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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社会运动是相对于西方传统工人运动而言的。但与传统工人运动的同质化取向且侧重于物质利益诉求有所不同，西方新社会运动更倾向于各种非物质化的利益和价值目标诉求。西方新社会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中间阶级（或阶层）、边缘群体等自发组成反抗力量，积极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弊病进行揭露和抗争的松散性群众抗议活动的总称。它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发生的、最为显著的社会政治现象之一，对西方左翼政党及未来政治走向正在发生着重要而又深刻的影响，关乎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景与方向。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点

西方新社会运动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五月风暴”，发展于70至80年代，转型于90年代，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发端。1968年5月，法国巴黎爆发了群众运动，即“五月风暴”。“五月风暴”是由法国在校青年大学生发动，并迅速引发了工人与其他社会阶层参与其中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型社会运动。以此为开端，欧美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采用示威、游行、静坐等非暴力方式，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生态运动等浪潮。各类参与主体和抗议主题完全不同的社会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五月风暴”及其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一系列群众抗议运动，是世界发展处于不寻常时期的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现象和利益诉求表达方式。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正处于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一般意义上，随着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应该趋向和谐稳定性。但此时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的背后却孕育着社会的不稳定性。以法国为例，“1963～1969年，法国实际工资增长了3.6%，法国进入消费型社会，经济的增长伴随着通货膨胀，100万来自北非的移民使得人口激增、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威胁。更多的法国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人满为患的大学、机械化的教育系统、因循守旧的文化风味，致使许多年轻人并不快乐。”

于是，在法国消费型的社会中，民众对政府和权威的抵制越来越强烈。而这就意味着“五月风暴”作为“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它反映的是二战以后在全新的物质生活丰裕富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精神贫乏的社会现状愈加不满。因此，年轻一代从个人主义与理想主义出发，更加关注非物质的利益和价值目标，并极力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和精神发起挑战和批判。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在二战以后，随着现代工业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传统工人阶级急剧锐减，而与之相伴的则是以政府公务人员、第三产业服务人员、专员技术人员、现代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教师等为主体构成的新中间阶级（或阶层）成为了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中流砥柱。这也就是西方以法国“五月风暴”为发端的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是由青年学生、反战分子、妇女、同性恋者和绿色人士等阶层组成，而不是由西方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主角工人阶级来领导和推动的主要原因所在。“五月风暴”开启了一种新的、依靠非传统工人阶级作为反资本主义主要力量的西方新型社会运动。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发展。1968年，由法国“五月风暴”引发的西方系列运动实际上只是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预演，而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新社会运动则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期，是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发展阶段。反核和平运动、全球绿色环保运动以及新女权运动是这一时期西方民众抗议运动的主题。

反核和平运动主要是指在越战结束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民众为了抗议美苏在欧洲部署导弹而引发的声势浩大的反战大游行和反对核武器运动，其目标在于以反核武器来维护世界和平。同时，面对核电厂的放射性污染，以及过度工业化而引起的环境破坏，欧美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被唤醒。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爆发了由2000多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社会反响强烈。随之，欧美各国反对环境破坏的群众抗议活动持续爆发，形式从聚会抗议、示威集会到尝试建立绿色“生态村”等。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在广泛开展绿色环保运动的基础上，先后创建了绿色左翼政治组织——绿党。西方第一个绿党产生于德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左翼政治力量。新女权运动则是相对于19世纪中期妇女参政运动而言的，其规模更大、涉及面更深、参与面更广。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受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动，西方新社会运动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转型期。苏东剧变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也给西方传统左翼政党（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带来了重创，它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定位自身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前途与命运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加之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全球化快速推进，加深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和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全球变暖、酸雨等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世界经济风险在资本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加大，且各国金融危机频发、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于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日趋受损的弱势群体（中间阶层和底层边缘群体），便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表达不满和抗议。对此，欧美国家率先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美国西雅图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在欧美国家发生的反对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运动，标志着西方新社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转型期。随着西方国家民众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其他类型的群众抗议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如全球绿色环保运动等，其势头远远超过了传统左翼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此时，西方新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有力途径和重要方式。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新发展。进入新世纪，从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全球化运动在经历短暂低潮期后，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欧美国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至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陷入了系统性危机之中。对此，萨米尔·阿明认为，“继英国脱欧、右翼在欧洲选举中崛起以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赢得选举胜利、西班牙‘我们能’党兴起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新近当选美国总统。所有这一切表明，全球新自由体系正遭遇深度危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后，经济社会秩序还未完全恢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则进一步扯下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遮羞布。西方国家抗疫低效和应对乏力从更深层次证明了主导世界4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是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是社会撕裂、冲突加剧和贫富极端分化。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包含强有力的趋同力量（尤其是知识和技术扩散的影响），但是它也包含强大的分化力量，这将潜在地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民众对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愈加不满。于是，西方此起彼伏的群众抗议运动最终汇成了新社会运动的洪流。这段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新社会运动，如美国爆发的持续数月的针对1%高收入群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针对资本主义虚假民主与新闻自由的“民主之春”运动、疫情期间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黑夜站立”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等。这些运动都表现出参与主体多样、价值目标各异、利益诉求多元等特点。与此同时，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社交媒体在组织动员各类主体参与运动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当然，“新社会运动并不是绝对地独立于过去，尽管每一种变化程度不同，但它没有同过去的社会运动一刀两断”，许多西方新社会运动都产生于传统左翼运动的卵翼之中。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不可约束的多元主义”，强调突出参与者的价值取向与独立意识，一般缺少固定的组织系统与结构、组织章程和纲领。正是这种组织松懈、力量分散、战略缺失与目标多元的运动形式，使得西方新社会运动与传统左翼政党和左翼社会运动的政治理论与主张、运动形式与方式、运动理念与要求等都大相径庭。这却促使其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和西方左翼政党身处政治危机之时，俨然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力量和现象。

