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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化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成型时期所处的时代不仅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不同, 而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第二国际时期也有很大区别。当时, 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 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不仅支持成立共和国, 也曾经参与执政。另一方面, 俄国布尔什维克已取得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这种形势下,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必然涉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民主制等方面的讨论。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歧尚未明显暴露, 他们都围绕在具有中派意识形态的社会党周围。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 虽然总的来说这些人仍然坚持折中主义的思想基础, 但理论上和实践上 (尤其是实践层面) 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卡尔·伦纳 (Karl Renner) 的政治主张中间偏右, 他支持奥地利政府的战争政策。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采取了中派立场, 1917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Friedrich Adler) 和麦克斯·阿德勒 (Max Adler) 站在中间偏左派立场, 共同组织了“卡尔·马克思俱乐部”。麦·阿德勒在政治上更为激进, 赞赏俄国十月革命, 拥护工人苏维埃, 主张将“任何政治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写入党纲。奥托·鲍威尔 (Otto Bauer) 也属于中间偏左的阵营, 从一战末期到1934年他一直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公认的领袖。鲍威尔对俄国十月革命最初持反对态度, 后来有明显改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武装“保卫同盟”, 通过了“防御性暴力”的决议。

二、彻底地妥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右派的国家观

伦纳的政治理论站在中间偏右的立场上, 他对于资产阶级的平等和民主等概念的不断引入体现其革命意志的丧失和妥协政治的全面铺陈。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伦纳联合库诺和伦施, 为帕尔乌斯所主办的《钟声》杂志撰稿, 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 他显然属于右派。而之后他的所有论著就是对其政治理念的进一步解释和发挥, 十月革命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 (1917) 、《作为完整过程的经济和社会化》 (1924) 、《实现的途径》 (1929) 等等都表明了伦纳只是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国家将消亡的立场相反, 伦纳认为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为工人阶级提供必要的服务。他的假设当然是建立在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地位平等的基础上, 这种想法颇为新颖, 即把国家看作工人阶级潜在的、强大的仆人。1916年, 伦纳写道:“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等同于从资本主义当权者手中把国家权力解放出来。”伦纳认为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不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管理国家机器, 如果社会主义没有帮助工人阶级努力获取权力, 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就已经宣告失败了。伦纳详述了工人阶级参与国家管理的紧迫性, 因为他认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化过程中构成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1927年, 作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伦纳谈道: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机关, 而是一种“维护秩序和进行调解的权力”, 国家不仅成为这个社会最有效率的机关, 其职能也逐渐转变为直接为工人阶级服务。从这里看出,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淡化了国家的阶级职能, 转而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他们突出一种所谓的“超阶级”国家, 幻想国家组织不再具有阶级性, 可以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超阶级性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国家观的最基本特征。

我们认为, 伦纳理论的失误之处在于, 其忽略了现代国家依然具有的明显的阶级实质, 忽略了阶级矛盾及其尖锐性, 并幻想资产阶级允许无产阶级通过一般的议会活动取得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伦纳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间偏右政治观点的持有者, 已经在折中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此外, 伦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还大力倡导“奥地利合作运动”, 并通过自己的著作给这些政治理念完善理论注脚。可以看出, 伦纳的改良主义使他进一步背离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原理, 并且直接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合作。伦纳的观点在当时代表了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诉求:完全拒绝革命的斗争方式, 并且认为国家和无产阶级的某些其他组织形式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

伦纳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观点, 没有明确地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 却企图使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日益具有超阶级的意义。也就是说, 国家资本主义是唯一备选的组织形式, 一旦消除资本对国家的影响, 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就会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虽然伦纳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反动性质和资本进一步强化对国家控制的趋势, 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改良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只会模糊无产阶级对所处时代、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主要问题的正确态度。伦纳竭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使工人阶级的活动走向改良主义。伦纳认为, 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社会化, 所以打碎现有的国家是不可理解的。伦纳当然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 他的主要意图就是使无产阶级相信, 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织。伦纳一系列结论的本质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同资产阶级国家合谋的倾向。

