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智力和知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何理解智力与阶级逻辑的关系,就成为当代西方左翼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以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思潮基于智力、非物质劳动和知识生产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无产阶级的“诸众”(multitude)、“认知无产阶级”(cognitariat)和“认知工人”(cognitive worker)理论,在当代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下列几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理解智力与阶级的关系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分是他们界划阶级的主导逻辑吗?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后者与西方左翼所说的“诸众”和“认识无产阶级”存在何种关系?只有澄清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左翼的主体理论。

一、智力与阶级逻辑的重塑: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的主体理论

自治主义流派认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理论是依据物质劳动界定的。在后福特制时代,随着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的崛起,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退居次要位置,由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体,即诸众所代替。不过,在诸众的界定标准上,自治主义流派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异。哈特、奈格里、拉扎拉托等人更强调生命政治和非物质劳动维度。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还是两个比较含混的概念,有时指代同一个意思,即权力对人口和生命的调节与控制。到了拉扎拉托、奈格里等人这里,这两个范畴得到了明确区分,演化为有着明确内涵的两个对立范畴。在他们看来,所谓生命权力是指资本或国家权力对生命的控制,它对应的是资本或国家的权力逻辑;而生命政治则是生命的生产与主体的生成学,是超越生命权力的主体逻辑。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生产的是知识、信息、情感、文字,等等;这种非物质产品不可能通过机器生产出来,只有依靠主体自身的生命才能完成。因此,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着主体以及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生命政治劳动[1]。而所谓诸众就是那些从事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从而能够超越生命权力逻辑的新型主体。

与他们不同,维尔诺反对这种脱离原初语境的过度诠释,他既不同意把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僵硬地划分开来,也反对把“生命政治”建构为一种积极的主体政治学。在他看来,所谓生命政治就是资本和国家权力对生命的管理和控制[2]103。因此,他并不主张从生命政治维度来界定诸众,而是诉诸于“一般智力”。这一范畴来自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这一范畴是有着特定内涵的:它不是个人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总体智力和“一般社会知识”[3]。而维尔诺则从主体维度对这一范畴进行了后现代重构,将其理解为主体自身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和潜能,包括认知、交往、情感、语言交流、思考、想象,等等[2]84。在此基础上,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取代了过去的体力,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成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根本基础。如果说人民以国家意志为单一基础,阶级以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为统一标识,那么,诸众则是以一般智力为主导依据,“诸众对‘一’做了重新定义。实际上这个‘许多’需要一个统一的形式,需要作为‘一’存在。但这里的关键是:这种统一不再是国家;而是语言、智力、人类共有的才能。这个‘一’不再是承诺,它是前提。统一不再是万物向其汇聚的什么(国家、领袖),像人民的那种情况;而是理所当然地作为背景或必要前提。必须把这个‘多数’看成是共享经验的、泛型的、普遍的个性化。因此,与之相应,我们必须设想‘一’远非结论性的东西,也许可以看作一个基础,允许存在差异的基础,或者允许这个许多,被视为存在着的许多的政治-社会存在的基础。”[2]29换言之,在诸众身上,“一”与“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里的“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式的永恒不变的本体论承诺,而是主体自身所具有的现实智力和潜能本身;这里的“一”不再是抹杀一切差异的至高无上的“本质”,而是可以被普遍个体化、差异化的类属性。

对于这种理解,认知资本主义流派(cognitive capitalism)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诸众在本质上仍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并没有清晰厘定不同阶层的核心特征。在此背景下,弗朗哥·贝拉蒂、博当、韦塞隆等人主张用“智力无产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n)、“认知无产阶级”和“认知工人”来取代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诸众范畴。

他们从劳动力和创造力(invention-power)的区分入手做了新的阐释。他们指出,物质劳动主要生产有形物,它可以借助机器体系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主要表现为资本吮吸体力劳动力进而实现价值增殖,这是一种以死劳动为主导的资本积累形式。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已经从价值链低端的物质生产转换为价值链高端的知识生产,知识、信息、思想、情感等的生产不可能靠机器和固定资本来完成,只有依靠主体自身的创造力或集体大脑才能生产出来。此时资本更加强调对创造力、一般智力和集体智力的剥削,这是一种用知识来生产知识、用创造力来生产活知识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以知识积累为核心的资本积累过程。在此基础上,博当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体力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并凝结在最终产品中,那么,对于创造力来说,“这种活劳动除了部分作为能量被消耗并凝结到下一个循环的新机器中外,还有一部分将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于整个生产周期”[4]93。对资本来说,这种活劳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而是一种更加高级的“创造力”,它已经凸显为当代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活资本”(living capital)和“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4]93,成为价值创造的主导来源。依据劳动力和创造力的区分,博当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剥削,即1级剥削和2级剥削:1级剥削主要是指资本对体力劳动力的剥削,2级剥削则是指资本对创造力的剥削。前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后者则是认知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前者是界定传统无产阶级的核心标准,后者则是界定认知无产阶级和认知工人的主导尺度[4]94。就此而言,认知资本主义并不像自治主义流派那样放弃了阶级逻辑,而是力图在新的语境中重塑阶级逻辑。

