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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共同体” (community) 备受人们关注, 因为诸多因素的缘故, 人们渴望栖居于共同体中, 民主地商谈公共事件, 既减少彼此之间的分歧与冲突, 又能够共同应对世界性的风险。基于这种美好期望, 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谈论着共同体, 如前者希望以“命运共同体”来增进地区和国家间的合作, 而在西方学者中,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下简称当代西马) 对共同体寄予诸多期待, 相信它能够解决诸多群体的幸福之忧。当代西马在构建多种类型共同体的同时, 也积极地为现存的共同体提出完善的建议, 他们希望共同体有助于消除人际之间显性的与隐性的矛盾, 有益于解决全球性的风险。

一、对共同体的几种期待

当代西马谈及了多种共同体, 如文化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等, 虽然它们担负的责任并不一致, 但富有共通处, 即都以共同文化作为确立的基石与交往的纽带, 并担负着一定的政治功能。这些共同体绝非虚妄之物, 它们关涉着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幸福问题。

其一, 共同体是包容一切异质身份的人的开放体。在哈贝马斯看来, 共同体是一个交往与对话的场所, 共同体以文化这个共识资源为纽带, 将具有共同传统的民众联结起来, 给予他们平等的对待, 并将他们团结起来应对重要事件。不过, 哈贝马斯强调:共同体不能画地为牢, 它应是永远开放的包容体, 吸纳一切异质身份的人们, 为他们提供保护以及施展才能的空间。当然, 成员们因原来的文化将产生一些冲突, 不过, 在确立一些共同点的基础上, 成员们通过相互学习, 增加更多共识, 从而为共同体确定更厚实的基石, 即异质群体是共同体必需的新鲜血液。异质群体范围广泛, 包括边缘人、宗教人士和亚文化群体等。哈贝马斯认为, “边缘人”或因居住地的缘由而身处社会的边缘, 或因文化差异而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宗教人士”则因其独特的教徒习俗, 招致了他人的误解和排斥, 从而被剥夺了一些权利。至于亚文化群体, 如少数族裔、同性恋等, 霍耐特指出:他们常因特殊的文化身份而遭受社会的蔑视和伤害, 难以享受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显然, 这些行为违背了文化作为共识资源的本意, 因为这种共识是无止境的, 它立足于无限拓展的生活世界之上, 吸纳着不断涌入的交往者;这些行为也束缚了文化的交往功能, 这种功能从不局限于某些固定群体与具体语境, 而是充分联结与团结着所有交往主体, 营造着家庭式的温馨。所以哈贝马斯提倡包容所有人, 尤其是异质身份的人, “包容意味着, 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对于一切受到歧视的人都敞开大门, 并且容纳一切边缘人, 而不把他们纳入一种单调而同质的人民共同体当中。”通过强调包容性, 哈贝马斯既凸现了共同体是温馨的开放体, 是民众的幸福地;也肯定了异质身份的人的价值, 如宗教人士深厚的宗教文化有助于非宗教的人士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和人生, 哈贝马斯指出:“我在此指的是对错乱的生活、对病态的社会, 对个人生活蓝图的破灭, 对生存结构的扭曲, 所具有的丰富多样的表达的可能性和敏感性。”开放的共同体也是亚文化群体的福祉, 霍耐特认为, 共同体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 客观地评价亚文化群体的成就, 保证他们与其他成员享有平等权利, 给予他们相等的关照和呵护。

