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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静宇  翻译

本研究为“马克思《资本论》在世界传播和接受”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研究结果将于2017年,即《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首次出版的150周年,作为由马塞洛·默斯托(Marcello Musto)教授和本人共同编辑的特刊出版。本项目研究是在2008年马塞洛·默斯托主编的《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论文集大获成功之后开始的。[1]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批判性解读、马克思在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期的生平简介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和接受。其中的第三部分,针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同语言译本,分别采用一章对各国译本进行了介绍。该部分一共20章,在每一章中都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有全译本和节选译本的内容,以及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批判性解读的文献进行了概述。然而,本项目研究的结构与之不同,主要侧重于受《资本论》影响最大的国家,包括德国、苏联(俄罗斯)、意大利、法国、中国、日本、拉丁美洲、西班牙、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以及巴西和葡萄牙等,同时还重点介绍了《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状况。

本项目研究的历史意义在于,对《资本论》这一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的世界传播进行描述。本项目研究还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锐利的洞察,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其支持者所接受、理解,或被其反对者所曲解甚至忽视的。因此,本项目研究在本质上也是一个政治性项目。本项目研究通过追溯《资本论》在人类思想领域中的历史演进过程,说明《资本论》被忽视的领域和尚未传播到的地区,进而为未来学术探讨和传播指明方向。

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展开多年的理论钻研后,卡尔·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此后,该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的版本,并且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17年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出版150周年,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对这一不朽巨著在人类思想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再次评估。本文的关注重点在于马克思《资本论》在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和接受。

本文包含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各种译本(包括全译本和重要删减本)和若干版本(包括未删减本和重要删减本),探讨《资本论》的传播路径;第二部分是《资本论》的接受,重点在于英语国家出版的《资本论》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二次文献。

众所周知,《资本论》不是马克思生前完成的一部“完整”著作。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此后,马克思对第一版的内容和篇章结构进行了修订,在1872年7月~1873年4月期间,以分册形式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基础上,马克思亲自校订并修改了1872~1875年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分为九辑44个分册)。马克思本来想参考法文版重编德文第三版,但计划未能实现。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给库克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手稿进行编辑整理,并调整了马克思原定的《资本论》卷次,将第二册编为《资本论》德文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将第三册编为《资本论》德文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1883年,恩格斯编辑和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后来又对第三版作了编辑加工,于1890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第一版经恩格斯审校定稿,于1887年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英译本翻译和出版发行直至1909年才完成,而恩格斯已于1895年逝世。

学术界针对恩格斯对《资本论》尤其是第三卷的编辑性干预程度展开了大量探讨,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中的原版手稿得以出版之后。[2] 尽管如此,考虑到除了在19世纪后期《资本论》的早期传播阶段外,《资本论》全三卷内容通常都是一起重印,本文将所有三卷内容均考虑在内。同时,鉴于《资本论》一至三卷重要的创作区别,以及对本文研究主题所提供的参考信息,本文也将三卷内容重要的创作区别考虑在内。

《资本论》最初的创作目的,并非是要成为一部只供少数高水平知识分子阅读的纯学术著作,而是采用最严谨的理论,向工人阶级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缺陷。因此,如何改善这一鸿篇巨著的可获取性和经济可负担性,一直以来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家和具有政治觉悟的出版人士考虑的当务之急。故本文有必要,将所有《资本论》节选本和删减本包含在内。节选本译本在全译本首次出版之前,以及在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政治压迫期间(如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以及1945~1957年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其作用尤为重要。

作为第一步,本文根据不同的目录编制了一份《资本论》在英国和美国的完整出版清单。除了标准的参考书目信息(出版年份、出版商和译者)外,清单还列出了所有重印版本中包含的《资本论》各卷内容与翻译及其译本所参照原版的信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德文第三版不同于第四版,[2] 甚至德文版和法文版之间也存在争议性差异。[3] 如果不考虑《资本论》节选本,《资本论》德文第一卷曾先后由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B.Aveling)(1) 和萨缪尔·穆尔(Samuel Moore)(2) 、伊登·保罗(Eden Paul)和塞达·保罗(Cedar Paul)(3)[4] 以及本·福克斯(Ben Fowkes)(4) 译为英文版(London:Penguin Books and New Left Review,1981)。[5] 《资本论》德文第二卷和第三卷英文版的翻译则由欧内斯特·乌恩特曼(Ernest Untermann) 和大卫·弗恩巴哈(David Fernbach) 完成。[6] 在下文中,我们将对在1867~2017年的三个阶段(1867~1914、1915~1989、1990~2017)中,《资本论》在英美两国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展开回顾。

