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建立在生产范畴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全新哲学世界观得以形成。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生成史的研究日趋深入，许多从前重视不足的思想家，如赫斯、鲍威尔、李斯特等，都已进入到了我国学者的视野中。借助于这些研究，我们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一系列概念的哲学内涵理解地更为深入。然而，生产这一范畴是如何进入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之中的，它的来源是哪里，对这一问题我们以往很少追问。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德国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在《生产的运动》（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一书对于生产范畴的探讨，在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及其对物质生产的理解

    《生产的运动》一书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准备过程。1840年，舒尔茨便在《德意志季刊》上发表了《劳动组织中的变化》这一长文，这一文章后来构成了《生产的运动》一书的“物质生产”一章；三年后，舒尔茨完成了《精神生产的劳动组织的变化》一文，此文同年以“精神的生产”为题，和《精神生产的劳动组织中的变化》一文一起以“生产的运动”为题于1843年发表。《生产的运动》的副标题，即“对建立一种国家与社会的新科学的历史的、统计学的探讨”。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数据，历史地看待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是舒尔茨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生产的运动》这本书除导言外共分两部分：“物质生产”（Materielle Produktion）和“精神生产”（Geistige Produktion）。舒尔茨对于物质生产的论述，是《生产的运动》最关键的部分。在“物质生产”这一章的开篇舒尔茨便论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人“内在劳动”（innere Arbeit）的创造性将物质的财富同精神的财富联系在一起，“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从两方面描述了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从而运动规律的两个方面也必须要被证明。”（Schulz, p.10）精神的生产和物质的生产的规律，在根本上是同一个规律，是同一个规律发展的不同环节。为了了解精神生产的规律，必须首先理解物质生产的规律。因为，精神世界里也受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的规律的统治，“精神的世界也被这样的规律所统治，即在生活中有意义的关系并未消失，而是被把握并因此变成了持存的精神财产。”（ibid., p.11）正因此，舒尔茨首先探讨的对象就是物质生产。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舒尔茨在思想逻辑中给予物质生产以基础性的地位。舒尔茨对于物质生产的理解，可以总结为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舒尔茨将物质生产视作理解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是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最重要的观点。舒尔茨写作《生产的运动》的动机与目的，就是思考解决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途径。舒尔茨认识到，不断产生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大众，已经和更高社会等级之间产生了日趋无法弥合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已经将欧洲推向了毁灭性的内战的边缘。（ibid., p.3）此时的欧洲，尤其是英法两国，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各国的生产力、人口数量均有极大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大量赤贫的无产阶级的产生，贫富差距的加大，成为当时众多进步思想家所关心的对象。但是在舒尔茨看来，这些思想家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舒尔茨回顾了英法两国思想界对于当时现实的回应。这其中，舒尔茨最关心的就是以傅里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舒尔茨认为，这些思想还局限于探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分配关系，而这种尝试必然面对着内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就产生自当时的阶级矛盾，而向分配关系寻找答案，只会激化阶级矛盾，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  

舒尔茨进一步将重点集中在德国当时的思想状况之上。这其中，首先面对的就是当时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赫斯的行动哲学。在舒尔茨看来，赫斯的行动哲学只不过是德国抽象思辨传统换一副面具罢了，它的行动与批判，永远都跳不出思想的范围。他以辛辣的口吻写道：“当他们付出更多行动，而非原地踏步时，便能够产生一种进步。然而一切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扬起了书斋里的灰尘，在这尘土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ibid., p.7）这种行动哲学说到底是和现实以及人民割裂开的经院哲学，舒尔茨说，“在这样一个撕裂的时代里，一个哲学家要被人民所接受，就如同骆驼要钻过针眼一般困难。”（ibid.）在批判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德国的思辨哲学之后，舒尔茨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在现实之中才有真理”（ibid.），现实就是物质生产。在舒尔茨看来，物质生产“这种自然发生的东西，在一种由内而外合规律发展的行动组织的历史的活生生联系中，除掉全部的任意性，始终是强大的、具有影响的。然而人们甚至还是不能把握物质生产的全部过程。” （ibid., p.8）对物质生产内在规律的把握，也就是对生产的运动的理解，方才构成了从思想上把握社会历史的根本。  