其二, 共同体是平等生命共创、共享的民主场所。现实中具体的共同体绝非统治者恩赐的赏品, 而是诸多生命体辛劳创建的产物, 如威廉斯所言:这些生命体同甘共苦, 以共同文化为坚韧纽带, 筑建起共同体这个民主场所。在这些“生命体”中, 威廉斯最在意的是遭受特权阶级鄙视的普通民众, 包括无产阶级和所谓的“群众”, 这些尊贵的生命体为共同体的确立和发展贡献着自己才智, 将共同体由简单的聚集地完善为富有团结意识的生活场所。而霍耐特关切的生命体是“亚文化群体”, 如妇女和同性恋等, 这些人不缺乏才华, 并以自我方式促进着共同体的发展。正是这些鲜活的生命体积极地构建, 现实中才确立了一些不甚完备的共同体, 凸显一定的包容性和公正性, 从而提升了受压抑生命体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也正因为共同体由这些生命体共同创造, 所以当代西马强调它的资源是共享的, 而反对特权阶级垄断这些资源, 也批判以阶级的视角、教育的层次等标准来分配资源, 即生命体的层面上, 人人平等!“人类资源在各个方面都被视为共同资源, 只要你是人类一员, 就有权利自由使用这些资源。不过, 无论是何种资源的使用, 都必然是共同利用, 否则就毫无价值。前进的不是个体, 而是整个社会。”当然, 共享绝非平均分配, 而是依据生命体的贡献来公正地使用这些资源, 这种公正性既客观肯定了成员们的价值, 坚定了他们对共同体的信任, 也保证了共同体应有的差异性, 因为共同体是差异性的乐园, 而非坟墓。对于公正性, 霍耐特认为公平法律是它的坚实基础, 尤其对亚文化群体而言, 公正法律远比美丽承诺更有实效, 更能坚定他们对共同体的信赖。而当成员们享受到所期待的承认之后, 他们将更积极地倾注才智, 丰富和拓展共同体, 创造更高意义上的共同生活。为此, 威廉斯强调:共同体绝非一劳永逸的避风港, 而是在持续完善和创造中确立更大价值, 担负更沉重的责任。

其三, 共同体是人类彼此关照、倡导团结的大家庭。就关怀对象而言, 威廉斯主要为普通民众的幸福而虑, 眼光专注于英国的政治状况;哈贝马斯则立足于德国和欧洲的前景, 希望这些地域的人们和睦共处。实质上, 当代西马通过探究这些具体对象的幸福状况, 进而将所得的经验移植到其他语境, 或拓展到全人类的层面上, 希望共同体成为“全世界受苦的人”的自由家园与团结之所。当代西马之所以坚信共同体能够发展为人类团结的大家庭, 一方面, 人类的本性是相通的, 容易结成亲密关系, 如伊格尔顿所言:“当然人的身体在它们的历史、性别、种族、体能等等方面是有区别的, 但是它们在语言、劳动和性欲这些方面的能力则没有区别, 这些能力使得它们能够首先进入彼此之间潜在的普遍关系。”另外, 这种亲密性的形成还在于人们的悲悯之情从未停滞于某个地域和空间, 他们对所有不公的事情和残酷的事件持相同的批判态度。比如看到电影中某些贫穷和暴力的景象时候, 不同地域的观众都会报以同情和关心, 这无形中增进了人们的团结。因此, 虽然伊格尔顿毫不掩饰对大众文化庸俗性的厌弃, 但是他还是客观地肯定了它“在加强民族—国家的联接”方面的积极功能。无独有偶, 克拉考尔曾赞扬电影对贫困的揭示有助于人们自发地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大家庭”。另一方面, 当代西马指出:基于共同的命运, 人类需要团结起来, 协商解决重大问题,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对于“重大问题”, 比如后殖民主义与东西方文化隔阂等。萨特非常警惕这些幽灵, 因为它们常以文化方式潜伏于日常生活中, 不易察觉但影响深远, 它们既削弱了被殖民者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培养了西方文化的无数膜拜者, 它们也助长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偏见, 加剧了东西方的隔阂和猜忌。为此, 萨特号召所有有良知的人一起消除后殖民主义与东西方文化隔阂, 增进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至于“全球性的风险”, 例如生态破坏和核战争等。由于这些风险的威胁是世界性的, 个人与某个群体无力应对它们, 为此, 哈贝马斯构想出世界性的共同体, 倡导全球人摒弃偏见, 协商消除这些公共事件。而韦尔默提倡通过政治与文化等多种途径, 确立一种协商公共问题的共同体。

