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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 2008年爆发的影响全球的资本主义危机已近十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次危机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日渐彰显, 使世界上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观点和主张得到实际的检验与支持, 也使长期以来政治理念和声音被忽视、被淹没的西方左翼人士大受鼓舞、深受教育。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审视, 其思考与批判愈加理性客观, 也愈加具有启发参考价值。

一、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维度:系统性危机

21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这场危机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危机还是局部危机?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 这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而不是资本主义某个地区、某个领域、某个环节或某个行业的危机。

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伯奇·伯贝罗格鲁 (Berch Berberoglu) 就持这一观点, 他认为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一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而且是“持久和不可逆的”, “世界体系的划时代转型”将在所难免。资本主义除非进行彻底转型, 否则将无力扭转坍塌的局面, 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在危机-复苏-繁荣中穿梭的理念在今天已然失效。威廉·I.罗宾逊 (William I.Robinson) 甚至认为此次危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体制 (system) 的终结, “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 是世界范围的, 生态退化、社会退化问题格外突出。”著名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也认为此次危机的爆发并不单纯意味着资本积累方式需要进行变化, 而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行将终结。这是因为“新的积累方式并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三个结构性矛盾: (1) 增加工资, (2) 高成本的物质投入, (3) 增加税收。毫无疑问, 这些内容将削减利润率, 同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相矛盾。”克里斯·蔡斯-邓恩 (Chris Chase-Dunn) 和安东尼·罗伯茨 (Anthony Roberts) 对本轮经济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危机进行比对, 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危机爆发的时候, 利润不断下滑的体制矛盾和社会动荡是通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得以缓解的, 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地将新的地区、新的人员纳入到该体系中来, 并且确立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资本积累机制。然而, 对于今天发生资本主义危机而言, 上述解决方案已经变得十分有限, 因而这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型的时刻已然到来。”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的研究更为深入, 他在新著《大衰退:制度的衰退与经济衰败》中, 不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一场系统性的全面的危机, 而且从制度角度解读了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他认为, 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 而单纯从现象层面去研究经济危机并找寻解决办法, 那终究只能开出一剂治标而不治本的药方。他坚信, “只有当我们的视角转向对制度的关注时, 才能触碰到衰退的本质”。因此, 他提出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时应更多关注制度的衰退, 而非经济的衰退。弗格森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持较为消极的态度, 认为西方现在已经陷入“静止性社会” (亚当·斯密语) , 引领经济的牵引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变。在他看来, 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法律和制度出现了问题, 当前出现的大萧条不过是大衰退的前奏。为了证明这一点, 弗格森分析了构成今天所说文明社会的四点核心性内容, 即“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 他形象地将它们比作“四个黑匣子”。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只有在协调运转的基础上才可能构建动态性的社会、良性的社会, 实现制度的有机运行, 相应的, 当出现问题时, 单纯驻足于表现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弗格森认为, 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是综合性的, 同时也是根本性的, 因而摆脱危机的举措也必然是大动干戈, 而非伤其肌肤即可轻松过关, 有必要在制度层面探讨原因、寻找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审视虽然不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视野大格局中进行的, 却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变革资本主义、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型的“良方妙药”。

还有一些学者,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或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发展趋势和解决方案, 但同样认为此次危机是一种整体的系统性危机。如:詹姆斯·佩特拉斯 (James Petras) 和亨利·维特迈尔 (Henry Veltmeyer) 认为此次危机是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因为“这场危机涉及生态 (生产超出了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 、能力 (需求的增加超出了客观的供给能力) 、食品 (人们满足最低食品需求的能力低于食物供给机制) 、系统的危机 (对榨取剩余价值无能为力, 而且意识到了利润的增长离不开资本的再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 所实现的资本生产的重建不是依赖于先进的技术, 而是依赖于资本从工业方面撤出和转移, 同时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力度。这种剥削强度堪称是对工人所进行的一场抢劫, 与此同时, 还将目光转向对自然资源的剥夺性开采”。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 (Michael S.Koyama) 同样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着“系统性危机” (systemic crisis) 的困境, 他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积累的种种困境, 如经济萧条、民主失灵、社会分化、环境灾难等。山村耕造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 同时也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即进行第三次“系统性变革” (systemic change) 。“唯有通过这种‘箱外’ (outside the box) 操作的方式才能摆脱消费饱和的现状, 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以保证社会投资、维系民主权利的有效发挥, 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种单纯“通过税率变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监管来支持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扮演更小或更大的角色”的“箱内”操作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山村耕造认为, 资本主义始终是所有制度中最具生产效率且是人们唯一可以接受的最平等的政治制度。因此, 他倡导“第三次系统性变革”, 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刮骨疗毒”式的手术来拯救资本主义, 而不是用其他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即使如此, 山村耕造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危机以及现行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之局限性的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资本主义危机的承担者:工人阶级

