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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纽约左翼论坛于6月28—30日在布鲁克林长岛大学召开。距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1年了,这十多年见证了美国左翼思潮和激进运动的升温,黑人、妇女、少数族裔、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群体)等弱势群体努力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现实与美国国内反对新帝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父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呼声等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西方左派齐聚一堂、寻求共识的社会背景。为期3天的会议设置了160余个专题讨论,2个特别论坛,还包括书展、电影放映等,参会人员就特朗普主义、美国现实困境以及在21世纪对抗资本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对特朗普主义的反思

特朗普的上台可谓搅动了全美乃至全球格局，学者们纷纷围绕特朗普主义进行解读和反思。参会者就特朗普主义的危险进行了讨论，认为它让美国处于威权主义的边缘，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构成了威胁，加剧了不可逆转的气候灾难，侵犯了少数群体和妇女的权利等。参会者甚至还认为，特朗普可能在一时兴起的情况下挑起战争，国内外人民因此不得安宁。

1．特朗普带来的威胁

2008年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构成了西方世界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来源,除此之外,由衰退本身引发的政治动荡和危机也不容忽视。英国莱斯特大学讲师、《社会主义评论》月刊专栏作家、“国际社会主义”编辑委员会成员约瑟夫·乔纳拉(Joseph Choonara)认为,就全球稳定而言,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总统。特朗普构成的威胁有三个方面:首先,全球地缘政治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其次,特朗普极大地削弱了西方大国之间开展全球合作的可能性;最后,特朗普推出的大规模减税措施直接将股市推入平流层。尽管美国的税收改革在短期内肯定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对美国和周边其他国家来说,它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风险(如金融脆弱性)。

2.特朗普主义产生的原因

在特朗普主义何以产生的问题上,美国左翼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声称,特朗普在选举中的胜利是由于“白人工人阶级”对贪婪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抗——新自由主义导致其收入几十年来停滞不前。以大卫·科茨(David M. Kotz)、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迈克尔·佩罗曼(Michael Perelma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特朗普当选的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了美国经济,在这一政策之下,少数资本家迅速累积大量财富,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以白人男性为主的工人阶级工资减少、失业增加,面临着被边缘化的生存困境。但佩斯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安德鲁·克里曼(Andrew Kliman)指出,特朗普的选举胜利并不代表“白人工人阶级”对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强加的“经济困境”的反抗。他认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人放弃了关于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的说法,皮凯蒂等人在2016年的论文中承认自己此前“低估了底层90%人口的收入增长,并夸大了顶尖群体的增长份额”。皮凯蒂等人先前低估这一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没有把免税收入计算在内,比如,雇主代表雇员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私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计划的缴费,这些自1980年以来有显著增长。皮凯蒂等人发现,一旦免税收入被计算在内,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雇员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并没有下降1。在克里曼看来,皮凯蒂对这一问题的修正,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表明对特朗普当选的反新自由主义“左翼”解释存在严重缺陷。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或金融化导致的收入停滞,特朗普的胜利就根本不能归因于工人阶级对这种停滞的反抗。选民转向特朗普的原因似乎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文化变化的不满、反移民情绪和威权主义的某种组合。安德鲁·克里曼进一步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白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对新自由主义或经济全球化的回应。

3.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抗特朗普主义

在如何对抗特朗普主义的问题上,有学者主张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对抗特朗普主义的思想资源。安德鲁·克里曼指出,马克思不仅谴责白人民族主义,还努力寻求克服它的办法。在美国内战和爱尔兰革命问题上,他支持北方在内战中的胜利(特别是当它成为一场明确的反奴隶制战争时)和爱尔兰从英国统治下的独立,这不仅对黑人和爱尔兰人民有利,对白人和英国工人阶级也有好处。通过削弱美国白人和英国工人阶级对其统治阶级的认同感,并消除阻止他们与黑人和爱尔兰工人团结起来的特权,废除奴隶制和反抗英国统治将有助于使白人和英国劳动人民走上旨在克服阶级统治的独立道路。克里曼认为,上述观点在今天也是适用的,如今美国成为“资本大都会”,与马克思时代的英国革命相比,美国的经济革命对整个世界的直接影响更大。特朗普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很可能会对人类文明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伤害。不能迎合所谓“白人工人阶级”中的白人民族主义情绪,应果断地击败特朗普主义、极右翼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唯有打败特朗普主义,才能帮助美国的工人阶级从白人民族主义中走出来,使其走上独立的自我解放和发展之路。