由此, 当代西马的责任和使命可见一斑:他们既立足于各自的现实状况, 来构建与完善民主的、平等的共同体;他们也跨越地域和民族的界限, 播撒人类大家庭的种子, 增进彼此的交流和团结。所以在他们眼中, 共同体是有形的, 它是消除国家具体矛盾的有效机制, 它又是无形的, 它是协商解决世界性的危机的隐形力量。为此, 当代西马将所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与群体视作关怀和解放的对象, 这种幸福关怀是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衣钵的继承和发扬, 而且它依然不容乐观, 因为诸多消极因素阻碍着共同体的实现与完善。

二、阻碍共同体的因素

关于共同体遭遇的阻碍, 既有某些陈规陋习, 也有一些现实的威胁, 还有文化自身引发的许多矛盾。

其一, 诸多偏见制造的不平等阻碍着共同体的发展。共同体宗旨之一就是公正地对待每个成员, 激励他们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 但是诸多偏见妨碍着公正和平等原则的实施, 致使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异常紧张。比如威廉斯指出, 某些阴谋家给某些群体标刻上落后、粗俗的烙印, 如“群众” (the masses) 和“无产阶级”, 进而剥夺了这些所谓的“不安定分子”的某些权利, 以谋图掌控共同体的命运, 为自身谋取最大利益。实质上, 这种歧视性称呼异常危险, 因为“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引发残忍、剥削和残害人类能量的结构。群众、支配性氛围、对文化的排斥, 就是它留在人性理论中的局部实证。”为此, 威廉斯辩护道:无产阶级对社会做出卓绝贡献, 因此必须给予他们以平等地位, 而且他们渴望学习, 喜爱艺术, 尊重有学问的人。不过, 威廉斯也批评了某些高傲的“局外人”, 他强调:没有人能够脱离共同体而独立存在, 而且这种孤傲姿态恰恰容易为他人利用, 转变为后者坚持歧视性的公式的理由。再如对教徒的歧视也会诱发矛盾和冲突。在哈贝马斯看来, 宗教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一种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 或者弥补了人类发展中某些精神内涵的缺失, “宗教传统可以保持我们社会和人格共生的维度, 以免于遗忘———在这些维度中, 文化和社会理性化的进步已经造成了无法估计的破坏。”不过, 由于多种原因, 一些人以信仰的差异为借口, 试图将教徒排斥在共同体之外, 剥夺他们的合法权利。对此, 哈贝马斯提醒道:这种歧视是社会矛盾与世界性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 因为宗教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群体和地域, 它渗透于不同阶层、多个种族之间, 所以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且不易觉察。霍耐特则揭示了多种蔑视, 如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 它们分别摧毁着人的自信、自尊和自重等, 从而引发受害者对社会的不满, 激起他们的愤懑与反抗。尤其亚文化群体, 霍耐特指出:他们因身份独特而遭到放逐, 为此, 他们常以亚文化方式表达抗议, 乃至导致了社会冲突与暴力事件。

