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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现代化困境:历史道路“抉择”的再现实化讨论

俄罗斯是世界体系中具有独特性与矛盾性的民族国家。恰达耶夫1836年发表了第一封哲学书信, 其中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俄罗斯有没有未来”的论断, 他敏锐地意识到, 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越来越成为俄罗斯今天的沉重负担。在赫尔岑看来, 俄罗斯思想史正是从这封书信开始的。此后两百年来知识分子正是基于该论断确立自身的使命立场和思想主张。整个20世纪至今,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 俄国1905年革命前后左、中、右派的政治斗争,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历史性抉择, 以及苏维埃共产党内部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 其背后恰恰是纵贯近代俄国、苏联以及俄罗斯历史性实践的现代化问题。俄罗斯作为非典型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启现代化转向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作为历时态展开的线性过程被交织着压缩在共时态时空之中, 形成了一系列的累积性与结构性矛盾, 使俄罗斯民族的复兴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俄罗斯左翼学者将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整体趋势与俄罗斯民族的特异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提升为时代性主题, 使恰达耶夫的论断在21世纪资本逻辑全球化视域中再度开启, 也为21世纪俄罗斯左翼思想确立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转向, 使其逐渐恢复了在思想领域和公共话语中的影响力, 通过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方法积极参与到上述讨论之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围绕“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超越危机的潜力”“苏联与后苏联的现代化教训及加速发展战略”等主题, 俄罗斯左翼学者展开了具有影响力的积极讨论与深入对话, 具体论题涉及现代经济危机的性质、原因及其与马克思时代古典经济危机的比较, 国际和俄罗斯应对危机的设计方案与实施经验, 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 全球化与知识型经济的形成过程以及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 21世纪俄罗斯追求新的工业化还是向知识型经济飞跃, 加速发展的目的、手段和资源, 等等。基于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困境的深刻洞见, 左翼学者普遍认为, 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缘政治等因素, 以及从苏联到后苏联时代发展进程的断裂, 导致俄罗斯在今天并没有成熟地实现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 因此必须走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提高劳动主体的创造能力, 超越后工业社会弊端, 构建知识型社会。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推向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 然而这一努力不但承接着弥合历史断裂的累积性压力, 而且不得不面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在经过扩张性经济增长后所爆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П.布拉科夫认为, 目前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仅仅从表层将现代化等同于技术手段进步以及经济增长, 并且在根本遏制公民社会以及个体自由的自觉性成长, 复杂的时代境遇与内外压力使俄罗斯的现代化努力陷入了停滞状态。П.布拉科夫分析了上述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指出, 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理性秩序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自由市场以及个性自由与俄罗斯东正教末世论信仰、农业文明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君主专制集权、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东欧广阔平原的集体农业生产形成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也建构了民间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心理;宗法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增强了民众乌托邦式的“社会正义”, 对于财富的积累形成了自我克制的态度, 构成了推动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的抵制力量, 上述差距导致了俄罗斯强烈的欧化愿望与深刻的文明自卑感。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是从社会底部自下而上生成而不是从国家顶层自上而下构建的, 在根本上需要理性的、具有创造力的自由个体所聚合而成的社会文化心理作为支撑[1]。

Д.葛兰宁将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困难归结于当前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状况, 在历史“线性发展”范式的蛊惑下, 以特有传统概念包装了“共同未来”的愿景和“文明国家”的理想状态, 强行将俄罗斯作为“完美西方”的追随者, 从而简化了现代化的实质性内涵, 回避了俄罗斯的独特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 认为对于俄罗斯现代化理念的批判, 需要重新思考17—20世纪全球动态过程[2]。

Д.葛兰宁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分析当今俄罗斯的现代化困境提供了重要视角, 即通过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本质、结构、运动趋势的理论自觉, 克服盲目的西方化心理、正视俄罗斯所处的外围或边缘化地位, 寻求适合本民族的现代化路径[2]。“现代化”作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和征服过程, 也是世界性经济体系同步展开与历史建构的过程, 在全球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心—边缘—半边缘的经济结构与角色分工, 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恰恰是维持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区与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分化, 以及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抵抗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反体系运动”。俄罗斯作为处于半边缘或外围地区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客观与主观方面的限制, 前者表现在其已经失去了历史发展的“首发机会”, 无法在其自身文化体系中植入“现代性”;后者表现在国家统治精英不愿意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 而仅仅追求技术或经济层面的“西方化”。就此而言, 俄罗斯摆脱现代化困境的出发点在于拒斥欧洲中心主义, 确立世界动态变化周期、多中心非线性历史发展的立场。

