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在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深入并取得伟大成就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问题研究也产生了一定进展，值得关注。我们通过初步梳理，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理论划分劳动过程理论、政治经济理论、调节学派劳动关系理论以及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理论。以下，本文将对其进行简要分析并从中挖掘有益启示。
一、劳动过程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指出，资本家通过强制手段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使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劳动来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产生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启这一主题，形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1. 劳动过程理论之复兴：劳动与垄断资本
美国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1]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进行了分析。有过14年工人经历的布雷弗曼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问题的论述十分推崇，认为这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仍然适用。他将工人阶级定义为“不占有劳动手段或对劳动手段没有所有权、而必须把他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劳动手段的人的那个阶级”[2]。因而，工人被迫服从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双方存在着根本不平等。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强制控制劳动过程，以确保劳动力充分转化为劳动。布雷弗曼通过实际调研分析了这一过程。以汽车行业为例，工人进行重复性的装配线工作，强烈的不满情绪使怠工、罢工经常发生。为控制劳动过程，资本家将工作进一步分解，流水线操作保证了重复性工作的效率，使劳动过程呈碎片化。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都丧失了专业技能而退化为简单劳动，单个劳动者的时间几乎分文不值；简言之，工人的能力和需要被舍弃掉。
为实现对劳动过程控制的长治久安，资本家运用了科学管理原理。它的首要原则是管理者将工人的所有传统知识进行收集，尔后进行分类、列表，使其变为规则和公式。这样就使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分割开，工人只需要按规则制度劳作。第二原则是将一切脑力活动从车间转移到设计部门，概念与执行相分离，打碎了劳动过程的统一，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被分割开。这样，工人不仅没有对生产工具的支配权，还失去了对自身劳动方式的支配权。第三原则是任务设定，管理者提前制定好工作计划，它不仅包括对工作任务的说明，还包括完成方式与具体期限。这实质上是利用知识垄断来操控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总之，通过科学管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实现了强制控制，劳动者彻底丧失了专业技能和对工作的掌控。布雷弗曼的论述使劳动过程理论再次走向前台，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广大劳动者当中也产生了广泛关注，从而推动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复兴。
2. 劳动过程理论的新视角：工人主体性
随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工人的主体性展开研究，推动了劳动过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以迈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3] 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按照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论述，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导致劳动的碎片化和去技术化，劳动发生异化，工人由于不堪忍受这种剥削和压迫，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苏东剧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了资本主义。布洛维从劳动关系领域思考发生这一局面的原因，他提出，前人研究只重视客观生产过程，应当将“工人主体性”纳入进来从而完善劳动过程理论。
布洛维对苏东剧变后的匈牙利工厂进行实地研究后发现，工人努力工作甚至对工作产生了很强的认同感。在劳动过程中，劳资关系不再是完全对立，而是转型为工人“同意”被控制和剥削。这一状况由于以下三种机制：赶工游戏、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首先，赶工游戏是以计件工资薪酬为基础的一种机制，工人为提高收入会积极工作并认同这一机制。其次，内部劳动市场指资本家为使工人安心在此工作而所设置的一系列激励机制与制度安排。企业为工人提供培训和规范化考核使工人能够发生岗位流动，通过工作资历与报酬挂钩的方式和推行各种福利保障，降低了劳资对立的程度。最后，内部国家是指在企业内部通过建立集体谈判和内部申诉的机制来解决劳资矛盾，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法律的约束。通过以上三种机制，工人努力工作和“同意”被管制和被剥削。此外，布洛维还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引入研究，两者会制约工人行为，而工人斗争也会反过来影响它们。
布洛维提出了理想的社会主义企业治理模式——“雇员所有制”。它是指当资本主义企业发生变革时，由全体工人购买企业所有权，建立工人委员会，来进行生产与经营管理。这是一种让工人自己拥有生产资料，从而不受资本家控制和剥削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布洛维开辟了一个全新视角，使越来越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工人主体性问题引入到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当中。
3. 劳动过程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趋向于多元化。很多学者从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视角展开对劳动过程问题的研究。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对英国、美国和日本车间工厂的劳动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改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具体建议。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对劳动关系治理的各种影响，并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分析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弊端。艾什·阿明（Ashe Amin）等人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代劳动过程的特征加以概括，尤其对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的危机与转型进行剖析。此外，企业如何实现组织民主化也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的一个研究重点。
