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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什么要重构解放理论?提倡21世纪的解放运动有何意义?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南茜·弗雷泽看来,一方面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争取人类的全面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今天,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达到了沸点。几乎没有人能逃脱政治混乱、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再生产枯竭的影响。当然,气候变化威胁着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些灾难性的事态发展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不能脱离其他问题的解决”。1 因此,为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21世纪重新思考人类解放事业,推动西方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弗雷泽对20世纪西方解放运动的反思

弗雷泽以她的女性主义正义理论享誉学界,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和正义论推到一个发展的新高度”。2 正义理论必然蕴含着解放的逻辑,“弗雷泽的社会正义理论是带有解放意图的跨学科的完整社会批判理论”;3 根据正义理论的展开逻辑,社会解放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唯一途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弗雷泽理论研究重心从正义理论转向解放理论。她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传统,基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及女性解放运动视野,开始反思20世纪资本主义危机与西方解放运动的辩证关系,总结20世纪西方解放运动的成败得失。

首先是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新特点的反思。弗雷泽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分析方法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这种分析角度当然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忽略对资本主义其他方面危机的考察。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兰尼把资本主义危机描述为一个超越了经济危机的范畴,是一个多方面的历史进程,他把地方反抗、国家政治、国际事务和全球金融体制等方面的矛盾也纳入资本主义危机的考察范围内。弗雷泽很赞同波兰尼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综合性认识,认为波兰尼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克服“狭隘的”经济主义。

在波兰尼的影响下,弗雷泽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框架,概括了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四个特点:经济层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的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世界各地的生产和就业一落千丈,长期衰退的前景即将到来;社会层面,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日益凸显,比如社区被摧毁,许多家庭流离失所,很多地区被战争和疾病毁坏;生态层面,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枯竭不可避免;政治层面,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表现为现代国家统治的危机,美国霸权主义引发了全球深刻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危机。由此,弗雷泽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危机是多维度的,不仅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而且也是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弗雷泽强调对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和根源的反思,不能只专注于经济系统的“逻辑”,而应该以一种扩展了的多维视角进行理论剖析。

其次,弗雷泽强调,为了更好地澄清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更好地理解社会危机与解放运动的辩证关系,需要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解放运动进行全面考察。弗雷泽指出,二战前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斗争都是以“解放”的名义进行的,如废除奴隶制、妇女的解放、殖民地人民的抗争等。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解放运动的范围扩大了,包括了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保主义运动、文化多元主义运动等。

波兰尼把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描述为市场力量和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社会冲突范式”。4根据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双重运动”分析框架,市场力量的逻辑是把人类与自然环境都彻底商品化,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社会保护运动的逻辑是对抗市场力量的商品化逻辑,阻止彻底地商品化给经济与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5尽管波兰尼的社会运动分析框架受到了弗雷泽的重视,但是她不完全赞同波兰尼的观点,因为波兰尼的框架缺乏解放维度。弗雷泽认为,西方国家战后的诸多社会运动既不支持市场化运动,也不支持反对市场化的社会保护运动,这些社会运动是政治解放运动,他们所追求和信奉的是“全面解放的构思”。6弗雷泽指出,战后世界范围内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应该受到重视,这些解放运动内在逻辑超越了波兰尼“双重运动”逻辑,解放逻辑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第三种逻辑”。弗雷泽通过系统考察战后解放运动和政治斗争内在逻辑,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为重构21世纪的解放理论奠定了基础。

再次,妇女解放运动是战后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弗雷泽对战后女性主义解放运动也进行了系统反思。弗雷泽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由于专注于反对市场化、商品化的社会保护运动,导致西方女性主义争取解放的政治运动被困于市场化与反市场化的双重斗争之中。由于没有意识到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在于争取解放,许多女性主义者参与的政治斗争偏离了争取妇女解放的宗旨。面对自由主义市场化的扩张,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平等权利,希望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对抗市场力量的扩张,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保护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有政治权力的国家,国家可以和社会联合限制市场,也可以和市场联手限制社会。在弗雷泽看来,对于女性主义运动而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立场,才能够把握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女性主义者在每个时代都提出了自己的解放诉求,当然,女性主义运动在不同时期解放诉求的指向有所不同:有时指向经济不平等,有时指向政治不平等,有时指向身份不平等。弗雷泽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解放诉求应该重构,把清除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纳入妇女解放诉求之中。