伦纳虽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概念, 但和其他渐进主义者一样, 他相信, 确保阶级斗争成功的最好方式是建立全新的工人阶级机构, 以及加强现有工人阶级的机构, 如奥地利的合作运动、工会、社会党等等。伦纳以及几乎所有其他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理论上主张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可能性: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和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伦纳在他的著作中指出, 社会主义者必须准备实现后一种可能性, 但首先要准备实现第一种可能性。事实上我们看到, 真正到了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即便有某种革命手段, 也必定是流于失败的命运。因而, 要求无产阶级尊重国家的概念, 这在法西斯主义猖狂的时期就意味着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

三、在游移中平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派的革命观

希法亭在理论上始终关注社会主义的诸议题, 这是希法亭基本的政治思想, 他截然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 但这并不代表希法亭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在他展开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讨论之时, 希法亭的政治理论对议会政治开始了游移的评价, 即改良主义倾向对他的影响日益加深。希法亭此时以为, 议会是调停社会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方法之一, 有潜在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因素, 如果阶级分化结束了的话, 议会政治可以带来社会主义民主治理。

希法亭认为必须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政治方式。他指出, 议会是两种政治发展的表达:一是在宽泛的意义上, 它代表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分化;二是在具体情境中, 根据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 它表示了阶级力量的分化。希法亭进一步解释道, 资产阶级议会凝聚力不强, 个人的意志一般不能被累加起来, 因为这些力量总是相互抵触的, 在议会中这些对抗性因素往往形成平行四边形式的角力。资产阶级的政治规则有可能在议会的冲突中制定, 它使不同的资产阶级势力 (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资本) “相称”, 并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权衡它们。议会通过普查法的运用来保证大部分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以及使用财政的权力。因此, 多数主义的议会制度有赖于资本主义的运行秩序, 其规则在现实中是资产阶级根据自己需要不断调节的。引进普选制度, 就一定会产生一个阶级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进程, 任何一个有高度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都会充分利用普选制度, 所以资产阶级一定会用最激烈的方式推行选举限制。上述议会体制问题 (限制性) 的基本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议会制。字面来看, 议会规则的逻辑是非“资产阶级”的, 议会制应该代表一个理性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议会制本身的性质, 要求采取一切法律和行政措施, 不断修正政治生活中的反动因素。因此,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和最重要的工具, 其使劳动人民认识到, 在政治上, 它是实现高效自我管理的不可逾越的手段。资产阶级持有的权力应当同样被无产阶级使用, 它包括议会赋予的一切政治权力和无产阶级将政治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权力。议会不仅应被视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 进一步加强政治社会化, 也应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

希法亭的文章不断高扬议会制民主的社会主义潜在因素, 阐述了多数人对于总罢工和议会政治问题的重要立场, 并提出了在“爱尔福特纲领”基础上把总罢工融合进议会的策略。不过, 就希法亭的理论来看, 或者从希法亭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以来的政治观点的演进来看, 他仅仅把总罢工当作一种防御性的立场。一方面, 他关于罢工问题的表述与伯恩施坦为争夺普选权而展开的防御性总罢工无异;另一方面, 他确实在“改革或革命”的抉择中慎用总罢工的战术武器, 而只是强调总罢工是保护议会合法性方面的必要手段。我们看到, 希法亭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派政治的典型, 他试图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寻求平衡。在总罢工的问题上, 他试图把具体的斗争实践转化为抽象的政治权力。在这里, 我们又看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康德哲学的回溯, “关系”就是创建的社会科学意识, 以接近自然科学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讨论社会关系, 这显然是康德实践理性的政治表达。在希法亭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发现意识的构造, 同样重要的是返回到它们的物质基础, 不过对“意识第一性”的崇拜稀释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性桎梏的追寻。就其政治理论本身而言, 希法亭的解释是折中主义的, 虽然他试图表达一种不偏不倚的政治态度, 但改良主义的根本立场导致他的理论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

