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何娟  译

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后现代历史阶段。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转型，大量的工业化生产转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与之相伴而生的还有信息和交流的新方式、全球化、传统政党的弱化、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失效、社会的碎片化与分化、政治的均质化与折衷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以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身份被分解成为多样化的集体和个人身份。总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性逐渐取代现代性并发挥支配作用的新时期。

   自1980年代开始，当不同学者讨论“后现代性”(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恩斯特·杰尔纳、克里斯托弗·诺里斯、詹尼·瓦蒂莫、让·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克里斯汉·库马尔)、“晚期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尼科斯·莫泽利斯)、“二次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流动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晚期资本主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新巴洛克主义”(奥马尔·卡拉布雷泽)以及其他诸多“标签”时，上述那些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今新环境之特色的元素就开始形成了。

告别社会民主主义

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中东欧共产主义受挫导致左翼陷入低潮时，托尼·朱特在对世界的分析中质问道:“难道要对过去的一切说再见吗?”对朱特来说，“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社会主义致力于一种全面转型:用一个以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所有权体系为基础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包含了如下前提:接受资本主义及其议会民主，认为议会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框架可以较好地回应迄今为止那些低估各个领域中人们所关切的问题。因此，朱特认为，各种伪装的或冒牌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过度关注自身的问题”(女性主义、同性恋者权利、身份政治)，远离了伟大理想(革命、阶级斗争、第三世界)。

   在《恐惧的政治学:超越左与右》中，弗兰克·富里迪分析了为什么“右”与“左”两个术语虽然仍在使用，但却在政治话语中失去了意义。对于这位社会学家而言，早在21世纪初，我们就已经不再以经典的“左”与“右”来区分相应的政治规划或运动，而是有意避免将个人的联盟、甚至抗议行动与特定的政治规划明确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目前反全球化和反资本主义的各种抗议性动员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去政治化氛围。这些运动有意回避‘意识形态’和政治规划。其支持者不厌其烦地宣称，他们代表了‘对多数、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宽容’。其中一些人宁肯使用‘空间’而非‘运动’这一术语，并坚持认为，‘在社会论坛中没有人有力量或权利来声称某一个行动或提议比其他的更为重要’。”富里迪断言，社会运动内部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反政治”话语的主导思路，因而日益需要通过其组织形式而非意识形态来对其做出界定。正如大卫·格雷伯所指出的:“新的组织形式就是它的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后，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坦率地指出了左翼意识形态的命运:“左翼已然消失。”尽管发生了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以及马德里中心广场、开罗解放广场、纽约华尔街的大众占领公共空间运动，并从中可以发现更具吸引力的民主参与形式的萌芽，但卡斯特认为，至少就西班牙而言，人们的些许意识变革并不足以撼动现存的政治系统，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在2012年12月的一次采访中，卡斯特宣称左翼已经屈从于金融资本主义，并且无力反思任何具有“新感知”的政治议题:“事实是，左翼已然消失。如今，如果用政治术语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建构阶段。保守政党并没有消失，但左翼处于危机之中，虽然选举法发挥的阻隔作用导致出现了一个中间偏左的空间。然而，替代性选择正在出现。”

   让我们回到后现代性开始主导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那个年代。在1985年出版的文集《神圣的左翼》中，法国后现代哲学家鲍德里亚把“政治代表的终结”作为其核心论点，因为他发现了如下事实:最重要的事情已经不再是“代表”，而是“联结”。因而，在政治事务中，所有的事情都将服从于这一新事实，甚至意识形态也不再追求我们发自内心深处的信服，而只是实现“与我们的联结”。自此，最重要的就是联结或不联结。政治家们也开始寻求与人民之间的联结。相应地，此后将是“秀政治”的天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视听媒体、尤其是电视对这种投机政治和新民粹主义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政治家(经常是政治领域之外的专业人才，比如艺术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甚至是“评论员”或“大众知名人士”)是在电视上产生并成长起来的，最初往往混迹于小报辩论和脱口秀节目中。