最后,是对新自由主义政治霸权压迫性特征的解读。弗雷泽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引发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方面是经济体系的严重不稳定,另一方面是自然和社会的不稳定”,7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根源。弗雷泽审视了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压迫性特征,指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经济救济的意图是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女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压迫性特征进行了揭露,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存在两种模式:“等级保障”和“错误建构保障”。等级保障的压迫性体现为设置了许多先决条件,依凭这些先决条件,否认某些特定人群具有参与社会保障的权利;错误建构保障的压迫性体现在规模上的不匹配,把需要保障的群体错误地排除在保障之外,同时让他们承受保障其他群体的代价。所以,弗雷泽说“等级保障否认了内部的平等,而错误建构的保障则建构了外部的他者”。8在此基础上,弗雷泽对20世纪解放运动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解读,20世纪解放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批判上,偏离了解放目标,造成了西方解放运动的两个困境:一方面对精英个人主义和私有化的消费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忽视了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性诉求;这些解放运动的困境,导致解放运动“士气低落,处于守势,缺乏信念”的局面。因此,重新确立21世纪西方解放政治的斗争目标,深入揭露资本主义的压迫性特征,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霸权,揭露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都是21世纪解放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弗雷泽对21世纪解放运动的理论重构

通过对20世纪、特别是战后西方解放运动的深刻反思,弗雷泽发现了20世纪解放运动存在若干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是解放运动的内涵不清晰,造成了理论与实践混乱;二是解放运动的目标与价值诉求亟待澄清;三是需要对解放运动的批判维度进行重构;四是21世纪妇女解放运动需要新的规划;五是21世纪解放运动的任务需要明确阐释。

1.对21世纪解放运动内涵的重构。

为什么要重新界定解放概念,弗雷泽指出,虽然解放运动一直在进行,但女性主义、反帝国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新左派等运动并没有给解放运动的内涵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为了明确当代资本主义解放政治斗争的方向,不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所干扰和破坏,弗雷泽对当代解放政治概念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弗雷泽认为,解放概念重构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同时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纳入概念规定性之中。而当代西方左翼解放政治概念内涵应该包含三方面:第一,解放斗争就是要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弗雷泽强调解放“旨在揭露植根于经济与社会中的任何统治形式”。9解放不是社会改良,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公平、更自由;解放就是追求社会结构的彻底改变,终结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政治统治。第二,解放批判的主旨是从正义的立场对所有类型的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这些规范包括市场交换规范和伦理、道德等非市场规范。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统治制度,这种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解决。第三,解放政治的首要任务或最高价值是实现平等,推翻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与压迫,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据上所述,弗雷泽的解放概念可以概括为:消除等级秩序,克服统治与压迫,追求主体间的平等以及实现正义,弗雷泽把解放运动内涵看作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选择。

2.对21世纪解放运动目标与价值诉求的重构。

弗雷泽指出,女性主义、反帝国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社会斗争,在社会运动中提出的解放诉求不同,反抗的统治领域也不同,但他们的解放诉求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平等参与的原则;平等参与原则也是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力。弗雷泽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不同表现,由于资本主义统治分布于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市民社会领域或国家领域中,形成了阻碍平等参与的不同形式,由此也决定了解放的不同目标与内容。

弗雷泽区分了四种解放目标:(1)当要消除地位不平等的等级制时,解放意味着身份秩序的转变;(2)为了克服核心国和边缘国之间的分野,保证所有人公平地、充分地参与获得资源的资格,解放意味着改变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秩序;(3)让少数社会成员也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解放意味着公共领域参与规范的改变;(4)为了促进平等参与并消除统治时,解放意味着社会结构与公共权力运行模式的改变。无论哪一种情况,弗雷泽强调,消除平等参与的障碍是包含在不同解放诉求之中的核心价值观。

由于解放目标与价值的不明确,导致解放运动困在两个对抗力量之间:一方是资本逻辑把一切社会关系市场化与商品化的力量;另一方是保护社会免于商品化危害的力量。弗雷泽指出,市场化的力量是把阶级意识转变为消费主义意识,把群众转变为原子化大众,极大地削弱与瓦解了解放运动的团结;而资本主义反市场化社会保护力量,反抗的对象是经济领域,但真正的权力压迫是政治领域,这样就转移了解放运动的斗争目标与方向。因此,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必须把握市场化力量与反对市场化力量之间冲突的辩证关系,牢牢把握当代解放政治斗争的方向。10只有这样才能够克服解放运动的内在矛盾与困境,开创21世纪解放运动的新局面。