西方左翼学者对此次危机给工人阶级一方所带来的危害有着共同的认识, 他们普遍认为工人阶级最终承担了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 而资本家阶级则成功实现了危机的转嫁。西方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1. 冷酷的事实:资本家在危机中仍然攫取高额利润

莱温·韦尔奇 (Levin Welch) 尖锐地指出,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后,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后的恢复中, 包括工厂重建、金融资本重建的过程中都为资本家阶级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在此期间, 资本家仍然获得了高额利润。“‘危机’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制造了严重的不平等。大量的财富集中在一极, 而贫困和痛苦集中在另一极。”因而为应对这一现状, 工人阶级需要采取更加广泛和更加积极的“联合社会行动”或“联合政治行动”。

佩特拉斯和维特迈尔同样认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危害最大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劳工阶级。他们引用了2012年1月30日《金融时报》的数据, 显示:“美国企业所获利润达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美国企业的现金收支表从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最佳状态。这多亏了对工人严重的剥削以及多层次的工资体系, 致使新雇员所从事的工作通常是老员工所从事工作中碎片化的一部分。”他们进而指出, 那些持“资本主义危机”观点的理论学者并不能真实反映美国大型企业的金融状况, 他们举例说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11年的报表显示, 通用汽车公司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佳业绩, 高达76亿美元, 超过了之前的最高纪录, 即1997年的67亿美元。而且, 值得注意的是, 通用汽车绝非个案。”“在这场系统性危机中, 获利的是少数人, 而利益受损的则是多数人。”

2. 残酷的真相: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加深

佩特拉斯和维特迈尔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对美国顶级公司的数据调查显示, 美国公司掌控着17.3亿美元的现金。这些收益是通过大规模裁员和强化对雇员的剥削而实现的。”“一场真正的危机势必会对企业利润带来巨大冲击, 然而对这些大型顶级企业来讲, 他们的利润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还有提升, 因此不难看出, 这其中的差额是通过加强对劳工的剥削而弥补和实现的。”

失业率显示, 工人阶级就业状况也趋于恶化。“自2009年6月以来, 3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共创造了240万个工作岗位。同期, 却有330万美国人被认定为是不合格的工人。处在就业年龄段的美国人中, 1990年领取长期失业保险的人口比例尚且不足3%, 而今已增至6%。”青年人的失业率上扬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经济危机发生后, 在失业率最为严重的时候,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失业率高达20%, 而其中40%到60%都是青年。

3. 公开的秘密:金钱主宰权力, 权力为金钱服务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总是一次次涉险过关、劫后逃生, 这其中“旋转门”机制“功不可没”。“旋转门”实际上是官商一体化的机制, 其本质是金钱主宰权力, 权力为金钱服务, 所谓“公权”早已沦为“私器”。

“旋转门”为守卫资产阶级利益提供了其他阶级难以企及的便利。“旋转门”形象地揭露了华尔街与财政部之间的密切关系, 仿若一个体系的不同部门与机构, 从华尔街步入财政部, 又或者从财政部转入华尔街, 人员流动十分频繁。“私人银行家在财政部就职有利于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满足私人银行的政策诉求……通常在华尔街就职的人员, 如果能有幸在财政部工作, 那么当他离开财政部再次回到华尔街时迎接他的将是更高的职位。”《金融时报》2012年2月6日的消息称:“2009年1月至2011年8月间总计有774名财政部官员离开财政部, 他们在就职财政部期间为未来华尔街的老板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服务’, 以便使他们在重返华尔街后能够占据更加有利可图的位置。”“高盛集团和财政部之间的旋转门直到今天仍在持续。除了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 (Paulson) 和蒂莫西·盖特纳 (Geithner) 外, 前高盛合伙人马克·佩特森 (Mark Patterson) 被任命为盖特纳的首席幕僚。”在这里, 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同时也是未来的执行者和获利者, 因而其利益导向性就毋庸置疑了。在这样的机制下, 试图促成维护劳工利益的政策出台是很幼稚的。