希法亭在研究初期表明群众罢工是工人阶级的根本武器, 它是工人阶级结构性权力的象征, 让他们丢掉议会政治的幼稚幻想。之后即使他抨击议会政治的自由主义观念, 但仍承认议会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中立社会取向, 也继续坚持它的有用性。事实上, 希法亭一直反对专制主义, 他在德国问题的讨论中引入了“民主社会主义”, 这么做是为了在商业发达、国力增强的时代, 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中的民主和社会化理念 (工人对于产品控制权的激进民主) 的桥梁。希法亭的理论观点在一方面具有考茨基主义的左的倾向, 另一方面也实际呈现出其独特的理论轨迹, 他寻求考茨基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平衡, 希望将马克思修正到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希法亭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比如他参与群众政治罢工的讨论) 意在告诉我们社会民主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因此, 折中主义是希法亭政治考量的最鲜明态度。

伯恩施坦的社会民主政治赞同政治上利用群众罢工行动推翻反动选举产生的普鲁士, 并要求恢复普选制。考茨基则承认社会民主必须抗衡具有反动本质的政治制度。无论是伯恩斯坦还是考茨基的理论, 在处理群众罢工行动的具体情况时, 都显示出一定的实践价值。在希法亭看来, 问题就在于二者的解释性观点 (理论前景和实用前景) 为了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都援引了对方的可取之处。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角度来解释政治性群众罢工, 就为罢工提供了充分的辩护;同样明显的是, 如果站在民主政治领域思考, 又不得不为议会制度辩护。因此, 希法亭认为左派和右派 (改良派) 虽然说辞迥异, 但本质上差异不大, 可以糅合双方的观念, 折中处理分歧意见。希法亭的中派理想或寻求第三条道路解决实践问题的思维普遍存在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中, 只不过他表现得更加充分而已。

希法亭的策略最终还是以改良主义的面貌出现的, 因为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框架下, 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是浮于表面的。有趣的是,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构想无论如何也不是左派的了,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被资产阶级政党所吸纳。这种中间道路的政治选择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生发出来, 集中表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集中趋势的描述和对国家观的崇拜, 最后在现实政治中落实运用。

四、民主优于暴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改良主义倾向

1917年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围绕和平与暴力、民主与专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鲍威尔在1920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写道:“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 国家的权力分配仅仅是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 不会由于运用物质暴力手段而朝着有利于某一阶级的方向转移”;“民主国家的‘共同意志’仅仅是各社会力量的合力”。鲍威尔由此提出了“社会力量因素”论和“防御性暴力”论。

鲍威尔认为, 决定一个阶级力量大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 二是这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社会力量因素包括五个方面:阶级成员的人数、阶级的组织性、阶级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以及阶级所受的教育。他指出, 在专制国家, 宪法赋予统治阶级的权力要远远大于其他阶级, 这与其社会力量的因素是不匹配的。在一切专制制度的宪法中都存在由暴力维持的法律的权力分配和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社会权力分配之间的矛盾, 而在民主制国家里是不存在这种矛盾的。鲍威尔的结论是:民主制只不过是形式, 它可以包括资本主义的内容, 也可以包括农民的内容与无产阶级的内容。民主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所以上述阶级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程度就决定了国家民主形式的样式。这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启示是, 民主制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形式, 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还是上升为统治阶级, 这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麦·阿德勒在分析国家的阶级性质时, 比鲍威尔更具体, 也更精确。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给我们观察国家性质提供了科学的视角, 国家绝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 应该在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中对其进行分析与说明。麦·阿德勒坚持, 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统治在任何国家形态下都有效, 无产阶级的国家仍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就是维护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不被外力侵害, 资产阶级编纂法律来为剥削行为作强制性的论证, 最终依靠法律的权威使用暴力镇压异己。“作为国家的共同体组织始终是剥削的一种形式。”相比资产阶级的国家统治, 在无产阶级执政的阶段, 权力分配模式改变了, 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的强大而用法的强制秩序来反对资产阶级。

