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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关键词, 对三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为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近代哲学还是西方现代哲学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能否进一步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的应对与解答反映出几个代表性理论流派的理论立场和思想差异。第二国际的传统理论家只从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方面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涵, 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质;第三国际的传统理论家则从知识体系化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地规范为一套包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系统;后现代主义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 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西方现代哲学的一般立场之中, 与其自身混为一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身, 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哲学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 虽然与现当代哲学具有同质性, 但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不仅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 更在现当代哲学领域中大放异彩, 不可同日而语。

一、解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问

第一个追问:马克思主义是否为哲学。人们经常从马克思所表达的一些话语的表面含义上理解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 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非哲学的。比如, 人们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1为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清算;在解读《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时, 更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完全否定哲学的存在意义, 甚至把哲学称为“关于意识的神话”, 强调“必须‘把哲学搁置在一边’, 必须跳出哲学的领域”[2]210。对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尤其是柯尔施, 他认为马克思要“终结”和“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哲学, 是传统的西方近代哲学, 而不是全盘否定所有哲学。他指出, 马克思坚定地“终结”与“消灭”资产阶级哲学, 从而为构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这一理论武器提供最坚实的新思维方式根据;马克思哲学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否定与批判似乎会构成某种错觉, “好像在超越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这一行动中, 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一个哲学的对象就立即要被废弃和消灭”[3]50。但我们始终要明确和坚定这样一个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运用强有力的修辞手法、话语表达和逻辑论证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哲学, 而在哲学的一般意义上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自己的新哲学。作为辩证法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实现哲学”来达到“消灭哲学”, 为了最终消灭哲学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且这种哲学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哲学的消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3]76, 同时,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同“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一问题紧密相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 对其完全无视或者错误解读最终必然导致无根无源的革命运动的失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他们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仅仅从经济理论和社会学说方面肤浅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义所在, 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习惯于对之进行所谓非哲学的纯“客观”的科学研究, 将其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学科加以学术考察, 把其禁锢在书斋里仅仅作为某种学问去“啃”。与之截然相反,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如卢森堡等) 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键所在, 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性同其革命性内在紧密关联的立场。因此, 每当革命处于低潮, 无产阶级革命家力图重新激发人们的革命激情、再度掀起革命热潮时, 他们总能够找到问题的关键, 从重建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入手, 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力量, 以鼓舞人心、重振幡旗, 引导无产阶级向旧世界发起新冲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着鲜明的革命性和深刻的科学性, 这取决于其总体性原则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内涵和特征。此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也是一种哲学批判, 而且是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的哲学批判。

第二个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近代哲学还是西方现代哲学范畴。从笛卡尔始, 到黑格尔止, 西方哲学经历了近代“体系哲学”的宏伟“叙事”。他们在思辨的沃野上天马行空, 在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下, 突出主体性的至上地位。他们以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为核心, 打着理性主义的旗号, 满足于在抽象化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中兜圈子。虽然西方近代哲学也曾在时代的变迁中扮演着历史推动者和进步者的角色, 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促进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真正的哲学毕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随着时代历史条件的不断改变, 哲学也必须紧随时代的步伐才能绽放真理的光芒。因此, 西方近代哲学在时代的催促下被西方现当代哲学所否定, 完成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这种转向是时代浪潮的结果, 更是哲学自身自我否定自我批评自我发展的自觉意识的历史选择。为时代所呼唤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不再受思辨形而上学的体系束缚, 在回归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回馈时代的现实问题, 为哲学探索新的性质与功能定位, 并追求哲学新的历史意义。首先也是最紧要的是关于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彻底批判, 西方现当代哲学认为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是统一不可分的过程,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质上也是对这一近代认识论的根基做根本性的批判、突破和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批判西方近代哲学, 特别是在其早期著作中, 他们所要“消灭”、“终结”的哲学正是西方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同属黑格尔之后的新哲学, 在时间上具有同期性, 这也使得两者在理论倾向与价值指向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由此可见, 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现当代哲学范畴。首先, 两者在对待西方近代哲学的态度上具有“同仇敌忾”的一致性。他们都力图通过对以往哲学的批判达到对新哲学思维方式的创建。因此, 必须认识并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内在联系, 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和准确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批判性特质与超越性价值所在。这也正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二点: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在打破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时, 以树立一面“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的方式, 宣告着旧哲学体系退出历史舞台, 标榜新哲学转型的完成与重建。在建构新世界观的道路选择上, 马克思则另辟蹊径, 通过哲学革命, 不仅批判以往一切思辨哲学, 而且真正建立起一个关注现实、立足实践的终结旧哲学的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可以说, 西方现当代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轨的“破冰”之举大体也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一切形而上学的超越之列。只不过比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阶级基础和理论立场等方面的宏博壮阔与铿锵有力上, 西方现当代哲学只能“望洋兴叹”, 完全无法望其项背, 在原则性上有着不可调和的根本区别。但是, 从理论形态、思想内容和基本特征而言, 两者在反形而上学、反体系化、促使哲学转向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其所在的世界、主客、心物统一等方面有着诸多同质性。

