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马克思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特殊生产方式与工人阶级革命意识之间历史性联系的辩证理论，这一理论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素，“第一，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志的特殊社会生产方式 ；第二，由这个生产方式带来的现存政治状况 ；第三，在这个状况下发展出来的政治意识。这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发生），都会要求一种彻底的理论修正。”[1]按此理解，我们可以把齐泽克的理论视为回应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变化而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理论修正。

齐泽克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持久和认真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左翼激进主义者。“过去的十几年中，齐泽克的作品一直站在哲学、政治和文化辩论的最前线。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从意识形态理论到对主观性、道德、全球化、虚拟现实、电影研究、认知主义、神学、音乐和歌剧的评论，他的介入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议，并且改变了我们对这些领域以及其他主题的认识。”[2]2“他的哲学思想就像一种计算机病毒，目的是要摧毁全球自由资本主义那种赖以生存的、表面上看上去很舒适、温暖的母体。”[2]1作为激进思想家，齐泽克在当今世界的重大事件中每役必与，“9.11”事件、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巴黎恐怖袭击、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美国总统大选，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听到齐泽克的分析和观点。在政治哲学领域，齐泽克思想有两个焦点，一是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通过犬儒主义理论激活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针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及其灾难性结果，大胆地主张恢复共产主义理念。在他看来，理论应该关心最新的恶的东西，而不是遥远的善的东西。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是灾难性的“末世”，而且普遍地感染犬儒主义而失去了政治反抗的意志。然而，灾难在哪里，拯救就在哪里。齐泽克像杜娜叶夫斯卡娅一样认为，“在这个时代里，各种矛盾如此具有总体性，以至于反革命就存在于革命的心脏里。”[1]16-17与此同时，他又像本雅明一样相信，革命本身就包含在反革命的现实之中。在齐泽克看来，我们处在一个绝对脱节的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野蛮和残酷，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和必要。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搭建桥梁，解释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性现实与共产主义激进理想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他并没有成功地实现目标，在其理论中，除了晦暗不明的神学暗示和个人英雄式赌注外，绝对的黑暗与绝对的拯救之间并没有桥梁。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的政治学是暧昧的。

一、新自由资本主义对客观否定性的“吸纳”

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思想主题，受到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浪漫主义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共同体理想让马克思主义对工业资本主义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普罗米修斯式人文主义相信人性有无限的能力，人类能够在此世建立完美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解放充满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相信人类历史存在着必然性，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规律，由此马克思主义赋予自己的理想以必胜的信念。然而，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信念提出了挑战。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的。马克思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不仅如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马克思甚至认为，“资本的界限在于资本本身”，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工与协作使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而资本的积累又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旦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达到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体系就从内部炸毁了。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首先必须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自我超越。然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的解放带来积极的条件，相反，人们陷入了更深的异化和统治。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带来了挑战。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信念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解放潜能的怀疑从《启蒙辩证法》就开始了。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被彻底启蒙的世界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4]1，“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控制”[4]4。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辩证法》改变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议程。从此开始，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着眼点就主要不再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压抑或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而是现代技术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裕给人带来的新的异化和控制形式，因此，“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4]4从《启蒙辩证法》开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从它的经济矛盾和阶级冲突转向到了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人类中心主义和文化控制的批判。

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相似之处，他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认同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解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他没有从政治经济领域退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或后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立场，相反，齐泽克自称是一个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经济在社会政治分析中具有核心的地位。他明确地说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诸如此类－基本洞见是，经济具有某种原型的超验的社会地位（a certain proto-transcendental social status）。 经济为那些初看上去与经济无关的现象提供一个生成的母体（generative matrix）……我不同意后现代的喋喋不休：性别、族群斗争，诸如此类，然后是阶级。阶级不是这个序列中的一个。就阶级而言，我们的解读，当然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5]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重大的事物都会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齐泽克认为，福山式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也死了两次，“9.11”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政治乌托邦的崩溃，2008 年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乌托邦的终结。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9.11”和金融危机意味着福山式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死亡，然而，资本主义危机并没有产生相应的革命形势。齐泽克指出 ：“真实的可能性是当前危机的真正受害者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左派自身，就其没有能力再提出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可行的全球出路而言。”[6]16

为什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这种危机与革命之间的短路？齐泽克从娜奥米   克莱恩的灾难资本主义理论和吕克   博尔坦斯基、夏娃   希亚佩洛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中找到了解释。克莱恩在《灾难资本主义兴起》中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历史是用令人恐怖的休克（shocks)写成的，在过去三十五年中，“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过去被视为反民主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做准备。”[7]7危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对资本主义都是威胁，相反，它经常为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加强提供机会。克莱恩说 ：“这种趁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7]4

