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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这一理念脱胎于黑格尔政治哲学, 经科耶夫凝练总结, 最后由其学生福山向世界进行宣告。福山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已经走向“历史的终结”, 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便是历史的“终点”。晚近二十年欧陆哲学家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人, 在新的历史节点重提这一命题, 围绕着政治主体重构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

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理论家崛起, 源于不满意上一代左翼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后结构主义立场的左翼思想家表面上扮演资本主义秩序批判者的角色, 实质上, 他们提出的政治方案已经平滑地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这种批判的姿态只会把左翼事业引向一条绝路, 左翼思想家纷纷迷失在激进解放的路途上, 放弃了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正因如此, 尽管新一代左翼理论径路差异很大, 但都共享同一个基本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反抗。作为新一代左翼的急先锋, 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共享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 他们旨在解决一个关键性议题:“历史终结”时代之后, 承载社会变革任务的政治主体如何塑形?

一、从大他者到死亡驱力:拉康在象征界的一次刺入

如果将拉克劳、墨菲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 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显然不能划归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同时纵使巴迪欧、朗西埃等都是阿尔都塞的学生, 也不能简单将他们与阿尔都塞主义划等号, 毕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同阿尔都塞进行了决裂。准确地说, 当追踪阿尔都塞的理论渊源时, 会发现拉康的思想痕迹贯穿于始终。因此, 拉康才是他们共同的理论之父。正如巴迪欧对拉康之于“激进左翼”的评价:“对于今天法国马克思主义来说, 拉康的作用如同黑格尔对于19世纪40年代德国革命的作用。”

(一) 实在界的剩余与大他者的接管

实在界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过, 拉康从未给予实在界一个简要准确的定义。在拉康的理论图式中, 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是一个用来表征人类身体经验以及一般自然关系的三元构图, 三者之间交错互动并且相互引证。大致说来, 想象界是个体脱离母亲身体初到世界的整一感, 亦可延伸为个体脱离母体获得的一种想象性关系;象征界是语言等符号体系组成的规则系统或意义系统, 当个体脱离母体之后旋即进入以语言为媒介的符号世界, 它塑形和规约个体的社会化存在。作为拉康的理论中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 实在界通过比照象征界进行阐释。实在界是符号总体化工程开始之前的原初状态, 位于象征界之前。套用婴孩与母体的实例, 实在界是母体, 婴孩被迫从母体中分娩出来, 无论愿意与否, 个体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风云诡谲的象征世界。

通过展示主体的形塑历程, 拉康梳理出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逻辑脉络, 与此同时隐喻存在着一种难以消化的本真或实在, 且以剩余物的方式附着在象征界之中。拉康以镜子阶段作为临界点, 展示了个体由婴孩成长为“我”的过程。在镜子阶段之前, 婴孩没有一个统一的“我”的概念。镜子阶段改变了所有的一切, 婴孩第一次将碎片化的身体内化为一个统一的“我”的形象。不过在拉康看来, 这却造成一种原始性创伤, 在主体“我”与物质世界之间绝对地划开了一道无底的裂缝。更为重要的是, 主体“我”对于永恒失却的对象只能在人类欲望的沟壑里实施想象性构式。正是由于原始创伤和想象构式的双重重构, 导致了象征界的角落总是散落着一个无法被主体“我”消化的坚硬内核。

正因为象征界存在着无法被主体消化掉的剩余, 在拉康看来, 主体并不具备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的能力。所有认知均须借助语言这一中介, 可以说语言使得主体具有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拉康将婴孩主体进入以语言为媒介的现实世界时, 遭遇到的符号性律令和规范化标准称之为“大他者”, 母亲便是婴孩最早遭遇到的大他者。要准确地理解拉康语境中大他者, 我们可以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拉康写道:“大他者首先必须被思考为一个地点, 在这个地点上语言得以被构建。”也即是说, 语言并非生成于主体或自我, 而是诞生于大他者这个地点。这是第一层级。进而, 在下一层级可以将大他者看成一个主体, 这个主体占据了语言得以被构建的那一个根本性的地点, 并因而成为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的大他者。