第二，舒尔茨对物质生产的理解，建立在斯密的分工理论之上。这是贯穿《生产的运动》的核心逻辑。斯密的分工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斯密的分工理论，更多被作为一种单纯的经济学理论，舒尔茨将其提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即将劳动分工的原则推广到了社会分工。这一发展，根源于斯密和舒尔茨所面对的不同现实。斯密所探讨的分工，还更多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这种分工，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微观的分工，是生产力的维度。而在斯密之后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分工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阶段，即社会分工的形成，在社会分工之上，生产关系范畴也被囊括在内。舒尔茨批判只关注变革分配领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停留在思辨领域的德国行动哲学，而强调物质生产：“这种思考使我现在首先转向了对生产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及其组织的当代结构。这种方式的文章应该尽可能少地流于空疏的普遍性，而使其通过个别的和不那么庞大的东西而被驱散、化解。它恰恰涉及对于活生生的合规律的联系的描述。”（ibid.）探寻物质生产的规律，而且这种探索不是从思想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生产的历史出发，从数据本身出发，换句话说，就是从现实本身出发。而这种规律是什么？这里我们看到了舒尔茨思想的重要来源，即斯密的分工学说：“在很久前我就和一些先行者一样，尝试着发展可以测量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那种运动的规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已经借由分工一词被大众所了解了。”（ibid., p.9）而舒尔茨认为，这种规律也同样可以运用到精神的生产之中：“扩展和再次结合的同一进程也在精神创造的广阔领域里被探寻。”（ibid.）在舒尔茨看来，正是分工的不断拓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贯穿人类历史，但在近代得到最突出的表现，舒尔茨指出：“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自然的力之间的分工。生产力更广泛地结合起来……”（ibid., p.40）将分工提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物质生产规律层面，并将分工视作生产力发展的根源，这正是舒尔茨对斯密的发展和继承。  

第三，舒尔茨认识到了物质生产的进步会推动社会关系的进步。舒尔茨对物质生产的研究，一方面紧紧围绕以西欧为中心的生产力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充分研究了在生产力进步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在探讨生产进步的历史时，舒尔茨将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关系的变化乃至精神活动的变化结合，将劳动分工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起来，这是《生产的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舒尔茨将生产力的发展区分为手的劳动（Handarbeit），工具（Handwerk），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四个阶段（ibid., p.39）。工场手工业正是在分工的细致化上，超越了手工和工具的粗陋阶段；而大工业则借助于驾驭了自然力的机器，超越了单凭人力的工具和工场阶段。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舒尔茨指出，在手工和工具阶段，人还停留在勉强维持生命存在的谋生活动之上，因此不可能产生从事精神活动的阶级，在政治活动上也是单一的，服务于共同体的维系，只存在同时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ibid., p.13）而手工业活动中，因为技艺的稳定性，便形成了一种职业的传承性，而正是在这种职业的传承性之上，所有等级和阶层，行会和公会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精神和学说。（ibid., p.14）舒尔茨进一步指出，只有服务于物质生产的有规律有计划的工商业活动才使得财富的积累成为可能，（ibid.）而在积累的财富基础上，“个体在经济上安全了，对满足肉体需要的仅有的担忧也被解除了。”（ibid.）从而，真正的精神的生产才得以可能，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对立，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对立才最终发生。而精神的生产在舒尔茨看来，则尤其体现为一种宗教热情，宗教渴望构成了人类精神王国的第一个主要分支，也是精神生产的第一个产物。（ibid.）而后，随着生产力进入到更高的阶段，真正的立法也便产生了。在随后的行文中，舒尔茨以非常细致的历史事实和大量详实的数据向读者呈现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在此基础上带来的社会与人口的变化。舒尔茨尤其以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处于不同生产力水平上的国家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各个国家分工的不断发展所造成的行业的划分，工商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以及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乃至所有权、法律的变化。（ibid., p.40）  

以上就是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之中物质生产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那么，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二、《生产的运动》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作用