3.对21世纪解放运动批判维度的重构。

弗雷泽对解放运动的批判维度进行了分析,当代解放运动包括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平主义运动、环保主义运动、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新左派反抗运动,这些运动具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具有多样性的解放主张,这些解放斗争集中体现了反对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多样化。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统治形式包括身份统治、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和官僚机构的统治;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统治形式,弗雷泽提出了当代西方社会解放政治斗争运动的三个新维度:在文化领域,对身份的“错误承认”展开批判;在经济领域,对“错误分配”展开批判;在政治领域,对“错误代表”展开批判。弗雷泽明确强调,解放批判是挑战资本主义的身份统治方式、经济统治方式和政治统治方式的重要途径。弗雷泽的理论创新表现在把解放运动的三个批判维度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国家的统治方式辩证地联系起来,然后展开系统批判。这一解放批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弗雷泽极大地扩展了解放理论对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批判范围。从弗雷泽的解放理论角度来看,21世纪反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比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劳资之间的斗争,反抗经济剥削,而且还包括了反抗身份压迫、文化压迫和政治压迫,弗雷泽对21世纪解放运动批判维度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批判理论创新性。

4.对21世纪妇女解放规划的重构。

对21世纪解放理论的重构必然包括对21世纪妇女解放理论的重构。弗雷泽强调,对21世纪妇女解放规划的重构,首先要恢复女性主义思想在解放目标中的重要地位,需要“追问并探索女权主义怎样才能恢复解放承诺”。11因此,“女性主义理论不能逃避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12弗雷泽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资本积累的主要引擎不再是对劳动的开发;新技术降低了劳动的作用和中心位置;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影响力急剧减小,劳资之间的阶级划分变得模糊;劳工组织不再像以前一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根据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与工作方式的新变化,女性主义运动必须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提出新的主张与纲领,重新凝聚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社会力量,这是女性主义解放运动新规划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超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工作理想化,进入一个关乎性别正义的解放事业的更全面视野”。13

关于21世纪妇女解放的可能性问题,弗雷泽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积累模式就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弗雷泽详细剖析了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的破坏性政治后果,指出西方反抗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力量能够利用资本积累危机,诉诸解放政治的斗争。这种新的解放可能性为受压迫妇女提供了解放斗争的方向,“她们不仅寻求收入与安全,而且寻求尊严、自我完善,还有从权力压迫下的解放”。14从权力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把广大妇女从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这是弗雷泽为21世纪妇女解放新规划设定的解放目标。

5.对21世纪解放任务的重构。

弗雷泽说,“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都表明,一种日益增长的直觉,即围绕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弊病——金融、经济、生态、政治、社会——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上”,15资本主义危机“共同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都无法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性别不平等问题也无法克服。因此,重构解放理论的革命目标、政治任务、依靠主体、实现途径,都离不开对不平等、不正义制度根源的认识与批判。

弗雷泽在继承批判理论传统基础上,努力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解放任务的重构,把解放理论的建构奠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真实的历史现实,努力挖掘当代西方社会反抗运动内在的解放潜力,致力于把这些解放潜力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政治斗争,挖掘“促进人类真正解放的伟大斗争的动力”。弗雷泽对21世纪的解放任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重构:一是引领当代解放运动的走向,纠正认识偏差,克服解放运动面临的挑战与矛盾;二是建立多样性联盟,把新社会运动联合起来,把各国反对资本主义力量联合起来;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内容,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解放运动不仅仅是反对劳资对立与阶级冲突,还要反对男女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文化不平等、生态不平等;四是解放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径,只有推翻“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人类的解放”。16因此,真正的解放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由之路,只有推翻了“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人类解放”的任务。

三、弗雷泽解放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其意义

弗雷泽对21世纪解放运动的理论重构是在2008年以前完成的,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左翼学者纷纷提出了取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反思。詹姆逊在2011年指出:“全球化已经造成这样一个局面,资本主义系统空前巨大,绝对超乎人类之上,任何可以想象的形式与个人抵抗都奈何不了它;”但面对“处于绝无仅有的金融危机阵痛之中的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完全不能说,我们处于一个资本主义体系非常稳定,任何主体力量和行动可能都不存在的历史时期”。17皮凯蒂在2019年出版的《资本与意识形态》这本巨著中也指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一种参与式社会主义新规划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策略;“我认为,今天的认同政治是失败的,原因是缺乏有说服力的国际性的平等主义纲领,换句话说,是由于缺乏一个真正可信的社会联邦主义”。皮凯蒂强调,我们应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并展望21世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18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量级代表人物的弗雷泽当然也不例外,她针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变化与解放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行新的理论考察,在2018年《女性主义宣言》和2019年《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对话》两本重要著作中提出了自己对解放运动的最新思考。