政府和华尔街之间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家亲”的特征。例如, 在危机中, 面临一些巨型企业濒临倒闭的状况时, “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为这些所谓‘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提供零利息贷款, 随即, 这些企业以高利率贷出, 其中一部分资金甚至又反贷给政府”。资产阶级国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更是彰显得淋漓尽致, 例如, “资本主义社会所一贯倡导的‘自由市场’在华尔街几近崩溃时期, 政府转而认为‘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倒闭’ (too big to fail) , 从而不惜花费巨资 (上千万美元) 挽救这些企业于危机之中。CEO的收入与工人收入之比从1965年的24∶1跃升为2010年的325∶1”。在佩特拉斯和维特迈尔看来, 此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 但也只是促使资本寻求更广泛的积累空间, 特别是逐渐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和外围寻求积累空间。因而资本家的利益在危机中非但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反而还从中获利, 相反, 真正的“危机”属于劳工。他们进而提出, “危机”在资本与劳工斗争的过程中被当成一种“策略”性的内容, 一种有利于资本家而有损于劳工的策略。在危机过程中, 资本家从中获利, 却将损失转嫁给了劳工。可见, “危机”只是劳工的危机, 并非资本家的危机。“危机的结果是巩固了资本的统治, 同时将其转化为劳工的危机。通过一系列的救助举措, 处在统治阶级顶层的资产阶级, 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和冲击, 反而财富获得了25%甚至37%的提升。”

三、资本主义“危”与“机”的转变

自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以来, 资本主义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 资本主义经济周而复始地重复这四个阶段, 仿佛四季交替、潮涨潮落。吊诡的是, 一次次涉险过关, 却又一次次陷入困境, 资本主义怎么也摆脱不了“怪圈”。每一次危机, 都给人们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考察增添新的启示, 这一次依然如此, 西方左翼人士从危机中看到了“危”与“机”的转变。

1. 资本主义“危”在何处

第一, 危机更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逐渐丧失历史合理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说到底就是其基本矛盾所推动的对资本的无限积累、对利润的无限索取。为摆脱危机实现新一轮的资本积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他们剥削的魔爪伸向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 例如经济相对匮乏的南部一些地区。表现为资本的集中, 雇佣更少的员工, 以及在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和不平等。据推测, 在这样的状况下, 矿工领域的工人仅获得了社会产品价值不足10%的份额, 例如, 阿根廷和智利仅有6%。回顾二战后,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当时资本的剥削范围和空间是更为宽阔的, 工人在其中所能分享的部分也相对较高, 工人可以获得国民收入的60%。”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相比, 工人所能分享到的利益陡然下跌, 一方面证明了资本对工人剥削的强度在加深, 另一方面也证明资本获得利润的方式与空间在逐渐压缩, 越趋窄化。在资本可以通过让渡适度的利益以获得工人阶级的认可时, 他们是愿意以这一低廉的成本获得劳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的, 而现在对工人进行抢劫式的剥夺, 也证明了资产阶级可资利用的条件变得十分有限。从资本主义当代发展趋势来看, 伴随着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资本积累的空间也在持续压缩。资本家集团对利润的贪婪追求正慢慢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逼上难以为继的绝境。

第二, 危机更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渐失去自我调节、创新的能力和空间。经济危机爆发的具体机制十分复杂, 但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 资本家们只能想方设法将每一种应对危机的手段运用到极致以涉险过关。而这些手段仿若饮鸩止渴, 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主义带来更大的损害。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走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道路, 使资本积累的金融化程度大大加深, 金融垄断资本得以迅速发展。金融垄断资本靠以钱生钱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 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导致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惹的“祸”, 美国为从危机中“抽身”不得不救助华尔街, 而救助华尔街又会加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佩特拉斯和维特迈尔指出, “布什-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的救助使美国经济深度金融化:金融行业代替高技术产业成为最盈利的部门……在金融部分中, 最具‘投机性行业’的投资公司和经纪行处于主导地位, 在2013年增加了40%。”由此可见, 纵然美国政府的救市可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就长远来看也无异于扬汤止沸。这样的转变从长远来看是在抽离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恰恰是封堵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

2. 由“危”转“机”何以可能?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进行危机转嫁, 在给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 也培养和锻炼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

“紧缩政策使危机变得更加严峻, 财富逐渐从工薪阶级向资本家阶级转移。希腊工人的工资被强行削减20%~30%。几十万人失业, 10, 000多所学校关门, 医院也面临着严重的药品短缺, 儿童处在饥饿状态。希腊还绝不是唯一的个案, 葡萄牙、西班牙也同样如此, 失业率高达20%, 而其中40%到60%都是青年人。不用多言, 这样的状况势必会造就一种抵抗力量的出现, 这一力量不仅会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本国政府, 而且还会指向制度本身。”与此同时, 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也表现出高涨态势, 罢工游行示威等抗议行为明显增多。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 在经历了危机的洗礼以及罢工这所“军事学校”的培训之后,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有所提升, 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知也更为客观和清晰, 潜存着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砝码。正如恩格斯所言, 罢工对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 他们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罢工是各个劳动部门关于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因此, 在判断资本主义危机所带来的“危”与“机”时, 需要做更为全面而细致的分析, 往往工人阶级在承受“危”的同时, 在另一个层面上为他们带来了“机”, 同样地, 当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手段化解“危”转而为“机”的时候, 也在压缩自身的调整空间, 在另一个层面潜藏着对其来讲更为严重的“危”。