还有学者主张在实践中真正地抵制特朗普主义,呼吁左翼对反对特朗普运动进行评估、反思、重新聚焦和支持,尤其应该关注最近出现的新的抵抗力量和运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倡议”组织的秘书安妮·贾克拉德(Anne Jaclard)批评了现实中两种“包容”甚至支持特朗普主义的所谓的“左派”行为。一种倾向是积极地支持。在2016年大选中这些人认为,特朗普没有新自由主义邪恶,或者两者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呼吁人们不要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这些2016年以来活跃的“左翼”特朗普支持者正在寻求办法宣传他们的政党,即便这意味着通过让特朗普主义永久化来搞砸所有人和其他一切。尽管他们不否认特朗普应被当作需要对抗的危险,但更多的是将特朗普视为他们自己的组织或政党在建制派政党自我毁灭时获得影响力、甚至控制权的机会。这种“左派”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政党推向权力的宝座。与寻求赋予民众管理自己生活的权力的左派不同,这些“左派”只想成功地成为领导者和统治者。安妮·贾克拉德称这些人为“左派优先者”(left-firsters),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让“左派”受益,而不是摧毁特朗普,也不是帮助人们建立一个没有特朗普主义的更美好的世界。另一种倾向是愚昧地忽视。与积极支持特朗普的人不同,另一部分“左派”暗中支持他,即不主动作为,呈现出消极被动姿态。这些“左派”根本不谈论特朗普,好像无论问题是什么,他们都不需要在解决好他们自身的问题之前克服特朗普主义。安妮·贾克拉德倡导世界范围内彻底的社会和经济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通过工人和基层运动的自我发展,最终得以组织和开始一个崭新的社会。贾克拉德进而主张,真正的左派应该通过鼓励抵抗运动独立于上述“左派优先者”,独立于民主党之外,发展自己的组织,支持这一进程。

二、美国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美国激进主义的涌现可以从低薪工人的罢工、全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警察暴力的大规模抗议、纽约市大规模针对气候变化的游行以及针对移民、女性、美洲原住民、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群体等权利的运动中得到证实。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普遍的和全方位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危机以外,参会者还将目光聚集于微观方面,在“心理健康危机:资本主义把我们逼疯了吗?”研讨会中,心理危机也成为关注焦点。

1.长期萧条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距离预示着“长期萧条”的金融风暴已经十余年了,如何看待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如何判断经济形势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全球范围内,2008年秋季华尔街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后形成的经济衰退已经过去了。约瑟夫·乔纳拉在“长期萧条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专题研讨会中,针对很多评论人士将2018年视为经济最终走出困境的一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乐观情绪很可能是错误的。早在2010年,他就认为当时处于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复苏将是“疲弱、脆弱和不确定的”。这种脆弱性来自臃肿的金融体系,它有可能出现新的危机迹象。这种不确定性还是国家干预的产物,这些干预为危机埋下了伏笔,但却没有解决导致危机的根本问题。乔纳拉指出,如果不理解植根于低盈利能力的停滞趋势,就不可能理解当前危机为何如此深刻和持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危机的分析值得我们思考:“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2乔纳拉特别强调,当我们的统治者开始撤回对资本的支持时,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资本主义体系中尚未解决的潜在弱点再次凸显出来。因此,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挑战。

2.法西斯主义的回归

移民问题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争议问题,特朗普关于移民问题的一系列言论和边境移民营的媒体曝光让移民问题一度被推至风口浪尖。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在题为“法西斯主义与移民”的演讲中指出,欧美国家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攻击移民、赢得选举的路上越走越远。特朗普曾发推特表示,美国移民海关执法部门会把数百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美国移民海关执法部门将想要驱逐的移民视为非法移民的做法和盖世太保的做法无异,是法西斯主义的惯用伎俩。美国议员奥卡西奥-科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把特朗普政府在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关押监狱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引发了不少争议。19世纪30年代的纳粹集中营的目标是逼迫犹太人离开德国,如今美国的移民监狱营也是类似的。杰森·斯坦利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获得权力的技术手段,它能迅速识别敌人、吸引多数群体、粉碎真相,并用权力迅速取而代之。