其二, 难以预料的偶然性削弱着人们对共同体的信心, 潜藏的邪恶威胁着共同体的前景。当代西马坦率地承认偶然性 (contingency) 的巨大威胁, 如韦尔默列举出语言的偶然性、文化的偶然性以及制度的偶然性等, 它们看似微不足道, 其实其作用不容忽视。詹姆逊曾将偶然性概念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学, “在神学里, 它是某种事物的独特的存在, 这种事物令人反感地无法被普遍性同化, 而普遍性既是它的观念又与神性相关。”偶然性的涌现主要在于现代性的流动性与世界的碎片化, 诸多难料的事情与未知的结果消解了绝对真理与恒久意义的神圣性, 也将整个世界引向偶然性的漩涡中, 人们如浮萍, 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饱受偶然性折磨的人们质疑着共同体的承诺———温馨与安全, “虽然移民走遍了世界, 世界却走向了世界性;移民有家难归, 而世界性则无家可归。”令人堪忧的是, 这种不安全感弥散到所有人身上, 也充斥于共同体的内部。如鲍曼担忧道:虽然共同体给予人们一些保护, 但是这些保护被难以阻挡的偶然性冲撞得七零八落, 结果, “我们的不安全感不是减轻了, 而是一如既往地在增加, 因此我们就继续梦想, 继续努力, 继续失败。”而在伊格尔顿看来, 邪恶对共同体的破坏力也不可轻视。关于邪恶, 他辨析道:有些人认为它是人类的一种内在因素, 难以抑制、不易辨识, 而另一些人将邪恶视作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易探寻且难以控制。结果, 这些误解为邪恶披上一层神秘难测的外衣, 兼之后现代文化的推波助澜, 使得人们有些谈虎色变的窘态。其实, 伊格尔顿认为邪恶常常隐藏在日常生活中, 它庸俗不堪, 貌不惊人, 但在特殊状态下, 它会露出残暴冷酷的恶性。为此, 他以纳粹刽子手———艾希曼为例, 这个恶魔貌似一个饱经风霜的银行人员, 实则是种族大屠杀的设计师。这些邪恶隐藏在寻常生活中, 蛰伏在共同体内, 一旦机会成熟, 它们就会蚕食共同体, 牺牲无辜生命。“简单直白的恶, 比如说出于经济利益而去破坏整个共同体, 或者准备使用核武器, 与真正的邪恶相比, 显得更加普遍。邪恶并不是那些我们太为其辗转难眠的东西。”所以人们要提高对邪恶的认识, 注重日常对它的防范, 以免为其假象蒙蔽。

其三, 顽固的文化战争与文化隔阂诱发了诸多冲突。关于文化战争, 伊格尔顿认为它的诱因至少存在着三种形式, 如作为文明的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和作为商业的后现代文化, 它们对应着美德、民族精神和经济学。对于“作为文明的文化”, 伊格尔顿指出:从某个角度讲, 文明暗指人们熟识的某种生活超越了野蛮状态, 即文明是美德的代名词。正是假借“美德”的名义, 一些阴谋家试图在改造和消灭所谓野蛮文化的过程中, 满足私欲, 实现罪恶计划, 从而导致了恐怖活动与流血牺牲。为此, 伊格尔顿批判道:反恐战争的对立双方不是文明与野蛮, 而是文明与文化, “我们有文明, 他们有文化, 文化正成为野蛮的新名称。”至于“同一性的文化”, 指文化身份的认同, 不过, 这种认同有时遭到险恶用心者误用。如伊格尔顿所言:有些险恶者以保持民族精神的纯粹性为理由, 主张放逐所谓落后的民族, 结果既引发了冲突, 也削弱了自身的生命力。“它越是连根拔起整个社群, 培养广泛的贫困和事业, 破坏传统的信仰体系, 造成大规模的移民潮, 这些掠夺性的政策越是产生一系列防御性的、战斗的亚文化, 从内部分裂西方社会。”并且伊格尔顿揭示道:对同一性的文化的效仿会在世界范围内造就更多的亚文化, 激发世界性的矛盾。而对于“商业的后现代文化”, 伊格尔顿则极其反感, 因为后现代文化在给予高雅文化微薄的商业回报的同时, 悄然地将它异化为丧失尊严的商品;而且重利的后现代文化鼓励个体偏爱自我的幸福, 淡化团结的重要性和神圣性。除了商业性, 后现代文化隐性的政治功能更需人们注意, 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布道着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这类作品力图培养众多美国文化的拥趸, 也暗地里消解着其他文化的存在意义。而更令伊格尔顿担忧的是, 这三种文化在相互置换中炮制出所谓的“敌对的文化”, 造成文化隔阂, 导致偏见和仇视, 乃至战争。对于文化隔阂, 萨特认为它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帮凶。比如立足于阿尔及利亚的被殖民状况, 萨特批判了法国以及西方借助推销先进的现代性, 企图在殖民地乃至世界范围内实现文化殖民和思想控制, 骗取更多的利益。为此, 萨特慨叹道:文化是殖民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在抑制殖民地的人们思想的同时, 也蒙蔽着宗主国民众的眼睛, 从而为殖民体系博得更大的合法性。