第三个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能否进一步超越西方现当代哲学。在此要做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性, 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完成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逻辑超越, 尤其当两者具有互为其里的内在一致性关联时。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西方现当代哲学各流派当中的普通一支, 原因在于, 它不同于西方现当代哲学以全盘否定的方式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片面“消解”与“终结”, 它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理论、言辞或体系上对西方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进行驳斥与否定, 而是具有更为坚定彻底的立场, 选取哲学革命的道路, 在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上完成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完全批判和超越。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现实和理论逻辑上完成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的同时, 也在思维方式革新、新世界观开拓的逻辑理路上完成了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两者的超越性意义显然不可相提并论。首先, 在哲学研究对象上, 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主动、精准把脉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病症”———从抽象物质或抽象意识出发构建世界图景的哲学取向。他们提出哲学向现实生活回归的聚焦点的转移, 不再把存在当作实体而是当作活动来理解。毫无疑问, 这种哲学转向是顺应时代要求的积极响应, 但这也正是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现当代哲学所提倡的现实社会生活是表象化、肤浅的、抽象的被动存在方式, 而马克思则要求聚焦现实的、活生生的社会实践, 和作为一切实践基础的生产生活劳动。他强调, 劳动使人成为人, 创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实现人的价值意义, 证明人的活生生的存在现实。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实现新哲学的转向———生产生活的实践转向, 要求研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 而且揭示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人的感性劳动、人的实践是人的真正的存在也是世界的真正的存在;其次, 在对待哲学本体论的态度上, 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大都做出从根本上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消解本体论、取消哲学的选择。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实际上, 西方现当代哲学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即把不断探求世界终极存在、追索人类生存终极价值的具有真理性、理想性本质特征的哲学等同于思辨化、刻板化、绝对化、体系化追求的西方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与之不同, 他所倡议的“消灭哲学”关键指涉西方近代哲学或资产阶级哲学, 而并非否定哲学本身;再者, 在处理“理性”这一近代认识论中心议题时, 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哲学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用“非理性主义”替换“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虽然他们揭露了理性主义的宰制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病态关系生成的根源, 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反叛方式和解决方案却丝毫没有跳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窠臼, 造成“换汤不换药”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充分认可理性的积极效用, 在新世界观的构建中, 将理性主义与唯物史观进行了有机调和, 给予理性以恰当的位置, 实现对理性人与感性人统一于社会历史性存在的确认。最后, 许多现当代哲学流派从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出发, 致力于揭露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端, 尤其对使人物化和异化等问题作出了深刻批判。但由于它们把主客关系仅仅考虑为单一的统一关系, 容易滑向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相对主义。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通过对社会实践作用的强调使相互分立的主客、心物关系真正获得统一, 把哲学上的主客关系问题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结合在一起, 为正确解决主客关系问题开辟了理论与实践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的辩证法之特性使之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脱颖而出。所以,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 也实现了理论逻辑上对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全方位、整体性的哲学观上的超越, 不是个别的、特殊的、点位式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界观、新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向。

二、划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

在以上三个追问的解答基础上, 我们希望通过厘清对马克思主义三种错误理解与前者的关系中, 进一步划清界限。首先, 第一个追问是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划清界限。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前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哲学内核, 它的核心和全部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他们紧紧抓住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关于“终结哲学”“消灭哲学”的论述, 指出马克思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其对哲学的彻底瓦解的基础之上的, 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关涉点和落脚点理解马克思主义, 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 而非形而上学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站在其对立面上, 努力回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他们认为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连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理论思想上出现重大误判, 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的严重忽视, 使指导“武器的批判”的“批判的武器”丧失了本源和真理性力量。必须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片面地科学化、实证化理解的理论倾向, 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才能重新激发革命实践运动的活力与激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主要是柯尔施) 对此的解释是:其一, 马克思所要消灭的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其二, 马克思对待消灭哲学这一过程的理论态度是辩证的。围绕着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最后消灭哲学”等关于哲学本身及如何对待哲学的一些经典论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背后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本质。马克思以理论批判和逻辑辩论的方式要求以往徘徊在“天国之思”的哲学幻想向现实人类世界的回归, 在发现和解答时代人类社会现实问题之中发挥新哲学的新功能。并且,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主要来源于其哲学实质与魅力。一旦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功能, 就会导致在对主体实践能动能力的忽视和轻蔑中, 将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失败的终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犯的正是这个错误。