现实世界的一整套符号秩序皆由大他者进行规定。“大他者不仅规诫个体的意识与无意识, 更是规诫着个体之间的所有活动。”虽然大他者接管了人类活动的全部, 但是大他者赋予的主体仍然只能存在于符号秩序象征界之中, 不能抵达前语言世界的实在界之中。大他者规制之下象征界层面上架构起来的世界, 是理性合理、整齐有序的, 可以通过一系列必然性原则加以理解和阐释。但是, 实在界并不是理性、条理的, 它充斥着各种无限的偶然性, 到处都是褶皱、裂缝、沟壑。本真的实在界相对于虚幻的象征界总是以溢出剩余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即是说, 始终存在着逃离大他者规制的剩余存在, 符号秩序暴露出“内在的不连贯、对抗性, 成为了有缺陷的、被禁绝的对象”。拉康告诉我们, 语言符号造成的阉割是双重的, 不仅仅是针对个体, 同时也面向大他者, 在大他者权力布展的地图上充满着漏洞。

(二) 被禁制的大他者与激进的死亡驱力

在拉康语境中, 大他者永远是“被禁制的大他者”。经过符号阉割的大他者, 只是一个尝试占据绝对位置的冒充者:大他者似乎无所不在、全盘规制人们的行动, 但是它永远无法彻底成为整体本身。用拉康的术语来说,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而站在大他者之权力布展漏洞之上的, 恰恰就是拉康笔下那个实在界的剩余:我们既是权力展布的对象, 又是它能指链条之上最大的漏洞、最大的危机。譬如越过大他者疑惧和焦虑临界点的“精神错乱者”, 他们已经成功地逃离大他者所规制的符号矩阵, 在拉康看来, 这些精神错乱者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拉康笔下真正主体存在着一次由异化到分离的历程。在拉康看来, 在出生阶段主体就带有原始性创伤, 划杠的主体被迫定格为一个空洞的姿态。现实主体生成的关键环节就在于这个彻底的异化, 只有经历过符号阉割的主体, 才能够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主体。主体的异化, 意味着只能在两个能指之间做出选择, 而作为真正内核的剩余快感却被排除在现实选项之外。但是, 拉康并没有否认主体存在自由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体现在从异化到分离的一跃。所谓的分离就是主体拒绝在两个能指之间进行选择, 而是去选择被排除在现实选项之外的不可能原质。

真正主体只能存在于实在界, 实在界的主体必然抵制象征化。真正主体必定在现实秩序之中取消自己, 激进地奔向“死亡”的征途。即便没有理想生活或者最好秩序, 主体就是对现实世界充斥着不满, 这实质上是一种不含肯定性的纯粹否定性。作为实在界的主体必然与纯粹欲望相互关联, 而纯粹欲望必定涉及分裂主体与大他者。“虽然主体只是在两种他者形式之间的分裂———作为他者的自我与作为大他者的无意识———但是这个分裂本身就代表大他者的过剩。分裂主体的出现标志着大他者的分裂或者溃败”。分裂主体和大他者的双重匮乏, 必然导致二者的相互重合。如此, 分裂主体与真正主体之间必定发生内在冲突, 死亡驱力就此显现在实在界与象征界的临界点。

这里有一点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 拉康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是有创造性的推进。拉康语境中的无意识就是主体的裂口, 这个裂口就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本体之所在。也即是说, 在人的生命之内但指向日常生活之外的死亡驱力是存在论意义而言的。拉康将无意识从低于意识、处于从属地位的潜意识中剥离出来, 反对将无意识与自我相联系, 认为无意识是“一种自在的创造性力量, 即它本身是对立的, 具有其自身的生命活力, 是人的生命, 即人的精神和身体所构成的完整生命体的基础”。在存在论层级上, 无意识是前符号的本能在精神上的表征, 对于分裂的主体而言它并不存在, 只是在精神层面上的残余对分裂主体施加影响。因此, 拉康语境中的死亡驱力只能在存在论层面上理解, 它是经验、快感、父权制秩序等领域之背后原因。这种先验是作为原则的原则、是秩序和规则本身的原则, 它与现行秩序本身是冲突的。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发现, 分裂主体与驱力主体之间是派生原则与先验原则的关系, 而变革大他者规诫的现实秩序, 只有在存在论层面上转换符号性坐标秩序, 唯如此才能产生超越性的“地点”和“缺口”。