简言之, 温馨的共同体实现之路困难重重, 因为可见的障碍与隐形的阻碍相伴而生, 它们滞缓了共同体前进的速度, 影响了人们对它的信任。不过, 当代西马从未丧失对共同体的信心, 他们在洞察到这些不利因素的同时, 也探寻到诸多积极因素, 为此, 他们召唤人们在消除那些消极因素的基础上, 乐观地建构与完善着共同体这个幸福之所。

三、共同体的希望

关于共同体确立并完善的可能性, 或者它吸引更多人信任的原因, 当代西马认为, 个体的多种需求是共同体最基本、最持久合法性的保证, 团结观念提升了人们对它的信赖, 共同的战争伤痛激发了全世界对共同体的向往, 而现存共同体的成就为共同体赢得了一定声誉。

其一, 个体的多种需求构成了共同体最基本、最持久的合法性。个体对共同体的需求, 主要涉及生存的需要、承认的需求与安全的保障等。“生存的需要”指:只有依附在共同体中, 人们的存活才能得到保障, 即“我们需要一种共同文化, 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 而是因为离开了这种共同文化, 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从主体性的立场看, 哈贝马斯认为, 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 人们才能兼备个体性与社会性, 并在参与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 展示各自才华, 彰显他们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当获得生存保障之后, 接着, 人们便涌现出对承认的需求, 即作为平等的生命体, 他们渴望在共同体中获得应有的尊重, 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对于“承认”, 霍耐特指出:渴望承认的民众之所以信赖共同体, 主要在于它是一个价值共同体, 即在保障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 共同体又给予富有成就的人以相应尊重。这种公正态度消解了出身的差异, 激发着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尤其对困扰于特殊身份的亚文化群体而言, 他们只需要努力展示成就, 就能体会到自我的社会价值。正因为以法律和成就等多种方式保护着成员的权利, 所以共同体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特别是饱受歧视的亚文化群体和边缘人等。“在对文化认同的承认诉求旨在保护群体生活的完整性的地方, 它们必定要穿过平等原则的针眼。因为对于这一类型的目的能规范地要求的每件事物, 最终起源于该理念:法律平等需要来自各种文化差异的概况。”至于“安全的保障”, 更多地指在风险的全球化中人们依靠共同体为他们遮风避雨, 既免受很多伤害, 减少偶然性带来的莫名惊恐, 也增进了彼此间的团结。如鲍曼希望: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团结起来, 构建相互关心、协同合作的共同体, 进而借助共同体的外罩, 来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消除他们对前景的忧虑。可以说, 这些多种需求构成了共同体最基本、最持久的合法性, 这也是共同体自古希腊出现萌芽后, 能不断地丰富且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和支持的最主要缘由所在。

其二, 深入人心的团结观念为共同体增添了一份厚实的保障。何谓团结 (solidarity) ?威廉斯如是说:“团结观念把共同利益定义为真正的自我利益, 认为个体的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检验, 因此这种观念是社会潜能的真正基础。”这意味着, 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是通过确立“共同利益”来实现其成员的团结, 使他们协商公共事件, 解决困扰公众的问题, 从而凸现群体的力量。“团结”的观念早已存在, 并为理论家重视, 如霍耐特指出:黑格尔和涂尔干等都谈及了团结, 只不过, 他们因将团结局限于封闭的语境中而无法探寻到它的真谛。对此, 霍耐特指出, 虽然团结是主体间的“对等重视”, “只有我主动地关怀他者 (外在于我自己的) 个性特征的发展, 我们共同的目标才能实现。”即团结是开放语境中主体间的交往, 团结允许诸多“紧张关系”存在, 能够促进人们共同处理公共事件。而随着世界的发展, 团结观念越来越令人笃信, 这是为何?一方面, 团结在确立共同利益的同时, 也最大可能地给予个体以尊重和承认;在肯定个体的差异性的同时, 也增进了他们的亲密关系;在为异质身份的人提供公正之所的同时, 也为共同体吸收了新鲜血液。为此, 威廉斯说道:“因此, 一个好的共同体、一个鲜活的文化不仅会营造空间, 而且也会积极鼓励所有人乃至所有个体, 去协助推进公众所普遍需要的意识的发展。”相形之下, 偏见和歧视既抑制了个体的潜能与积极性, 削弱了他们对共同体的信任和信心, 也引发了共同体内部的争论和冲突, 阻碍了它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 面对不易捉摸的偶然性与诸多风险, 人们切实感觉到团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当代西马深刻地指出:偶然性如湍流一般将无助的个体裹挟其中, 他们无力辨识层出不穷的偶然因素, 所以需要他人帮助来认知这个世界。世界性风险则令单个个体无力应对, 他们需要团结更多力量来共同解决这些宏大事件。而在共同体中, 人们既得到安全感, 因为共同体的防护罩抵御着偶然性与风险的冲击, 他们又体会到团结的魅力, 因为团结有助于人们集体解决重大事件, 还可增进他们的亲密关系。