政治生态主义失去了机会

许多绿色政治理论家选择用生态主义来概括或概念化他们在后现代性兴起的过程中向政治生态主义的转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在意识形态元话语或宏大叙事衰退的过程中，为什么作为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政治生态主义未能扮演主要角色?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绿色政治理论的兴起与在环境问题上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社会意识齐头并进，大多数意识形态都已经接受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观点，即便那些几年之前还否认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虚无主义者”也迅速站在了全球气候变暖的观点这一边。从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发布至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几年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得以确立，与此相应，各国政府和政党都把环境主义纳入到其政治议程之中，即便最保守的政党也是如此。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人们已经可以讨论系统的绿色政治理论，甚至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历史，尽管后者还不那么引人注目。

   生态主义哲学或绿色政治理论主要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建构起来的。在这20年中，人们的生态意识不断加强，绿色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出现了第一批环境主义政党。核电站事故的影响(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由化工产业和石油公司导致的环境事件，都有助于环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当然，在经济和交往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都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成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

   在对环境主义进行政治反思、尤其是“红”与“绿”走向新融合的过程中，默里·布克金的《走向生态社会》(1974)、雷蒙德·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与生态学》(1982)、鲁道夫·巴罗的《从红色到绿色》(1984)、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1993)、安德鲁·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1995)、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乔尔·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2007)及其与迈克尔·洛威合著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1)、安德烈·巴恩萨特的《生态社会主义》(2009)、郇庆治的《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2010)，以及德里克·沃尔的《绿色左翼的兴起》(2010)和洛威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灾难的激进的替代性选择》(2012)等著作，共同推动了一个关于社会生态学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趋于形成。

   安格尔·瓦伦西亚的《政治与环境》(2014)一书将其绿色政治理论或政治生态主义论点基于如下假定: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正在形成一种超越生态主义运动的维度。她强调指出，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生态政治向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危机将会影响所有人及其生存的脆弱世界之中。这也可以解释为，尽管政治生态学仍是一个基本的政治行为体，尽管环境政治话语已经渗透到政党、机构和公共政策之中，然而环境难题不再仅仅是环境主义的领地，不再仅仅是对民主体制的政治挑战，而是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的前沿和核心。

   在瓦伦西亚看来，最近20年中，绿色政治理论已经从理论的政治化转向绿色政治更为深刻的理论化，换句话说，已经从关注环境主义意识形态之影响的阶段转向更具反思性的阶段。至少在欧洲，环境政党更加关注现实的政治话语，这与在乌托邦与实用主义之间充满潜在冲突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比如，绿党进入了议会，这使其言行必须适应环境主义的全新政治空间。瓦伦西亚指出:“这促使它们充分参与到这个体制、甚至政府的任务之中。”总之，这为左翼的新联合创造了可能性，从而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被称为“绿色左翼”的新维度。

   瓦伦西亚呼吁将创建“可持续的左翼”作为21世纪的政治挑战，并把其《绿色左翼》(2006)一书的主旨作为她所“寻找的新的政治空间”的核心，对她而言，这个新空间可以定义为“生态社会主义”瓦伦西亚认为，“绿色左翼的全新政治空间”应该是一个能够超越“左”与“右”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区分的“激进的政治空间”。在她看来，一种政治左翼的模式已经确立，因为环境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理论及其实践中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重要的事情是要知晓，存在着一种红色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空间，并且在每一个这样的空间中，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者不仅必须通过与传统左翼的明智联合开拓政策空间，而且还必须利用它们参与地方、区域或国家治理的优势制定走向可持续社会主义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主义不仅增强了我们的环境意识和我们生活在一个易受伤害的世界之中的观念，而且对瓦伦西亚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环境难题同时具有地方的和全球的维度:“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是我们时代面临的政治挑战之一。”此外，瓦伦西亚似乎还指出了另一种挑战:绿色民主的兴起。

   然而，在2016年，政治生态主义似乎并没有惊艳的表现，也未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抗衡物或填补左翼危机留下的空间，更不用说提供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性选择了。

生态社会主义与“绿色民主”的兴起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杂交物，是对各种碎片化的话语、叙事、尤其是后现代性的回应。因而，虽然经过30多年的理论化，但它仍然不够完善。这表明，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失望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空间并未被当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所占据。

   准确地说，“生态社会主义”概念是在后现代性这一哲学构想产生一年之后才出现的。萨卡认为，作为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的奥西普·弗莱希特海姆在《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希望》(1980)一文中首次提到了“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术语。