二、政治经济理论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海曼（Richard Hayman） [4] 秉承马克思的劳动关系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被称为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理论。海曼指出，劳动关系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它不会完全按制度设计运行，也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劳动关系总是在合作与冲突之间不断转化。在雇佣制度下，资本家利润最大化与劳动者报酬最大化的目标之间存在分歧，因而劳资矛盾始终存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劳资冲突加剧。一旦冲突产生，劳资双方均充分调动自身资源参与对抗，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常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市场、社会与阶级这三大目标导向的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会。以市场为目标的工会注重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是一种维护劳动者利益与福利的组织；以社会为目标的工会注重工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将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奋斗目标；以阶级为目标的工会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理念，即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工人的最终解放。
1. 以市场为取向的工会
以市场为取向的工会注重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与福利，商业工联主义工会是其典型代表。具体地讲，它的目标是为工人在工资、工时、福利及工作环境方面谋利，而一般不会考虑工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等非经济目标。在它看来，其他模式的工会对实现工人经济利益与福利没有帮助。此派观点认为，工人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单个工人无法与资本家对抗而被迫选择服从。因而，需要工会走上前台，它一般采取集体谈判的方式为工人牟利，并重视法律制定的作用。集体谈判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协调来调节劳资矛盾，并能够灵活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海曼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种不完全市场。在一般商品市场，购买者拥有商品所有权。而资本家雇佣工人，只是拥有了其劳动力。在雇佣合同中，尽管规定了工作时间，但是实际的工作量仍不可控。没有任何一份合同能规定工人必须以何种的耐心程度、细心程度和积极性完成工作。由于劳动力的价值是无法精确计算的，工资的确定就要通过协商。这种协商随着市场变化而始终处于更新状态，而工会将大量精力放在劳资谈判，必然影响生产率。可见，国家调控显得十分必要，由政府协调劳资双方在工资、劳动条件和标准等方面进行原则性规定，从而使劳动力市场趋向自动运行。国家不仅是契约关系的保护者，还推动了劳资力量的均衡。因而，工会应积极影响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内容。
2. 以社会为取向的工会
以社会为取向的工会积极地融入社会并影响社会发展，它多见于西欧国家，被称为“社会伙伴”。尽管它的初衷是保持独立性，但在运行时却不自觉地卷入整个社会的相互关系中。这类工会认为，劳资双方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与合作。海曼分析了它的发展历程，最早的“社会伙伴”型工会起源于教会性工会组织。在19世纪，教会作为社会主义的批判者，反对工人运动。它把私人所有权看作自然法则，但私有制并不意味着劳资对立。劳资双方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工人努力工作使雇主获取更多利润，其工资也就有了上升空间，如此良性互动使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初，教会性工会除教友外还吸纳了成千上万的蓝领工人，其目标取向自然就成了为广大工人谋取经济利益。在一战后经济重建的艰辛岁月里，教会性工会不再完全敌视社会主义的工人组织。双方一致认为，社会生产秩序的恢复是第一要务，劳资双方要联合起来维护社会稳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社会伙伴”型工会由此产生。
在战争年代和经济萧条时期，“社会伙伴”型工会致力于劳资合作；在经济繁荣时期，它会将主要精力置于通过集体谈判等方式为工人谋利。海曼认为，此类工会面临两难问题：首先是外部与内部影响力问题，工会必须取得成员支持才拥有内部影响力，从而对外部发挥作用，当二者良性互动时，工会取得成功。但如果形势逆转，工会就要再次评估成员需求并调整行动目标，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其次是“社会伙伴”与“抗争政治”之间的矛盾，即工会为取得内部团结，将投身政治斗争，这就违背了其社会伙伴的初衷，在资本家的敌视下，社会伙伴的目标也难以维系。因此，“社会伙伴”型工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很难维持，最终还是要走向阶级斗争的方向。
3. 以阶级为取向的工会
以阶级为取向的工会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会类型，它强调阶级斗争，作为“斗争的学校”引导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海曼认为，以阶级斗争为取向的工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控制生产过程和榨取剩余价值，残酷的现实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会成为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工会行动体现为阶级斗争。这类工会不以单纯的经济目标为目的，而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
在欧洲大陆的早期工会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发端于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尔后是“革命工团主义”运动和新共产国际运动等。海曼指出，以阶级为取向的工会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也因作为其对立面而举步维艰。即便是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利益差异，上层人物在制定工会行动目标时必然掺杂其利益。而处于边缘地带的成员，如低技术岗位、女性、少数民族的工人，其诉求很难受到足够重视。在现实中，这种类型的工会既在团结工人，也在不自觉地分离工人。
海曼总结道，由于工会总要受到内部和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与最初目标设定发生一定的偏离，因此，最佳的模式选择是将市场、社会与阶级这三种目标导向综合考虑，以使工会根据具体情况可更好地协调劳动关系，从而为工人争取权益。
三、调节学派的劳动关系理论
法国调节学派提出，制度主要由五个内容构成：雇佣劳动关系制度、货币制度、竞争形式、国家制度和国际体制。其中，雇佣劳动关系制度最为重要。调节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按照再生产模式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为“福特主义累积体制”和“金融主导型累积体制”两个发展阶段，以下分别介绍这两个阶段下的劳动关系问题。