    马克思一生中曾两次直接引用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次是在《资本论》之中。可以确定，马克思对《生产的运动》一书的阅读几乎延续了他的全部研究生涯。以《生产的运动》为坐标审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进而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与《生产的运动》的首次遭遇  

马克思初次遭遇《生产的运动》，一开始是误会、低估了舒尔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在第一笔记本的“工资”部分中直接引用了《生产的运动》。从《生产的运动》一书的结构来看，引用全部集中在了“物质生产”章的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是舒尔茨在经过对人类社会劳动组织的变化，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详实的梳理之后，开始揭露这种生产力的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的时候了。故而，马克思此时在《生产的运动》中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弊病。但是这种引用之中，显然脱离了《生产的运动》的整体语境，而仅仅是一种材料的堆砌，用以服务于马克思对私有制之下的异化劳动的批判。因此在这种引用之中，就产生了马克思对舒尔茨的误解。  

这一误解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将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划入了他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家的行列。例如，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舒尔茨将原始状况下人的生产状态称作“谋生活动”（Erwerbstätigkeit）：“在所有处于最低阶段的人民那里，普遍被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统治着，并往往由他们土地的性质所规定。”（Schulz，p.12）而马克思认为，在《生产的运动》中，舒尔茨看到的只有“谋生活动”：“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4页。译文有改动）马克思通过摘录如下段落来支持这一观点：“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很快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同上，第124-125页）显然，在这里出现的不仅是一种语境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结构的差异。马克思在这里与“谋生活动”相对立的，就是被悬设起来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概念，它的设定正为异化劳动的批判提供了逻辑前提。相对于“谋生活动”，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更多探讨的其实是“工商业活动”（Gewerbstätigkeit），对工商业活动的探讨，完全基于分工与劳动组织的变化，进而推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工商业中劳动人口的结构变化，从而进一步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的根源。此时，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舒尔茨保持了很长的距离。正因此，马克思认为舒尔茨将劳动仅仅看做“谋生活动”的思路，也导致了“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同上，第125页）。但马克思所引用的段落，在舒尔茨那里却是完全另一条轨道上的话语。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中甚至就批评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Ökonomie）“只关注物的世界（Sachenwelt）和产品的堆积，以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没有能下决心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Schulz, p.57）舒尔茨始终坚持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看到，正是生产力的进步给精神的享受创造了条件。（ibid., p.67）但舒尔茨也认识到，这只是理想情况，真实的情况是，工人对产品的分配以及闲暇的分配依然受“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支配，而工人奴隶性的劳动有增无减。（ibid., p.68）舒尔茨显然并不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将人当做劳动的动物的国民经济学家的行列之中，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在强烈的异化劳动批判的人本主义逻辑驱使下，并未冷静地看待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的逻辑和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另外一条从生产和对象化劳动出发的科学逻辑，为马克思之后科学对待舒尔茨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就体现在，马克思借助于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开始意识到生产范畴的重要意义。例如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认识到了两种生产，一种是“作为劳动”的，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是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另一种是 “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2页。）。这里的第二种生产，实际上就具有一种客观的意义。到了第三笔记本中，这重意蕴更为明显。马克思尽管对私有财产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但他也看到了私有财产的运动，包括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同上，第186页。）此外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也认识到了工业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和本质力量。从这些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中，已经慢慢意识到了生产范畴的意义，这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接近舒尔茨的观点提供了思想上的前提。  

（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向《生产的运动》的接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重要文本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得以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初见轮廓。而这其中起到基石地位的，便是由“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等概念所构成的生产范畴的形成。“生产”范畴的确立，面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宣告了一种现实的历史的维度。细细研读，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一推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范畴受到了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的很大启发。舒尔茨对物质生产的三个方面的理解，也深刻表现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  