对于俄罗斯、东欧等国家而言, 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 其既是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 也构成了现代化的内在阻力, 形成了官僚政治与自由市场畸形发展的现代化模式, Д.葛兰宁将其称为外源性现代化。目前, 俄罗斯现代化策略只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模式, 西方化所主导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使政治精英失去了理解复杂社会结构与矛盾冲突的敏感性。当前需要引起俄罗斯左翼学者广泛关注并展开积极对话的是, 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出来的“传统”国家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后殖民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依附性发展”“不发达的发展”等理论。

二、后工业社会的性质: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

“后工业社会”“非物质劳动”“拟仿”“消费社会”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泛用于分析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困境的核心范畴, 被左翼学者接受并运用于比较研究俄罗斯国家转轨后社会的过渡性质、矛盾冲突及其表现形式, 并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同一问题领域展开积极对话。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具有独立的批判意识, 即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方法, 拒绝后现代主义消解历史宏大叙事的悲观态度,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市场化倾向, 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实践观为基础, 诉诸辩证的方法论把握后工业社会的性质、内在悖论与发展趋势:就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现实而言, 后工业社会意味着主体创造能力的提高与自主性意识的增强, 表现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诉求对于狭隘的物质利益和经济目的的超越, 技术进步使劳动者从简单机械的体力活动中解放出来, 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闲暇;然而, 与人的自由解放趋势形成强烈对立的是, 越来越走向极权主义的资本原则和市场机制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压抑和限制。因此, 后工业社会的一系列转变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生性对抗进一步推向尖锐化, 但这一过程本身正历史地生成着革命的感性意识, 即革命主体及其潜在力量。

   戈里卡洛娃分析后工业社会中创造性劳动异化的新形式指出, 20世纪末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了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 非物质劳动的新形式和新技能、现代人力资本管理手段在生产中的运用, 为资本增殖开拓了空间, 在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模式下企业组织结构、激励方式、资本的积累方式更为灵活, 更加重视工人个体的创造性和工作中的自主权以及对企业管理的参与权。上述激发工作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措施为工人创造了幻觉: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而且是为了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解放的逻辑与压迫的逻辑交织形成了微妙的张力:劳动者自由个性的发展与社会系统控制之间的深层对抗:一方面劳动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 另一方面资本的控制能力和扩张范围不断向消费以及日常生活、生命情感、意志自由领域渗透。后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的目的服务于资本增殖还是人的自我实现,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 这一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3]。

А.布兹加林和А.科尔加诺夫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给予了极大关注, 并指认市场化的“拟仿”性质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表现为市场对于空间—时间的细分与控制形成了蜘蛛网般的巨大场域, 正如索罗斯所言, 开放社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比任何一种极权主义更危险。晚期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形式表现为, 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产品越来越表现为创造性的, 即智力劳动或非物质劳动产品成为主流;商品的形式不仅是物质产品和服务, 也包括虚拟符号;网络化市场系统操控企业生产、制造消费需求;金融资本运动形成了虚拟的经济空间。具有拟仿性质的新市场结构表现为:第一子集是对商品或市场的细分开发, 使价格差异成为身份区分的量化指标 (奢侈品消费) ;第二子集是虚拟产品和服务消费 (电脑游戏) ;第三子集是虚拟资本 (金融衍生品) 的流动性日益独立于实体经济[4]。

А.布兹加林、А.科尔加诺夫认为, 鲍德里亚依循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错误在于将“拟仿”等同于现实。基于马克思的方法论分析, “拟仿”世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的现实反映。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及市场经济的反常规形式, 其意味着人的非物质劳动 (智力劳动) 和创意活动在价值创造和分配环节的广泛参与。作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解剖刀——“拟仿”概念成为解构现实的力量, 表达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胜利, 但这一表象同时遮蔽了人的创造性活动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一根本原则[5]。与上述立场相悖, 两位学者主张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通过建立新的《资本论》范畴体系把握资本逻辑的全球霸权与发展极限, 即资本在广度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和深度 (人类社会生活、文化、自然、情感等各方面渗透) 的霸权主义在总体上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独特表象, 即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实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否定要素的生成与积累之间的张力[6]。

Л.布拉夫卡通过“拟仿”概念分析当代俄罗斯文化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并指出, 全球化进程使市场日益成为自治系统, 现实的资本权力、官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技术手段与网络传播媒介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新的异化形式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当代俄罗斯的文化思想领域也表现出拟仿的性质或“去现实化”的特征。当代俄罗斯社会关系表现出“拟仿”特征的根源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从苏联体制向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型”意味着否定和解构先前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体系, 意味着与俄罗斯的思想传统和世俗精神相割裂。转型后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苏联体制及意识形态具有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 “拟仿”成为对不可摆脱的对立和矛盾的虚假扬弃。