一、早期1867~1914年的传播和接受

尽管从1849年直至逝世,马克思都居住在伦敦,并且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中享有盛名,但马克思从未与英国社会主义者建立持久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正如柯克·威利斯(Krik Willis)在关于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英国接受程度的文章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思想在英国的传播非常缓慢而且困难重重。

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通过在《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te)发表文章(部分文章实际由恩格斯撰写),成功吸引了少量读者,但他的思想仍被普遍忽视。马克思在与英国宪章运动的两位主要领袖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和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发生争执后,更加疏远了英国激进的社会主义者。[7] 421~424直至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后,马克思发表了《法兰西内战》,他对第一国际的贡献才得到广泛认可。此后,英国公众便将马克思与“巴黎公社的偏激以及直接指挥这场暴力行动的人”联系起来。[7] 426至此,英国知识分子才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其中大部分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恶劣攻击,这也是他们对19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反应。

英国杂志《今日:每月大胆思想集》(Today:A Monthly Gathering of Bold Thoughts)出版的《资本论》法文版中节选的部分内容,使《资本论》于1883年4月被首次引入英国,同年6月出版了第二部分内容。社会民主联盟创始人亨利·迈尔斯·海德门(H.M.Hydnman)在接管该杂志一年后,把该杂志更名为《今日:科学社会主义月刊》(To-Day:Monthly Magazin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开始着手参照德文版(7) 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前十章内容,并从1885年10月至1889年5月采用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些内容。[7] 420由爱德华·艾威林和萨缪尔·穆尔翻译的《资本论》德文第一卷英文首版的完整译本,最初由Swan Sonnenschein,Lowrey&Co.出版社在英格兰分两卷出版。尽管《资本论》德文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英文版在1907年经美国Charles H.Kerr出版社出版,随后由伦敦一家出版商的发行才在英国面世,但《资本论》第一卷英文全译本的出版, 已使英国对马克思的接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资本论》早期传播的经历完全不同。美国左翼与英国左翼所面临的局面截然不同。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之一在于,自1850年以来,大量德国社会主义者移民美国境内。[8] 这些德国社会主义者在美国极具存在感。《资本论》德文版原版扉页上的两个印章表明,《资本论》德文版的第一家出版商Verlag von Otto Meissner甚至在纽约设立了另一家名为L.W.Schmidt的办事处(Barclay街24号)。1868年10月24至1869年6月17日,位于纽约的德文杂志《工人联盟》(Arbeiter Union)连载了《资本论》德文版的节选内容,同时纽约的《新时代》(Neue Zeit)也分别于1871年5月13日和27日刊载了德文版《资本论》的节选内容。[9]40-46

为了应对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9)美国支部不断增加的成员数量,1872年纽约国际支部印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英文的节选译本,标题为《工人对正常工作日的意见》。[9]461美国《社会主义者》(The Socialist)周刊采用连载的方式于1876年开始出版,共连载13期《资本论》的英文译本,这是美国首次对《资本论》进行系统的翻译和出版的工作。《社会主义者》刊载的是《资本论》的普及版本,给出了各章概要,以及马克思的部分语录。[9]462目前这一版本的译者尚不得知,但据菲利普·丰纳(Philip Foner)猜测,这一译本的译者可能是阿道夫·杜埃(Adolph Douai)。阿道夫·杜埃于1852年移居美国德克萨斯州,并于1867年读了《资本论》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马克思向第一国际美国支部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1852年移居美国),提供了一份对德文版所作修订的清单,并让其转交杜埃,便于进行翻译。因此可以得知,杜埃自1877年10月便开始着手《资本论》英译本的翻译工作,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菲利普·丰纳猜测的可信度。[9]464

《劳工标准》于1877年12月30日至1878年3月10日重新以连载方式,刊印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节选》,共为10期。其译者为美国社会主义先驱之一约瑟夫·魏德曼(Joseph Weydemeyer)的儿子奥托·魏德曼(Otto Weydemeyer)。之后,佐尔格将它们集结成宣传册出版。[9]464完整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则是美国引进的、由Swan Sonnenschein,Lowrey&Co出版社在英国出版的版本。

Charles H.Kerr出版社由查尔斯·霍普·克尔(Charles Hope Kerr)于1886年成立,受控于美国无产阶级党。Charles H.Kerr出版社于1900年创立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期刊《国际社会主义评论》。Charles H.Kerr出版社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简装版本,并于1906年重印了《资本论》第一卷。此后,Charles H.Kerr出版社继续推动这一项目,并委托《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欧内斯特·乌恩特曼翻译《资本论》德文第二卷和第三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英译本于1909年首次出版。