不过,博当指出,由于智力和知识的差异,决定了认知工人还达不到自为阶级的层次,而是一个参差不齐和等级分化的自在阶层。“虽然知识成了原材料,但却导致了真正的‘阶层’分化(这些划分催生了以2级剥削为特征的新的剥削形式)。因此,知识引发了一种比工业社会更加显著的、更加强烈的排他性”[4]131。一般智力和创造力的差异,必然催生劳动差异,从而在劳动者内部出现阶层分化。

依据1级剥削和2级剥削的划分以及被剥削者的自由程度,博当实现了对不同阶层的划分。具体而言,被剥削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奴隶和农奴。他们遭受1级剥削,完全没有自由。(2)体力工人。与奴隶、农奴不同,他们已经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是自由身,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与前两者一样,他们在剥削层级上仍处于1级剥削。(3)受雇的职员、公职人员和领薪的艺术家等。他们作为劳动力和创造力遭受双重剥削,不过,与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不同,他们类似于仆人,没有自由。(4)认知无产阶级和网络无产阶级(pronetariat)等。如果说传统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的主力军,那么,狭义上的认知无产阶级和网络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过程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不仅生产知识商品,同时也创造着剩余价值;他们不仅作为劳动力遭受1级剥削,同时也作为创造力遭受2级剥削。不过,与公职人员不同,他们属于自由的雇佣劳动者。(5)独立的自主从业者。他们是自由身,不会遭受1级剥削,但可能会遭受2级剥削。(6)依赖于市场的认知工人。这类工人不是作为体力劳动力而是作为创造力被剥削的,不过,由于他们完全依附于市场,要依靠市场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因此,他们是不自由的。(7)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认知工人。这类人已经摆脱了1级剥削,主要受2级剥削。不过,与狭义的认知无产阶级和依赖市场的认知工人不同,他们拥有稳定的工资或其他收入,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屈从于市场或资本的专制,因此,他们不再是依附性的认知工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认知工人[4]96-97。

以此来看,在认知资本主义看来,认知工人和认知无产阶级在内涵和阶层构成上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前者比后者更宽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认知劳动者都属于认知工人的组成部分,而认知无产阶级则是认知工人中的直接雇佣工人;或者说,认知工人是内部存在等级划分的认知阶层,而认知无产阶级则是直接出卖自己的创造力、受资本支配并创造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认知工人。在他们看来,虽然认知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体力劳动力和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但他们已经不再是认知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认知工人和认知无产阶级已经取代了前者,成为认知资本主义时代解放斗争的新主体。

二、智力引发的新矛盾与新的斗争策略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认为,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财富的创造将越来越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运用,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一旦劳动下降到一定程度,劳动价值论便会失去效力,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将崩溃。当代西方左翼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证明,马克思当年的判断“毁誉参半”:一般智力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想的那样导致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反而催生了一种以一般智力和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新形态。不过,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虽然超越了工业资本主义形态,但它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再现和发展了这种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斗争策略。

