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反恐主义政治范式在全球展开以来，生命政治成了当代去政治化的后政治的主流模式。根据阿甘本 ( Giorgio Agamben) 的政治哲学，生命政治是把具有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公民身份、法律身份等形式的生命统统化约为没有任何保护的赤裸生命，并通过例外状态对生命进行管控和宰制的政治。在生命政治中，所有政治敌对派都被排除在常规的政治共同体或政治秩序之外而转化为恐怖主义者; 国内外公民的人权和法律权利被漠视而转化为牲人 ( Homo Sacer) 。与这种生命政治相互适应的是人性化的、人道主义的后意识形态。齐泽克 ( Slavoj Zizek) 认为，“当代政治的主流模式是后政治的生命政治 ( post-political biopolitics) ”( 齐泽克，2012 年 a，第 36 页) ，人性的意识形态是与之配合的主流意识形态模式。那么，在生命政治的背后隐含了什么样的哲学观念? 阿甘本的 “非人”( nonhuman) 概念是作为活死人的穆斯林 ( Muselmann) 被清除了人身上的一切人性和人的特征，只是一块行尸走肉。齐泽克指出，这个非人的维度提示了对人重新定义的坐标，昭示着主体之他性的存在。
一、阿甘本的 “穆斯林”: 非人的概念
在 《奥斯维辛的剩余》( Remnants of Auschwitz) 一书中，针对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与人性的关系的命题，阿甘本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的解读，即代替纳粹刽子手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那些犹太人——在集中营中被犹太人称之为 “穆斯林”。阿甘本认为，穆斯林不是活着的生命，也不是死去的生命，而是活死人，是非人的存在物，是人性与非人的界限。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纳粹用毒气室杀死了上万名犹太人，但在其中参与执行这一灭绝生命任务的不仅仅是纳粹刽子手，还有一部分作为助手的犹太囚犯。这一做法被阿甘本称之为 “灰色地带”: 连接受害者与刽子手的长链变得松动了，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刽子手转而变成了受害者。“‘灰色地带’的极端形象是特遣队 ( Sonderkommando) 。纳粹党卫军委婉地把这群负责毒气室和火葬场管理的放逐者称之为 ‘特别组’。”( Agamben，pp. 24 －25) 这些协助毁灭犹太人的犹太人囚犯，被集中营的囚犯称之为 “穆斯林”，也有的称之为 “活死人” “白痴” “驴子”等。在此，穆斯林不是指阿拉伯人，而是一种比喻性称呼，是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的行话。所谓的 “穆斯林”就是放弃自己同胞也被自己同胞所抛弃的囚徒的称谓。在集中营中，真正看到纳粹毒杀犹太人的见证者就是穆斯林，但是由于他们作了纳粹的帮凶来屠杀同胞，所以他们既不属于纳粹党卫军，也不属于被迫害的犹太人，他们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迫害者，甚至党卫军和犹太人都不把他们称之为人，他们是不会说话的见证者。
作为帮凶的受害者，穆斯林的报酬是暂时延长生命，虽然多数穆斯林的归属与其他犹太囚徒一样走入毒气室。但是，犹太人已经不把他们视为同类。犹太人对他们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认为他们是行尸走肉，是消失了人性与神性的非人。阿甘本认为，穆斯林的意义不是标志着生存与死亡的界限，而是人与非人的界限。虽然在生物学上，他们是活着的，但是标志着他们是人类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他们是赤裸生命的赤裸生命，是牲人的牲人。阿甘本指出，生命政治在纳粹德国那里发展到了极致: 他们首先把具有政治身份的身体转变成只具有生物体征的人口，接着在所有德国人中划分了雅利安血统与非雅利安血统的人，再把非雅利安血统划分为混血人与犹太人，把犹太人变成放逐的人，再从放逐的人变成集中营中的囚犯，最后把犹太囚犯变成穆斯林，因此穆斯林是生命政治的极限。穆斯林不能用道德来衡量，也不能用法律或者符号来衡量，甚至也不能用生死来衡量，他们是人性的试验场。穆斯林是一切范畴的核心概念，是奥斯维辛真正的密码。阿甘本说: “他们是我们记忆中不能彻底埋葬的、必须清算而无法忘记的寄生幼虫。一方面，显现为非生命，就好像他们的生命不再是真正的生命; 另一方面，就像他们的死亡也不能叫做死亡，而称为死尸的生产——他们是在死亡的领域铭刻进生命，在活着的领域里死亡。在这两种情况中，人类的人性成了问题，因为人观察到了人与把他建构成为人类的东西之间特殊纽带的断裂，这就是生命和死亡的神圣性。穆斯林是顽固地表现为人类的非人 ( non-human) ; 他是无法与非人 ( inhuman) 相区别的人。”( ibid，pp. 81 －82)