   此外，该概念更早可以追溯到威廉·莫里斯和乔治·奥威尔的著作。在1960—1970年代，美国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布克金构建了他的“社会生态学”，而法国环境主义活动家雷内·杜蒙特则在《社会主义生态学》(1977)中使用了“社会主义的生态主义”这一概念。随后，威尔士小说家和评论家、新左翼的中坚威廉斯也在《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中使用了“社会主义生态学”这个概念。

   就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而言，最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是曼纽尔·萨克里斯坦。到1978年为止，他一直是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也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以及坚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相融合的捍卫者和支持者。生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主要建构者之一洛威曾经评论认为，萨克里斯坦“是最早关注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并提出应据此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理想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之一”。事实上，他还帮助在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组建了首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生态学组织:加泰罗尼亚反核能协会。面对他所抨击的那种“纯粹的乌托邦”或“糟糕的乌托邦”，自1970年起，萨克里斯坦建议实施“一种左翼的战略性矫正，这是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新问题的分析，并与新社会运动相联系”。他对政治生态学的兴趣始于1970年代初，源自他所谓的“社会物理学”，他用这个新词来概括“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介入对自然的影响(城市化和污染等等)”。而这种“社会物理学”可以理解为“生态社会主义”。

   鲍里斯·弗兰克尔是首位系统分析生态社会主义的学者。他在《后工业乌托邦》(1987)中将生态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一起作为“后工业乌托邦”或“后现代性”的主要表现。弗兰克尔强调指出:“理论家们普遍相信，他们的后工业主义模式会将民主、自由、宽容、公平和其他理性主义价值最大化，而这些观念构成了欧洲几百年来的历史。在这方面，他们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以及作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主要特征的迷失方向截然不同。”据此，弗兰克尔提醒我们，妇女、同性恋者和生态主义者是基于“个体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其价值观和政治优先事项，而不是认同或加入传统的劳工运动或其他社会运动，就好像女性主义运动、争取同性恋者权益运动和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并不处在同一个社会之中，也就不会面临共同的问题(战争、经济强权、公共行政、宗教、教育、贫困、合法权利或任何彼此关联的公共议题)。他还进一步补充说:“答案可能是不同的，但任何‘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也必须解决理性的公共应用问题，解决如何将个体的多重身份与公共身份和权利相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说，但愿未来社会会更加自由和多样化，与此同时，每个公民又能够在他或她的亚文化身份中分享归属感、公民身份、共同的权利和责任，否则，我们就必须准备接受碎片化、特殊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噩梦。”

   弗兰克尔在《后工业乌托邦》一书的“走向未来:后工业主义的政治”一章和最后的“结论”中提醒激进的和革命的政党以及西德绿党，应吸纳生态社会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并拥抱一种基于生态社会主义和准自治原则的“具体的乌托邦”。

   实际上，生态主义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在安德烈·高兹写于1972年的著作中已经可以找到。在参加了《新观察家》杂志组织的一场以“生态和革命”为主题的会议之后，他写道:“生态学是一门从根本上反资本主义的和颠覆性的学科。

   在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早的理论定义中，罗宾·艾克斯利称其为一种理论，其意识形态“因激烈地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可以被描述为后马克思主义，而非反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一些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家借鉴综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观点，以及其他更古老的传统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思考，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新左翼的自治理念和女性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者还分享了生态无政府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和自治观念”。而对于艾克斯利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观念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绿色运动中的这种影响是与绿党的口号之一“非左非右”相冲突的。

   不仅如此，这还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另一位重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萨卡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不能、也不应该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其福利制度的不利后果。他同时还强调，重点应放在创造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而非生态社会主义政党之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增长伦理而斗争，而这种新伦理将以牺牲奢侈品的享受和舒适的生活为基础。无论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想在任何小国获得成功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更关注那些在诸如西欧等较大的区域内展开活动的运动。在他看来，这些区域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能够创造一种“新文化”。他建议通过价值观的改变来创造这种“新文化”，因为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改变，主要国家或区域的变革就不可能实现。据此，他还批评了德国绿党的演进趋势，明确指出“真正的生态经济只有在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出现”，因而生态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是剥削、残忍的竞争，动机是物质利益和贪心”。他还宣称，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未来的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掌握生态智慧，因为:“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遭遇了增长的极限。”

