作一种信条。的确，技术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绿色技术奇迹不能拯救我们。当前缺乏道德指引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控制，再多的绿色修补也无济于事”。进入21世纪，人类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但这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人们利用新技术试图解决旧技术带来的环境负效应，但是人们发现新技术在解决旧技术环境负效应的同时又给人们带来的新的环境负效应，从而使人们不断面临技术异化的风险。
第四，生态帝国主义对政府治理的干扰。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帝国主义对政府的生态治理影响越来越大。首先，生态帝国主义所隐含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已经在西方国家根深蒂固，政府试图改变人们过度消费、奢靡消费的生活方式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其次，生态帝国主义的发展理念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深入人心，肆意践踏其他国家的发展权益已经不是新鲜之事。再次，生态帝国主义影响下的政府治理最先考虑的是寻找最大程度的金融财团的支持。在当代西方，“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行为体的政府，其首要目标必定是寻求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当政府发现这些计划和行动可能对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时，便会继续在宽松的化石燃料政策上前进”。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框架内容，政府最关心的并不是生态治理，而是如何赢得政权的稳定性。所以当生态治理与政府政权稳定一旦发生矛盾，政府会放弃对生态治理的关切。
五、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未来超越
绿色资本主义的上述困境，将会严重制约绿色资本主义的实践效果。如何超越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缺陷？有没有一些能替代绿色资本主义的方案呢？国内外的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前瞻性思考。有学者指出“将是选择性的，允许某些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但同时却排斥其他人和地区，甚至破坏后者的物质生活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规制方式的这种有限绿化，几乎必然是排斥性的———不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破坏，而且会意味着剥夺与统治结构（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对绿色资本主义的超越绝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有学者指出，超越绿色资本主义需要“减少能源消费的政治、寻求生态社会的大众运动、打破世界舞台上的僵局”。也有学者指出“绿色资本主义秩序与话语主导下的超越会是困难重重的。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逻辑本身力量的强大，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造就一种全球性的绿色左翼或新左翼团结”。近年来，在欧洲出现的社会主义生态转型思想、在拉美地区出现的好生活、去增长等超越发展思想、在印度出现的激进生态自治、在中国出现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都是对绿色资本主义的超越。就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习近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将美丽中国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的核心目标之一，并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体制监管四个层面，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把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的统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有效彰显了社会主义属性与生态属性的内在统一，是对绿色资本主义“既不公正、又不生态”的实践超越。
六、总 结
绿色资本主义思潮是一种妄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借助市场机制和技术革新实现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的协调发展的发展观念。绿色资本主义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绿色资本主义提出之后，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从现实来看，绿色资本主义无法破解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无法破解市场失灵、技术失控、治理失效的困境。因此，绿色资本主义挽救不了资本的历史命运。对绿色资本主义的超越成为当前学界高度关注的方面。当然，对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分析，还应该看到市场机制、技术革新、政府治理在构建生态文明中的积极作用。因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既要看清楚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假本质与历史局限，同时也可以批判地借鉴其合理的成分，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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