1. 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劳动关系
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形成于20世纪30—50年代的美国。这一体制下的生产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资本家买进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大型专用机器）进行生产。为了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资本家通过与工人的定期集体谈判来调节工资和提供其他福利。在第二阶段，实施了大规模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在科学管理模式下，管理者将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收集起来垄断在自己手中，工人只是按规定重复操作被分割后的环节，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严格控制。由此，管理者完全操控劳动过程，通过调控流水线的速度来操纵工人的劳动强度和控制产出数量，工人只是进行简单劳动。至此，劳动与管理相分离。生产决策，如技术使用、操作改进都由管理层决定，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产品的完整技能，无法提出改良和创新。工人因变为低技能可替换的劳动力而日益不满，罢工、怠工行为频发，劳资关系对立显现。在第三阶段，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增加了产品供给，集体谈判提高了工资水平，工人的消费也随之增长，形成了大规模消费市场。然而，资本家却变本加厉地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劳资冲突加剧，辞职、罢工、对抗等现象增多。劳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简单劳动的收入难以保证，带来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不足，产品供过于求，资本循环过程难以为继。调节学派指出，正是由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劳动关系的严重扭曲，才导致了自身的瓦解。
2. 金融主导型积累体制中的劳动关系
在福特主义累积体制崩溃后，美国资本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所谓金融主导积累体制阶段，调节学派继续从劳动关系角度对它展开研究。在此阶段，制度的各类形式发生改变，就雇佣劳动关系而言，企业不再偏好长期雇佣合同，而是采取短期雇佣和劳务派遣模式。弹性工作模式出现，如临时工、自由职业、兼职等对传统就业方式产生了很大冲击。就业不稳定性大幅增加，劳动者权益的保障问题十分突出；同时，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劳动者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
对此，调节学派提出了相应措施来协调劳动关系。首先是通过劳动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劳动法使工作弹性与就业安全协调一致，以保障社会平稳运行。对于短期弹性工作，劳动法应规定企业对劳动者的基本保障，使劳动者可以放心地自由选择或从事多种职业，即便是短期就业也依然享有各种社会保障权利。其次是发挥工会作用，通过集体谈判为劳动者争取到更多权益。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调节学派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阶段下的雇佣劳动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丰富国外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的发展。
四、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理论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5] 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关系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构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除了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外，还有很多地位介于两者之间的群体，随着它的比例日趋增大，需要对其进行细化研究。
1. 阶级关系定位
赖特认为，在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中间阶级”，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分类。在拥有生产资料的这部分人当中，以所拥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雇工情况作为分类标准，包括资本家、小雇主和小资产阶级。对于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按拥有组织权利、技术水平及专业资格证书状况等三个因素分为9类，包括专家管理者、专家监督者、非管理者专家、半资格证书管理者、半资格证书监督者、半资格证书管理证工人、无资格证书管理者、无资格证书监督者和无产阶级。并不是他们所有人都只是被动地受剥削，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受剥削的同时剥削他人。前8类可以凭借组织形式或专业技能对生产过程进行部分操控，同样具有剥削性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间阶级日益庞大，成为劳动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
赖特分别从微观与宏观层面研究了阶级的形成及其反作用机制，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的流动原理，为劳动关系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从微观角度讲，他的理论源于三个概念，阶级意识、阶级位置和阶级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阶级位置限制了阶级意识与阶级实践，而阶级意识作用于阶级实践，阶级实践又反过来改变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具体地讲，特定的阶级位置会催生出对应的意识，比如工人阶级认为工会可以为其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而资本家对工会就不会有多大好感。同时，特定的阶级位置还会限制其群体实践活动。例如，无产阶级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就只能认同出卖劳动力的行为方式，资本家则可以选择贷款的方式扩大再生产。但处于特定阶级位置的个人如何实践还要依靠于阶级意识，工人阶级虽然受到剥削，但他们努力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使其后辈提升阶级位置。
在宏观层面，阶级形成、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三个概念是展开分析的线索。阶级形成由集体成员共同构成；阶级结构指不同阶级位置上的人之间的关系与属性；阶级斗争是指特定阶级的一种集体行动。在三者之间，阶级结构限制阶级形成与阶级斗争，阶级形成选择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可以改变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这说明，处在特定的阶级结构下，某种阶级易于形成而其他阶级不宜形成。例如，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进行工作的资本家以及高技能、高管理水平的劳动者，此时阶级结构不再是单纯的两极，而是存在中间阶级。在这种阶级结构下，劳动关系协调有了更多途径。当然，不同的阶级形成选择的斗争方式也不相同，工人阶级倾向于罢工游行，而高级技术人群偏向于谈判协商；反过来，阶级斗争可以改变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因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实质上就是改变阶级结构，催生新的阶级形成。