二、溢出实在界的事件:齐泽克与巴迪欧

“道术将为天下裂”是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 尤其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 世界正在按照现代性的逻辑加速分裂和碎片化。黑格尔逝世至今两百年现代世界背后的各种名目, 只有一个基本事实———世界的分裂和人自身的分裂。这种加速分裂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真正哲学的死亡。跨入后现代纪元,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 由于古典形而上学的坍塌, 一切根基都不再牢靠, 必须拒斥一切。然而, 黑格尔早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 针对近代以来科学与常识联手、致使形而上学崩溃的情形, 就已经发出过警告:“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 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 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拉康担忧, 拆除所有可以依靠的符号性力量, 剩下的或许并不是彻底的解放与自由, 而是无尽恐怖的深渊。于是, 共享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当代“西方激进左翼”转向了另外一种存在论建构的尝试。

(一) 视差之见的裂口与形而上学的遗产

相对于象征界的整齐划一、逻辑严密, 实在界总是充满褶皱、断裂和扭曲, 难以被我们理性所把握和描述。但是它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不可被整齐而有条理的理性逻辑穿透的实在界, 与象征界之间, 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可消除的差距。正因为这个作为物的实在界是人类观念无法把握的东西, 唯有通过辩证性视差之见遭遇差异或裂口, 人类才能够触及更多来自实在界的真实。质而言之, 视差之见就是转换位置遭遇到的裂缝。此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真实并非确定哪个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 而是指出这个差异本身不可避免, 本身就内在于人类世界之中。正如齐泽克以虚拟游戏类推人类世界。由于程序员的偷懒, 游戏世界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漏洞, 而缔造人类世界的上帝如同程序员一样, 以为人类世界之中的裂口不会被发现。事实上, 如同程序员低估游戏玩家的细心程度一样, 上帝远远低估了人类觉察视差之见的能力。

视差之见并不是对称的, 并非针对同一事物形成两种互不兼容的视角, 而是存在着一个个断裂点、裂缝、创伤。人类遭遇到的实在只能是以裂缝、创伤、自我对抗等形式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并非以硬核性的、实体性的形式屹立于世界之中。正如拉康对两性关系的剖析, 男性逻辑指的是支配当下现实世界的主导性逻辑, 而女性逻辑则是针对男性逻辑的普遍的例外。拉康在这里想强调的是, 并不存在着整全化、封闭化的体系, 而是存在着无数的例外。这样一套逻辑同样适用于分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划分, 根本不存在两个对称阶级组成的整体, 无产阶级只能说是资产阶级普遍的例外, 用朗西埃的话来说, 就是“不属于任何部分的那个部分”。只有破除整体性、统一性的幻象, 创痛性地遭遇视差之见, 人类的革命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

在齐泽克看来, 康德是第一位实质性触及视差之见的理论家, 辨识出人类理性一旦跨出现象界就必然遭遇二律背反。在这里, 齐泽克对康德的先验主体进行了精神分析化解读。齐泽克反复引证康德的两句话:“在对一般表象的杂多的先验综合中, 因而在统觉的综合的本源统一中, 我意识到我自己, 既不是像我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 也不是像我自在地本身所是的那样, 而只是‘我在’”。“通过这个能思的我或者他或者它 (物) , 所表象出来的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先验主体=X, 它只有通过它的谓词的那些思想才被认识, 而孤立地来看我们对它永远不能有任何起码的概念”。齐泽克的解读是, 只有在人类无法企及的地方才能发现能思维的我。而这正是拉康对主体的定义:“要么我不思, 要么我不在”。简单地说就是:我思的时候我不在, 我在的时候我不思。正是在这种分裂之中, 康德纯粹理性之中的主体彻底地被消解了, 先验之域所能抵达的界域自然就成为主体认知所能及的范围, 视差之见所遭遇二律背反也就顺理成章了。