首先,是智力的公共性与智力的国家化和资本化之间的矛盾。维尔诺认为,一般智力是主体自身的能力和潜能,而知识则是人类智力客观化的产物,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人类的共有之物。这种公共性构成了一般智力和知识的本质属性。然而,在当代西方社会,智力与现有的生产制度和国家权力的结合,导致了智力的双重异化。一方面是智力的公共性与智力的资本化之间的悖论。维尔诺指出:“智力一旦联系到雇佣劳动,其典型的公共性也就会受到控制和扭曲。这种公共性一遍又一遍地以其生产力的角色被唤起;而一遍又一遍地以其公共领域的角色(从该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当作潜在的政治行动的根源、当作不同的原则被镇压下去。”[2]85智力是社会合作的基础,这种合作的范围要比劳动所能确定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智力的合作却不是主体自主结合完成的,而是以雇佣劳动为中介被迫建构起来的,结果,智力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公共性,“扮演了资本主义合作行动最杰出的资源……情况走向了反面,由于智力的出现成为劳动的技术前提……由此带来的是:反过来却将智力纳入了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2]85。经过这种转化,所有的智力劳动者都被取消了自主性,被纳入 “等级体系紧密的关系网”[2]85-86,导致智力主体在个性和人格上的双重臣服。另一方面,是智力的公共性与智力的国家化之间的悖论。维尔诺指出:“智力在被开拓成生产力的同时,其独具的公共性也被劳动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只能通过行政机构肥厚性增生的方式在国家范围内做间接的体现。行政管理不再是政治议会制,而是国家性的核心:但实际上就是如此,因为行政管理体现了一般智力的独裁聚结,是知识和控制之间的融汇点,是过度合作的倒影。”[2]85-86随着知识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国家本身不仅合理化了,智力也逐渐被国家化了,“霍布斯清楚每一个单独个体的天赋人权转移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手里时绝对权力合理化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该谈智力的转移,更精确地说,智力本身的、不可约的公共性转移到国家的行政管理”[2]86中去了,致使智力的公共性逐步萎缩。

其次,是死知识与活知识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的颠倒性主要表现为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颠倒。认知资本主义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只是针对物质劳动过程而言的,如果是基于知识生产和认识劳动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就远远不够了。博当指出,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若要实现对这种创造力、一般智力和集体智力的剥削,再把活劳动聚集在生产线上,将他们的智力完全对象化在产品中或转化为死劳动的组成部分,已经远远不够了。对资本来说,更为关键的是,要始终保持对活劳动自身的这种活的创造力的剥夺,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完全客观化的“死知识”[4]163。因此,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为资本所代表的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对立,那么,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下的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对立,让位于一种新的对抗形式,即资本的死知识和劳动的‘活知识’之间的对立”[5]33。

再次,是知识产权私有化与知识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认知资本主义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知识产权问题还没有出现,因此,他们所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然而,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产权及其私有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果说维尔诺主要从智力和知识的公共性与排他性之间的悖论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那么,认知资本主义则更进一步,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私有化所导致的新矛盾。他们指出,随着全球化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当代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和公司不断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进而形成了以知识和创新力为核心的资本积累模式[4]56,这是一种“全新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5]33。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是用商品来生产商品,那么,认知资本主义则是用知识来生产知识,用活人来生产活知识。在这种条件下,知识生产或者说生产知识的认知劳动已经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了。资本通过剥夺认知工人的创造力进行知识生产,并以产权的形式将他们的合作成果或集体智力成果私有化,一方面实现了对他人智力劳动成果的剥夺,建构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人为制造资源的稀缺性来阻碍知识的进步……阻断知识积累和传播过程的源头”[5]34-35。因此,要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不仅要考察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更要系统揭示资本主义知识产权私有化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对知识产权私有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体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也变了,那么,斗争策略也必然要随之改变。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结合新的社会矛盾,分别从诸众和认知工人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斗争策略。

第一,合作自治和生命政治的回归。

一提到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通常流行的解释是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它指的是“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许多工人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的协作,其中商品的每一个特殊部分要求一种特殊的劳动,即特殊的操作,每一个工人或每一组工人,只是完成某种特殊的操作,别的工人完成其他的操作,如此等等。”[6]301这种分工并不是工人自愿、自主形成的,而是在资本的主导下被迫建构起来的。在这种分工中,工人的合作只可能形成一种屈从于资本的总体生产力,而不会生产出工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认为,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用于解释物质生产劳动是有效的,但对于智力劳动、认知劳动和非物质劳动而言,显然已经不适用了。如果说从机器大生产到福特制时代,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都力图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实现劳动过程的去主体化,那么,后福特制时代的劳动过程则恰恰相反,而是要充分调动人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说传统的物质劳动生产的是物和物质商品,而这种物的生产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来完成,即使把人变成物也无关紧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么,当代非物质劳动生产的则是知识、信息、情感、文字,等等;这种非物质产品是不可能通过机器完成的,只有依靠主体自身的合作才有可能。因此,要生产非物质产品,若再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把劳动者固定在特定的程序和生产线上,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体力劳动,非物质劳动、智力劳动和认知劳动本身就需要主体的参与,并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着主体以及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合作、交往、情感,等等)。所以,即便非物质劳动者之间的最初合作是在资本的主导下被迫建构起来的,但在劳动的过程中,“资本决不能对生产合作关系加以组织”[7],而主体自身就会生产出一种外在于资本的全新的合作形式,实现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被迫合作到主体自主合作;从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的逻辑转变。

