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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评论》杂志是当代西方左翼的重要理论阵地。自其创刊以来, 《新左派评论》杂志的发展就成为西方左翼学术话语转型的风向标。作为其基础的, 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分析。上世纪70年代以来, “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理念和学术话语。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构成了《新左派评论》杂志的重要主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1990年代以来《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以“新自由主义”批判为主题的研究论文约有60篇。内容涵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全球化和民族国家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效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反思、拉美和亚洲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批判等不同方面。为了回顾“新自由主义”从兴起到走向终结的理事和逻辑, 全面把握当代西方左翼理论或者说“新左派”的思想演进, 本文尝试首先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出发, 阐明其作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进而利用近年来《新左派评论》及相关左翼杂志文章的观点, 从“金融化”、“全球化”、“结构性危机”三个方面阐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 阐明“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当代西方左翼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 并且图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当代西方左翼转型的可能性路径。

一、何谓“新自由主义”?

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价值, 但是对自由的追求并不是“自由主义”独享的专利。虽然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习惯于将自由问题的探索追溯到近代社会兴起之初, 甚至是古希腊时代, 但是正如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思潮, 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晚近发明。19世纪30、40年代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 它才在西欧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 “自由主义”的观念亦在调整中有所转变。最为近切的一种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绝非一般字面意义上的某种“新”的“自由主义”, 而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 反映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诉求的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经典表达就是1989年提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 其核心要义是私有化、自由市场和全球一体化。

(一) 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正如有学者已经专门分析指出的那样, 中文语境中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可以对应英文中的两个不同术语, 即“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为更好地区分, 笔者尝试使用“新-自由主义”来翻译“New Liberalism”, 而用“新自由主义”来翻译“Neoliberalism”。尽管二者在字面上都可以表述为“新自由主义”, 但是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所探讨的是后者。根据维基百科, 这种“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通常被用以描述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 并在80年代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一种政治经济哲学。“新自由主义”鄙视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涉, 转而强调通过用鼓励自由市场、减少对商业运行和经济发展进行限制的手段来取得进步, 实现社会正义。“新自由主义”主张, 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下, 社会纯收益在任何情况下都超过其支出。为了更好地说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谱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尽管西方很多学者将“自由主义”的思想源起追溯到17世纪特别是洛克和孟德斯鸠那里, 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自由主义”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政治观念, 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其核心理念是由斯密、托克维尔、李嘉图、穆勒等“自由主义者”所奠定的。其中, 一个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 , 相信在一个由理性经济人构成的“市民社会” (资产阶级社会) 中, 通过“看不见的手”, 自由市场可以自动实现对资源的有效调节, 而政府不过是社会和法律规则的“守夜人”。面对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 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 伴随历次危机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 19世纪晚期出现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其代表性的理论家有格林、霍布豪斯等。因其在修正改造古典自由主义的过程中, 引入了黑格尔的资源, 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亦被称为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

今天常说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后逐渐确立下来的, 其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凯恩斯和杜威, 二战之后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和德沃金。延续19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 更多关注自由原则基础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问题, 进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 20世纪“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 向福利国家制度或福特制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产物, 反映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 (帝国主义) , 在同以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相竞争的意义上, 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调整和发展。与之相并行的一个政治范例, 就是英国政治从保守党和辉格党 (自由党) 转变为保守党和工党的并立。

(二) “华盛顿共识”与新帝国主义

尽管“新自由主义”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被使用, 而1947年创立的朝圣山学社构成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中心, 但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都同凯恩斯主义的失败直接相关。众所周知, 20世纪20年代“大危机”之后, 正是借助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 西方资本主义在战后获得了二十多年的发展“黄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强调国家在关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民福利方面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的资本主义。或者用阿格利塔的话说叫做“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 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叫做“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 用哈维的话说叫做“镶嵌型自由主义”, 用司各特·拉什的话说叫做“组织化资本主义”。上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一个“滞胀”阶段。为了摆脱这一困境, 新自由主义计划要使资本从市场进程和企业活动所受到的社会和政治约束中“脱嵌”出来。