1875年3月,《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刊载了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的《卡尔·马克思与德国社会主义》一文,这是第一篇对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展开实质性分析的英文论文。[7]428尽管这篇文章错误地将马克思描述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背后的驱动力量,并认定其为费迪南德·拉萨尔毫无争议的继承人,但该文仍成功地促使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伦纳德·蒙蒂菲奥里(Leonard Montefiore)的著作,将《资本论》称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神谕”,[10]并将其经济原理称为国家资本垄断的范式。苏格兰裔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雷(John Rae)于1881年在《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探讨了拉萨尔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另一篇的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的生平、哲学和经济理论进行了介绍。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者一直都是介绍马克思思想的权威文献。[7]430

自1870年后,古典经济学发生了范式的结构性转换,由此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变为边际效用理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争辩,似乎并非古典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然而,19世纪80至90年代,英国出现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使英国知识分子对这一运动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需要对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重要的评判主题。当时,由英美著名经济学家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著的评论,均载于主流期刊。其中,三本针对马克思思想展开实质性探讨的经济学著作广受欢迎:西奥多·德怀特·伍尔西(Theodore D.Woolsey)所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及理论》(1880),[11] 理查德·西奥多·伊利(Richard T.Ely)所著的《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1883),以及劳伦斯·格罗兰德(Laurence Gronlund)所著的《合作联邦概述:现代社会主义介绍》(1884)。[12]

同时还有大量非英语作家的论著被译为英文,他们批判性地评价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英国颇有影响。其中包括德国阿尔伯特·沙夫勒(Albert Schffle)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1870),法国埃米尔·德·拉维勒耶(Emile de Laveleye)的《当代社会主义》(1881年,1884年译为英文),以及奥地利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年,1898年译为英文)。[13]

而在美国政治活动家中,对《资本论》提出具有影响力之解读的,是一位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布丹(Louis B.Boudin)。1905年5月至1906年10月,布丹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发表了多篇关于马克思经济和哲学思想的文章。Charles H.Kerr出版社于1907年将上述文章集结出版,题名为《马克思理论体系近期评判》,并在此后20年持续出售。

整体而言,马克思思想最初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费边社会主义批评家中间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反对意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内部社会阶级根本对立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在于合作的概念以及共产主义为人类发展下一历史阶段的预测。[7]455~459

根据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理论家的观点,新兴的达尔文主义所带来的文化推力吞没了新生“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过程。第二国际(1889~1914)期间,标志着形成了对马克思的进化论和决定论的解读,具体体现在资本主义即将崩溃,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将自动实现。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是通过对其著作的一些评论,而非通过他们自身的著作为人所知。

二、1915~1989年的传播和接受

尽管俄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但这并未对马克思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带来即刻的变化。事实上,1913~1930年间,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英文版本所占的比例非常小。[14]181~182然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通过从未与马克思或恩格斯有过直接接触的下一代编辑的推广,迎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的德文版及其解读存在着“机会主义歪曲”。[14]183在大卫·李阿扎诺夫(David Riazanov)的指导下,于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引领了新的出版风潮,出版了大量以前未出版的手稿,其中大部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相关,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通信。

尽管在上述原稿出版之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便利度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在1933年至1944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能够出版的[地理]区域却急剧缩小”。[14]186而且,“在所有流通的文本中,大部分为政党手册、读本指南和各种论点的‘马克思主义者’选集,而非马克思本人的著作”。[15]

1928年,伊登·保罗和塞达·保罗夫妇为Allen&Unwin出版社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英文翻译的第二次尝试。伊登和塞达夫妇合作翻译了大量作品,并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册的翻译工作。李阿扎诺夫在1929年4月18日的信中提到了这一新译本,并表示自己不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资本论》重新进行翻译,而不是对旧版译本进行修订。同时,他也顾虑,两位译者对经济领域的了解程度,是否能对这一著作的复杂性有充分全面的理解。尽管两位译者是根据德文第四版,而非艾威林和穆尔采用的德文第三版进行的翻译,李阿扎诺夫却错误地声称,新的译本忽略了恩格斯所做的编辑工作。李阿扎诺夫对保罗夫妇译本最严厉的谴责在于,其未参考卡尔·考茨基所著的《资本论》通俗普及版,即《资本论导读》(Volksausgabe)。李阿扎诺夫在信中表示:“两位译者并未采用目前已知的最佳版本,因此他们的翻译是一种退步”。除了列出这一译本各部分中出现的5处翻译错误外,李阿扎诺夫还认为,这一新译本既无合理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冗余”,也完全没有必要。两位译者于1929年6月2日给《劳工月刊》编辑的反驳信中,对李阿扎诺夫列出的5点翻译错误一一作了回应。他们坚持对优秀译作的定义:“优秀的翻译作品应该是采用一门外语,快速、忠实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并且要保证翻译的可读性”。尽管两位译者表示,“采用考茨基的《资本论导读》的确更加可取”,但未能参考这一版本的原因主要在于版权税问题,低成本译本无法承担高额的版权税。