   多布森也对那些相信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找到环境问题解决办法的人持批判态度，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环境问题，同时还主张对“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做出明确的区分。关于生态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究竟属于左还是右的问题，多布森指出:“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以左或右来谈论绿色运动，因为我们能够对这些术语做出适当的调整。比如，如果我们将平等和等级制作为左翼或右翼思想的主要特征，那么生态主义明显属于左翼，因为它主张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平等。但是，要论证生态主义仅仅是一种左翼思想并非易事。”

   “绿色思维”的另一位主要理论家沃尔在《绿色左翼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今天，生态社会主义是不同的群体、网络和政党的大杂烩。”相比之下，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有着更大的影响。当然，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也在发挥着某种领导者的作用，比如埃沃·莫拉莱斯、乌戈·查韦斯、拉斐尔·科雷亚和雨果·布兰科等。沃尔高度肯定了科威尔和洛威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沃尔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是重新界定左翼和政治生态主义未来的一种全球性现象，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有赖于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对人类和自然之未来的威胁，而生态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

从“福利国家”到“生态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已经严重影响到福利国家的模式，在最近的30年间更是如此。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全球性地关注环境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地方、国家和区域性的解决方案也得到了贯彻实施，此外，个体的环境意识(比如循环利用、近距离贸易、生态消费等)也在逐渐强化。就全球范围来说，为了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相关方面已经举办了多次论坛和会议。

   然而，绿党和环境团体一再警告，所达成的各种国际协议并不充分，未对温室气体排放设置极限也会导致严重后果。2015年1月，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表的两篇报道总结说，2014年是北美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1880年以来最热的10年发生在过去的20年间。

   面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面，以及中国等新兴大国对石油能源的依赖，一种理论建议就是进行强力干预，这可以在约翰·巴里和艾克斯利合编的《国家和全球生态危机》(2005)一书中找到线索。在他们看来，国家仍是最有能力和政策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实体。该书第一章是詹姆斯·米德克罗夫特的文章《从福利国家到生态国家》。米德克罗夫特在文章中探讨了创建生态国家的可能性，认为生态国家将是一个把保护环境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的国家。此外，他还阐释了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如何与生态国家的出现齐头并进的。米德克罗夫特认为，福利国家主要涵盖了那些与养老金、失业福利、医疗保险、家庭津贴等有关的政策和计划，这些已经在1950—1970年代获得了实施，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如瑞典和挪威。

   在米德克罗夫特看来，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现代国家意识到安全网络对于公众的必要性，而鉴于减少污染、自然保护计划等可能导致的对福利的影响，创建生态国家的努力可能会遭到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反对。回顾福利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不难看到，工人阶级、工团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曾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创建生态国家的过程中，这些福利国家的推动者却可能会成为障碍，因为工人、工会团体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会看到对其生活水平、工作方式和经济增长的威胁。此外，米德克罗夫特还指出，福利国家本质上是“国家的”创造物，而生态国家的创建则完全不同，因为“生态国家本身似乎就是一个矛盾性术语。许多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需要国际上相互协调来应对”。

   该书第二章是彼得·克里斯托弗的论文《走出混沌，一颗闪亮的星?绿色国家类型学》。在这篇文章中，克里斯托弗宣称，绿色国家是从福利国家自然发展而来的，这体现在环境部门的创设、减少污染政策的制定以及保护自然法律的颁布和实施等方面。在他看来，创建绿色国家需要一种强生态现代化。这意味着，国家对环境议题的强力干预及其与经济和社会议题的整合。此外，还需要一种基于激进生态价值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以及有着强烈环境意识和政治参与感的新一代“生态公民”。然而，这些在任何国家中都没有得到充分强调，我们最多只是进入了“环境福利国家”，比如在瑞典和荷兰，国家对环境问题进行一种温和的干预。