3.美俄冲突与中美关系

普京执政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敌对。美俄的紧张局势逐渐走向新的“冷战”,可能出现新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大卫·科茨(David Kotz)、鲁斯兰·格林伯格(Ruslan Grinberg)、大卫·莱伯曼(David Laibman)、亚历山大·布兹加林(Алексадр.Бузгалин)就美俄冲突、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美国建制派对于美俄关系有三个官方解释,大卫·科茨对此进行了一一反驳。他指出,第一种解释将普京在克格勃的背景作为美国对俄敌意的原因,认为普京创建了一个由前克格勃特工管理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敌人。相比之下,叶利钦通过解体苏联上台执政,可谓是美国政治建制派的宠儿。但关键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后苏联(俄罗斯)的敌对行为始于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故这一解释站不住脚。第二种解释认为,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从民主转向威权主义。这种解释之所以没有说服力,原因在于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以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为导向的。俄罗斯的选举是诚实的,这可以从许多共产党高级官员没有赢得选举中得到证实。叶利钦遵循了美国支持的休克疗法,这摧毁了苏联多元化的工业化经济,使俄罗斯人民陷于贫困。民众被激怒了,反对派在民主选举的议会中建立起来。重组后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了反对派,他们呼吁能源再国有化,并回归建设民主形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1996年叶利钦为了选举获胜,用非法手段利用美国资金大规模伪造选票,击败了久加诺夫,美国对这一结果表示赞赏。因此,美国政府赞扬了将后苏维埃共和国转变为威权政权的关键步骤。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继续破坏俄罗斯经济,同时让新的寡头们富裕起来,民主形式政府的可能性在俄罗斯消失了。总之,美国政府和当权派政客从来不关心民主,他们要的只是一个遵循美国青睐的政策并接受美国领导地位的政权。第三种解释指责俄罗斯是流氓干涉主义,这种解释出现在2014年乌克兰冲突之后,紧接着是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指控。事实上,乌克兰危机是美国干预的结果。

美国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敌意以及新冷战的威胁,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大卫·科茨指出,在俄罗斯,美国大资本无法进入其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矿物和金属等高利润部门。这些部门被新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夺取,最终被寡头占领。俄罗斯出现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独立资产阶级,它独立于美国资产阶级。普京的目标是让俄罗斯在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全球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使得普京政权与美国主宰整个世界的企图相冲突。布兹加林认为,美国政府自1945年以来一直是全球霸主,它不能接受任何强大且独立于美国的国家,这才是美国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敌意的真正根源,由此也不难理解中美贸易战。

2010年以来,中国日益被美国视为危险的对手。大卫·科茨指出,在过去的10—15年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低工资、低技术、低利润产品的来源地,在经济和技术水平上正迅速接近美国,并与美国大致平等。2017年,中国研发投入居世界第2位;2011—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量世界排名第一;2017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世界排名第三。这可以解释美国大资本对“对华强硬”政策的广泛支持以及大众媒体对日益高涨的美国反华运动的支持。

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深刻等级制度和充满冲突的体系。大卫·莱伯曼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体系的官方主张听起来很好:第一,所有国家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第二,所有国家都有自决权;第三,全球资本主义致力于促进所有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实。美国正在制裁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不允许美国企业控制其利润最高的行业。美国这个霸权国家正试图制裁中国,因为中国敢于实现给全球欠发达国家带来经济进步的承诺。大卫·莱伯曼认为,当今世界处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情形契合的节点,我们面临不断加剧的全球紧张局势以及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危险。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应该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而不是非法的经济制裁或武力威胁。

三、在21世纪对抗资本主义

美国左翼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建立在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与整体反思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明确反对没有形容词的资本主义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抑或是“裙带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参会者们围绕着在21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讨论了“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超越乌托邦等问题。