四、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命运的判断与预测

在审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 西方左翼人士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做出了判断与预测。下面列举一些代表性的观点。

1. 资本主义自身弊端为未来社会发展开辟道路

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无疑暴露出其弊端, 例如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ary) 把导致西方出现衰落现象的原因归纳为五个方面, 即称霸全球的傲慢、优越感过剩、缺乏牺牲精神、受困于短期效益主义以及世界各地动荡因素增加。雷吉斯·德布雷认为, 自从苏联解体后, 西方联盟逐渐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 他们扬言要建立一个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新的国际秩序, 为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者和支持者。然而这种妄想“过去不能实现, 今天就更加难以如愿了”。“当联合国尚且如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块木塞时, 美国寄希望扮演其所预设的角色就更无异于缘木求鱼了”。这种所谓的自身优越感, 集中体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忽视世界体系中所存在的不同价值的优越性及其不可替代性, 特别是在对待民主问题上, 无视不同民主的类型以及不同国家在践行民主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特殊性。此外, 对世界建构基础存在理解上的扭曲也是西方社会难以克服的弊端之所在,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世界并非建立在个体之上, 而是建构在群体之上, 其中包括国家、宗教、部族等等, 恰恰是群体在根本上决定着个体的忠诚度和行为方式, 而非逆向决定。”这种盲动的行为和理念终将自食恶果。因为它会触碰到民族国家对主权的向往和捍卫, 在这一过程中冲突和矛盾很难避免。所谓缺乏牺牲精神, 雷吉斯·德布雷认为西方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崇高道德以及不怕牺牲精神的追求, 至少已经不像曾经所宣言和承诺的那样, 可以将个人牺牲置于集体利益之下, 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逆转必然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面对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需要给予客观的审视, 尽管各种弊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 但西方社会仍占据着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优势。雷吉斯·德布雷同样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 西方社会具有空前的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 他们不仅在行动上能保持较为高度的统一, 更为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在价值观方面有着高度的统一。德布雷认为, “阿拉伯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 远非一个决策机构, G20在更多意义上已然成为一个单纯的‘新闻事件’。唯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能够真正发出几乎一致的声音, 拥有着无需争议的理念上的共识。”其二, 对普遍性的垄断, 如西方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将自身的利益表现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 包括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解放”和“进步”等内容。其三, 拥有权威性的金融院校。西方国家通过大学、商业院校、金融培训机构等不断培养出一批批捍卫西方统治的国际化精英。事实上, 没有任何一种帝制的维护是单纯依靠强权的, 它需要促使其霸权地位、价值观念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实现传承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 全球性的金融院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无形之中培养出了践行西方价值观念、认同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性管理阶级”,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价值观和霸权地位的捍卫者和守护人。其四, 编制民众的情感认知, 集中体现在对民众认识领域的干预。例如, 通过广告商的宣传又或者通过影视作品传递某种特殊的理念。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广告商全部被西方国家收入囊中, 好莱坞仅用十部影片就占有中国一半多的票房, 通过宣传方式与手段的巧妙选择, 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其五, 科技创新领域独占鳌头, 并为其他方面的优势内容提供支撑。

通过对西方国家存在弊端与优势的分析, 雷吉斯·德布雷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可以在二者之间寻求到平衡点, 而是明确提出纵然在短期内西方社会的优势仍然会占据较为明显的地位, 但是从长远来看, 西方国家的弊端将逐渐凸显, 不断消解其优势。可见, 资本主义自身弊端为未来社会发展开辟道路的可能性毋庸置疑, 但是长期性也不容忽视。

2. 为构建更加合理社会而奋斗

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的负责人弗瑞德·马格多夫 (Fred Magdoff) 及副主编迈克尔·D·耶茨 (Michael D.Yates) 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 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 提出为构建更加合理社会而奋斗的相关内容。他们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下, 私人利益至上, 一系列关涉到公共利益的问题, 例如全球变暖问题的解决、有序经济秩序的创设以及国家卫生保健体系的构建等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内容都会在私人资本的主导下而流于破产。此外,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资本会促使民众的消费理念向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方向偏转。资本主义制度下, 消费已然偏离了其本真内涵, 即促使生活更加舒适、更加便捷, 从而成为一种对工人进行异化以及资本获利的手段。因而从社会的视角, 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 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非理性的制度体系。为了实现更趋理想的社会, 需要落实于具体的行动当中, 例如保障每一个人享有充足的食品供应, 合理舒适的住房条件, 健全的全民医疗保障, 理想的就业环境, 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等等。