“绿色民主”及其敌人

与年轻的“环境运动”和“政治生态主义”不同，“生态思维”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古老的哲学传统和宗教传统中找到其思想渊源。“生态学”概念源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的《生态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之前没有生态问题。19世纪，伦敦、曼彻斯特、巴塞罗那等许多欧洲城市比现在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更为严重。那时的伦敦整天处于薄雾之中，只不过当时人们并不重视查尔斯·狄更斯抑或恩格斯和马克思对英国资本由于工厂烟囱污染导致严重危害健康的批判。

   德国哲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明确指出，实际上，许多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的社会问题早已存在，并非是在它们被纳入到大众传媒的视野之后才产生的。可以说，环境运动的兴起和扩展与过去数十年中环境难题的可视化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绿化”或绿色民主远远超出了绿色和平组织或绿党议会等强势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动议所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如果它们并未进入市政府、地区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话。

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构建了这样一个思想流派:主张社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生的根本性改变，从而避免正在毁灭地球的经济模式所导致的后果。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主义之间“红绿”交融的根基在过去30年中已经牢固了很多。但是，正如洛威所提醒我们的，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早在1928年的《单行道》中就已经公开抨击统治自然的观念为“帝国主义的傲慢”，并提出人类应重建关于自然的观念，即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雅明不仅谴责了进步可能带来的威胁，而且提出将革命性的乌托邦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

     佩珀在他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的最后一章分析了环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环境哲学之间的关系。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部分绿色运动已经沦为“反革命”，因为它们并未挑战正在使地球衰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反而成为了这一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在这些绿色运动看来，“绿色消费主义”或部分“绿化”的资本主义是可以接受的。结果是，“绿色激进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预警和矫正机制，“使得它可以适应生态矛盾和吸纳社会抗议”。

    显然，就严格的生态社会主义立场而言，如果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本身的转型，绿色民主就无法成为现实。但是，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对于绿色左翼而言，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数年间，对“去增长”的坚持已经被重新阐释为借助消费来实现经济复苏。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和架构已经深刻影响到其政治替代者。

    在分析厄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这两位公认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一书时，吉尔·汉兹强调了这两位学者如何从后现代的视角阐释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得出冲突来自“对抗”的结论。后现代思维把个体视为一系列的身份集合，拉克劳和墨菲就认为，工人阶级中的某一个体从来就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中的个人”:他同时可以是单个人、少数民族成员、女性和工人。在这两位学者看来，这其中的每一个不同面相都可以导致与他人的对立和冲突。相应地，社会阶级在后现代社会并非一个统一性的结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都会形成主观性的看法，而“阶级身份”仅仅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正如汉兹所说，基于社会阶级的革命在后现代社会中注定要失败，“冲突将永远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将持续处于不稳定和变化之中，尽管存在着对抗，人们仍可以实现团结并在地方层面采取行动”。相应地，“新个性”随之出现。旧个人主义以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为基础，但如今，它不仅超越了经济领域，也与个人对自己的性别、社会身份、种族身份和环境的追求相关。在汉兹看来，由于“旧个人主义”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和自私自利，进步政治往往会忽视作为社会运动核心的个体的力量。

    由此，我想强调的是，绿色民主的“敌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直接捍卫者，还包括后现代性思潮中将其主要目标定位为超越“左—右”对立的那些人。

用“生态社会主义状况”对抗“后民粹主义状况

我所指称的“后民粹主义状况”，是指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技术和通讯变革所导致的现实。这种状况决定了那些与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学”或者与“城市”、“公共事务”、公民身份等相关的政治活动。

    那么，为什么要谈论“后民粹主义状况”呢?这是因为最近30年的后现代主义见证了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渐趋强大。只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保持持续增长，这种模式就不会被质疑，更不用说那些灌输给个人的价值观，包括消费主义、社群自我的失落、去管制、沉迷于提高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不考虑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等等。然而，它并非一种绝对的霸权，因为同时还出现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占领运动、反核能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有着自己的“独特理念”和目标，而不是像19世纪、20世纪那样致力于改变整个世界的宏大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高度异质化，各个层面都可能引发变革。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尤其在西班牙)，一个民粹主义阶级开始形成，其中很多人都保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因过去一段时间在各个方面的过度奢侈而遭到了惩罚，从而对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这正是新极右翼政党突然崛起的深层原因。同时，它也导致了诸如“加泰罗尼亚绿色倡议党”等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向“新公社自治主义”的转变。公社自治主义源自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布克金。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在2017年1月5日的第一次竞选演讲中使用了与法国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相似的语句:我们是人民，以人民的名义，我们与人民在一起。这并不令人吃惊。