齐泽克对康德二律背反进行精神分析化解读, 其终极目标在于延伸出更高层级上的断裂点。康德只是人为地为知识划定界限, 将人类认知范围框定在知性思维的层级, 本体界层面的知识是人类认知范围的天花板。根据精神分析化解读, 黑格尔转而将二律背反提升存在论层级, 二律背反恰恰标识了物自体本身的裂口。黑格尔远不是缝合康德撕开的裂缝, 而是进一步撕裂这一裂口。因此, 按照精神分析化解读, 正题-反题-合题的三部曲实质上是一部曲, 反题本身已经结构性地内嵌在正题之中, 创伤性裂缝已经内含于绝对事物之中。于是, 黑格尔辩证性思维实质上就等同于视差之见:否定本身就蕴含着肯定, 裂口本身就是自身的解决方案。故此, 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若想在理论上破解政治主体的困境, 其实最终答案只需在现代性知识的链条上进行打洞。

(二) 事件之后的创伤性之路与事件之后的真理性之路

共享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齐泽克与巴迪欧, 反对拆除一切本体论之根基, 转而建构另一个本体论场域。巴迪欧称之为减弱的本体论, 不是暴力性地拆除所有的根基, 而是承认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实在的根基, 尽管我们对这个根基一无所知。齐泽克对巴迪欧这样一个判断做出了肯定的回应, 他说:“在根基主义与相对的后现代主义的斗争中, 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观立场, 他们反讽地否定了一切面面俱到的事业, 以及一切包罗万象的学说。结果, 我承认我有罪, 在选择上, 我义无反顾地选择根基主义的立场。”不过, 齐泽克认为, 虽然与之共享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 但巴迪欧存在着回归阿尔都塞主义的痕迹。以事件发生之后主体的走向为例, 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视阈之下, 巴迪欧的“真理—事件—主体”并不是普遍性的解放之路, 而不过是另一种新意识形态主体塑造和新符号秩序诞生的过程。

齐泽克语境中实在的根基就是拉康界定的实在界, 而楔入实在界的契机即是本真的实在界与人类认知之间存在着绝对的不对称关系。人类作为主体所拥有的一切, 在本真的黑夜之中, 即刻被悬置起来。为了远离这样一个无底的黑夜, 人类采用暴力的形式, 以象征性秩序来替代和掩盖本真的实在。与此同时, 象征性秩序遮住了本真的实在裂开的缝隙, 被阉割的主体在象征界就此生成。在齐泽克看来, 象征界的主体从黑夜中诞生的原初之处, 在镜子阶段形成的那一刻, 已经永恒性地失却了它在本真中的对象。不过, 象征界对实在界的遮蔽并不完满。纵使本真主体在象征界以被阉割的形式呈现, 但一定会在某一个点被打破, 而制造出一个事件。当然, 事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打破既定的符号性秩序, 更重要的是未来主体的塑形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相较于齐泽克一直紧紧跟随拉康的脚步, 巴迪欧在构思事件之后未来主体的形塑时, 已经不再依托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当然, 巴迪欧设定的原初情势与齐泽克并无两样, 既没有事件, 也没有主体, 看不出主体任何出位和归位的需求。但是接下来, 巴迪欧就开始无意识地回归阿尔都塞的主体与意识形态质询之间的循环。巴迪欧用符号S表示原初情势, ♀表示这个不可辨识之物, 在S中的♀是无法辨识的, 一旦事件发生♀就显现出来。在这里, 主体实现了一次运动, 即从S向一种新情势的迈进, 巴迪欧将之标记为S (♀) 。巴迪欧将主体从原初情势S类性延展为S (♀) 的过程, 称之为新的真理生成程序。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新真理的生成过程并非自动完成, 而是通过主体命名实现。

齐泽克与巴迪欧共同认同, 正是由于事件的发生诱发了不可辨识之物的显现, 真正的主体也由此生成。但是, 在齐泽克看来, 巴迪欧并没有沿着拉康的分裂主体与死亡驱力, 走向彻底的颠覆和反抗意识形态之路, 而是走向了一条由分裂主体所认同和建构的“真理—事件”的新的符号秩序之中。主体对“真理—事件”的一次次参与, 主体很容易演变成对虚假事件的误认而步入歧途。换而言之, 齐泽克并非不承认“真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 而只是担心“真理—事件”所生成的极有可能是另一个上帝或者大他者。在通往死亡驱力的道路上, 齐泽克宁愿选择孤独地行走, 也不愿踏入任何一套新的符号秩序之中。因此, 齐泽克与巴迪欧之间的分歧实质上是对主体反抗的方式以及未来政治主体走向的不同路径的探讨。