其一,提出了对解放运动与非解放运动的判断标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反抗运动风起云涌,民粹主义异军突起,如何辨认解放运动?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弗雷泽在2019年关于“资本主义”的访谈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拉克劳看来,今天的解放是小写的解放,含义是不确定的,具有多样性,是漂浮的能指;解放主张没有普遍性的标准,任何解放主张和“任何斗争都不能声称代表了‘人类的全面解放’”。19弗雷泽不但提出了标准,而且认为各种解放运动具有共同的基础,强调确立“判定标准至关重要”,也提出了三个区分解放和非解放运动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非支配性(nondomination):非支配原则主张扬弃把社会群体从属关系制度化的社会次序,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分离巩固了根深蒂固的统治关系,包括性别、种族/人族和阶级。任何改变这些制度的主张,如果加强或巩固了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就不是解放主张,如果削弱了支配性就是可接受的解放主张。第二个标准是功能的可持续性(functional sustainability):任何解放主张都必须是可持续的,它必须能够在一个新社会秩序中制度化,并有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保自我稳定。新社会秩序不能建立在一种导致持续动荡的方式上,也不能以导致其自身存在的基础不稳定为前提。解放运动确实需要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个标准是民主(democracy):任何可接受的解放主张都必须能够制度化,能够让参与者可以继续反思、质疑这些主张,决定这些主张是否对他们有用,并在必要时可进行完善与修改。弗雷泽说:“作为一个判断工具,这三个标准应该一起使用。”20这三个标准具有现实意义,为辨认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解放主张与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

其二,提出了辨认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新框架:4D结构图。弗雷泽在2019年《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对话》一书中提出了最新的分析模式,解读资本主义危机趋势与特点,21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倾向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深层的。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有四个显著特点,由四个“D”构成:分离(division)、依赖(dependencel)、否认(disavowal)和不稳定(destabilization)。

第一个“D”是分离,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性分离,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分离。这些分离在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并不存在,而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如此。

第二个“D”是依赖,资本主义不仅将其经济与政治、自然与社会再生产区分开来,而且使经济依赖于它所塑造的“他者”,把“他者”作为经济可能依靠的背景性条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公共权力、社会再生产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这就是经济的依赖性,也是危机与矛盾的根源,因为这些背景条件经常受到破坏。

第三个“D”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把经济与经济依赖的必要背景条件分开,同时又使前者紧密依赖后者。但是,他们否认或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从其构成的“非经济”领域中吸取了价值。弗雷泽认为这是矛盾的核心:资本主义经济不断从这些领域吸取价值,同时又否认这些领域具有的价值。结果是,资本家假设社会再生产、公共权力和自然投入几乎都是无限的,把这些当作免费的礼物,他们不但不关心如何补充这些投入,而且还破坏他们所依赖的这些投入。

第四个“D”是不稳定。不稳定是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稳定倾向,沿着它的三个构成边界:生产/再生产、政治/经济、人类社会/非人类自然展开,构成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趋势。当把资本主义的四个不稳定因素结合在一起时,就把资本主义置于完善的危机与矛盾结构图中了。

4D结构图以新的方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内在的危机趋势,令人耳目一新。弗雷泽说这是一幅重新绘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4D”结构图,其理论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一种“伦理”的方式,22来解释性批判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与矛盾结构。

其三,强调用一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解放运动的多样性。弗雷泽在2018年的《女性主义宣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解放运动的潜在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同时,当代西方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我们在《女性主义宣言》中所指出的,女权运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卡尔·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理论化为普遍阶级,他的意思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同时也在挑战一个压迫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制度,从而推动人类事业的发展”。23但是,弗雷泽也强调,西方一些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并不总是明白,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人类,都不是一个没有差别的、同质的实体,忽视他们的内在差异是不可能实现普遍性的主张。弗雷泽说:今天如果不能发展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就会为这些政治和思想上的失误付出代价。但仍有许多左翼人士陷入旧的普遍性模式之中,认为让我们团结起来是一个同质的阶级概念,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多样性”可能会分裂我们的队伍,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利用“多样性”在美化资本的掠夺行为。

弗雷泽强调,承认解放运动多样性很重要,但在认同解放运动多样性的同时,必须纠正新自由主义利用多样性对解放运动的干扰与瓦解,确保解放运动的目标不被扭曲,这一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纠正我们这个时代的解放运动,现有的解放运动已成为助长新自由主义力量的盟友和借口。”24弗雷泽直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解放运动面临的新困境与新挑战,提醒左翼女权主义抵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预防新自由主义思潮把女性主义的解放事业降低到少数人的精英统治地位,必须用一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对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