第二, 当代俄罗斯人处于短暂的、流变的、缺乏稳定性的社会现实中, 个人精神世界衰微, 个体存在越来越外在化, 个体创造能力越来越被公司、市场和政治机构所控制, 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这一历史境遇中人的真实存在的缺失和退场。为了适应市场网络和官僚体系, 个体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必须符合既定的社会规则, 自由个性变成虚假存在的形式, 变为一个“只是像人类”的虚拟存在。

第三, 当代俄罗斯文化领域被市场的规则所控制, 市场和资本的全球霸权与信息技术化构成当代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在“拟仿”的现实关系中, 娱乐产业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生产和再生产, 重塑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现代世界个体自由与创造能力的发展与市场极权主义的普遍规则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7]。

В.瓦切斯拉沃维奇在比较当代西方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在后工业社会问题上的理论差异的基础上指出, D.贝尔、P.德鲁克等西方学者系统阐述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但缺少社会—历史的解释维度, 鲍德里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俄罗斯当代学者伊诺泽姆采夫、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则着眼于后工业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矛盾及其所推动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 坚持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态度。经济转型、信息技术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 归根结底是社会化劳动方式、或者说人的创造性活动发生了改变, 在社会发展中体力劳动的弱化以及“创意”或“智力劳动”作用的加强, 符合马克思最初所做的判断, 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产生社会对抗, 同时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8]。

三、资本逻辑全球化的辩证本质: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

А.布兹加林、А.科尔加诺夫两位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经济学家的理论背景切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左翼社会主义运动, 资本逻辑全球化视域中可替代性道路的“抉择”构成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独特进路。与当代英美或德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不同, 俄罗斯左翼学者反对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 以马克思“革命的”辩证法在其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贯彻和运用为基本立场, 通过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论架构分析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演化及其现实运动, 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辩证本质, 研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性[9]。

作为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积累性成果, 2015年布兹加林与科尔加诺夫出版了两卷本《全球资本》, 旨在以俄罗斯思想及其独特现实阐释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 回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挑战。第一卷《方法论: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方法论遗产, 在对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明形态史观方法论予以建设性批判的基础上, 揭示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与辩证逻辑对于变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潜力,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当代意义;探索如何通过复兴与修正古典政治经济学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困境, 通过方法论变革克服由经济帝国主义所不断巩固的“市场中心主义”与保守主义倾向, 为消除社会异化和发展积极自由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卷《理论:资本的全球霸权及其限制》聚焦于《资本论》核心问题领域的当代性转变, 涉及商品—市场的“拟仿”性质, 金融资本霸权所导致的劳动活动、人的自由时间和创造潜能的全面异化以及对资本的从属关系, 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的当代表现及其内在限制, 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帝国主义与畸形全球化, 俄罗斯作为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与道路抉择等问题领域。А.布兹加林认为, 21世纪资本主义的关键主题或核心范畴如商品生产与消费、货币的本质、劳动的新形式、知识经济、周期性、金融资本、国家的作用, 等等, 其实体性内容与现实矛盾的表现形式等都发生了转变。近年来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公共生活领域的转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然而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辩证的方法论。因此, 重新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遗产与系统化运用成为当代俄罗斯左翼学者的重要任务[6]。

А.布兹加林正是在区别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基础上, 强调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重写“21世纪资本论”的独特性, 即依循并延续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伊里因科夫的阐释传统, 突出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历史—发生的方法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体系中的关键性地位, 将20世纪以来人类进入非线性 (社会时间) 和不均衡时代 (社会空间) 的社会状况把握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衰落与社会主义复兴过程同步展开的变革过程;在方法论上坚持并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与概念辩证, 通过使商品、资本、货币以及再生产关系等抽象范畴获得新的、具体的规定性, 从而呈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现实运动, 以对抗经济帝国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扩张;参照马克思分析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方法, 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特殊物质生产关系形成的社会基础与经济机制、具体矛盾演化及其内在限制。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否定要素生成与积累之间的此消彼长, 意味着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深层异化同样构成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就此而言,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不仅能够反映现阶段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 而且要求把握其动态演进的内生性对抗, 基于对立冲突的深层解剖积极寻求革命性转化的现实条件与可能路径, 进而从“质”的层面上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非线性的矛盾运动以及辩证过程。