克莱恩的休克教条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操作的核心，资本主义能够从危机中死而复生，不仅因为危机的破坏为资本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机会，而且因为危机的震憾能够让人从“旧的习惯”中走出来，从而为更加严酷的市场逻辑的实施创造条件。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如此。齐泽克认为，克莱恩的命题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甚至连生态危机都“远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到处蔓延的环境灾难也许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为资本主义投资打开新的、前所未闻的空间。”[6]19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并没有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法国社会学家博尔坦斯基、希亚佩洛的《新资本主义精神》[8]是齐泽克利用的另一思想资源。按照韦伯著名的分析，资本主义企业和科层制国家是目的和工具合理化的一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通过袪魅实现社会的合理化。然而，社会合理化并非人类的福音，它造成的自由和意义的丧失，不仅使人生活在渎神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令人窒息的铁笼子之中。韦伯对科层化和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的解释预见到了 20 世纪中期反叛资本主义的各种运动的出现。然而，悖论的是，50 年代西方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统治，反而给它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新资本主义精神》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企业家式资本主义是第一个阶段，它从早期资本主义到 1930年的大萧条 ；第二个阶段是管理资本主义，从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到 70 年代结束，它依赖高度统一的科层化和等级制结构，把大公司的经理和管理者视为资本主义的英雄。第三个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可称为“文化资本主义”阶段。文化资本主义创造性地吸收反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能量，用弹性生产和扁平化的网络组织取代了高度集中和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福特制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返魅，通过赋予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活动以虚假的个性、自由和感性特征，它营造了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的假象。“由此方式，资本主义被改造和合法化为一种平等式的方案 ：强化自主的充满诗意的互动和自发的自我组织，它甚至利用左派的工人自我管理的修辞，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变成资本主义的口号。”[6]52这样，反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就被收编了，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肯定。

“灾难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精神”两个理论对齐泽克有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重重、抗议不断，却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资本主义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把灾难变成新型的进入。资本主义能够把每一个限制它发展的外在因素转变成新资本主义者投资的一个挑战。”[2]160以至于我们今天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真正地挑战资本主义，有什么样的新的世界愿景能够替代资本主义。齐泽克指出 ：“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的自然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层面，几乎没有人敢于梦想可能选择的乌托邦之梦。”[6]76正如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成就桑德斯，反而让更加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上台。

二、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对主观否定性的“吸纳”

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对它的反抗之所以没有对资本主义体系产生威胁，一个重要原因是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的解放式批判处在自行瓦解之中，变成了对资本主义无害的“清谈”。“犬儒主义”（cynicism) 原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流派，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包含着不信任、怀疑、反讽、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等表现形式，犬儒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受害者，相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处在有意识的自我分裂状态，对待现实所持的态度是“不认同的接受”和“不反抗的批判”。一旦这种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全可能成为无害的景观。

当代思想界对犬儒主义文化现象的系统关注开始于斯洛特戴克对犬儒理性的批判[9]，他不仅给犬儒主义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启蒙了的虚假意识”，而且对它的产生和各种表现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齐泽克把犬儒主义概念运用于对大众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广泛分析，揭示反思和批判在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悖论性特征，即我们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批判距离是意识形态发挥着作用的条件[10]。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典的意识形态被定义为无意识的“虚假意识”，由于对社会现实的“误认”，行为者的观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非批判的短路。这一意识形态的经典公式可以表达为：“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勤勉为之。”在这里，“‘意识形态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正是它的存在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no-knowledge）。”[11]28犬儒主义与这种经典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启蒙了的虚假意识”，在这里，行为者对虚假面具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依然戴着面具 ：“我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掩盖着特定的利益，但是他们拒绝与之断绝关系。”[11]40如果说传统意识形态是认知与现实的短路，犬儒主义则是认知与行动的短路。犬儒主义者不缺乏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却拒绝按真实的认识去行动。齐泽克指出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概念依然是古典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这样的概念中，意识形态被定位于‘知’），那么今日社会则必定显现为后意识形态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犬儒主义 (cynicism) ；人们不再信奉任何意识形态真实 ；他们不再严肃对待任何意识形态命题。”[11]45

由于犬儒主义对现实的态度是不认同的接受、不反抗的批判，启蒙和意识形态批判失去了改变人的行为动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秩序不是由虚假意识维持的，而是由犬儒主义意识维持的。