首先，马克思也将物质生产视作决定性的因素，视作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生产范畴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最早就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在此之前马克思使用过“劳动”、“实践”概念来表征一种主客关系维度，而“生产”范畴的出现，显然具备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生产”，构成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赋予了物质生产以根基性的地位：“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上，第531页）将批判和研究的前提奠定在物质生产之上，这是马克思和舒尔茨保持一致的地方。生产范畴，在马克思的新哲学中夯实了地基的作用。建立在生产范畴之上的论述，不再是也不可能是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思辨运动，而是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以及在此之上的社会关系、观念和精神的变化。更具体讲，便是工具、机器的使用，农业和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阶级划分的变化，人口构成的变化，等等，马克思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现实的具体的向度上表达的：“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同上，第520页）这里马克思的论述，恰恰和舒尔茨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和工商业人口比例、城乡人口比例等分析是类似的。只是在马克思这里，这种观点更为理论化了。我们还会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使用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一对概念：“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同上，第524页）结合其探讨的语境来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范畴结构很有可能来自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正是他指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方面描述了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Schulz, p.10）。而舒尔茨的理论工作，恰恰是要解释清楚这两种生产的具体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分工的发展。这又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重探讨的。  

其次，和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之中经过发展的斯密的分工理论发挥了重要角色一样，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舒尔茨认识到社会分工会带来城乡、工农商、阶级的分化，在固定的社会分化之上，就会产生一定的观念。正是当人们认识到了分工所带来的优势，即对生产力的提高之后，从事于特定职业的人也便形成了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之上，也就产生了阶级。舒尔茨以印度的种姓制为例，在他看来，种姓制的本质恰恰是社会分工的成熟化，而也恰恰是在这种社会分工之上，舒尔茨说“这种职业种类的分工表现在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划分中，并且导致了梵天由以产生的，作为精神活动的代表的婆罗门这一特殊等级。”（ibid., p.18）因此，社会分工，恰恰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关键点。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以十分类似的语言表述的：“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而不同分工之中的物质活动，恰恰是“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同上，第524页）通过社会分工这一逻辑中介来结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和舒尔茨采取了类似的表述。  

但是，马克思跟随舒尔茨一样把分工理解为社会分工，也并非带来了全部正确的结果。从斯密意义上的劳动分工入手，恰恰衔接的是直接的生产力的维度。在舒尔茨那里，劳动分工和生产力的进步是囊括于社会分工之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探讨的；但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分工却成为唯一的分工，作为人的本质的片面化而出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思想，之所以又成为了替代了“异化劳动”的那种“分工异化”的人本主义尾巴，原因也就在于此。（孙乐强，第37-38页）这是马克思和舒尔茨在分工理论上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舒尔茨物质生产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即生产力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也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找到明显的一致之处。前文提到，舒尔茨向我们总结了生产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在不同生产力的阶段上，人同自然的关系，人口的构成结构，精神生产的状态都会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舒尔茨还区分了游牧、农耕和工商业者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舒尔茨在全部的统计学历史学记录中，尤其突出的就是伴随着对自然力的征服，即对机器的使用所带来的生产力上的极大飞跃。在这里，我们恰恰可以联想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所划分的三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在多重话语中交织形成的，这其中就有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影响。但是较之与李斯特在具体的国家范围内对生产力的探讨，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更多是在更为普遍的历史线索之上的，这也是舒尔茨比李斯特深刻的地方。通过比较《生产的运动》和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发现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生产的运动》的根本超越

   我们已经分析了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对于青年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形成所具有的重要的坐标性意义。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二十多年后的《资本论》中，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再次引用舒尔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对工具和机器的区分，并在注脚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8页）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中认识到机器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全面塑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在本质层面的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生产语境中，认识到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扮演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断，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在马克思搭建全新哲学世界观体系过程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舒尔茨研究专家，德裔以色列学者瓦尔特·格拉布为舒尔茨书写的传记，正标题就叫做“一个给予马克思灵感的人”。在这本书中，格拉布也将舒尔茨判定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这样判断：“舒尔茨通过将他那个时代里市民社会很早就获得的关于社会结构对生产方式和方法的依赖的认识，有效地运用到之前的历史时代，并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观。”（Grab, p.211）格拉布具体阐释道，舒尔茨先更早地认识到了物质生产与政治秩序和社会等级、物质生产和精神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ibid., p.223）通过格拉布的研究，我们也更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对舒尔茨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悄无声息的吸收。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形成，绝非马克思个人抽象思考的产物，而是马克思吸收、批判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资源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根基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将这而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爆发出了强大的思想力量。  