第二,不合作主义和退出。

智力如何才能摆脱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制约,回归自身的公共性呢?维尔诺指出:“只要将自己与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榫接拆开,自己就是自主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只能随着非国家运行的公共领域的建立、随着依靠一般智力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方能体现出来。”[2]87而要实现这一转变,诸众需要新的斗争策略,即“不合作主义和退出”[2]88。不合作主义是诸众政治行动的基本形式,是“对更深地忠于国家的控制表示不情愿”,“不合作的发源地并不只存在于表达抗议的社会斗争里,而且尤其存在于那些表达背叛的地方”[2]89。换言之,不合作主义不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抗议,而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权力的“反叛”;“不是提意见,而是退出”[2]89,即所有诸众联合起来,努力改变游戏规则,不断从资本和国家权力的运作机制中退出来,使自身的智力和潜能回归公共属性,实现对一般智力的共同占有,进而“阻止这种充裕的知识‘转移’到国家行政权力中去,阻止它的结构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资源”[2]91。

第三,认知工人与网络的联合。

对创造力的剥削构成了认知资本主义的核心,而知识产权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过程的必然产物。那么,认知工人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剥削呢?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将其寄托于认知工人和网络的联合。他们认为,“今天,价值的核心即生产劳动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大脑的创造性活动”[4]163,而要完成对这种创造力的剥削,再像泰勒制和福特制那样采用等级化的合作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充分调动认知工人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实现从垂直式合作模式向水平式合作模式的转变,“创新成为可能的组织形式就是水平式合作,而后者只有借助于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才有可能。没有水平式合作,就没有创新,或者就谈不上创新;没有互联网,组织去中心化的水平式合作的成本就是天文数字;没有计算机和数字化工具,考虑人类大脑贫乏的计算能力,记忆能力和信息处理效率就是低下的和有限的。”[4]163只有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人类大脑才能结为一体,形成集体脑和集体智力,散发出巨大的创造力。而当资本借助这种合作形式来剥夺认知工人创造力的时候,也就开启了一种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路径。或者说,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认知工人摆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机制提供了技术支撑。博当指出,随着认知工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所有认知工人会在网络中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力云”,每个认知工人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受制于特定的工作环境,受制于特定的资本,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工作机制,这必将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产生巨大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认知工人本身就是由不同等级构成的认知阶层,在现实中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是较为渺茫的,而借助于互联网,恰恰可以打破内部等级的划分,实现创造力的真正联合。一旦到了这一步,所有认知工人就会重新占有自身的创造力和集体智力,从而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牢笼,破除知识产权及其私有化的限制,实现知识生产的社会化联合和知识财富的真正共享。

总之,一句话,他们的策略就是:所有的非物质劳动者和诸众联合起来,重新占有一般智力,实现主体自治!所有的认知工人和认知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自身创造力和集体智力的主人!

三、智力与阶级存在何种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诊断

如何看待当代西方左翼关于智力与阶级关系的认识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判断。

第一,智力是划分等级和阶级的依据吗?在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往往是以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脑力劳动者似乎属于统治阶级,体力劳动者似乎属于被统治阶级。这种认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上升为马克思恩格斯界定阶级的主导尺度,就有些言过其实了。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是依据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做出的本质划分,而智力不过是人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共有属性,并不是划分阶级逻辑的依据。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智力是“我和大家共有的、我和大家在同样程度上具备的属性,既不构成我的性格,也不构成我的特长,也不构成我的特殊本质”,因此,“智力并不使人成为等级代表制的成员,它只是使等级代表制的成员成为人”[8]338。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智力决不是等级的特性”,相反,“等级是智力的特性”[8]339。智力是人类的共有属性,而等级和阶级则是社会范畴,共有的类属性不可能成为等级和阶级身份的主导尺度;反过来,作为人的类属性,智力会由于所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而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属性,从而具有特定的形式和特定的内容,而那些拥有智力的人会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关系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等级。换句话说,智力不是划分等级和阶级的尺度,而等级和阶级反过来却是理解智力的作用形式及其特性的重要标准;不是使等级和阶级“去适应智力,而是使智力适应它”,正像一个钟表匠,不能根据自己的钟表来校正太阳,而只能根据太阳来校正他的钟表一样[8]343。