在社会政治经济实践领域, 最早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新自由主义变革是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政变之后所实行的自由化转变。在世界范围内,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 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实行的经济“私有化改革”, 以及美国总统里根基于“沃尔克休克法”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用乔姆斯基的话说,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 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1990年, 美国国际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参加的, 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有关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上, 提出了一个包含十项政策工具的“会议纪要”, 具体包括: (1) 加强财政纪律, 压缩财政赤字, 降低通货膨胀率, 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2)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 (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 (3) 开展税制改革, 降低边际税率, 扩大税基; (4) 实施利率市场化; (5) 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6) 实施贸易自由化, 开放市场; (7)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8)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9) 放松政府的管制; (10) 保护私人财产权。这就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

以哈维为例, 西方左翼学者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时常常使用“新帝国主义”来加以定位和描述。在我们看来, 这一判断直接戳穿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尽管在一般的意义上, “新自由主义”强调私有化改革 (保护私有财产权) 、自由市场 (贸易自由、减少政府干预) 和全球一体化的政策措施, 看起来是回到了斯密自由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的基本立场上去。然而, 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后凯恩斯主义的意义上, 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捍卫的私有财产和工业资本的自由, 那么新自由主义首要关心的是金融资本或垄断金融资本的自由, 是资本的“脱嵌”。在“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私有化改革、自由市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 “自由只是一个代名词”, 其本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化理论诉求。

二、金融化、全球化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上文提到, 正如古典“自由主义”兴起的背后是“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诉求一样,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同样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阶段。对于这一新变化和新阶段, 存在多种不同的界定方式。其中, 影响最大的有“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等。新世纪以来,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 又有学者提出了“网络社会”、“信息方式”、“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概念。这样一些概念范畴的出现, 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 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理解“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切入点。综述以《新左派评论》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术杂志, 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和以国际金融垄断为核心的资本全球化, 以及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构成了西方左翼学者批判性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效应的三个重要维度。尤其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新一轮全球经济下行, 直接导致了西方学界关于“新自由主义”是否终结的大讨论, 也推动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复兴和发展。

(一) 垄断金融资本的“创造性破坏”

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指出的那样,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本质特征是垄断资本的统治。虽然“新自由主义”是在克服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过程中, 通过拒斥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走上历史的前台, 但是在垄断资本的问题上, 较之此前出现的“新-自由主义”, 它并没有本质的改变。甚至于可以说,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体现了金融垄断资本的直接要求, 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 特别是垄断金融资本通过私有化、自由市场和全球一体化所实现的自由流动。其中, 包含着金融资本创新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所谓“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一个正面建构意义的概念, 意在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界定为企业家的创新, 并以之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也就是说, 在熊彼特看来, 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创新打破了既有市场的均衡, 作为一个“破坏”, 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我们尝试挪用这一概念, 来界定“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效应。20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品的演进, 金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韦德等学者就用金融治理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力可以用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提出了“金融化”概念来替代“金融统治”, 以界定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在这个意义上, 金融治理方式的变革及其后果构成了西方左翼学者分析“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着眼点。

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就“金融化”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效应而言, 针对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发展, 金融化以多种方式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早期金融帝国的扩张。在复杂的全球经济中, 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的国际化为资本提供了规避风险的途径。如果没有它们, 资本积累将受到显著的限制。就“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资本发展来说, 金融资本特别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虚拟资本”, 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帝国主义的新的“帝国”, 或者说金融体制、价值体制,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超额“金融-垄断租”, 而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息息相关。就“金融化”或“新自由主义”的后果而言, 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它带来了新的收入不平等和对立分化。例如, 早在皮凯蒂出版所谓的“21世纪的《资本论》之前”, 杜梅尼尔和列维就以大量的实证数据证明了这一结论。

(二)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国家与地方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观念, 但是全球化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并加以讨论的概念, 却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 全球化的讨论是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于可以说:正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和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 资本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趋势, 相应带来了传统民族国家观念的消解和政治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同时, 地方性问题也逐渐凸显为一个与全球化直接关联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有学者提出用“全球地方化”概念来界定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对现代地理空间的再造。因此, 除了私有化、自由市场、金融化的讨论外, 全球化、地方化和国家问题同样构成了有关“新自由主义”学术讨论的焦点话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经济的全球化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80年代初, 拉美国家遭遇债务危机, 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 苏东解体, “两个平行市场”消失。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新自由主义”理论竭力为自身的实施寻求外部条件。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因素与“新自由主义”被接受是一个并行的事实。作为应对上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失灵的一剂药方, “新自由主义”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契机, 并在推动其发展的过程中, 强化了资本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自由流动。“华盛顿共识”中所涉及的保护私有财产、实施自由贸易、放松政府管制、放松外资限制、变革汇率制度等内容, 无一例外都指向了资本的“脱嵌”, 或者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新自由放任”。

