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以资本主义为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一直处于快速扩张、危机式收缩和长期停滞的较长周期（一般为50年—60年）循环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是由其内部的对立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缓和及加剧的周期性演化造成的，而凯恩斯主义学者则认为是不稳定的资本投资引致了这一循环周期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经济周期的解释有著名的长波理论，但其一直无法走出“非对称”解释的困境；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由于其产权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最优、理性人和功利主义的假定基础上，也不能真正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本质。有一种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长波理论、新制度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将资本主义各种制度周期性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相比较，认为以保证资本家收益为主要目的而不断变化的各类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并能提高投资信心进而增加投资稳定性。在各项制度发挥积极作用时，经济就处于增长阶段，促进资本积累，相反则会抑制资本积累，导致经济萧条，而各种制度的构建、完善过程则是经济停滞阶段。这种经济理论被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esof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它由戈登、爱德华和里奇提出（Gordon,D.,Edwards,R.,Reich,M.SegmentedWork,DividedWorker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经过一批批经济学家不断创新和完善，已成为当代解释资本主义长期经济周期最主要的经济理论之一。35年的持续研究，使得SSA理论不论是从概念、框架还是在扩展及应用上都有了极大完善，特别是在21世纪的这十几年里，SSA理论经历了更加激烈的讨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并表现出强烈的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趋势。下面我们就对这十几年特别是2008年之后SSA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试图清晰呈现该理论近年来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刻剖析发展趋向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该理论最新动向，更准确地运用这一理论解释各种经济问题提供参考借鉴。

一、SSA理论框架的重构与发展

SSA相关理论的研究者大致从空间化、管制性和公司管理战略三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SSA之前的资本主义历史进行了不同的SSA阶段划分。华勒斯和布雷迪根据劳动者在具体或抽象空间上的聚集和团结程度，将资本主义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劳动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分别以无产阶级化、同化和分化为主要特点。第一阶段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在40年代—70年代得到巩固，从70年代开始衰退，其主要特点是工人因监管便利而在工厂这一具体空间上的聚集，其衰退原因是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手工艺人的技术垄断。第二阶段的SSA始于18世纪70年代，资本家对劳动者施行严格的分工制度，打破了手工艺人的垄断，但这种政策提高了工人阶级觉悟，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阶段SSA进入衰退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降低工人阶级的团结性，资本家将不同部门的工人归属于不同体制，并人为地制造工人之间的阶层和矛盾，这一政策的实行标志了第三阶段SSA的开始，该阶段SSA一直延续到滞胀危机之前。初期的SSA理论前三个阶段的经济周期都可以进行较好的解释 。然而，此后资本主义社会摆脱滞胀，进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个发展阶段是不是对应了一个新的积累结构，学者产生了分歧。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对积累结构的目的也重新进行了定义；并且重新反思了多元决定论和历史偶然论；并在此基础上了发展了SSA理论的微观基础，将一些诸如劳动修复和环境约束等决定要素加入SSA理论框架。