第二,智力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作用形式是什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智力的作用形式也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领域对此展开了具体分析。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将会充分利用和占有社会积累起来的智力和科学知识,将其转化为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进而实现对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控制,导致大部分产业工人沦为机器体系的附属物,实现社会智力与劳动过程的分离[9]。对这部分产业工人而言,他们的劳动过程逐渐退化为越来越单调的去智力化的体力劳动,而这部分产业工人也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但是,我们能否断言说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就是指产业工人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涉及非物质劳动问题。

当马克思恩格斯将视角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领域时,他们看到了智力的新的作用形式,即非物质劳动和精神生产问题。他们将这种生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智力劳动。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10]。这类非物质劳动者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代言人。第二类是自主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他们的智力还没有从属于资本逻辑。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特长,自主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等各种非物质生产活动。第三类是屈从于资本权力的智力劳动者。许多当代左翼学者都批评马克思,说他忽视了非物质劳动领域中的剩余价值生产问题,如维尔诺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提供终端产品的非物质劳动,“在极大程度上就不能说生产性(剩余价值)劳动。马克思实际上接受了这样一个等式:没有终端产品的劳动=个人私人服务”[2]66。实际上,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熟稔《共产党宣言》的人应该会清楚地记得马克思恩格斯那充满睿智的诊断:“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募的雇佣劳动者”[11] 。熟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人,应该记得“香肠工厂”和“教育工厂”的类比[12],应当记得马克思关于教师、演员、艺术家、作家、画家等所做的分析:对于他们的受众而言,他们并不是雇佣劳动者,但当老板雇佣教师来赚钱、企业主雇佣演员或艺术家来发财致富时,对于雇佣他们的老板或企业主而言,他们的非物质劳动就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他们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工人。

第三,智力与劳动力、工人阶级存在何种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前提。所谓劳动力是指在劳动过程中消耗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而工人阶级主要是指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现代雇佣工人。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人不论是作为体力劳动力还是智力劳动力,只要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就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雇佣工人的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表明,体力与智力之分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界划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重要标准,体力与智力的比重只是影响直接劳动的具体形态,但并不能颠覆劳动力作为体力和智力之和的总体逻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能否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并不具取决于他们的智力水平,也不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知识,而是根源于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阶级社会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分在本质上只是从属于阶级逻辑的附属因素,它们在理解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时具有重要意义:靠出卖体力劳动力为主的物质生产者构成了体力劳动无产阶级,而那些受资本支配的脑力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13]487的组成部分。

有了上述梳理,下面我们就来评论一下当代西方左翼的主体理论。

首先,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之分决不是界划无产阶级和诸众的标准。哈特、奈格里基于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分,将从事前者的体力劳动者界划为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将从事生命政治劳动的非物质劳动者界定为不同于传统无产阶级的诸众,进而在无产阶级和诸众之间挖了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这本身就是非法的。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生产工人不仅包含部分体力劳动者,也包括部分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脑力劳动和智力无产阶级的比重的确日益上升,但这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构成结构上的变化,而不是阶级逻辑本身的消退问题。因此,当他们基于生命政治和非物质劳动,宣告马克思的阶级逻辑和工人阶级理论过时时,显然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在这方面,认知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基于资本与认知劳动的关系,提出了认知工人和认知无产阶级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逻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非物质劳动的内部,也存在不同性质的非物质劳动,而他们却抛开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分析,将所有非物质劳动者统统纳入诸众的范畴之下,这样就把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部分自由的非物质劳动者和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混淆在一起了,完全是一种超阶级的折中逻辑。

其次,一般智力也决不是区分工人阶级与诸众的标准。与哈特、奈格里略有不同,维尔诺将一般智力理解为诸众背后的“一”。实际上,这也是不合理的。按照维尔诺的界定,一般智力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总体智力,而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一切类属性。照此逻辑,早在原始社会,一般智力就存在了,那么,所有人也就都成了维尔诺所说的诸众了,这显然是非法的。如马克思所说,作为类属性,智力决不是等级的特性,更不可能是划分等级和阶级的主导尺度。就此而言,维尔诺以一般智力为标准,将诸众理解为一般智力的拥有者,以此来界划传统无产阶级与现代诸众的差异,这一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做了更为细致的理论分析,将认知劳动者划分为认知工人和认知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智力作用形式的具体分析。然而,他们的缺陷也非常明显: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第一种非物质劳动者纳入认知工人的范畴之中,模糊了资产阶级思想生产者和认知工人之间的界限。