宏观相当于微观各部分之和加上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例如，就阶级结构而言，就是阶级位置上的个人之和以及处于不同阶级位置的群体间相互作用的总和；反过来，宏观又对微观进行调节。任何微观上的行为都要受到宏观结构的限制与调整。例如，微观上的阶级位置限制阶级意识，而这种限制随宏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此外，赖特还论证了资本主义内部各个阶级如何形成以及不同阶级之间流动的机制。
3. 阶级行动
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级日益扩大，劳动关系协调更为复杂的现实，赖特倡导的阶级行动并不是激烈斗争而是“阶级妥协”。他强调，这并不是要认同资本主义，更不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是要以一种深化民主的方式超越资本主义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即便是进行斗争，工人的力量与资本家相比仍然处于弱势，“中间阶级”由于可以享受到资本家的利益和并非完全被剥削的状态，其斗争的愿望不是非常强烈。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劳资合作可以让双方的利益都有所提升。
赖特的阶级理论反映了时代变化，根据现实情况对马克思的劳动关系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但由于它主要致力于微观个体分析，而更关注劳动者的短期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的长期必然走向被搁置一边。
四、结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遵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论述的基本原则，总体上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现状进行诊断和剖析，从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尽管其研究侧重有所差异，但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的本质即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如影随行的劳资矛盾与对立，各派学者都持一致看法。当然，即便各派学说的理论源泉和基本结论相同，但在具体的研究视角和方案上也存在差别。
首先，劳动过程理论重点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实际状况。布雷弗曼揭示了资本家通过操控劳动过程造成劳动的碎片化与去技术化，从而导致人发生异化这一客观过程，进而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关系的性质及其历史发展特征。布洛维则根据苏东剧变后的新形势，提出除客观生产过程的研究外，还将对“工人主体性”的分析纳入研究，以完善劳动过程理论，增强其现实解释能力。尔后，劳动过程理论又将制度变迁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推动了这一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劳动过程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资本两极对立的思想，并从劳动者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其次，政治经济理论着眼于当代欧洲工会运动的具体实际，侧重于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展开分析，针对市场、社会、阶级三种力量的目标导向，对工会进行研究。该理论指出，每一种类型的工会都具有内在张力，现实中的工会运动正是处在诸多张力之间从而很可能是两种或三种理想类型的混合模式。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混合模式依然是一种矛盾综合体，资本主义劳资矛盾与冲突无法消除的本质会作用于任何一种现实工会，使外在的张力内部化，因而工会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每次张力的化解又将引发新的张力）以应对实际问题。政治经济理论很好地诠释了工会运动的多元主义特征，使国外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具有历史、宏观的视野，也使我们以更为开放、务实的态度推进工会工作，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分析问题（将各类张力嵌入现实）并提出相应方案。
再次，调节学派从总体上考察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生产场所中发生的、以资本积累为目的所进行的劳动力组织问题，其理论侧重于宏观研究制度的相互作用，它对处于现代资本主义两大发展阶段中劳资现状及其各参与主体的动态行为有了很好的阐释，为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展开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调节学派不仅丰富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谱系，对西方的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冲击。既然资本主义各种制度形式的变化会作用于劳动关系，因此制度与法律对于调节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调节学派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方面来改变“强资本弱劳动”的现状，提高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水平。
最后，赖特从一元的阶级划分标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转向三元的划分标准（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并提出剥削的根源在于对关键性生产资料的垄断。他坚持马克思关于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是最基本的阶级划分这个观点，其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阶级分析方法。赖特的阶级模型具有两个突出特征：（1）重新彰显了所有权关系在社会阶级划分中的重要作用；（2）通过“矛盾的阶级定位”来论述“中间阶级”概念，并具体分析了不同阶级的性质与利益，进而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状况。
综上所述，国外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的几派学说各有侧重，丰富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再次活跃起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对现实问题展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对其予以必要的重视，以从中获得有益参考。（注释略）
（作者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理论视野》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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