一是从组织构成方面而言，西方新社会运动“非常突出个人主义倾向，崇尚个性解放而不是改造社会，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固定的角色。他们往往围绕种族、移民、民权、性别、环境等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不是以阶级为中心形成政治认同组成各种社会运动和团体。他们自认为在身份、教育和代际类型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阶级共性”。它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传统工会的力量，以致对传统工人运动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严重弱化了传统工人阶级推进整体社会变革和争取集体利益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左翼力量赖以生存发展的阶级与社会力量都被严重削弱了，它们当中的很多参与者都加入到新社会运动之中。二是西方新社会运动这样一种新的利益诉求和理念表达途径，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了颠覆性的危机和挑战。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迅速发展，已使西方政党不再是作为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唯一途径。另外，西方新社会运动在本质上已经“体现为发达国家中推动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现实表现，其在发展前景上展现出较为显著的社会主义倾向”。

西方新社会运动带给西方左翼政党的影响

西方左翼政党是一个概念相对宽泛的政治界定，在西方政党政治光谱中是一个和右翼政党相对应的概念。当前，在西方政党政治光谱中，按照政治意识和政策主张的激进程度来划分的话，左翼政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治意识和政策主张中间偏左的温和左翼政党、较为激进的激进左翼政党和更为激进的极端左翼政党。“这三类左翼力量在欧洲既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不等，作用方式也各不相同。”受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西方各类传统左翼政党相应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温和左翼政党日趋走向中间化。温和左翼政党是西方左翼政党的主流，以执政为主要目标，拥有较为稳定的执政力量。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西方国家的阶级与阶层结构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随着西方消费社会的不断兴起，“再分配制度的调整，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弱化，加上右翼的上台、工会权力的削弱、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等，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迈进后工业社会发展时期。与之对应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张，中间阶级（或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勃然兴起。西方曾经在传统左翼政党领导下的阶级冲突和对抗运动逐渐被倡导参与主体多样、价值目标各异、利益诉求多元、形式主题纷呈的新社会运动所承接延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阶级状况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新社会运动发展的新形式，西方各政党特别是持有执政目标的左翼温和政党，不得不把调整自身的纲领与策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政治战略和政策手段取向上的中间化与对市场越来越灵活的态度是西方左翼温和政党调整转型的主要标志和特征。