齐泽克的犬儒主义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既可以用于启蒙的自我反思，也可以用于批判当代文化和各种社会政治现象。经典启蒙传统对政治持一种唯智主义的观念，即认为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秩序都依赖错误意识的支撑，启蒙的任务就在于揭露真相，人们一旦获得真实的认识就会做出正确的行为，因此，康德号召人们要勇敢地认识世界。然而，犬儒主义从本质上颠覆了启蒙的信念，在它那里，意识与行动处在有意识的分裂状态，认识不是为了获得指导行动的真理，而是为了自我保护和明哲保身。在这里，不仅启蒙被解除了武装，而且成了不谙世事的幻想。

在齐泽克那里，“犬儒主义”概念有两重意义，它既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类型，又被看作当代各种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齐泽克认为，当今思想已经染上犬儒主义的病毒，或明或暗地接受福山主义。齐泽克说 ：“嘲笑福山式的 ‘历史终结’观念是容易的，但是今天大部分人都是福山主义者，都接受自由资本主义是可能的最好社会的最终公式，所有人所能做的是试图使之更公正、更宽容，诸如此类。”[6]88齐泽克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去政治”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但从来不触及是否存在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根本问题。在齐泽克看来，当今所有的左派对真正政治（proper politics) 都持犬儒式否定态度：“后政治的实用的‘第三条道路’（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全球社会，阶级斗争等等旧的意识形态概念已经在这里不起作用了）；老左派的‘教条式机会主义’（坚持旧的教条，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后现代左派的恶作剧式‘抵抗’（过激的言行使它不会真的改变）——这三种方式都回避今天对抗的‘真实界’（the Real)。”[12]这三种形式的左派都回避了资本主义给人类生存带来威胁这一本质问题，也回避如何超越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选择问题。

在齐泽克的分析中，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今普遍的现象，虽然它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都共同参与了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即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大众并不是商品拜物教的幼稚的受骗者，他们知道商品交换与货币的秘密，但仍然按照它的要求去做。正是普通大众的“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可的接受”的犬儒主义态度，支撑着资本主义日常秩序的再生产。当今的自由主义已经犬儒化了，它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想，不再有传统的意识形态禁忌，为了渡过危机，它可以运用社会化和国家干预等社会主义措施，但仍然把资本主义视为唯一可行的社会。自由民主主义的犬儒主义特征是明显的，它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暴力、强制、不平等和不自由，但是，为了与现实之间维持一个安全舒适的批判距离，它不过分地挑衅资本主义，以免它真的暴露出暴力和恐怖的本质，使自己陷入道德的两难。社会民主主义党和工会等老左派虽然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它知道自己的社会主义面具与其维护的特殊利益的距离，但仍然守着这个面具。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批判现实，但是，他们知道，对性别、族群、文化和宗教不平等的反抗并不能威胁到资本主义体制，但仍然假装相信自己的批判是有效的。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也隐蔽地潜藏着犬儒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坚持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立场，但是，由于它坚持革命必须依赖于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条件的成熟，革命往往成了一个遥远的目标，一个不会真的到来的任务。除此还有传统主义、原教旨主义，它们无不以某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方式参与到维护资本主义的虚假批判之中。

总之，当代各种意识形态之间虽然相互攻讦，也不乏对现实的批判，但本质上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都是犬儒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无害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已经通过犬儒主义消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三、模棱两可的“共产主义”观念

齐泽克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和脱节的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声称人类只能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自由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压迫性的原教旨主义。当今左派首先要打破这种无出路的选择。“对真正的左派来说，自由主义的顺从与原教旨主义之间冲突是虚假的冲突——一种恶的循环——其中两个对立极会产生和预设着彼此。”[6]76齐泽克认为，“一个真正的左派会认真地对待危机，不带幻想，把它作为不可避免的东西，然而又把它看作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机会。激进左派的基本观念是，虽然危机是痛苦的和危险的，他们不愿意见到，然而它们正是战斗发生和应该夺取胜利的领地。”[6]75在齐泽克看来，今天必须为共产主义理念和实践寻找新的根据。共产主义不是由历史必然性和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趋势决定的，而是源于灾难资本主义对人类提出的迫切要求。

在当今左派系谱中，齐泽克把自己归于激进左派（radical left)，一种非正统的共产主义者。经典共产主义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矛盾和它创造的客观条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的过渡阶段，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个人能力的提高，为共产主义准备了一般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智力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对抗的激化，又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特殊的政治主体。由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特殊的历史联系，马克思得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并与空想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水平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3]