针对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国家权力的消解或转型问题。詹姆逊曾敏锐地指出, 在政治层面上讨论全球化时, 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问题。回顾现代世界兴起的历史, 民族国家恰恰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育的过程中从绝对主义国家脱胎, 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过程中被确立下来的。在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阶段之后, 尤其是凯恩斯主义革命之后, 福利国家制度在客观上强化了国家权力。或者说, 通过强化国家权力的方式来服务资本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以“资本逻辑”学派和“国家衍生”讨论为典型, 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及“资本和国家”关系问题在上世纪60、70年代成为西方左翼的理论焦点。“新自由主义”理论虽然在表面上强调回到斯密的自由市场和“看不见的手”, 但是其背后同样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力量的推动。在更深一层上, 新自由主义是通过福利国家制度改革, 引发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全面的布展和自由的流动, 是资本金融化治理方式的新变化。这一调整和变化在导致传统民族国家观念式微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 “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问题之一就是伴随“地方化”或“全球地方化”趋势所强化的分离主义倾向。例如, 在欧盟内部, 虽然因为欧盟的建立和欧元区的设立, 实现了人口、商品、资本的自由流动, 但是在传统民族国家观念弱化的同时, 地方性的分离主义也开始抬头。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这一问题越发显著地表现出来。与之相关,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 传统的阶级对立问题, 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展转化为新的社会问题, 除了地区差异和不平等外, 一个更为尖锐的矛盾冲突就是移民问题。近年来, 这一问题又因为西方频发的恐怖主义事件而备受关注。可以说, 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外, 金融化导致的全球范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新的收入不公, 与全球地方化伴生的分离主义和移民问题的恶化, 已经在实践中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普遍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标志。但是在此之前, “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已经通过世界范围内历次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体现出来。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等, 已经揭示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危害, 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对此, 特别是围绕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根源和效应, 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有学者认为, 这一危机的起源是金融监管的失控, 以及房地产金融的发展和透支消费的过度。但是在大多数西方左翼学者看来, 这一危机体现了资本主义在追逐剩余价值, 不断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亦有学者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出发, 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资本主义发展就已经进入了长时段的下行阶段, 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 不过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攫取超额利润甚至是转移或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

笔者认同这一判断:回顾最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全球化、金融化、互联网技术革命、资产泡沫乃至过度消费, 都是使资本积累基本矛盾获得暂时“修复”的手段。这些形形色色的“修复”给资本积累基本矛盾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决定了危机爆发的最终形式。与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相伴随的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 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 自1970年代危机以来一直像幽灵一般时隐时现。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认为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是通向灾难之路, 这是不无道理的。

三、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西方左翼思潮

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 上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左翼理论和实践转入低潮。与之相对应的, 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并获得在西方学术界的话语主导地位。即便如此, 三十多年来当代西方左翼学术研究还是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西方学术体制中顽强地坚持并发展着。随着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不断展现,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对“新自由主义”反思批判的拓展和延伸, 左翼思潮在西方学术界不断升温, 也相应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映现。可以说, 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和竞争构成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思潮演进的核心理论主题。这首先表现为直面福特主义或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逻辑的终结, 并代之以新的激进理论话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则直接呈现为从后马克思主义到当代西方激进哲学中辩证法的告别和回归这一奥德赛式的思想历程。近年来, 随着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反思的推进, “新左派”也在同经济现实、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的结合中寻求新的理论“突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

在既有的研究中, 往往有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 同时又批判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于有学者曾经一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除了苏联东欧之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但是,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却不难发现:尽管这一范畴可以追溯到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 但它之所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关键词,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理论代表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以及他主编的《新左派评论》。对照安德森的《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一书, 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新左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脱离政治实践和经济现实而走向理论思辨的哲学流派的宣判。同时, 1979年这个年份的特殊性也并非完全是巧合地预示了一个学术潮流。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或者说转型, 以及西方学术界的转向。一个有趣的事实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新左派评论》更加关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的分析和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讨论。可以作为对照的是, 美国起先介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泰勒斯》杂志, 在几乎同一时期转向了对列奥·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新保守主义的关注。