穆斯林的存在挑战了人类之为人类的人的定义，什么是人性、什么是非人、非人与人性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阿甘本指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题目含义也是 ‘假如这个是人’的意思，人这个名称首先指非人 ( non-man) ，而且彻底的见证者就是其人性全部被摧毁的人。” ( ibid，p. 82) 这一观点表明了人性中包含着非人，精神中包含着创伤，人类的主体性中有非主体的他者或者他性的存在。齐泽克曾引述了阿甘本的一段话: “奥斯维辛代表着一个历史时刻，在那时，所有的进程都崩溃了。奥斯维辛代表着一种毁灭感，在那里，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被迫变成了现实。奥斯维辛是不可能存在之物的存在，是对偶然性的彻底否定，因此，它是绝对的必然性。奥斯维辛制造的穆斯林 ( 集中营中的 ‘活死人’) 是主体的灾难。随之出现的是，主体的偶然性之位置 ( place of contingency) 被抹除，主体只能作为不可能的存在 ( existence of impossible) 而苟延残喘。” ( 齐泽克，2012 年 b，第 159 页) 齐泽克认为，奥斯维辛标志着本体论的短路，统一的主体土崩瓦解，主体变成了客体。“我们甚至能用康德的术语说，它是本体与现象的短路: 在穆斯林这个活死人、这个被去主体化的主体 ( desubjectivized subject) 的形象身上，( 自由主体的) 本体维度显现在经验现实之中。穆斯林是直接显现在现象现实中的本体原质 ( noumenal Thing) 。同样，它是人根本无法目击之物的目击。”( 同上，第 160 页) 因此，阿甘本和齐泽克都认识到了穆斯林的出现实际上带来了主体的真正危机: 人性中隐含了非人，主体中隐藏了客体。齐泽克更是指出，只有在阿甘本的非人概念背景下才能理解拉康的邻人之非人内核，即主体之他者性。
二、康德哲学的 “非人”维度
齐泽克认为，他者主体化是 “人性、太人性”的纳粹意识形态的基本运作; 主体他者化则是生命政治的基本逻辑。他指出，当穆斯林出现之后，就不能在人与动物的界限上去定义人类了，因为穆斯林使得动物本能的坐标消失了。因此， “这意味着，用来为人类下定义的物种差异 ( differentia specifica) ，不是人与动物的差异，或人与任何其他真实存在或想象出来的、诸如天神之类的物种的差异，而是人与非人的过度 ( inhuman excess) 的差异。非人的过度是人的内在固有之物。” ( 齐泽克，2014 年，第 208 页) 齐泽克认为，人的定义只能在人与其自身固有的非人过度之间的差异中存在。也许，这就是穆斯林这种非人形象的哲学意义。
以康德为主的理性哲学总是在定义人的时候采取 “加法”: 即在作为动物的人上加上理性 ( 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 、实践 ( 马克思主义) 、人性 ( 人道主义) 、交往理性 ( 哈贝马斯) 等，并以此来确认人已经转变为自觉的、自明的主体。什么是人? 人何时成为主体? 这个人的定义的坐标被阿甘本的 “穆斯林”移动了，用一种 “减法”来思考作为主体的人。人身上减去什么东西就不是人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实际上排列了一个次序: 人是人性的人、牲人、活死人，在穆斯林形象上体现了人之非人的维度，开辟了主体定义的新空间。
提及西方哲学中的非人概念，齐泽克认为应该追溯到康德哲学。“也许，描述康德在这个新维度上的突破的最好方式就是他改变了 ‘非人’( inhuman) 概念的地位。” ( Zizek，p. 21) 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否定判断与无限判断做了关键的区分: 否定判断是否定主语的谓语判断; 无限判断是把一个否定性谓语归于主语的判断。例如，一个肯定性判断 “他死了”，否定判断的形式是 “他没有死”，而无限判断则是 “他是不死的”。无限判断打开了已死 ( dead) 与未死 ( non-dead) 之间的第三领域: 不死或者非死，意味着他既不是活着，也不是死了的，而是一种 “活死人”。这种活死人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出现很多。一种是 “他活着，但已经死了”，是指生物性的生命还活着，生理性身体还存在，但是符号性的、象征性的形式生命已经毁灭了、消失了，譬如 《简爱》中被关在阁楼里的疯女人和奥斯维辛的穆斯林等。这些活死人是生物生命活着但是形式生命已经在符号界被消除的赤裸生命。另一种是 “他死了，但是还活着”，是指生物生命已经消亡，但是符号生命或形式生命还在继续活着。这种活死人的形象在大众文化中大行其道，例如，《终结者》等机器人电影中的不死的机器人和 《哈姆雷特》中被谋杀的老国王等。总之，活死人存在于符号界与实在界之间的埃特空间，一个被希腊人称之为跨越生死界限的生命空间。在此，齐泽克要表明的是: 存在 ( existence) 的对立面不是非存在 ( nonexistence) ，而是持存 ( insistence) : 它不存在了，但坚持存在，渴望存在。同样的逻辑，非人也是如此: 他不是人，意味着他是人之外的神、动物或怪物; 但是 “他是非人( inhuman) ，则意思完全不同: 事实上，他既不是人类，也不是非人类，而是标志着一种可怕的过度，虽然这一过度否定了我们所理解的人性，但它却是人类生命所固有的东西。”( ibid，pp. 21 －22)