其三, 共同的战争记忆提升了人们对共同体的重视, 共同体的既有成就增加了人们对共同体的信任。惨绝人寰的战争让人痛彻骨髓, 更令人清醒地认识到:暴力和战争绝非解决分歧和冲突的最有效途径, 因为在流血牺牲中没有最终的受益者。为此,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奥斯维辛事件视作反思现代性的最重要切入点, 如阿多诺控诉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即在奥斯维辛的丑闻映照下, 所有赞美人类文明的诗篇都是不负责任的, 是违背良知的。继承前辈的衣钵, 当代西马继续反思着战争, 如伊格尔顿所言:“奥斯维辛之后, 每件事情都变得暧昧和不确定。每个命题都是暂时的假设。”因为这个令人羞耻的事件消解了其他事情的历史合法性, 也动摇了人们对它们的信任。而这些反思最主要的共通处就是对共同体的召唤、对团结的需求, 因为人们要想同时完成两项任务———解决争端与为民众谋求幸福, 就需要在共同体中交流与协商, 最终探寻到比较合理的方案。从这个角度看, 共同的痛苦战争记忆已蜕变为共同体最强大的动力, 那些血腥的场景促使着人们最大可能地摒弃暴力手段, 转而主动地采取商谈方式寻求解决的途径。对此, 哈贝马斯感慨道:“显然, 欧洲认同的核心, 与其说是痛苦学习的结果, 不如说是学习过程本身。回想一下, 国家主义暴行曾把我们推到了道德的深渊, 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更有义务作出我们的积极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欧洲范围的共同体是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的自信和灵感的直接来源, 这些共同体立足于欧洲的公共事务, 提倡以协商方式解决欧洲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矛盾, 它们已取得世人瞩目的效果。在此基础上, 哈贝马斯等人积极地推广欧洲的经验, 强调文化在构建共同体方面的重要纽带作用, 希望共同体跨越种族和地域的界限, 团结更多人来商谈和应对全球性的事件。另外, 他们肯定了一些民间的共同体在解决世界性的风险方面的贡献, 如对生态破坏的揭露和阻止。不过, 对于联合国这个共同体, 哈贝马斯批判道:它因缺乏实质性的权利, 而无力消除某些霸权行为, 无法兑现它对世界和平的厚重承诺。

总之, 当代西马秉承“幸福的许诺”, 为全世界受苦的人而思虑, 他们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 (布洛赫语) , 即它是不断完善的幸福之所与期待之物。因为现代性本身蕴含着极强的自省能力, 可以避免重蹈一些覆辙, 而且提倡团结的共同体为人们确立了生活的目标, 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使之体会到久违的温馨感觉。而从相互学习的角度看, 当代西马揭示出共同体的诸多共同, 如共同的文化与共同的战争记忆等, 这些有助于我们丰富“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反过来, “命运共同体”通过强调“共同的命运”, 更明确了共同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 我们需要注意当代西马的一些地域性思想, 如哈贝马斯认为德国是欧洲中最开明的国家, 应该发挥更主要角色, 而对其他国家流露着一定的偏见。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东岳论丛》 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