1.“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是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面对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委婉说法,它意味着历史即将结束,它意味着社会改革的结束,它意味着社会的终结,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如是说。“历史终结论”的流行在于,有些人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可选。事实上,“历史终结论”意味着全面私有化和取消国家干预,意味着进步时代的终结。布兹加林表示,我们现在处于新自由主义及与其相应的经济全球化的衰落时代。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出版至今已有20多年,现在该书的作者也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复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表示,金融危机并没有扼杀新自由主义,而是实际上把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更深地嵌入我们的生活中。要彻底结束这种制度,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对抗它的方式。大卫·科茨认为,经济停滞、政治不稳定加剧的现状证明新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阶段,并且不太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因为那种靠债务驱动消费支出的经济扩张已经走到尽头。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这样的时期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重组而结束的。目前在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中有两种重构方向:一种是威权型右翼民族主义,正如大家在土耳其、印度、美国所看到的,我们在特朗普这里看到了右翼民族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结合,前者表现在对外关税问题上,后者表现在对富人减税、教育领域私有化等方面。威权型右翼民族主义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但工人阶级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二种是绿色社会民主,绿色新政建立在新的劳资妥协和更加积极作为的政府干预之上,能够解决结构性危机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当下在美国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绿色社会民主也许是劳动人民的最佳选择。尽管它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保留了资本主义的许多矛盾和压迫;不能完全解决资本主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它无法持久,大资本最终会拆解它等。但大卫·科茨认为,左派还是应该支持绿色社会民主,以促成向下一阶段——社会主义——的转变。

2.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在美国,“国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 Marxist-Humanist Organization)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倡议”(Marxist-Humanist Initiative)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诉求的两大组织。在题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当代的遗产”的专题研讨会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国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组织”代表人物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从本质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改造社会的核心力量,而社会历史也必然朝着人道的、克服人的异化的方向前进。英国约克大学基兰·杜尔金(Kieran Durkin)博士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殖民传统的遗产发表了演讲,他指出,必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同种族主义和殖民征服作斗争。

有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爆炸性危机。纽约布鲁克林圣弗朗西斯学院经济学副教授胡里奥·华托(Julio Huato)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找到解决办法的爆炸性危机,包括环境危机的迅速恶化、世界关系危机增加了核灾难的可能性、经济上的萎靡不振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以上危机可以发现:人类将他们自己从生产过程、产品和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正在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社会主义是对这种异化的否定与克服。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马克思对什么是资本及其矛盾的分析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恰当。

3.超越乌托邦

在“超越乌托邦,超越局部修正:对社会主义结构的设想”专题研讨会中,帕迪·奎克(Paddy Quick)、胡里奥·华托、大卫·莱伯曼认为,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总结经验,超越局部修正。

胡里奥·华托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偶然发生的,工人们必须依靠周密的计划,行动必须要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必须以工人阶级越来越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持续的群众性活动作为社会主义的引擎。社会主义活动家(干部组织、党团等)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他认为,持续的民主参与、大规模的公众活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

帕迪·奎克认为,团结弱势群体是实现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之路。这必然需要一个全球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结构,以确保生产力向社会弱势阶层的大规模转移。鉴于异化的普遍存在,阶级团结不会顺利或有序地形成,需要利用高涨的社会运动来建立持久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结构,促进群众运动的持续扩展,完成从运动到结构的转变。帕迪·奎克主张,在管理公共资产方面,要推动的是民主参与的机制,而不是那些巩固官僚机构和使人民沦为被动的援助接受者的机制。

左翼斗争会有坦途也有挫折,局部的胜利可能使我们沉醉,挫折也可能使我们陷入绝望,这甚至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胡里奥·华托强调,革命过程如同螺旋运动,它会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星的行动到持续的活动、从个人倡议到群众性活动、从短暂的结构到稳定和永久的机构以及从地方行动到日益紧密的全球运动的过程。

关于是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以及关于说服和胁迫作用的争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是经常出现的。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时,马克思的结论是,巴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一种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粉碎它,并用一套新的公共机构来取代它,以满足工人阶级下一步的目标。大卫·莱伯曼指出,显而易见,现有的公共生活机构和机制是由资本塑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资本逻辑的载体。在左翼运动的过程中,这些机构和机制将受到很大压力,被迫努力提供它们原本不打算提供的产品,并将显示其最终的局限性。

在美国,左派会议或者论坛其实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纽约左翼论坛仍然在北美地区保持较大影响力,这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纽约左翼论坛的特点在于,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自从这个论坛诞生之初,它就以多元混杂著称,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文化身份、地理区域、政治环境、社会实践。事实上,纽约左翼论坛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在其中,所有的讨论、实践都基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它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在这个论坛中,与会者将民族国家、种族制度、性别压迫、现代政治、殖民霸权、阶级统治、现代性等都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现实并对其展开批判,其中有些分析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但整体来看,纽约左翼论坛存在人员混杂、思想不统一、学术色彩有待加强等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纽约左翼论坛中的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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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Socialist Register,Vol.40,2004.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