1.基于唯物史观的新自由主义SSA框架构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由于劳动分化造成的系统复杂性和利润挤占导致70年代陷入滞胀危机(Kotz,David,M.,TheFinancialandEconomicCrisisof2008:ASystemicCrisisofNeoliberalCapitalism,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41,2009,No.3.)。1981年里根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了包括放松政府对需求、实体工业、金融业的监管，降低产品安全、就业保障、环境保护门槛，降低公共福利，减税并且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外包等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制度，美国经济也从滞胀危机中渐渐走出，并趋于稳定(Kotz,D.,RootsoftheCurrentEconomicCrisis:Capitalism,FormsofCapitalism,Politics,andContingentEvents.https://thenextrecession.files.wordpress.com/2015/O1/rootsofthecurrenteconomiccrisis_preview.pdf.)。对于此时期美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显示出一个新的SSA正在不断积累(Lippit,Victor,D.,TheReconstructionofa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intheUnitedStates,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29,1997,No.3.),并在全球化、空间化和跨国组织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Robinson,William,TransnationalConflicts:CentralAmerica,SocialChangeandGlobalization,London:Verso,2003.)。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资本主义是按照从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最后到帝国主义顺序演化的，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然超越自由主义阶段，不可能再倒回到最初级的阶段上(OHara,PhilipAnthony.GrowthandDevelopment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SocialStructuresofAccumulationandModesofRegulation,London:Routledge,2006.)。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制度变革，尤其是放松金融管制不但没有加强社会稳定性反而增大了“危机趋势”，这与SSA框架要求的稳定性目标相悖，并且这些新要素并不能为新时期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Kotz,David,M.Neoliberalismandthe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ofLong–runCapitalAccumulation,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35,2003,No.3.)，因此如果新自由主义不是战后SSA的延续的话，至少也不是一种新的SSA(Wolfson,MartinH.Neoliberalismandthe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35,2003,No.3.)。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SSA的研究学者，将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新SSA的相关研究因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一直停滞不前。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原本认为只是战后SSA延续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维持了将近30年，在危机爆发之前都至少表面上看来一直稳定地运行着，这使得学者认识到将新自由主义时期作为一个新的SSA来审视和考察的必要性。2008年之后的研究就将新自由主义时期默认为一个新的SSA，提出了SSA自由和管制的两种形态，并且具体讨论了不同形态的SSA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经验研究中，科茨和麦克唐纳使用1953年到2005年美国和欧洲股份制企业利润率、分红率以及新股净值占现金流的比例等具体数据，从追逐利润最大化和积累最大化两个角度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资本利得和积累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新自由主义不但推动了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利润所得，并且保持了这一积累过程的稳定、连贯和持久性，因此完全有理由将新自由主义时期作为一个全新的SSA来考察。

新自由主义SSA具有全球化和金融化两大特征，已经完全有别于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由主义。为了对两者进行区别，我们将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积累社会结构称为全球新自由主义SSA(Nardone,E.,McDonough,T.GlobalNeoliberalismandthePossibilityofTransnationalStateStructures,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168-194.)。至此一个以全球化和金融化为特征的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理论框架被重新建立起来，为后来学者通过该SSA框架分析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SSA变化趋势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从否认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新的SSA到全面构建起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框架，清晰地反映出SSA理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冲突和回归。而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简单的自由主义阶段重复的早期SSA理论，不但在理论上有悖于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为SSA的构建带来了不可逾越的困难。将新自由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其全球帝国主义崭新发展阶段与简单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不但突破了之前的理论难题，使得全球新自由主义SSA得以成功构建，而且为SSA理论长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回归马克思主义的SSA积累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因素