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对系统出版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兴趣高涨,目的在于扩大全球范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向这一目标迈出了第一步。1954~1959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英译本全三卷。另一个位于莫斯科的出版社为进步出版社(Progress Publishers),成立于1931年,在1956~1978年重印了《资本论》全三卷的英文译本。上述重印本第一卷采用艾威林和穆尔的英译本,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广泛采用”欧内斯特·乌恩特曼的英译本。

对《资本论》进行翻译的第三次尝试,同时也可能是在马克思英语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次翻译工作,当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进步出版社、劳伦斯与魏斯哈特(Lawrence&Wishart)出版社以及纽约国际出版社合作出版。这一项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英译本的最全合集。项目启动于1975年,并一直持续到2005年,一共出版了50卷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和晚期著作,以及从1844~1895年的通信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包含的《资本论》英译本,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因此,针对这一译本的详细探讨将在本文下一小节进行,以便保持本文时间顺序的一致性。

苏共于1956年2月召开第20届代表大会之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标志在赫鲁晓夫带领下苏联“去斯大林化”的开始,其促使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倾向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他们思想的发展进程,而非通过对他们著作文本的确定性“最终”解读,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4]189

20世纪70年代涌现了《资本论》出版的又一次浪潮,新出版商联合那些出版马克思著作的传统出版商,其中一个重要代表就是企鹅经典出版社(Penguin Classics)。企鹅经典出版社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合作,共同出版了《资本论》英文版的新译本。《新左派评论》由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于1960年创立,是左派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同时也是英国新左派背后的出版力量。此版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的译者为本·福克斯,并且由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撰写了重要导读。福克斯列出了有必要对《资本论》进行再次翻译的三个原因:首先,英文作为一种语言,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了改变;其次,在过去数年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此前未出版手稿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果,因此“没有必要为了让读者读起来省心而给《资本论》掺水”;[5]87最后在此译本中,对此前英译本所忽略的、德文原版所体现的文学素养进行了还原。尽管此版《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于1979年便已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英译本却在多年之后才得以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由大卫·费恩巴哈(David Fernbach)翻译,并最终于1981年付梓出版。

1983年,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在一篇对此新译本的批评文章中,主张对《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予以更多重视,并指出由于马克思本人对法文版所作的修订,法文版与德文原版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安德森反驳了福克斯声称其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资本论》法文版的说法。安德森表示,除了少部分内容外,福克斯的英译本全都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4卷中《资本论》的内容,而这一版本的《资本论》主要基于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四版,福克斯只是做了一些补充。安德森认为,法文版本中有对资本累积和商品拜物教等最具争议问题进行论述的关键段落。[3]75~77安德森同时也很遗憾地指出,新译的英文版没有纳入法文版有关失业对工人阶级影响的内容。安德森推测,法文版的相关内容可能在于,马克思意图使《资本论》更符合法国工人阶级的现状。[3]74法文版和英文版之间存在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机器对工人影响的相关内容。在德文原版中,马克思认为,机器将结束工人沉重劳动所遭受的苦难,但法文版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此外,安德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删除了部分内容,这些内容曾存在于此前的英文版本中。[3]76最后,安德森请读者注意,法文版中关于无耻的“所谓原始累积”的文字内容清晰地指明,其针对的是西方经济的发展过程。安德森最后对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同一个作者来看待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尤其是考虑到马克思在其生命最后十年的思想发展。

在这一阶段,涌现了大量围绕《资本论》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读本和著作。其中,令人瞩目的著作如下:本·费恩(Ben Fine)所著的《马克思〈资本论〉》(1975)。[16]该书根据本·费恩在伦敦大学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而著,截至2016年已经出版了六个版本。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London:Pluto Press,1980),该书内容并不如其标题所指,而是重点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的比较解读,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本·费恩和劳伦斯·哈里斯(Laurence Harris)合著的《重读〈资本论〉》(1979),首先对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论点进行概述,然后对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抽象的批判性探讨。[17]邓肯·弗利(Duncan Foley)所著的《理解〈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86),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做了简要阐述,并结合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女性主义问题,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细探讨。[18]