在肯定舒尔茨在生产范畴上给予马克思的重要灵感的同时，我们还应对舒尔茨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尽管从物质生产出发，这并不意味着舒尔茨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舒尔茨思想的根基仍然还是唯心主义的，正如他在《生产的运动》开篇所言：“在最根本上，人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产品。”（Schulz, p.10）正因此，在分析了无产阶级的产生与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病的成因之后，在《生产的运动》下半部分即精神的生产一章中，舒尔茨最终开出的却依然是基督教伦理学的药方，针对时代的弊病，他呼吁唤醒基督教的团结友爱精神（ibid., p.178），并认为“最终世界历史提供了原初动力的行动者和革新者就将以宗教的狂热和饥渴来承担起这项任务”（ibid.）。在舒尔茨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形式是永恒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他不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去寻找破解的钥匙，而是外在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在这种思想逻辑上，舒尔茨依然是一个“德国人”，是一个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于舒尔茨的根本超越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系统地阐发了以物质生产为根基的历史观。舒尔茨尽管在《生产的运动》中认识到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但总体看来只是一种非系统的、片段式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舒尔茨的总体逻辑，是以分工的规律来审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他并没有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有机地联系起来，而只是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视作生产规律的两个方面。而这种在精神生产领域对分工的平行运用，导致的一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将本是物质生产决定的东西也视作一种仿佛具有独立性的历史过程。舒尔茨的这种做法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较之于舒尔茨，马克思则并明确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等等精神生产视作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的产物，“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确立了一种从物质实践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方法。因此，在马克思这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非一个受同一个规律支配的两个并行体系，而是具有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二，马克思凝练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表述为“交往形式”）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源的观点。舒尔茨只是将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理解为分工的不断扩展。作为一位统计学家，舒尔茨通过大量的经验数据认识到了物质生产的运动并没有给工人带来福祉，而是带来贫困，但是他并没有对其内在因果关系展开讨论，而只是停留在对经验的描述上。舒尔茨或许隐约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但因为他理论上的局限性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向前走。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已经透过现象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本质性规律，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上，第567页），“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同上，第567-568页）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本质规律的认识，根本上超越了舒尔茨粗糙地以分工的扩展规律审视历史的做法。  

第三，与前一点相应的是，在马克思以生产范畴建构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之中，蕴含了对资本主义的必然超越。马克思的生产范畴，不仅是对规律的把握，而是具有革命性内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同上，第527页）正因此，不同于舒尔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分工就是要被超越的阶段，尽管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还未彻底脱离人本主义的思路。和马克思相比，舒尔茨和同时代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舒尔茨尽管看到了现实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生产的运动即分工的规律所造成的，但是对于如何克服这种矛盾，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消灭私有制的“激进”主张，但是他最终也无法提出具有信服力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舒尔茨在哲学方法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原则有着一致之处，他们都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视作了一种自然属性。（张一兵，第450页）舒尔茨就把分工视作了一种自然的永恒的东西，因而在论述精神的生产所遭遇的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被舒尔茨贯穿于精神生产之中的分工规律，其实已经成为了颠倒的假象，一种拜物教形式。  

揭示出马克思与其同时代人的思想关联，恰恰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马克思的真正创见；正是在群星闪耀之中，马克思这颗思想巨星才更显耀眼、迷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勾画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表面上运用了很多类似于同代人的很多概念和范畴，然而却在本质上开创出了全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在日后的研究中，重视舒尔茨所扮演的角色。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张一兵，2013年，《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孙乐强，2014年，《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载《哲学研究》第3期。  

Schulz，F.W.，1843，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es und der Gesellschaft ， Zürich und Winterthur.  

Grab，W.，1979，Ein Mann der Marx Ideen gab. Wilhelm Schulz. Weggefährte Georg Büchners. Demokrat der Paulskirch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 Düsseldorf：Droste Verlag.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