之所以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自由主义被当成一个全新的SSA来研究才活跃起来，除了上文提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和其自身的不稳定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是滞胀危机时期都有所下降，资本也没有实现快速积累，这和初时SSA理论关于社会结构积累的目标：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快速的资本积累相悖。在重新考察了包括战后SSA在内的前面几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阶段后，可以发现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积累必然要求一个相对稳定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而相对稳定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没有证据表明一定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因此应该将经济快速增长与SSA脱钩，重新将SSA的直接目的定义为保证利润获取。从此之后，学者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SSA分段就以保证利润获取为标准而不是快速资本积累。此外，对新自由主义SSA分析的困难还在于，初始SSA强调多元性和偶然性(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阶级分析优先论，初始的SSA理论更倾向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认为构成一个特定SSA的各种个体关系是一个有机复合的整体，任何一个组成个体的变化都会对整个SSA产生影响，而这些个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历史偶然性(Gordon,D.StagesofAccumulationandLongEconomicCycles,ProcessesoftheWorldSystem,editedbyTerenceK.HopkinsandImmanuelWallersteineds.,BeverlyHills:Sage,1980,pp.9-45.),因此SSA表示的社会发展过程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多种社会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结果，具有多元性(Resnick,StephenA.,RichardD.Wolff.KnowledgeandClass:AMarxian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在这些因素中没有核心因素，因此不同SSA之间具有独特性(Harriss,White,Barbara.IndiaWorking:EssaysonSocietyand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p.14.)。这种多元性的SSA理论虽然更贴近现实，但是因其不存在核心要素因而使不同SSA之间比较变得困难，而且无法找到制度发展主线，很难从历史的和宏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积累变迁进行有效考察。为了使把握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成为可能，最新理论提出将“劳资”关系作为SSA构建的核心制度，劳资双方的强弱对比以及矛盾尖锐程度奠定了不同阶段SSA的基调(据此，沃尔森（Wolfson）和科茨（Kotz）将SSA分为管制型和自由型两类，他们认为这两类SSA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是交替出现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个体资本家获得最大化剩余价值，这与修正后的SSA理论关于积累的直接目的的论述吻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单个资本家加总而成，资本家追求个人剩余价值最大化，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总体的协调和统一，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由单个资本家意志博弈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必然在兼顾稳定的情况下，主要为资本巨头的剩余价值稳定和增长服务。而资本巨头的利润最大化不必然对应经济快速增长，而是必然对应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因此，SSA直接目标的重新厘定，表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理论的回归。而将“劳资”关系作为SSA理论的核心冲突使得该理论回归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危机关键因素的出发点上，同时使得SSA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又回到了劳资的基本面上。此后，有学者通过“劳资”关系的变迁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SSA变迁进行了考察，并将“稳定中的冲突”和“雇主统治地位”以及去工会化分别看成战后SSA和全球新自由主义SSA“劳资”关系的主要特征，进一步表明了这种回归趋势(Rosenberg,Sam.LaborintheContemporary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时，反复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而生产关系实质上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更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实质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核心之一就是揭示“劳资”关系的本质，恩格斯对《资本论》评论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就《资本论》本身而言，无论是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工资理论，还是危机理论处处都在强调“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将“劳资”关系作为SSA的内核，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理论的重要回归。

3．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SSA微观基础的构建

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SSA，全球新自由主义SSA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出现或者原本虽然存在但处在次要位置，不为学者所重视的制度因素，在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凸现；一些原本就是核心的要素，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有了全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有学者指出，对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考察应当关注环境因素，越来越严格的环保制度会对SSA的稳定性造成威胁，并据此成功地预测了石油价格的上涨(Minqi,Li.AfterNeoliberalism:Empire,SocialDemocracy,orSocialism,MonthlyReview,Vol.55,2004,No.8.)。近年来，有学者系统分析了环境约束对劳资矛盾的加剧作用(张沁悦、〔爱尔兰〕麦克唐纳：《环境因素引致劳资关系变动的SSA理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并进一步将环境约束对固有SSA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资本竞争、国际竞争、国家经济地位、社会意识形态等进行了研究，强调了环境约束对SSA体系的重要作用。

新要素的加入固然能够丰富SSA的研究内容，然而固有核心要素研究的深入和创新，更能促进SSA理论的完善和扩展。SSA变迁过程中的“劳资”关系被认为是SSA体系的核心要素，之前学者将该关系粗略地分为矛盾缓和阶段和矛盾尖锐阶段，用二者交替变化表征其对SSA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然而这种简单的研究方法无法解释劳资关系中一些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借助大卫·哈维的资本修复，有学者提出经济周期中的劳动修复概念，并对劳动修复的层次进行细分，同时进一步研究经济周期中劳资关系对资本修复和劳动修复的影响以及劳动修复层次对资本修复，资本利得以及“劳资”关系演化具体传导机制，将原本简单、宏观的二者关系研究具体化微观化，为更加严格、精准的研究SSA框架中最为核心的关系提供一个全新视角，进一步丰富了SSA理论的适用领域和研究范围。

《资本论》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从宏观和高度概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了本质性的解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多是宏观的思想理论，对其微观基础展开的研究不多，SSA理论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对SSA理论微观基础构建的尝试不但可以丰富SSA理论这方面的研究，为其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展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研究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帮助。

二、新自由主义SSA及其危机研究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全新的SSA阶段被主流学界认可之后，特别是2008年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其SSA特征进行的研究开始丰富起来，其中一些研究不但分析了新自由主义SSA的主要特征，还探讨了造成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评价了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政策绩效，并预测了下一阶段SSA的初期特点。