本文的重点是《资本论》在这一时期的接受程度,而非一般的关于马克思研究的著作,后者通常包括哲学著作,如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和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ubert Marcuse)的著作,以及历史著作,如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Thompson)的著作。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于1979年合作出版的英文著作《读〈资本论〉》。[19] 该书尽管没有局限于从经济学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但其将《资本论》描述为纯科学著作,因此,本书属于对《资本论》极为结构主义的解读。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脱离了政治、历史和经验的结构实践理论”。[20]

《资本论》对英语世界知识分子思想潮流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在此期间出版了大量阐释马克思《资本论》论点的原创著作,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1942)[21]、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22],以及斯威齐和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社会秩序》(1966)[23]。上述著作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斯威齐和巴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这一观点随后受到厄内思特·曼德尔在内的多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抨击。在越南战争遭受惨痛失败之后,反战运动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具有毛泽东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普及。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出版了《马克思与凯恩斯:混合经济的局限性》(1969)一书,对资本主义国家自治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强调“上述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剩余价值问题时所面临的内在局限性”。[24]327此外,詹姆士·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著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25]以及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著的《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劳动的恶化》(1974),[26]则延续了《资本论》的研究方向。

三、1990~2017年的传播和接受

20世纪90年代,在柏林墙倒塌、苏联最终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沉寂局面。在这十年中,甚至连企鹅出版社这种大型出版社的《资本论》定期出版量都大幅度削减。尽管如此,仍然有部分出版商试图打破这一局面。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与Lawrence&Wishart出版社合作,于1992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本,标题为《马克思〈资本论〉:学生版》。[27] 而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出版物则是由进步出版社、Lawrence&Wishart和国际出版社在90年代后期合作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中的《资本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中的《资本论》第一卷(全集第35卷)于1996年出版。该译本基于《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其中对英译本和德文版本之间存在的所有显著文本差异,以及由恩格斯对德文第四版所作的修订进行了阐释。而在处理如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引文时,编辑则采用了本·福克斯的译本。进步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英译本,则基于1893年出版的德文版第二版。这一卷中采用的术语与第一卷中所用的、经过恩格斯审核的术语翻译一致。《资本论》第二卷于1997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6卷)。最后,1998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基于外文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资本论》英文版,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欧内斯特·乌恩特曼于1909年出版的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7卷)。

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出现了一次新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读本文集的出版浪潮。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亚瑟(Christopher J.Arthur)和海尔腾(Geert Reuten)编辑的《资本的流通: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论文集》(1998),[28] 里卡多·贝拉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和尼古拉·泰勒(Nicola Taylor)编辑的《资本的构成: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论文集》(2004),[29] 安德鲁·克莱曼(Andrew Kliman)编辑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再生:驳斥不一致性神话》(2006),[30]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著的两卷本《资本论解读》(2010,2013),[31][32] 以及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所著的《马克思〈资本论〉全三卷导读》的英译本(2012)。《资本论》电子版的迅速扩张将其可获取性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除此之外,大量学者还致力于改善《资本论》中所述论点的可接受性。例如,哈维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了关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及第三卷部分内容)精读的视频课程。同样,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也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频课程。

2014年4月,Lawrence&Wishart出版社决定收回Marxist.org网站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的免费阅读权,这一决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该网站被要求在数星期内删除所有受到版权保护的资料,否则将面临法律控诉。Lawrence&Wishart出版社由于财务原因,不得已做出这一决定。尽管超过4500位人士签署网上请愿书,对这一决议进行申诉,但所有资料仍在2014年“五一”劳动节全部下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二部分是所有与《资本论》相关的文本集中,涵盖内容最为广泛的出版作品,包括马克思所有《资本论》的手稿,以及他自1857年起关于《资本论》所做的初步研究。因此,学术界出现了重新对《资本论》进行翻译的呼声,以反映马克思学(Marxology)在近期取得的学术成果(如Haug,即将出版)。

毫无疑问,目前我们正站在《资本论》英译本传播和接受新阶段的门槛上,而英语是当今全球应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因此,出版界将很有可能出版一个新的英文译本,以追随对马克思著作进行学术研究的新浪潮。这一新浪潮将挑战过去150年间对马克思思想有争议的阐释,以及对其著作的教条式解读。近期,学术界试图书写《资本论》在全球的发展历史,其中就包括英国著名记者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他出版了名为《马克思的〈资本论〉》(Marx’s Das Kapital,2006)一书。尽管该书对《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版、传播和接受过程进行了生动地阐述,但该书缺乏学术严谨性,未能对《资本论》研究的历史知识做出实质性贡献。作为旨在对《资本论》全球传播和接受进行描述的大型项目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追溯这一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而不可逆转影响之著作的演化历程,试图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指出方向。  （注释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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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