3. 资本主义崩溃是一个漫长过程

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国外许多左翼学者也给出了较为清晰而明确的判断,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被一种更高级的、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所代替, 但是这一替代过程是漫长的。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Wolfgang Streeck) 指出, 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 不仅有开始, 还有终结, 它并非一种永恒现象。或许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里, 无数学者预测了资本主义终结的命运, 但是在一次次危机的冲刷下, 资本主义不仅重新站了起来, 而且还走得更远、甚至更好。但曾经是这样, 今日也是如此吗?施特雷克认为, 今天是时候考虑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了。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激进向前推进, 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在不断破坏限制、约束其行为肆意发展的机制。可见, 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原因以及缺少可行的替代方案, 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走向终点。但施特雷克只是作出相对宏观的判断, 至于资本主义将在何时, 又会以何种方式走向坍塌则难以作出具体预测, 此外也无力预测代替资本主义的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制度。之所以对未来的预测如此艰难, 关键在于尚且看不到可以扭转这样三种趋势的强大动力, 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社会稳定, 并进而实现三种力量的互相巩固。

4.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代替资本主义的将是社会主义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雷米·赫拉雷也对资本主义未来命运及替代方略进行了预测。他说:“也许你看见过许多次的资本主义危机, 这个制度都挺了过来, 而且比之前更强壮, 财富变得越来越畸形地集中。是的, 的确如此, 确实发生过很多次前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不打算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将会因此次危机而很快崩溃, 这是一个幻想, 也许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产生的幻想。这个怪物将继续生存下去, 并且将继续被杀死。”可见, 雷米·赫拉雷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自杀过程。之所以资本主义崩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原因在于:首先, “资本已经知道如何创造一些制度和公共干预手段”;其次, 他们拥有一系列占据主动的货币政策;再次, 利用霸权地位, 以及发达国家的优势, 使南方国家创造的价值不断向北方国家流动。而之所以又认定其是一种自杀行为,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始终没有化解、未曾消失。

雷米·赫拉雷认为,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人类社会仍然会遭受“逐渐老化的资本主义的折磨”。他认为, “当前的形势不像是危机结束的起点, 而是现今的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崩溃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起点, 这一崩溃过程开启了转轨的可能性, 期间阶级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后资本主义转轨问题, 或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问题。尽管我们中间存在分歧, 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代替资本主义的, 将是社会主义。”

通过国外左翼学者对未来资本主义命运的评析不难看出, 他们的认识较为谨慎客观, 这是值得肯定的。资本主义目前发展的状况及其在世界范围的主导地位足以证明, 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并不现实, 也缺少根据。

五、结语

21世纪伊始, 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使国外左翼学者再度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他们在客观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基础上, 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端、资本主义应对危机方式的“多元”与“窄化”、资本主义潜存的活力与衰退因子的“抑”与“扬”, 以及资本主义在对工人阶级进行危机转嫁与打压过程中的“利”与“弊”等内容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探讨。这其中不乏深刻见解, 有的见解直接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纵然有些学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新的制度将其取而代之, 而主张对其进行“系统性变革”, 但毫无疑问, 他们的观点为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资本主义现状, 并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做出更准确的预判提供了较为客观丰富的参考。

事实上, 关于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讨论所涵盖的范畴已然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 与金融危机相伴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危机、社会分化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等集中凸显, 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危机并非单纯的管理操作方面失灵引起, 而是由自身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所致。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 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终将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羁绊。伴随危机的出现, 工人阶级作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工具以及在雇佣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被迫承担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苦果都异常清晰地彰显出来, 工人阶级的联合意识、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为捍卫自身权利而进行斗争的意识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相应的, 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必然逐渐走向尖锐。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变革者的使命也将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阶级意识日渐形成, 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过程中得以完成。

尽管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总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但道路却是曲折而漫长的。毕竟,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纵然“在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 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 但资本主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以及对历次应对危机经验的总结, 西方国家的调节能力在不断成熟, 应对危机的手段也日趋多样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 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 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脱离实际, 盲目唱衰资本主义只会使我们做出错误判断。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原因以及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 及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趋势,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既不能幻想“乘其之危”进行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打击以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性改造, 又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 必须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的形势和条件, 善作善成,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新的振兴之路。（注释略）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政教研部）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