А.布兹加林认为, 不理解商品生产和价值体系的转变就不能完全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演变, 其主张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商品和货币的新性质的研究, 揭示出资本逻辑驱动下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如何依循其内在准则通过全球市场网络不断破坏社会价值关系、塑造和建构新的价值系统。“拟仿”商品的生产侵蚀了客观的生产劳动成本标准与产品效用标准;技术、土地以及货币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张, 创造性活动的市场化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 使之成为被资本吸收的对象, 智力劳动或者说非物质劳动被深深整合到生产过程之中;晚期资本主义调节重心向货币和资本市场转移, 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为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的工具, 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活力越来越依赖国家权力的调节功能。因此, 晚期资本主义的“没落”不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时间概念, 而且意味着当前资本主义的累积性矛盾和自我否定趋势的不断深化与增强。布兹加林尤其强调批判“市场中心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一方面, 现代经济学诉诸交易行为的“自然性”倾向, 以证明自由市场是唯一可能的经济调节模式, 因此需要揭示商品拜物教的历史限度;另一方面, 需要澄清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对市场监管的失效并非经济活动中政府干预的最小化, 而是表明后市场经济关系的萌芽, 即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开端。

在分析商品与货币新性质的基础上, А.布兹加林讨论了21世纪全球经济固有的社会—空间矛盾以及资本剥削工人形式与方法的转变:相对于中心而言, 边缘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典型欧洲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工业无产阶级构成外围或半边缘国家的“古典”雇佣形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垄断地位向周边国家转移过剩资本投资, 金融资本对于实体经济拥有实际上的霸权, 对创造性活动的剥削形成并建构新的劳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 重要的特征在于劳动和资本之间对抗形式的转化,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方式不仅仅体现为占有剩余劳动和延长工作时间, 而且形成了对知识劳动或创意劳动的新的剥削和占有形式, 人力资本从属于商品—市场关系, 资本诉诸对人类社会与文化活动的寄生性吸纳, 深入改造并重塑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等领域,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体现了人的活动、情感、思想越来越被整合到商品化体系中。在“经济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 市场作为“无形”的手以及对于“资本”无批判的自然主义倾向, 成为保守的力量。

在总结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 А.布兹加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分析体系:基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假设, 确定了全球化的矛盾体系, 包括众所周知的 (全球不平等———全球市场与国家、国家调控在社会领域之间的矛盾) 框架, 也包括新的分析维度, 如全球资本组织的集中和扩散;社会化进程的网络化、碎片化与原子化, 全球化过程与结构的矛盾性, 上述深层对抗的后果表现为一系列全球关系的紧张, 如非对称战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强化剥夺性积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与未来经济制度的萌芽等[6]。对于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言, 其独特的思想任务在于解剖晚期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质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异性, 揭示复杂表象背后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之间的一系列冲突, 即前资本主义残余与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生, 社会分化与原子化程度提高, 资本倾向于炫耀性消费而非积累, 典型的半边缘经济体, 国家官僚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的微妙结合, 非经济的国家强制性手段与资本积累能源依赖性的经济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为解决俄罗斯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优先发展战略, 其核心理念在于推动“必然王国”以非线性的发展路径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将教育作为新经济体系优先发展的动力, 即提高人的素质及创造力, 在此基础上使国家通过社会改良主义的方式形成良性的经济系统, 以达到“北欧”或“中心”模式国家的发展水平。

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矛盾性与过程性:替代性道路何以可能

在研究后工业社会性质与资本逻辑全球化辩证本质的基础上, 俄罗斯左翼学者所推动的“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获得了丰富的时代性与现实性。虽然在替代性方案、革命主体、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等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论, 然而这一思潮的充分展开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替代性道路探索重新融入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整体运动。

在2011年3月召开的圆桌会议“是否存在左翼思想的危机”上, 学者们就该主题展开了尖锐的思想交锋[10]。后工业社会的中心主任、《自由思想》总编В.伊诺泽姆采夫认为左翼运动或社会主义思想的传统认识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虽然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左翼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表面处于上升趋势, 并就非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历史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辩论, 然而实质上却是整体衰退的。В.伊诺泽姆采夫对左翼运动提出了三点质疑:首先, 20世纪左翼运动政治实践大部分失败了, 当今民众已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其次,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传统工业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或后工业社会, 传统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迅速减少, 阶级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信息化社会改变了个体交往方式, 工人之间的原子化倾向使其很难作为整体被组织起来, 左翼运动的革命主体被瓦解。最后, 现代左翼运动领导人的立场、政策无非是通过社会改革为民众争取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 而非致力于探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左翼党人同样缺少国际主义姿态。