“防御性暴力”论与“社会力量因素”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暴力可以建立和维持与社会力量因素不相适应的权力分配, 但暴力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暴力是由人的结构组成的, 具体来说, 如果一个阶级的人数很多, 它在军队中的代表就可能很多;如果它在生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就可以通过罢工剥夺军队的物质生存手段。由此, 鲍威尔认为, 在西欧和中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可以在民主制基础上通过民主手段夺取政权。鲍威尔还分析了欧洲和俄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认为欧洲革命极为复杂, 俄国无产阶级所走过的暴力革命道路不适合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鲍威尔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主手段夺取政权, 但他并不否认暴力革命。在大多数国家, 反动势力掌握了武装力量, 资产阶级是不允许无产阶级通过议会选举这种和平手段轻易攫取他们的政治统治和物质利益的, 资产阶级一定会用残酷的暴力统治代替民主的议会政治。鲍威尔继而认为, 在资产阶级用暴力统治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地方, 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 (即内战) 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努力, 极力破坏民主制, 阻止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就只能在国内战争中夺取政权”。他批驳改良主义彻底放弃暴力的策略, 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

但是, 鲍威尔更多地强调暴力的“防御性”, 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使用暴力是被逼无奈下的最后手段。他在《民主制和社会主义》 (1934) 一文中解释道: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里, 如果条件允许, 无产阶级应该以议会选举的合法手段来获得统治地位, 就不需要为了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动用暴力。只有当资产阶级罢黜了民主制度, 把国家完全纳入极权主义的掌控之中, 采取严酷暴力的形式镇压无产阶级, 使得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民主斗争的手段时, “无产阶级才能通过暴力革命求得解放”。麦·阿德勒同样认为, 国家是具体的社会条件的产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界定非常准确———一种阶级压迫的、有组织的暴力。麦·阿德勒和绝大多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无论是偏左的还是偏右的) 一样, 设想社会主义实现道路存在一种“理想模式”。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中总是潜藏着一种不彻底性, 即幻想可以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 实现资产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的和平过渡。这种理想模式也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一切与暴力相关的社会主义理论中。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备了完成这种过渡的客观条件, 但是实际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们, 资本主义国家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不免遭到阻力。在民主体制完备的最发达的国家, 无产阶级即使凭借议会斗争的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 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也不会束手就擒, 他们仍旧会动用暴力来阻止无产阶级掌权。因此, 暴力斗争的手段是不能丢弃的, 但它只能在万不得已时使用 (这几乎等同于鲍威尔所谓的“防御性暴力”) 。可见, 麦·阿德勒是全面赞同和支持鲍威尔的, 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两书中所表述的政治观点基本上和鲍威尔一致, 并且, 他还曾协助鲍威尔将这种思想写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五、“防御性暴力”论的不可能性:列宁对改良主义的批评

十月革命前, 列宁针对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主张, 完成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十月革命胜利后, 他又根据实际情况对该书作了重要增补。列宁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入手, 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 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暴力革命论是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相联系的。列宁否认阶级社会中所谓的“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 民主一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有资产阶级民主, 也有社会主义民主, 但绝没有超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 虽然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通过这种议会民主可以获得一定的权益, 但是这种权益总是被限制在资本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工人阶级的利益一旦超出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许可的范围, 资产阶级专制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就是无可避免的。从这点来看, 所谓的议会民主制在本质上, 就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工具, “工人政党支持搞议会妥协的政党, 就等于自杀”。反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抛出的“社会力量因素”论和“防御性暴力”论, 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在理论上有一定的价值, 但其只是在表面上承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而真正谈到国家政权的性质时却根本否定了阶级分析的方法。

从理论上看, 鲍威尔虽然主张通过民主手段夺取政权, 但他没有绝对地排斥暴力革命。另外, 鲍威尔关于民主道路的思想是他根据“社会力量因素”提出来的。仅就这一点看, 鲍威尔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出入不大,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未曾提出像“社会力量因素”这样的概念, 但他们也观察到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优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他们指出, 革命实践一再向无产阶级表明, 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的政权是决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的, 资产阶级的根本物质利益排斥工人阶级与之共享革命果实, 他们只会不断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同时, 不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 他们都不会摧毁原有的国家机器, 而是使其更加完备, 以镇压工人阶级的起义。由此, 马克思指出, 工人阶级要想改变目前的状况, 就必须 (也只能) 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取代旧的国家机器, 但他们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国家, 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 (即“普选权”) 夺取政权。此时, 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是革命同合法斗争并举, 进而为无产阶级的最终决战积蓄力量的政治策略。