对此，冷战结束以后至今，以英国工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最为典型。以英国工党为例，为了获取广泛的中间群体和力量的支持，英国工党的中间化转型使其和英国传统工人阶级日渐疏离，并逐渐失去了英国传统工人阶级最为稳定的支持，而作为工党新战略基础的中间阶级（或阶层）又始终处于变动状态；英国工党对灵活市场机制的强调又使其背上了不得不向当前仍在继续主导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包袱。英国工党的中间化转型，使其获得了丰厚的短期回报。从1997年至2010年，英国工党连续执政长达13年。但这种转型所带来的恶果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益凸显。最直观的反映，就是英国工党在金融危机之后根本无法提出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手段，根本无法解决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社会面临的危机。从2010年至今，尽管英国工党先后实行了“蓝色工党”“科尔宾主义”“后新自由主义”等政治策略和纲领，但其连续四次均未获得大选胜利。这说明，“从长期来看，对于日趋以选举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中间化战略方向是难以改变的，因此，迎合新中间阶级与避免传统支持队伍的分化的矛盾也将是长期存在的”，中间化转型发展的道路对于英国工党和其他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温和左翼政党而言仍旧任重而道远。因为，中间化的转型发展道路根本无法提出“真正体现自身特色的务实性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和准确、清晰的政治战略定位”，这是英国工党新领袖基尔·斯塔莫带领英国工党继续推进现代化转型、始终保持主流政党地位、进而重新执掌国家政权面对的重大挑战。这也是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温和左翼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

激进左翼政党越来越趋于活跃。“激进左翼政党指那些在欧洲左右政治光谱中位于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与极端左翼之间的左翼政治力量。”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激进左翼政党成员构成复杂，既包括一些传统的共产党组织、形色各异的持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一些因新社会运动而发展起来的持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观念的新激进组织；二是激进左翼政党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发展空间有限。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传统欧洲共产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一些传统左翼力量通过分化、联合不断组成新的激进左翼政党。如德国民社党与德国劳动与社会公正党联合组成的德国左翼党，当前活跃于北欧政坛的丹麦红绿联盟等新兴红绿政治力量代表。这些激进左翼政党在政治主张上改变了传统左翼政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激烈态度，最主要的是放弃了通过革命方式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它们也对传统主流左翼政党的中间化改革取向提出了批评。激进左翼政党认为，左翼政党中间化的政治态度和政策主张，是与新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表现，那些为社会公平而斗争的政党已经不复存在，以社会民主党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政党已经完全沦为了维护既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力量。因此，新激进左翼政党一定要作为主流左翼政党的“替代性”力量而出现，把左翼政党原来持有的对社会公正的强调与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平等主张相结合（即把物质目标与非物质目标相结合），并将其当作变革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和手段。

进入新世纪后，在新激进左翼主义注入激进左翼政党，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以及作为西方主流左翼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等陷入政治危机和难以提出及时有效的政治策略的情况下，激进左翼政党为反对主流政党应对金融危机不力而提出的反紧缩政策和增加社会福利的政治政策主张与口号，使其进入了发展活跃期。甚至一些激进左翼政党还赢得大选成为了执政党。比较典型的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由于自身的政治主张比较契合民意，其由原来的一个松散联盟在短期内一跃而成为了执政党。但是，综合来看，激进左翼政党的活跃只是相对的，零星个别的激进左翼政党在选举中胜出或成为选举大党，暂时还无法改变或代替左翼温和政党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主流政党地位。原因在于，其一，激进左翼政党的表现在各国并不稳定，发展也不均衡。有些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实力较强，发展也较快，如希腊左翼激进联盟；有些则在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中大幅下降，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近些年来已经由意大利重要政治性平衡力量，逐渐沦为了迅速弱化的小党。其二，西方国家激进左翼政党的活跃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表现，活跃的时间长短、影响力大小，主要取决于西方主流政党对待紧缩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态度。如果主流政党在应对危机时政策对路，那么激进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迅速受到挤压。当前，西方主流政党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紧缩和削减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无力，为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活跃发展环境与条件。其三，激进左翼政党内部构成复杂，内部矛盾和分裂倾向严重，这决定了其难以形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新型“替代性”政治力量，进而无法对西方政党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方激进左翼政党力量已经得到相应的恢复发展，并呈现出了一些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其在某些重要政治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差异，加之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使得西方激进左翼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力量，在未来发展中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极端左翼政党日渐趋向民粹化。极端左翼政党是指西方那些依然持传统革命立场的共产党、依然强调战斗性的托派组织和毛派组织，以及一些无政府组织和工团主义组织。西方极端左翼政党通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它们的特点是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共产国际时期党的理论与策略”。于是，与激进左翼政党相比，极端左翼政党主张对资本主义要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态度和根本消除社会不平等。长期以来，尤其是受传统社会主义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影响，西方社会公众始终在心理上对传统欧洲共产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持一种拒斥的态度。极端左翼政党在欧美政党政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和主张难以对西方处于主动地位的选举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最主要的政治影响则更多地停留于社会抗议层面。具体如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比利时劳动党、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等，它们都坚信未来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可是对所在国的选举政治影响却极其有限。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极端的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社会各阶层和各阶级的矛盾重重、冲突不断。99%（普通大众）对1%（精英权贵）成为了普遍社会现状。在精英与大众矛盾日益加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西方共产党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张逐渐被一些激进左翼组织和力量所采纳吸收。于是，极端左翼政党民粹化倾向开始日趋凸显。近些年来，在西方一些右翼民粹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西方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如西班牙“我们能”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头甚至超过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但是，从更深层次分析可以发现，极端左翼政党的民粹化倾向并非是一种正常状态。相反，它是西方政治社会在金融危机后病态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因为，“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民粹主义的蔓延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显示了欧美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极化倾向的发展。但民粹主义本身并非一种超越传统政治意识图谱的新意识，而只是既有的政治意识图谱中一些过去并不凸显的意识的凸显和组合。”它反映的是主流社会的“病态的常态”，它与主流观念、大众态度与政策立场相关联或一致。当主流意识再度强势回归之时，民粹主义也将再度陷入低潮或几乎被全部遮蔽。就此来看，西方极端左翼政党的民粹化倾向也只能是暂时现象，根本无法长久持续。因此，作为西方极端左翼重要组成力量的各国共产党在西方选举政治框架下，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同和长足发展，前景也并不乐观。