再次,劳动力与创造力并不是线性对立的二元逻辑。为了突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的认知特性,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在劳动力范畴之外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范畴即“创造力”,并将二者视为两种不同的逻辑机制:前者指代体力劳动力,后者指代智力创造力,并以此为基础,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剥削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其运行机制。不过,这种线性的二元划分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劳动力内涵的曲解之上的,劳动力本身就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所谓创造力本身就是劳动力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劳动力的外在逻辑。在这点上,维尔诺的判断是正确的:“‘劳动力’是什么意思?劳动力意味着生产的潜力。潜力,也就是天资、能力、活力……谈到劳动力我们就隐指了各种能力:语言能力、记忆力、能动性等。”[2]104生命之所以凸显为政治和权力的中心,归根结底在于生命是劳动力的载体,“凡是有生命政治存在的地方,就涉及人类存在的潜力维度进入最前沿,进入直接经验:不是说过的话,而是说话的能力本身;不是实际上已经完成的劳动,而是通用的生产能力。只有,也只能在劳动力的名义下,存在的潜力维度才会显而易见”[2]108。生命政治化的秘密在于生命的经济化。维尔诺的这一判断揭示了生命政治学的秘密所在,是值得肯定的。

四、恩格斯的忠告: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在1893年《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13]487这封信虽然简短,但它包含的思想却非常丰富,即便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

首先,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上面我们从劳动力理论入手,阐述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第一层内涵,即那些受资本支配并创造剩余价值的脑力劳动者(上面提到的第三类非物质劳动者)。但这并不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全部内涵,除此之外,还包含另一个重要维度。马克思指出:“为自己的家园而奋斗的功利主义的智力,跟不顾自己的家园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自由的智力当然是不同的。服务于某个特定目的、某种特定事物的智力同支配一切事物和只为自己服务的智力是有根本区别的。”[8]339作为类属性,“智力不是寻求满足的自私的利益,它是普遍的利益”[8]340。作为脑力劳动者,他们的智力究竟是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功利主义智力,还是为人类正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普遍智力,也是界划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6]572。在第二类非物质劳动者中,那些为了发财致富而从事科学研究的部分智力劳动者,由于没有摆脱私人利益和功利主义的羁绊,还无法达到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层次;相反,那些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智力劳动者,也构成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需要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为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同样,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也需要自己的巨人,从而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打下基础。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同样需要自己的政党,需要自己的非物质劳动者,需要自己的思想生产者。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同样需要一般智力和知识,需要培养自己的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和其他专门人才,为未来国家和社会治理等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基础。就此而言,无产阶级革命不仅需要体力劳动无产阶级,也需要脑力劳动无产阶级。

再次,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应当担负何种历史使命?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要摒弃智力的功利主义形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同体力劳动无产阶级一道并肩作战,为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贡献自己的智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力图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体解放提供新的策略。就此而言,他们的智力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们似乎遗忘了恩格斯的忠告: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应当同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并肩战斗。虽然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都承认体力劳动无产阶级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斗争主体的认证上都把体力劳动无产阶级抛掷脑后,似乎主体解放只需要依靠诸众和认知工人就行了,这恰恰是行不通的。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若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统一的阶级联盟,单纯依靠所谓的诸众自治或少数知识精英的联合,就妄图逃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强制,注定只能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奇思幻想。就像马克思当年告诫的那样,在农民占据主导的国家中,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注定会成为一种孤鸿哀鸣;同样,在体力劳动无产阶级占据较高比重的国家中,如果诸众和认知工人的斗争得不到体力无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注定会沦为一种“茶杯里的风暴”或“象牙塔里的革命”。

最后,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智力劳动者?社会主义也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需要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等等。但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站稳人民立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智慧的智力劳动者,而不是那些以智力来谋取私利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所需要的是以普遍利益为己任的智力劳动者,而不是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的智力劳动者。

参考文献

[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109.

[2][意]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M].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2.

[4]Yann Moulier-Boutang.Cognitive Capitalism[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

[5]Carlo Vercellone.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J].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7(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140.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孙乐强.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4).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1.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2.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