1．全球化、空间化以及金融化：新自由主义SSA特征分析

正如我们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一样，对于新自由主义这个全新的SSA，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除了前文提到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外，全球化、空间化以及金融化应该是其三个最显著的特征，学者的研究也从这三点开始。一些学者甚至更愿意使用“全球新自由主义”来定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他们认为，在这个时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表现在新自由主义SSA中就是其呈现出的新的国际制度的变迁：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的增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地理上的极大扩张、金融组织的全球化、跨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急速发展以及美国霸权的全球扩张(Kotz,D.,McDonough,T.GlobalneoliberalismandtheContemporary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93-120.)。而这些国际制度的改变正是源自全球化对非工会化、非工业化、特定公司行为以及劳动和工作方面的特殊影响。而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空间化分布进一步导致了劳动的空间化分工，这更加有助于资产阶级降低劳动者的凝聚力。空间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国家制度的跨国化，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跨国资产阶级(通过跨国资本影响超越国界限制的资产阶级。)、跨国国家机构(如IMF，世界银行，WTO等等。)才得以出现。金融化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SSA的核心，这种金融化的本质是流通领域的再分配，金融资本较高的增长率是以牺牲其他生产性经济部门利润为代价的，此时的金融化已经脱离了金融为生产服务的职能，而仅仅考虑短期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金融化的背后隐藏着金融资本利益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冲突，而政府除了在放松金融管制，还在组建国际金融组织以保证金融资本的国际利益以及鼓励国家、企业和个人债务的膨胀上为金融化提供了帮助(Tabb,W.,K.FinancializationintheContemporary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145-167.)。

对新自由主义SSA特征全面总结集中体现在科茨的几篇论文中。他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产生是由对摆脱滞胀危机的渴求、对自由市场的信仰等诸多因素联合推动的(Kotz,D.FinancializationandNeoliberalism,in:G.Teeple&S.McBride(eds.),RelationsofGlobalPower:NeoliberalOrderandDisorder,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2011.)，整个经济系统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债务消费形式不断透支未来，直到泡沫破裂(Kotz,D.TheCurrentEconomicCrisisintheU.S.:ACrisisofOver-investment,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45,2013,No.3.)，总结起来，新自由主义SSA由以下的思想和制度构建而成：（1）以利己主义为核心，自由选择为表现，弱化国家职能为手段，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自由主义思想；（2）能够跨越国界完全自由流动的商品、服务、资本和货币组成的全球化经济；（3）放弃需求管理，弱化企业和金融管制，忽略产品安全、就业保障、环境保护，迁就垄断企业，推行自由化和公共服务外包、削减社会福利、减税等国家政策；（4）资方强势而工会弱化的劳资关系；（5）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使用市场化的企业管理方式，进行无限度的竞争，金融业脱离实体工业独立化运营。

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两个主要特征我们已在前文中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过详细比较，在此我们着重来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化的论述。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空间化特点可以用水平空间化和垂直空间化来概括。所谓水平空间化就是指不同国家利用其比较优势，集中资源生产某些商品和服务，然后在全球市场上进行交易。在全球总商品和服务范畴内，各个国家由于分工不同，导致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各有不同，因此产品和服务布局上具有空间化特征，这是空间化和全球化一致的部分。而垂直空间化则是指在一个产业内部，其不同生产环节按照比较优势分别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从单一的产品和服务上来看，不同的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的分布具有了空间化特征。这种垂直空间化，实际上是专业化分工的全球化，也是马克思所说劳动异化的进一步扩展。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中的空间化，特别是垂直空间化，因为分工的程度更加具体，分工涉及的范围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上升到全球领域，这更是对劳动异化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加强。因此，从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核心特征：全球化、空间化和金融化来看，其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是对马克思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回归和发展。