西方新社会运动及左翼政党的困境与未来

如果把西方新社会运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新社会运动声称当代社会运动是对传统政治的扬弃和对新生活方式的维护或重建；追求完全意义上的人际平等和自立自治，强调公民自主性参与；追求自我认同、自我意识以及体现这一认同的价值观，强调自我实现；追求真正的个人自由和解放，追求个人充分解放和以个人解放为基础的社会的和谐发展。”但这也是其致命的弱点。一是西方新社会运动深受后现代主义碎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反对以阶级作为社会认同的基础，强调以职业、宗教、学识、政治取向等为依托的身份认同；二是西方新社会运动强调价值多元主义，缺少核心领导组织建构，排斥集体行动和统一领导，并且拒绝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实质上既消解了左翼理论内在的确定性，弱化了西方左翼政党的作用，也失去了其真正能够抗衡和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三是西方新社会运动参与主体繁杂、缺乏明确斗争目标，难以形成抗争和争取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合力，加之其无政府主义和各自为战的倾向，很容易落入民粹主义的窠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西方新社会运动能够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形成全方位的批判，但在面对强势的自由市场理念和新自由主义肆无忌惮的攻击时，新社会运动往往就会表现得无足轻重和不堪一击，最终其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发起的批判也就如同隔靴搔痒，难以产生革命性价值。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这些致命弱点，如果不与西方左翼政党联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未来走向。

而对于西方左翼政党而言，无论是处于主流政党地位的温和左翼政党、当前正处于相对活跃期的激进左翼政党，还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当前仍旧难以对西方政党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极端左翼政党，如果无法根本解决内部存在分裂、替代性方案不足，以及左翼政党的民粹化取向等问题，将无法主动通过强化自身和融入新社会运动充当领导性力量，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的发展前景将是暗淡的。为此，西方左翼政党作为批判与否定资本主义的领导性（或引领性）力量，应当积极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主动承担起左翼政党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出左翼政党本应发挥的作用。面对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正在发生的新变化，特别是面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逐步兴起和西方传统左翼运功日渐衰落的事实，西方左翼政党应该积极摒弃内部分歧、形成统一整体，主动迎接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积极发挥其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引领运动不断朝着更为积极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结合西方新社会运动实践创新发展左翼政党理论。当前，西方新社会运动虽然在实践中表现出了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差异，自身也存在许多致命性弱点，但西方新社会运动在反对当前资本主义政策，以及在对待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上，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它的许多现实利益与价值目标诉求都十分符合西方多数民众的要求与愿望。因此，结合西方新社会运动实践，创新发展左翼政党理论，并用新型左翼政党理论指导西方新社会运动就显得相当迫切和很有必要。事实上，当今西方世界不乏有影响力的左翼学者、左翼学派和左翼理论。就左翼学者而言，有哈贝马斯、奈格里、福斯特、奥菲、詹姆逊、理查德·罗宾斯、萨米尔·阿明等人。他们立足不同的理论研究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集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提出了很多具有积极和参考意义的改良与激进改革方案，形成了如“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富有影响力的左翼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这些左翼学派、理论与思想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大多局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学术研究和逻辑自洽，在学术界影响力较大，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却十分有限。这也就是在当前西方新社会运动勃然兴起和发展的时代，很少看到或难以寻觅到左翼学者身影，很少听到或根本听不到左翼学派声音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西方新社会运动至今仍旧缺少具有重要现实批判性的理论指引的重要原因之所在。鉴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做学术研究时，应该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关注现实，积极主动从西方当前蓬勃发展和延绵不绝的新社会运动实践中汲取营养，不断创新发展左翼政党理论。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还要注重把左翼政党理论的影响传播、扩展至社会大众之中，使西方左翼政党理论充分与西方新社会运动相联合，促进后者始终站稳反抗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立场，以便为其提供系统的运动理论指导与高效的运动组织，进而促使西方新社会运动在已经实现社会网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组织影响力，彻底改变其因组织消解倾向而带来消极影响。唯此，才能促使西方新社会运动日渐契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要求和目标。