    正是“后现代状况”造就了今日的“后民粹主义状况”。只有等到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时，这一新状况才会出现实质性改观，尤其是对于西班牙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所谓的世界强国的幻影之下。长期以来，中产阶级的“抱怨文化”使得他们反对或极不情愿纳税去支持“西班牙的准福利社会”，更不愿为生态环境改善做出个体或集体意义上的自我牺牲。如今，经济危机的海啸已经沉重打击到中下阶层和中产阶级，而他们又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诉诸于“反对一切”的宏大意识形态话语，因为，就连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实施的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治理政策，这就造成了一种使后现代新民粹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这就催生了新的平台和运动。不仅如此，作为改革者、修复者和新生代的平台和运动还经常回避“政党”以及与“左/右”意识形态相关的词汇。负责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英格·伊瑞农在《世界外交论衡》杂志上发表题为《什么是“我们可以”党》的文章指出:“西班牙正在经历一场体制危机，这首先是由于传统的身份认同共识的破裂，进而创造了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条件，后者所追求的并非现行体制中权力的象征性再分配，而是要造就一种新秩序，从而表达一种新的政治意愿并逐渐使之成为多数。”

    然而，这种“后民粹主义状况”绝不止于这些新政党和运动，其背后要么是一个软弱的组织结构，要么是一种借助于精神导师的高度集中的领导权，并且往往通过某种程度的视听展示和交往能力来实现。它们同时善于运用传统媒介和“新社交媒体”，比如推特、脸书和其他后现代通讯方式，就像鲍德里亚在1980年代所阐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大量的信息和交流将给我们带来虚假的信息，并处于虚假的交流之中。媒体的高曝光率使其获得了远远超出其实际能力的选票，甚至获得重大选举胜利，比如希腊左翼联盟或西班牙绿色倡议党。但是，这些政党正在被“后民粹主义”的浪潮所淹没，并在走向所谓的“聚合点”。当然，在这个“流动的社会”或后现代性社会中，“后民粹主义状况”有可能像后现代价值观一样转瞬即逝。不仅如此，目前的“后民粹主义状况”产生于长期的新自由主义环境及其政策体系之中，这意味着个体所期盼的往往只是能够解决其眼前难题的政治家，而不是更为深刻的长期性变革方案，同样，我们也很难期待在如此的环境下能够孕育和成长出成千上万的崭新公民。

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绿色民主”的目标

正如诺埃米·克莱因在其新书《一切都将改变:资本主义与气候》(2014)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再耽误更多的时间了，因为过去25年中已经又增加了61%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克莱因而言，将环境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之下是必要的，因为如她所述，资本主义的增长逻辑与抑制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不相容的。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及其政策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环境难题，也会进一步加剧环境难题。克莱因还批评了环境运动团体，尤其是“大型企业与大型环境组织之间的灾难性联姻”，以及反紧缩运动在其抗议活动中忘记了环境，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与社会脆弱性相伴随的往往是环境保护的缺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克莱因的这些看法及其旨在打破意识形态障碍的战略变革主张，时至今日并未能够体现在任何一种明确的全球或区域性意识形态表述之中，无论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形式都是如此，而它们应该作为绿色民主建构的基石。因为，尽管“个体良心”对于集体行动是必要的，但正如我已反复指出的，更为重要的是“集体意识”，如果没有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这种替代性选择有可能面临着在环境运动和反紧缩运动中出现碎片化的情况。这是因为，转型中的左翼政党需要在复杂和多样化的当代后现代社会中实现一种左翼空间的聚合，超越个体之间的交往空间以及各种形式的“主观革命”和“只关注自身”的运动与倡议，以便向着生态社会主义融合的方向走得更远。通向绿色民主的道路要通过建构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络”来克服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屈从，实现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而这一目标只能借助构建绿色左翼意识形态的“元叙事”来逐步实现。

（作者单位：西班牙拉蒙尤以大学政治与传播学院；译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