三、未来形而上学的重建与未来政治主体的形塑

现代社会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形而上学被彻底地颠覆了, 人成为唯一的准则,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究其根本在于现代物质体系摧毁了人们对于形而上学的追求和信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随着机械化和现代工业的诞生, 发生了一场在强度和范围上都类似雪崩的入侵, 一切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白天和黑夜的界限都被打破了, 资本在狂欢。现代性造成的毁灭性也是整体性的, 使得一切固有的价值都变成相对的, 虚无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归宿。精神分析的欧洲“激进左翼”秉承内在否定性的批判进路, 把存在论层面上关于整体知识的追求否定性地阐释为现实世界之中一个结构性的空白位置。为避免未来社会陷入虚无的乌托邦提供了一套可能的方案。

(一) 作为“批判的本体论”之激进政治哲学

在过去半个世纪, 笼罩于西方思想界的形而上学迷雾逐渐为“后形而上学氛围”所取代。在后形而上学氛围的当代, 苏格拉底式内在否定性政治哲学开始复兴, 这是一种福柯所言的作为“批判的本体论”的激进政治哲学。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下, 西方理论界延伸出了两种路向, 一种是继续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寻求一定程度的安慰, 另一种是直面这种现代性所引发的各种焦灼。黑格尔—马克思所勾勒的历史形而上学代表了前一种路向, 尼采—海德格尔所发展的存在主义则标识了后一种路向。这两种路向从根本性上说是同一个路向, 即肯定性解决方案。而由拉康开启的精神分析路向, 指出了第三种可能性路径, 即苏格拉底式内在否定性道路。

苏格拉底开启一个否定性进路:日常生活与哲学追求的整体性知识之间存在着本体性缺口。苏格拉底将哲学看作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思想实践, 通过不停地发问使对话者遭遇不连贯, 揭露了人类理性链条上这个无底的黑洞。但在苏格拉底看来, 即便敢于直面死亡, 哲学实践仍然不能够确保获得整体知识。柏拉图可以看作是乃师的直接反叛者:苏格拉底肩负内在否定性的哲学批判实践, 柏拉图则以肯定性知识而著称, 当哲学王治理人类世界时, 人类世界可以上升至整体性的真实秩序。柏拉图是以肯定性进路来反对日常世界, 认定哲人通过哲学实践抵达真理世界, 能够获得关于整体的知识。不过, 卡尔·波普已经发出警告, 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真的当了王, 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另一种极权主义者, 因为一旦存在质疑、挑战哲人王就会被认定质疑真理本身。

拉康对苏格拉底式内在否定性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主义肯定性哲学进路分别进行了精神分析式解读。柏拉图主义宣称哲学王统治时能够抵达真理的世界, 不过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 这绝非是最好的世界, 哲学王充其量只能是大他者手下的一个具身。由于大他者本身就是“被禁制的大他者”, 永远无法上升至整体的位置, 因此哲学王是不稳固的, 存在着随时被替换的可能性。大他者不能规制存在论层级, 但是能够抵达形而上学层面。在此, 拉康主义对苏格拉底式政治哲学所坚持的那个否定性空白位置, 提供了一个存在论的阐释:在存在论差异这一端, “实在界没有缺席”, “实在是绝对无缝的”;而在符号秩序建构起来的现实世界那一端始终处于一种遭受阉割的状态, 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裂缝和不连贯。尽管总是不断地尝试着总体化, 但是符号秩序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整体, 它时刻面临着实在界的溢出。

纵使学理内部存在着各种争论, 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共享同一个理论前提, 即当下既定秩序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或者“真理的王国”, 任何特殊秩序一旦上升到存在论层级必定都是打开的。由此, 对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而言, 真正重要的不是世界一定要变成某种样子, 而是世界必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否定性的进路, 就是拒绝任何对最好秩序进行描述性的阐释, 未来世界的秩序只能是一条激进的道路, 永远只能在路上。