其次, 第二个追问是与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划清界限。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两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 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把握上则出现根本分歧。前者沿着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定位,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知识体系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内容是物质本体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在自然史的意义上理解人类历史的历史观。第三国际理论家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方法与原则系统化, 到列宁、斯大林那里这种解释路向进一步得以成熟。概括地说, 这种解释路向通常有三个方面:第一,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第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合, 并且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第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点有二, 一是认定人类社会是“第二自然”, 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即所谓“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坚持反映论, 认为认识就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总之, 第三国际理论家基本沿用这个思路来评判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如:列宁认为, 只要不符合一般唯物主义原则, 即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理, 只要不承认阶级斗争, 就是唯心主义, 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认为第三国际理论家是在将西方近代哲学的模式套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这种对具有超越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 无疑是更具潜在的威胁性和颠覆性的理论倾向。因此, 他们反对第三国际比反对第二国际的激烈程度更甚。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为准确地把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和超越性价值所在。作为现当代哲学范畴,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再成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部与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是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基础的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全面超越, 它实现了对思维与存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统一的理论任务和思维方式革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 像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按照传统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把坚持总体性原则以及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实际上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差异理解。前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和误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之意相差甚远, 会诱导人们将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 从而威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真理性。因此, 比起对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声音的反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第三国际传统理论家的思路进行更加针锋相对地批判, 毫不留情地与这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展开必要而紧张斗争。

最后, 第三个追问是与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划清界限。现当代哲学在达成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过程中, 实现了两股理论分流,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支流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支流。在二者关系上, 很容易陷入将前者纳入后者的错误判断中, 甚至主张用后现代主义这一现当代哲学的新近典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因此, 这一部分对两者关系的厘清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重点。我们首先来明确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叛, 西方现代性在通常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发轫于启蒙主义、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以主体性为原则的一种对时代特征的表述。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反叛者, 毫不掩饰地批驳理性主义传统, 并主张通过消解主体性、消解本质主义、消解历史进步主义等方式回应时代问题, 解救现代性危机。这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性理念的批判立场, 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某些揭示, 似乎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因为后者是在真切体验和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诸多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理论探查的。并且在哲学指导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形而上学性, 自觉建立立足人的现实生活、重识人的本质与价值的新世界观。后现代主义的理路具体有以下几大表征:第一, 对启蒙和理性持根本否定的决绝态度。他们驳斥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的观点, 否定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的理论范式, 认为对历史及其规律性的理性认识是不可能的, 体现出鲜明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第二, 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后现代主义并不赞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了进步成果的观点, 认为一切的现代性问题都是工业文明造成的恶果, 要想摆脱现代性危机, 只有在反经济增长、反科学技术、反物质生产中退回到“前技术社会”中去才能实现。第三, 解救陷入现代性困境的人时表现出的无能为力。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缺乏对主体能动性的认知与认可, 所以他们在试图解放现代性牢笼中的人时, 尽管声嘶力竭地呼喊人的自由, 但是在效果上要么陷入一种空想的个体“诗意栖居”, 要么为悲观主义所充斥着听天由命的末世沉沦地被动接受。又由于他们缺乏对革命实践各要素的科学识鉴, 即便谋求着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更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但是最终也只能以改良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无疾而终收场。甚或倒退到前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幻想, 自我塑就一个自娱自乐式的玩笑。

这种以“西学”解马的方式, 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 将二者混为一谈。相反,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是在继承传统哲学的优良因素的基础上对现代性进行建构。他们认为, 只有其对现代性的理解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 更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哲学。

三、正解: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可见, 对上述三个追问和三个划界做出合逻辑回答的, 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对第一个追问所做出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属于哲学, 而不是实证科学;对第二个追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现当代哲学而不是近代哲学;对第三个追问在解答中所体现的复杂情形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方面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 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 马克思主义没有本体论;第三国际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物质本体论;西方现当代哲学, 尤其是最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或者把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虚无化, 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是一种人的情感或感觉经验的本体论。与以上三个理论流派有着显著的差异, 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上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本体论;其二, 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而且要求必须将两个判断关联起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认识才是正确的理解方式。

基于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第三种本体论, 即“社会历史本体论”或“实践本体论”。从本质上讲, 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原理系统;从方法上讲, 本体论采用的是逻辑的方法;从形式上讲, 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学说, “是”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的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特征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 不是从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出发的对本体论的理解, 而是基于“本体论”这个词新的、经过了完全改造的第三种意义, 超越传统的物质精神式的本原探求, 坚决反对西方现代哲学流派, 特别是作为西方现代哲学延伸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将本体论虚无主义化, 凸显人、人的实践这种基本存在的地位, 从而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角度看, 第三种理解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 乃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发, 使得“本体论”概念变得更加宽泛。但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和结论, 已经在国内学界广泛流传。问题在于,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这一理解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原意。