康德之前的哲学认为，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类要成为主体，需要与兽性、欲望以及神性的过度做斗争; 但是后康德哲学认为，人类需要与之斗争的是自身的过度，这就是主体性的核心。换言之，非人不在主体之外，不在人性之外，而在主体之核心，在人性之内部。齐泽克认为，人的理性及其疯狂的过度之间的关系才是重返笛卡尔以来主体性批判的关键所在，主体的非人过度就是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分散、是黑格尔 “世界的黑夜”，是人类自身中过度的疯狂与理性之间的分裂。因此，他特别重视“非人”在主体中的构成性作用，然而，只有引入弗洛伊德 － 拉康的邻人概念才能真正透视主体之中非主体的、我之中非我的东西是什么。
三、拉康的 “邻人”与驱力
在主体之中有非主体的东西是什么? 齐泽克认为，这就是拉康 “邻人” ( neighbor) 概念中的非人，是主体中的他者、他性。在人之中的非人、在我之中的非我过度，就是拉康的无躯体的器官薄膜，是小客体。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都把人的主体概念定位成理性的、意识的主体，那些人类所造成的灾难，比如奥斯维辛的暴行等，被认为是违背了人类理性界限的非理性疯狂所导致的。阿伦特认为，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是一种平庸的恶，虽然其行为是罪恶的，但是人还具有人性。这一点被齐泽克所否定，他认为这些纳粹分子不是机械执行屠杀命令的工作者，而是在虐杀犹太人中汲取了权力快感的人，他们的暴行来自于恶魔之恶。阿多诺也探讨过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他认为，法西斯作为人的暴行并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启蒙以来理性走入歧途所致: 即启蒙理性转化成了工具理性，使得纳粹不把犹太人当作人来看待。对此，齐泽克指出: “这道理同样适用于阿多诺: 尽管他很清楚，有关 ‘人’的流行定义涉及暴力，因为这个定义暗中排斥 ‘非人’ ( nonhuman) 的整个维度，但他依然基本上把 ‘非人’设想为 ‘异化’了的人性的储存库。归根结底，在阿多诺看来， ‘非人’是我们必须与之战斗的野蛮力量。”( 齐泽克，2014 年，第 189 页) 阿多诺忽略了一点，即人的标准定义的前提是非人的存在。
齐泽克认为，在列维纳斯的人的哲学中，也缺失了非人的维度。尽管列维纳斯考虑到了人的他性存在，但并非所有人都具有潜在的同一性。“在真正的辩证悖论中，列维纳斯赞颂的他性所忽略的不是所有人类同一性的某些基础，而是根本上的 ‘非人’他者本身: 人类存在的他性被沦为非人，这个他者最好的例证就是令人恐惧的穆斯林形象，集中营里的 ‘活死人’。” ( Zizek，p. 112) 齐泽克把非人的他性看作是人自身固有的存在物，而不是人与他人交往中的异己存在。他认为，阿甘本把穆斯林确立为一种绝对不可言说的见证者，因为穆斯林虽然亲眼看见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但由于他们是实际操作者和帮凶，所以他们不能像污点证人一样，通过出庭作证而变成道德主体。换言之，他们是不可能的言说者，也就是 “无脸见人”的人。“穆斯林的形象既是零层面的生命、最低限度的活物，同时他又是纯粹过度的名称，这种过度剥夺了穆斯林作为人的正常基础，这不就是穆斯林表现出的悖论吗?”( ibid，p. 113) 齐泽克指出，穆斯林就是列维纳斯的 “无脸”的人。望着穆斯林被毁掉的脸，阿甘本认为可以发现他们身上失去了尊严、尊重、神性的东西，甚至连道德观念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一切责任和尊严的生命，无法成为列维纳斯的具有责任感的他者，而只能成为深度缺失的、空洞的他者。
齐泽克把阿甘本的穆斯林、列维纳斯的脸与弗洛伊德 － 拉康的邻人概念连结起来思考。他说: “也许，穆斯林就是零度层面的邻人，在他身上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移情关系的邻人。”( ibid，p. 113)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邻人所代表的是来自实在界的他者，是可怕的他性的承载者。邻人，是来自基督教的核心理念 “爱人如己”。圣保罗在 《新约》中指出，爱人如己是基督教具有普遍性的箴言，外部的律法，诸如不可贪婪、不可奸淫、不可伤害人等都包含在了肯定性的内部在律法——爱人如己之中了。要像爱自己那样爱他人，包括邻人和陌生人，一视平等的、无差别的爱，使得基督教成为了不论贫富差异、贵贱高低、民族国别的世界性宗教。