2．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新自由主义危机成因研究

此次新自由主义危机产生的原因更多被认为是投资不稳定引致，具体来说，上述的新自由主义SSA制度安排使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社会不公平不断加剧，并且形成了资产泡沫，金融监管的缺乏放纵了各种冒险行为，从而导致了金融系统风险增加，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导致次贷和金融债务激增、有毒资产不断扩散以及生产能力过剩。随着地产泡沫的破裂，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投资总量急速下滑，金融部门大规模破产，前两者导致了大萧条，而第三个引致财政危机。而从其潜在矛盾的角度来看，过快的扩张与需求不足、放松管制与追逐利益、弱化政府与公共服务缺失带来的成本上升(Lippit,V.,D.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45-71.)，这些都是此次危机爆发的潜在原因。资本势力的强势和全球化加重了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利皮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视野中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和金融危机》，付小红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危机产生之后，美国加强了金融监管，降低了基准利率，收购了有毒资产，对银行提供大量流动性支持，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经济复苏的重任仍未完成。而如何解决金融化带来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要在主流媒体、大学和商业学校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现有的工会组织要在更多的诸如赋税公平和限制高管薪酬等社会议题中发挥更加强大的作用，并且尽快实施去“空心化”战略以应对结构性失业，同时要遏制实体、金融行业发展不均衡之势(Keaney,M.Financializationand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WorldReviewofPoliticalEconomy,Vol.5,2014,No.1.)。对于新的SSA是否已经形成，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的SSA已经崩塌，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也许是自由型和管制型的一个折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周期理论以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过剩理论为基础，以再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家个人的无组织性造成的生产结构失调为实现条件，以利润率下降为直接证据贯穿整个《资本论》，系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必然性、爆发条件和不断加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规律。而2008年金融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来，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追逐利润的本质没有变化，私有制决定了资本的个人积累，追逐利润意味着投资的不断扩大，这样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在长期会变得更加严重，虽然现今工人阶级并不会在维持个人生理生存的消费品上出现购买力不足，但是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必然造成社会产品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就在另外一些方面造成产品的需求不足，这一点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只要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危机的爆发，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而SSA理论分析的金融化正是资本家逐利本质的具体表现，需求不足的问题在SSA分析中也被反复强调，透支环境与环境资源约束问题本质上是资本家个人局限性与社会发展全面性之间矛盾的体现。可以认为，SSA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解释实质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回归。

三、SSA理论的扩展应用

前期SSA理论的研究对象大多是美国，而近期SSA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是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SSA理论的微观应用，如使用SSA理论对公司治理、产业发展、农民工阶层等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SSA的国别研究，如对南非、拉美、阿拉伯以及中国的SSA分析。

通过对CEO薪酬与SSA关系的研究，将SSA理论扩展到微观研究层面——行业分析方面。博耶（Boyer）研究了CEO薪酬与SSA的关系，发现CEO薪酬与公司绩效不成正比却具有绕过监管的特权，并且具有游说政府进行专项拨款的能力，而这些因素加强了金融导向的积累机制(Boyer,R.TheRiseofCEOPayandtheContemporary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intheUnitedStates,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215-238.)。龚剑借助SSA理论考察了中国30年来房地产行业积累的社会结构，将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分为“单位体制”和“增长联盟”两种积累结构，前者促进城镇住房供给，后者阻碍其他群体从房地产行业获利(龚剑、孟捷：《中国房地产业积累的社会结构——围绕“支柱产业”概念的考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对农民工阶层的SSA考察，给出了其“半无产阶级”定位，相应的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巩固了其“半无产阶级”身份，保证了其廉价的劳动供给，稳定了利润获取(孟庆峰：《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电子世界》2012年第8期。)。