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看, 鲍威尔的“社会力量因素”同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纯粹民主”异曲同工, 他们的共同标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及俄国的苏维埃政权。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力量因素”的阐述显然是对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充满敌意的。“社会力量因素”论的实质是要说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具体国情决定的, 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使俄国的专政仅仅是少数人的专政。而在工业发达的中欧和西欧, 无产阶级则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在民主制的基础上用选举手段夺取政权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鲍威尔的观点旋即被列宁作为反批判的材料, 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对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及其“社会力量因素”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列宁认为, 鲍威尔的小册子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 鲍威尔背叛了社会主义, 并且“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如果撇开鲍威尔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 这里还牵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否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无产阶级服务?对此, 列宁的态度非常明确,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 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 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也就是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民主的阶级属性以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制, 而非以暴力手段或和平手段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是:“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 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

从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 鲍威尔把暴力作为一种“防御性”手段, 是极其危险的。“防御性暴力”论有其致命的弱点, 在资产阶级国家中,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很难把握动用暴力的恰当时机, 同时, 他们也无法获得运用暴力的物质条件 (如武器) , 因此在革命中必然陷入被动境地。当无产阶级认定资产阶级开始破坏民主制时, 他们才会 (才能) 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但事实上, 当资产阶级开始极权统治时, 反动势力往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而无产阶级只能处于被动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 在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 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相继失势, 彻底证明了鲍威尔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只是流于书面的文字说明而已, 残酷的斗争现实容不得社会主义者浪漫的空想。所以, 即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左派, 在涉及要不要革命的具体问题时也是折中主义的:一方面, 他们拒斥“纯粹民主”, 支持暴力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革命的前景持保留态度, 并最终还是滑向了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主流意见。列宁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判断, 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0年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态度大致相当,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有一定的转变, 他们开始正视议会民主的积极因素。而列宁所考量的主要范畴是阶级斗争, 阶级对立的政治视角是统摄列宁此时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判定的根本维度。因此就不难理解, 列宁必然会否定议会制, 主张武装斗争, 强调建立苏维埃政权。所以在列宁看来, 武装斗争并没有过时, 它仍然是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根本手段。列宁坚决表示:“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 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六、结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瓦解及启示

1930年代初,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者们在法西斯势力和反动政府的强大军事压力下, 只得妥协退让, 甚至束缚工人阶级的反抗。所谓“保卫同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几乎是无效的。因此, 奥地利社会党和工人运动岌岌可危。1934年2月, 法西斯政府向工人展开了全面进攻, 社会民主党无力挽回时局, 维也纳的保卫同盟由于力量过于弱小且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宣告起义失败。社会民主党最终瓦解,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四分五裂, 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和实践整体出现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至此覆灭。

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失败, 鲍威尔的托辞是, 战争和思想的分裂导致了整个学派的终结。但这当然不是合理的解释,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他们的政治进程都是无法抵达目标的幻想, 作为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实践形态, 中间道路的尝试在实质上起着解除工人阶级思想武装、瓦解革命营垒、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恰恰是鲍威尔的“缓慢革命”瓦解了社会主义本应秉持的革命姿态和阶级斗争模型。与俄国革命相反,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规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目标。其实直到1926年,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林茨纲领”仍然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明确规定:如果资产阶级通过有计划地阻碍经济生活, 通过暴力行为, 通过同国外反革命力量勾结, 阴谋对抗无产阶级对国家进行的社会变革, 那么工人阶级就会被迫用专政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过显然, 在这样的纲领中隐含了整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暴力”和“专政”的态度, 即它们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最后诉诸的手段。在一战结束之后,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开始全面构建民主社会主义方案, 伦纳、鲍威尔和麦·阿德勒对民主的忠诚远远大于革命, 他们最终共同遗忘了共产主义的要旨。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第三条道路”的解释援引了共产主义的理念, 也运用了大量正统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词汇,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 中间道路是根本不成立的, 他们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才可能提出与中间道路相关的政治议题。因此,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终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实践, 所谓的中派思维也仅仅是一种调和或折中, 没有完成对旧哲学形态的超越, 也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型。（注释略）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