但是，这种对己对人的无差别的爱，在弗洛伊德看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看来，爱是主体之间的欲望循环，爱人，是我想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或者让他人成为我欲望的对象，但是归根结底爱是移情的关系。然而，对于陌生人来说，他与主体之间缺少移情关系。弗洛伊德认为，这个陌生人可能对我抱有敌意，为了好处可以伤害我，为了一点快乐可以嘲笑、侮辱和诽谤我，邻人不是基督教的温和、绅士的人性化身，而是绝对的、非人的他者。“结果是，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个有帮助的人或性对象，而且是满足人类对他攻击的一个诱惑物，无报酬地开发他的工作能量，未经他的同意就把他用于性生活，夺取他的财产，羞辱他，使他痛苦，折磨他和杀害他。对人类来说，人就是一只狼。”( 弗洛伊德，第 45 页) 齐泽克认为，在弗洛伊德看来， “爱邻如己”不会是爱邻居，并与之保持亲近，而是敬而远之，与邻人怪物保持一定距离，免受伤害。因此，齐泽克指出，邻人代表了一种五官模糊的他性，邻人就是人性中非他的部分，是拉康的 “无躯体的器官”概念的完美体现。
齐泽克认为，卡夫卡小说 《奥德拉代克》 ( Odradek) 中的怪物就体现了邻人的非人一面，也就是无身体的器官。奥德拉代克是一个线轴一样的灵活的、有两条腿的怪物，会等候在阁楼、门厅、走廊等地方，会发出笑声。这是一个不朽的、超越了时空限制的部分客体，从事无目的的活动，也不服务于其他事物。他展现了人的特征: 有两条腿，会说话，会笑; 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人，很明显是一个非人。他代表的不是像人的全部人性，而是人性中的非人过度。所以，齐泽克说: “这样，奥德拉代克是拉康在第十一期研讨班及其经典论文 《无意识的位置》 ( Positions de l'inconscient) 里提出的薄膜( Lamella) ，它作为器官的力比多，是非人 － 人类的 ‘不死’的无身体的器官，是神秘的前主体的‘不死’的生命实体。或者说，它是逃避符号界殖民的生命实体的剩余物，是摆脱日常死亡束缚之后的继续存在的 ‘无头’驱力的可怕颤动。它摆脱了父性权威的统治，是游牧的，没有固定住所的。”( Zizek，pp. 117 －118) 也就是说，奥德拉代克如同穆斯林一样，当他们表现为非人的时候，其实依然是人，是人性的，只不过这个人性是拉康意义上的前符号界的生命实体本身，或者称之为驱力。
因此，在齐泽克看来，穆斯林的意义就在于: 他体现了取消一切符号形式之后的纯粹的生命驱力。当他们表现为非人的时候，他们通过非人在表现为人。在拉康哲学中，作为薄膜的部分客体，是逃避了一切符号界秩序的剩余物。穆斯林就是符号界的剩余物，表现为顽强的令人恶心的生命驱力本身的剩余。阿甘本也认为，穆斯林是处于生与死之间的活死人。齐泽克指出，活死人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 “虽死犹生”的人，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但被符号秩序牵涉的人; 另一种是 “虽生犹死”的人，是逃避了符号秩序和符号责任的生命实体的薄膜人。换言之，活死人就是在无身体的符号秩序与无符号的生命实体之间的裂缝中，是死亡的符号要求与非死的生命实体之间的空间。这个空间指向了精神分析学一个真正可怕的维度——生命就是超越日常死亡、持续存在的、非主体的不死驱力的颤动。精神分析学的死亡驱力，一方面是人逃离符号界回归于无机界的生命冲动，是机械重复原则的体现; 另一方面是人无目的的生命持存的冲动。也就是说，人的定义不在生与死之间，生代表了符号界秩序，死代表了生命的消亡。人的定义，或者人性应该在正常生命与恐怖不死的生命之间来界定，即死亡驱力的空间。总之，齐泽克认为，当穆斯林表现为非人时，卸除掉一切符号形式之后，剩下的是赤裸的生命存在的意志冲动，也就是人最根本的生命本色。
参考文献
齐泽克，2012 年 a: 《暴力》，唐健、张嘉荣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 b: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 《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弗洛伊德，1999 年: 《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华夏出版社。
Agamben，1999，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New York: Zoon Books.
Zizek，2006，The Parallax View，London: The MIT Press.
( 作者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哲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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