А.布兹加林提出并回答了六个关键性问题以反驳В.伊诺泽姆采夫的立场:第一, 谁是“左翼”?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西欧和第三世界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党构成了左翼的核心力量, 而近十年来“左翼”是由反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社会运动理论家、思想家以及公共领域的代表构成的。

第二, 左翼运动与财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虽然第三世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仍然与争取民主和公民社会、自由和社会福利、社会的最低保障等相关, 然而, 由于整个世界正从社会民主标准“退缩”, 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迈向知识型社会、保障公众普遍接受教育以及个人创造能力的发挥。

第三,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左翼运动立足于把握并克服构成后工业社会核心“支点”的智力创造性活动与资本逻辑以及市场化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

第四, 遏制食利阶层、寻求社会民主模式的再现实化。通过有选择性的、间接的社会和政府调控或更为激进的方法, 遏制金融资本的扩张。

第五, 教育及其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教育的不平等关系被一代代复制, 构成后工业社会分化的主要原因。

第六, 左翼运动的理论基础。社会的发展过程不是线性的, 而是多场景的、矛盾的, 包括曲折和倒退、历史过程的逆转与复归, 今天再次处于迈向新社会的起点。

М.沃耶伊科夫认为, В.伊诺泽姆采夫对左翼运动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观念, 即消灭私有财产、消除贫困、追求平等与民主等, 但在20世纪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努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上述目标;而布兹加林则试图在新左派的现代诠释与传统观念之间进行连接与调和, 两者都缺少历史的方法。沃耶伊科夫认为, 应该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重新确立左翼运动的实质与目标, 即能否将左翼运动等同于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激进革命。激进主义和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取决于一系列条件, 欧洲的历史经验表明, 激进主义政治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成功的, 而在革命后时期改良主义是有效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激进主义左翼运动复兴的可能, 20世纪最后几十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民众耗尽了曾经的革命热情, 在不转变社会根本性质的前提下, 改善社会生活、减少经济、社会分化以及内部紧张成为大多数人的普遍诉求。沃耶伊科夫虽然否认社会主义激进革命的可能性, 但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是可能的。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支持市场经济, 反对市场社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是以社会为定向的, 这一渐进过程的主要问题在于, 如何为社会主义发展出适当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社会主义必须将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立足于解决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的现实化问题。

Б.斯拉温反对В.伊诺泽姆采夫对后工业社会工人生存状况的解释, 在他看来, 只要以资本为原则的雇佣劳动这一生产方式没有改变, 那么工资数量、劳动程度、知识水平并不能改变工人的阶级地位。左翼运动的现代性危机恰恰在于试图取消上述根本的原则性对立, 机会主义的左翼政党组织为争取政治经济权力、社会保障而斗争, 却试图回避资本的原则, 疏远现代工人阶级, “后工业社会”只是在传统工业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社会矛盾。对于未来左翼运动的发展道路, Б.斯拉温强调列宁的基本立场, 即在东方以及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大的空间和潜力。当今左翼思想和运动的危机, 在根本上是政治实践的危机, 而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危机。

2013年4月13日, 莫斯科公民论坛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95周年举办了国际会议“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会议围绕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其政治目的在于团结俄罗斯的工人运动。会议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探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化劳动的特点及趋势, 分析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及其结构变化。认为“中间阶层”“创意劳动”使传统工人阶级的界限日益模糊, 但是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对立的社会关系格局并未改变, 当代工人阶级的组织构成与智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使其更加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而与知识分子混合成为积极的左派, 即新的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以及工人运动, 马克思主义是空洞而缺乏现实基础的。因此, 应该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步骤和方法, 实现工人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与分配的参与管理和控制, 进而达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 将工人阶级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社会基础, 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回归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条件。

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回归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革命的辩证法, 在研究后工业社会性质与晚期资本主义内在限度、矛盾转化的基础上, 立足于俄罗斯作为独特民族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实践, 积极寻求新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否定之否定”, 即如何由先前阶段的社会结构历史性地生成具有本质差异的社会结构, 并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者们深刻意识到, 由于过渡或替代的矛盾性与过程性, 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现实历史运动的充分展开才能完成过渡本身。21世纪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化探索被明确提升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任务, 即以社会主义为定向、通过对资本逻辑全球化的辩证把握, 寻求过渡 (替代) 发生的现实基础与历史条件, 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力量及革命主体的历史生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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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А.Некипелов, Кризис общ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вызо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будущег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3, №1.

[10] 《Есть Ликризис Левойицеи?》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 11 марта 2011 г.) ,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1, № 3.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学习与探索》 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