借用齐泽克的话说, 从卢卡奇到阿多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可以被概括为一种“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直接关照并对应的是福利国家制度或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并提供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阐释和革命策略, 其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批判和新的历史主体的形成。然而, 当面对后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现实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时, 对于主体性的反思甚至是拒斥, 构成了新的左翼政治话语的中心。虽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理论批判性维度, 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的激进思潮所坚持, 但在思想资源和理论逻辑上, 1970年代以来的西方左翼理论呈现出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特征。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西方左翼理论界定为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显然, 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一样, 这一区分并未能穷尽“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其他左翼激进理论, 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第二代新左派的最新发展就反映了英国本土化视角中的“新自由主义”批判。

(二) 辩证法的告别与回归

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 将物化批判与主体性探寻结合起来的是辩证法。因此, 在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 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同“新自由主义”相竞争时, 在最初阶段选择告别辩证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瑟伯恩在其《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就使用了“辩证法之后”来描述苏东剧变之后的激进社会理论。有趣的是, 瑟伯恩在该文中还曾经对辩证法之后的激进社会理论进行了谱系定位, 基于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坐标轴, 区分了四个象限:构成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间派;构成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学和科学马克思主义;构成社会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的是左派非马克思主义;构成资本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的是后社会主义。与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当代左翼社会理论告别的是辩证法, 我们不妨提出, 它们其实拒绝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 (宏大叙事) , 在主体性已经不可避免地为社会实在 (资本) 所建构或殖民的条件下, 意在为某种新的革命可能性开辟理论空间。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世纪之交西方左翼理论界出现了一股重新发现或回到辩证法的学术思潮。构成这一思潮的有:一、在后马克思主义内部, 出现了重新关注、激活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学术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齐泽克在对拉康精神分析、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拜物教进行互文解读的基础上, 重新阐发唯物辩证法, 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时代作为“自主主体”的资本。二、在英美学界, 着眼于对传统历史辩证法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出现了强调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内在同一的“新辩证法”思潮。以克里斯托弗·亚瑟为代表, 他对德国“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挪用已经表明:“新辩证法”的直接批判目标是以货币主义理论和垄断金融资本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三、基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分析, 福斯特和大卫·哈维分别从生态和空间维度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聚焦全球化资本主义批判, 詹姆逊在其《辩证法的效价》一书中也提出了“空间辩证法”的观念。

四、“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新左派”的突围

综上可知, 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多元转型, 还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度远离和重新回归, 都可以被看作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之于“新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策略的理论应激。因此, 全面把握并深入理解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有必要将“新自由主义”批判作为一个理论的标尺, 分析得失利弊, 并展望其未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正如学界所达成的普遍共识:“新自由主义”作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为失败的, 或者说“正在走向终结”;同时, “新自由主义”力图通过强调私有化、自由市场、全球一体化等途径, 来“修复”或延缓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但是随着危机的爆发, 这一系列“修复”手段背后矛盾冲突也相应暴露出来。而这构成了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演进的重要依据。或者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构成了西方新的左派思潮实现理论突围的历史性契机。

综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冲突, 我们尝试将“新自由主义批判”意义上的当代西方左翼理论进展概括为以下五种路向:其一, 聚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发展, 在中心和边缘差异以及地区发展不平等意义上批判“新自由主义”。与之有所不同但又密切关联, 有关空间和城市问题的分析, 也成为当代左翼重要的理论资源。其二, 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状况的变化相关, 对于身份认同、族群差异、少数派权利的关注, 构成了当代左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对抗、探索革命策略的现实依据。近年来, 移民问题尖锐凸显, 也引发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其三, 所谓“生命政治”成为当代西方左翼对抗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话语形式。该话题源起于“消费社会”中个人需要和欲望的被制造以及“被管理的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的控制和奴役。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产业井喷、生命科学和生物制药行业发展, 该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基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信息方式”“网络社会”“媒介批判”等构成了当代西方左翼的新领域。相应的, 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知识产权的批判分析这些问题也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 上世纪70年代一度沉寂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近年来重新活跃。其五,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 在资本的统治下, 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维度愈发显著而复杂地关联在一起, 这就为当代西方左翼理论回到《资本论》, 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价值提供了现实动因。2008年危机之后, 这一趋势日益明显。“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左翼学者的关注。（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