在国别层面，有学者通过SSA理论对各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盖尔布（Gelb）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围绕着该制度南非构建出了一整套促进其资本主义发展的积累的社会结构(Gelb,S.MakingSenseoftheCrisis,Michigan:MichiganStateUniversityPress,1987.)。海因茨也研究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前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他的研究表明，后种族隔离时代正是南非SSA变迁的时期，虽然已然为其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还存在诸如失业率过高等社会问题(Heintz,J.The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inSouthAfrica,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267-285.)。还有学者通过对墨西哥1921年—2007年积累社会结构的研究，发现1930年—1980年墨西哥处在一个“管制型”的积累结构中，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占主导地位，而1980年—2007年则进入了以国家减少干预经济为主要模式的“自由型”积累结构(Salas,C.SocialStructuresofAccumulationand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Mexico,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286-308.)。而对阿拉伯国家的SSA分析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而进入新自由主义SSA的原因是受到美国全球化霸权的影响从而顺应华盛顿共识。这之后阿拉伯国家重新平衡了国家和资本的关系以使国家逐渐退出经济干预，提高了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开放度，重新平衡了劳资关系增强了资方势力，其新自由主义SSA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但是这些国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新自由主义危机影响，而且面临资源匮乏的危险(Pfeifer,K.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ArabWorld:TheEconomiesofEgypt,Jordan,andKuwaitintheRegionalSystem,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309-354.)。相应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使用SSA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解读，并不断丰富和发展SSA理论的同时，有学者进一步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SSA来考察中国制度环境下的资本积累。马艳在传统SSA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CSSA框架。该框架根据中国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提出了CSSA的资本内涵要注重公私比重，在发展目的上强调资本和劳动的再生产，在演化动力上强调经济增长，并将中国的SSA划分为1949年之前、1949年—1978年和1978年至今的三个历史阶段。

科学理论如要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运用，必先有一假定合理清晰、逻辑完整严密的结构体系，并且在此理论框架上加以实践、对比、发展和创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亦是如此。纵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理论基础源自《资本论》，经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在此体系基础上，结合德国、苏联和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对该理论实现本土化应用，完成了从理论到应用的发展。SSA理论发展至今理论框架日渐完善，亦已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理论的回归，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发展创新必然是SSA理论发展光大的必由之路。

四、结论和展望

SSA提出之始目的是试图解决长波理论的非对称性矛盾，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由于当时处于一个无法看到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该理论也就杂糅了长波理论、阶段论、新制度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这种调和既赋予了SSA理论多元发展兼容并包的多样性，但是也使其渐渐背离了诸如资本家逐利本质、“劳资”核心矛盾、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一系列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思想。该理论虽然很好地解释了战后的经济周期，但是在解释新自由主义经济周期时表现出了乏力之处，而这些缺陷也恰恰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背离造成的，因此近年来对传统SSA的创新、完善乃至修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回归。与经济稳定增长的脱钩体现了对资本主义自身调整有限性的再次肯定。对新自由主义SSA阶段的全球化、空间化和金融化，特别是空间化和异化的一致性关系的分析，无疑是对马克思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回归和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度变迁，由此找到了过快的扩张与需求不足、放松管制与追逐利益、弱化政府与公共服务缺失带来的成本上升、过快的透支环境与环境资源约束等等诱发危机的潜在矛盾，这些矛盾实质上仍然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SSA理论在强调整体性和多元化分析之后，又能回到马克思宏观的分析结论上，不能不说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次重大验证和发展。微观基础的尝试性构建，为理论发展提供了个体层面的理论支撑，也展现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条可行途径：一方面，在宏观上继承、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将这些系统的思想和理论模型化，并在现实社会中进行实证检验，在证明其正确性后，再为这些理论寻找具有个体决策支撑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SSA理论对劳资关系分析方法的发展，使我们有更多可以使用的工具，能够更加具体和精确地分析资本—劳动这一SSA核心要素，对SSA理论的进一步细化研究大有裨益。SSA理论的微观应用，反映出在一些类社会结构的组织分析中，SSA理论具有的独到优势，而其国别分析则为我们横向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分析基础。

可以认为，SSA理论近年的发展已使其迅速成长，从原本单单用于分析经济周期的理论发展为一个整体性强、包容性广且应用广泛的成熟理论体系。SSA理论未来的发展，在理论体系上，应力图构建一个能够准确识别积累的社会结构形态变迁的判别机制；在微观层面上，应为该理论继续寻求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在实际应用中，应更加重视对后危机时代各国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Wolfson,M.,Kotz,D.AReconceptualizationof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ItsCrises: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forthe21st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

[2]丁晓钦、郭燕青：《马克思主义视阀下的劳动修复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3]范春燕：《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

[4]丁晓钦、鲁春义：《金融化和积累的社会结构转变—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分析》，《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

[5]马国旺：《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贡献》，《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作者简介：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陈昊，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