(二) 作为“无法辨识的集合”之未来政治主体

相对于拉克劳、墨菲等还在尝试着恢复抗争主体, 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已经公开宣判具有明确政治身份的战斗主体早已失败。齐泽克指认出, 这也是列宁注意和重视农民作为革命潜在主体的重要原因。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仍然会坚持斗争源于界限的存在, 斗争的目标就是为了跨越界限, 处于弱势一方通过斗争争取到与优势一方同等的权利。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一致认为, 革命不是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 而是从根本上取消这个界限, 只有从根本上取消了这个对立得以可能的框架, 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革命行动。至于取消边界之后, 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阵营之中, 不同理论家赋予不同群体, 齐泽克将目光投向了“被排斥者”, 巴迪欧把焦点放在了“事件之后主体”, 朗西埃则专注于“不属于任何部分的那个部分”。实质上, 这些外延大小不同的特定群体却共享同一个内涵特征:他们正是以被排除方式而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活死人”。

在此, 齐泽克列出了四件足以将人类推向“末世”边缘的大事件, 并且将这些大事件作为象征界链条上的断裂点进行分析, 进而明确真正能够担负起变革大他者的政治主体。这四个大事件分别是:向资本和权力开放的生物遗传工程;不断迫近的生态危机;新一轮更加严重的私有化进程;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沟壑。在齐泽克看来, 只有将最后一个事件作为根本性的观察视角, 才能够将前三个事件推向激进行动的方向。否则, 生物遗传工程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伦理问题, 生态危机则转化为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 私有化问题将演变成产权确认问题。前三个事件都可以偷偷地转化为人类的危机, 唯有最后一个事件无法完成如此巧妙的转换, 除非名正言顺地将被排斥者排除在人类范围之外的领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 经济相对富足的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基础性裂缝, 同时传递出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阶级分化正在日益加剧, 富豪与无产者之间正在被看不见的围墙所隔离。齐泽克指认出, 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普遍经历着新一轮激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激进到已经超出了当年马克思所能设想的“存在性的层面”。在齐泽克看来, 只有这个新整合形成的无产阶级, 才有可能生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行动, 构成资本主义链条之上一条内在的裂缝。

作为齐泽克的战友, 巴迪欧同样否定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无产阶级立场界定未来政治之可能主体。在巴迪欧看来, 未来政治主体只能出现在事件发生之后, 任何事件之前的存在物都不可能承担政治主体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 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无产阶级概念即是一个在事件之前存在的一个既定范畴, 它拥有可以明确加以辨识的集合范围, 即由工人阶级构成的革命群体。同样,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 单纯从边缘化群体和少数族群这些可辨识身份抵抗当下资本主义系统, 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巴迪欧的未来政治主体应该是在事件发生之后, 由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等组成的一个在事件发生之前无法辨识的集合, 同时这个集合只忠于事件本身。唯有如此, 巴迪欧认为, 才能够真正担负政治主体之真正行动的历史重任。

现代社会的问题是整体性的, 人类失去了方向, 没有了终极目标, 唯独留下资本与欲望在人类社会肆意妄为。当人成为唯一的准则时,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既然标准是人为制订的, 当然可以随意被更改或者替换, 这些规则对人没有绝对的约束力。正如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之共同理论之父拉康所言, 生活世界是由语言符号编织而成, 尽管一直笼罩在语言符号的全盘规制之中, 但是总存在着逃脱规制的剩余性存在。语言符号只能规制形而上学面向, 无法抵达存在论层级, 这也就意味着, 在存在论层级之上, 形而上学始终存在着被激进改变的可能性。以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政治哲学浪潮, 纵使学理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但是仍然共享着同一个理论底色, 即苏格拉底式否定性政治哲学的批判路径。

既然现代社会的问题是整体性的, 当然也需要整体性的批判与重建, 这种整体性批判任务唯有整体性追求的哲学才能够承担。否定性政治哲学的批判进路, 就是拒绝对最好秩序进行描述性阐释, 任何特殊秩序在存在论层面上都是打开的, 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秩序绝对不是历史的终点。在此, 精神分析的欧洲“激进左翼”并没有提供一套直接证成的政治方案, 而是始终如一地保持对现有权力架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批判、疏离和对抗, 并且是在存在论层级上进行激进地对抗。在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学者的眼中, 未来世界绝对不是一个虚无的乌托邦, 必然存在着一种外在于当下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形态, 这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的“共产主义”。在当下, 精神分析的“激进左翼”提供的方案尽管并不具备提供资本主义之外替代性道路能力, 但至少可以护卫这个世界不至于滑入绝对主义并不断自我极端化的政治神学之中。（注释略）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