另一方面, 就现代性问题的角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要点首先是辩证地对待现代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直接强调这种观点的人物是哈贝马斯。他从社会发展现实的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 但从不认为出现诸多负面状况的现代性过程和现代社会就此无以为继、无可救药。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问题上, 他曾强调:“务必小心翼翼, 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4]37。并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 “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4]56也就是说, 当人们普遍怀疑并指责现代性自身的悖论并要求彻底抛弃它的一切, 企图擦净污浊的白板重新来过时, 哈贝马斯为现代性做出必要的回护与救助。并且他从哲学转向的角度提出了拯救现代性问题的唯一出路———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 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范畴。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概念正是由哈贝马斯正式提出并做出系统论证的, 是理解现代性的普遍范畴。他认为, 这一范式的提出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现代性危机的根由, 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运行中导致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之间关系失衡, 而非现代性本身的错误。故此, 发展交往理性是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可操作之路。哈贝马斯看到了现代性“外衣”对其理性潜能的捆缚作用。于此, 哈贝马斯引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思想。对现代性问题的这种辩证态度, 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效继承并发扬光大。他们严厉批判现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分析现代性内生作用的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的根源所在, 首先指明现代化的社会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是不同的问题域, 其次强调通过社会运行方式的革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为现代性寻找新的出路, 走向“更现代主义的新的发展观、世界观”。虽然他们在研究整个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时, 同样如后现代主义那样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 但是在根本抉择中强烈要求对濒临崩溃的现代性施以必要而有效地拯救措施, 将其从资本主义的裹挟中解脱出来, 真正正确地发挥其积极潜在理性能力。高兹 (最负盛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 曾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明确表明对待现代性问题的辩证态度, 他说:“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 “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5]1。不难看出, 他要求对现代化加以界限, 就现代化发展时期和进度而言, 现代化并未表现出一种终结和完结的究极形态, 甚至它正在不断地自我突破的过程中。而现代性问题的层出不穷更不意味着现代性本身是个全盘错误的“元叙事”, 反而向现代化提出了将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的要求。高兹认为, 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指的是其准宗教的非理性内容, 而非它本身。我们不能沉沦于对过去的感伤之中而失却扭转当下信仰崩溃时局的机遇, 而应在辩证认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 革新对现代化的观念, 突破旧有的将现代化和现代性视为无界限、漫无边际地扩散的误解。“现代化具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界限, 证明这些界限只有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5]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场合直接对现代性展开批判, 但更多场合是通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一社会现象间接地对现代性展开批判, 如对物化、异化、启蒙精神、大众文化、工具理性、日常生活、消费主义、生态危机、科学主义等的批判, 都可以视为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

其次, 对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加以“治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特点在于, 在对当代社会的现代性负面效应进行激烈而愤怒地抨击与批判时, 并不如后现代主义那样在解构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普遍主义中解构哲学的一般意义, 解构理性主体性的多元效度, 打碎一切本质性存在, 消解形而上价值追求对人的积极意义, 把一切现代性矛盾的问题呈现都归为现代性本身逻辑开显的必然结果。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认识现代性内涵, 正确对待现代性现实效用, 以正确的方式持存对现代性的目标追求。他们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 深信只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有效改革与更变, 纠正扶正现代人的价值观念, 现代性事业就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弊端。这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现代化运动的载体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承载形式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治疗方案问题, 并直接把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 转变为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论证上来。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归结为现代性理念本身, 而是要追溯承受现代化运动的资本逻辑, 围绕资本逻辑把脉、开药方, 才能为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出良好的发展空间, 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取有益的启示。

最后, 如何看待理性主义、人道主义这些现代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现代性的出现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中就必然包含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科学主义等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科学技术、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态度与对现代性的态度是一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曾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现实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与具体应用环境、社会客观条件有着密切联系, 两者间的不协调或后者提供的内容要求有失妥当, 就会造成科学技术的滥用导致“副作用”的产生。马尔库塞更为鲜明地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所在, 即作为手段的科技被制度“挟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 因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和正确挖掘科学技术的价值的新制度, 可以促使科学技术成为一种解放的手段, 而非支配的工具。马尔库塞的“新科技观”清楚地表明, 他并不认为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是科学技术本身固有的属性。除此以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也并非彻底否定启蒙精神本身, 而实际上是批判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蜕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倾向使其思想理论始终关注着价值理性的弘扬, 并通过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反衬价值理性的重要性。同时, 在针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思维方式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从未消解主体, 而要求秉持一种总体性原则去认识人及其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等, 都在尝试重建一种主客统一的新的主体性。这种对主体性的立场坚持, 后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承继, 也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发展。佩珀说道:“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 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 也不是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假如人沾染上这些的话, 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造成的, 也不是原罪所致, 而是流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使然”[6]232-233可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立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宗旨的生态政治;致力于建立一种以“人为尺度”的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自然观;致力于对自然非专制式、科学化控制的统治方式等等。以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态度与后现代主义及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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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 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