其四,强调工会、工人阶级联盟在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弗雷泽在2019年关于“超越新自由主义与特朗普民粹主义”的访谈中,对解放规划组织问题提出新看法。她认为当代社会解放运动对工会、政党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考虑不够,今天左派解放事业“至少在两个方面处于危机之中:我们既缺乏纲领性的远见,也缺乏组织化的观念”。25解放事业纲领性远见与组织化的观念的缺乏,导致了解放事业不能健康发展,左翼人士直接变成了新无政府主义者。弗雷泽说“如果真的想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解放纲领的问题很重要,但组织问题更重要,解放纲领规划得再好,没有组织去实现也是空谈。

关于组织问题,弗雷泽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人们不能低估工会的潜在力量和重要性,需要一个规划组织的纲领,能够将美国服务业工人、快餐业工人、家政工人、农业工人、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都联合起来;并保护现有的工会,并在没有工会的地方组织工会,扩大工会组织的范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一个可信的政治立场,没有一个可行的组织战略来解决这些问题,解放斗争就不可能走出困境。

为了更好地扩大工会组织,必须重构工人阶级概念,如果左派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反霸权集团,将不得不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设想这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将包括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人、白人、异性恋、男性、多数族裔,也包括所有其他有薪与无酬的职业,包括移民、妇女和有色人种。如果能用这种方式重构工人阶级概念,也可以建构工人阶级中的领导集团,其中应该包括各级工会组织,各劳动阶层代表人物,这将是一个强大的新联盟,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领导集团联盟。弗雷泽提道,“在我看来,认识到工会的重要作用,社会解放运动需要重塑工会的形象”。26这一重要论断是指引西方解放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重要指南,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性统治,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结 语

弗雷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正义理论结合起来,全面描述了当代西方社会解放斗争经历的困境与挑战,对21世纪解放运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具体分析,力图把马克思主义解放运动的根本宗旨作为重构解放运动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努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尽管弗雷泽的21世纪解放新规划还不完善,还在苦苦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实践途径,但是,弗雷泽解放理论的局限性并没有掩盖她的解放新规划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针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变化,弗雷泽提出的许多创新性观点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弗雷泽的解放新规划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为分析和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通过对当代解放运动的新思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21世纪人类解放运动的前途和方向。

注释

1 Cinzia Arruzza,Tithi Bhattacharya,and Nancy Fraser,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 A Manifesto,London:Verso,2019,p.31.

2 李丙清、付文忠:《弗雷泽的女权主义性别正义理论建构逻辑探析》,《兰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121页。

3 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于海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4Nancy Fraser,Fortunes of Feminism: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New York:Verso,2013,p.228.

5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6Nancy Fraser,“A Triple Movement?: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 New Left Review,No.81,May-June,2013,pp.119-132.

7Fraser,“A Triple Movement?”pp.119-132.

8Nancy Fraser,“Marketization,Social Protection,Emancipation:Toward a Neo-Polanyian Conception of Capitalist Crisis,” in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uian,eds.,Business as Usual:The Roo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pp.137-159,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

9Fraser,“A Triple Movement?” pp.119-132.

10Fraser,“A Triple Movement?” pp.119-132.

11李丙清、付文忠:《弗雷泽的女权主义性别正义理论建构逻辑探析》,《兰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119页。

12Fraser,Fortunes of Feminism,p.227.

13玛德琳·施华兹:《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评南希·弗雷泽主编的〈女性主义之幸〉》,杨侠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2期,第115页。

14Fraser,Fortunes of Feminism,p.240.

15Nancy Fraser,Fortunes of Feminism: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London:Verso,2014,p.55.

16Feminism,Capitalism,and Critique:Essays in Honor of Nancy Frase,Edited by Banu Bargu,Chiara Bottici,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7,p.35.

17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18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p.47.

19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20Nancy Fraser and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8,p.178.

21Fraser and Jaeggi,Capitalism,p.155.

22“伦理方式”示例:弗雷泽分析了一位台湾母亲向儿子讨要赡养费的诉讼案例,认为案例表现了资本主义危机结构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分离性。它公开了一个资本主义更愿意忽视并试图掩盖人类的普遍性现象:人类的诞生、照顾和抚养需要数量巨大的时间和资源的投入。第二,依赖性。它强调创造和/或维持人类的大部分工作仍由我们社会中的女性承担。最后,否认性。它揭示了在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对这些重要工作的看法是毫无价值,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它。三者结合就是不稳定性。(Arruzza,Bhattacharya,and Nancy Fraser,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p.26.)

23Arruzza,Bhattacharya,and Nancy Fraser,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p.31.

24Arruzza,Bhattacharya,and Nancy Fraser,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p.24.

25Nancy Fraser,with Bhaskar Sunkara,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From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to Trump and Beyond,London:Verso,2019,p.22.

26Fraser,with Sunkara,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p.22.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