加强西方左翼政党建设引领西方新社会运动发展。西方新社会运动一直以来都在试图重塑资本主义社会，并对其存在的问题作出新的合理解释，但自“五月风暴”发端以来，其都因缺失系统完整的理论指导和缺少明确清晰的运动目标而在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上存在较大的缺陷，在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较大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新社会运动对传统制度化政治模式的拒绝和漠视使它自己对未来目标缺乏设计，所以，未来新社会运动的坚实发展有待于左翼理论对新社会运动思想和理念的完善和补充。因此，加强西方左翼政党建设，完善和发展西方左翼政党理论，发挥西方左翼政党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引领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总体而言，当前西方左翼政党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自身致命弱点的双重影响下，加之西方新社会运动造成的冲击，其发展及执政前景并不乐观。当前，加强西方左翼政党建设，一是要以推进西方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为导向，加强理论创新。建构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突破资本主义主流舆论封锁，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打造更具活力和更富建设性的新型西方左翼政党形象，以便持续增强其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号召力、组织力、动员力和领导力。二是要加强温和左翼政党、激进左翼政党、极端左翼政党之间，以及各类左翼政党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团结，求大同而存小异，组成强而有力的民族国家之间及各个国家内部的左翼政党联盟，以期在当前西方竞争型政党政治制度框架下赢得选举胜利，获取执政地位，不断推行和实施符合西方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以和平的方式和手段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造。三是要充分引导工会等传统工人组织在西方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背景下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积极领导建立和发展新的组织，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的人才和专业人员加入，以实现不断引领西方新社会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作为西方主流政党的温和左翼政党不断改变多年来实行的政治中间化、政策中性化和试图建构全民党的错误取向，尽快确立明确而清晰的、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导向的政治纲领，重点关注和解决广大社会公众所关心的平等、公平和公正问题，以此来不断吸引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不断增强和厚植获取选举胜利与执政的社会基础，争取能够赢得连续或长期执政机会。而对于激进左翼政党和极端左翼政党来说，要积极应对来自政党内部因派系林立而带来分裂风险与挑战，着力解决长期以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等诸多问题存在的巨大认识分歧和内在矛盾，主动加强温和左翼政党的团结与联合，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与战斗力。

结 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不断发展转型，成为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一种对资本主义固有弊端进行持续抗争和揭露的主要政治现象与政治力量，其内部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但西方新社会运动参与主体多样、价值目标各异、利益诉求多元等特点，使其难以对资本主义形成持久而有效的抗争，于是这些特征无形中也就变成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致命性弱点。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经济政治文化变迁，西方左翼政党也随之进行分化和重新组合，发展转型后的左翼主流政党（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盛极一时，许多占据主流政党地位的温和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地位和连续执政的机会。但进入21世纪，特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左翼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政治中间化和政策实用化的取向，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西方左翼政党的内部派系林立和内部分歧更是加剧了其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地位下滑的状态，西方新社会运动甚至对其形成了强烈冲击。由于西方新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都存在着致命性的弱点，因此当前只有把二者有机融合，才能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持久而全面的抗争，进而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再度到来。为此，必须结合西方新社会运动实践创新发展左翼政党理论，加强西方左翼政党建设引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注释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