但是，在许多激进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已经使传统共产主义理论失效了，今天的共产主义不能当作现实的运动，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乌托邦而被理念化，这一立场的最著名的代表是阿兰   巴迪欧。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的运动，而是永恒有效的假设，“如果这个假设被抛弃，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集体为之行动。没有共产主义的视角，没有这个观念，在历史和政治的将来中就没有东西让哲学感兴趣了。”[14]共产主义不依赖任何客观条件，作为永恒正确的信念，它依赖的是主体的忠诚。齐泽克对巴迪欧的观点持质疑态度，割裂共产主义与现实的联系，要求人们“仅仅对共产主义保持忠诚是不够的 ；人们还必须把对抗置于历史的现实性之中，以便给予这一观念以实践的紧迫性。”[6]90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仍然与现实有关。

如何把共产主义与现实结合起来，哈特、奈格里的非物质生产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他们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今天的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是非物质生产。这种生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仍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主体能动性和公共性的生产。与马克思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不同，虽然今天的劳动仍然受到资本的支配，但部分地消除了物化特征，成了人与人的直接交往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本身正在扬弃资本主义维持的经济与政治、个人与共同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类的分裂，为共产主义创造其所需要的条件。奈格里甚至把当今资本主义称为“在途中”的共产主义。齐泽克对这种观点也持怀疑态度。他指出，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是一种虚假的物化意识，即把物与物的关系当作人与人的关系，今天的新自由资本主义采取了另一种颠倒形式。在文化资本主义中，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被伪装成人的自愿选择和交往，被赋予了虚假的主体性和个性化等人格化特征，如果把这种颠倒的主体性误认为真实的主体性，同样是陷入了意识形态 ：“哈特、奈格里就陷入了这一陷阱，他们庆贺这种类型的结构幻相，把它视为直接的‘生命生产’。”[6]142“如果沿着这个逻辑走到底，就很难不认同犬儒式新自由主义的论点 ：工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使工人接受再训练，以便被吸收到新的数码经济之中。”[6]103显然，齐泽克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就包含在资本主义的积极发展之中。

如果对共产主义进行概念化，齐泽克走的是本雅明主义的路线，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和成就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历史的灾难和毁灭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本雅明是第一个使马克思主义脱离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不是柏拉图式理论，也不是人类未来美好的希望，它只是对人类的苦难和罪恶进行抵抗的意志。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不是进步天使，而是复仇天使，是一切罪恶都必须终结的弥赛亚信念。齐泽克认同本雅明的观点，在每一个灾难和死亡的面胧中都包含着拯救的希望。“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总体性不是一个理想，而是批判的概念——把一个现象放在总体之中并不意味着看到整体的潜在和谐，而是把所有它的‘症状’，它的对抗和不一致性作为有机部分包括在一个体系之中。”[6]76正是资本主义的灾难使共产主义重新获得了它的现实性。

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现实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经验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是肯定的，而是否定的。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威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私有化，在新一轮的私有化“圈地运动”（enclosure) 中，不仅生产资料被私有化了，而且就连人类生存依赖的其他条件都被私有化了。这种对“共有物”(common) 的圈占已经达到极其疯狂的程度，正在把人类逼到了整体灭绝的边缘。齐泽克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有四种对抗性形式，它们分别是生态灾难、知识财产的私有化、生物遗传技术对人的操纵和被包容者 (included) 与被排斥者 (excluded) 之间的对抗。资本对生态和自然条件的圈占是对“外部自然共同物”的私有化，对语言、知识、计算机程序等智慧财产的圈占是对“文化共同物”的私有化，对人的基因和生物信息的控制和资本化是对“内部自然共同物”的私有化。这些新的私有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生态灾难。齐泽克承认反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性 ：“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斗争所共享的是对它的毁灭性潜能的意识，即认识到如果任由资本主义圈占的逻辑自由泛滥，人类自身会最终走向自我毁灭。”[6]91

对共同物的圈占，威胁的不仅是人类生存依赖的环境，而且也威胁到人性本身。人性不是空洞的，而是由社会属性和关系构成的，对共有物的圈占实际上是人的本质的虚无化，是新一轮的无产阶级化。如果说以前工人因被剥夺了财产而成为无产者，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因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文化的财富而成为无产者。在齐泽克看来，共产主义观念有两个核心价值，一是人类生活条件的共同所有，二是所有社会成员成为平等发展的个人。私有化剥夺了破坏了前一个方面，社会内部的被包容者和被排斥者的对抗违背了后一种价值。针对前一个方面，齐泽克说 “:正是这些‘共有物’构成了共产主义概念复活的参照系 ：它让我们把它们不断地被圈占视作那些被剥夺了自己实质的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15]正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人之为人是由他们丰富的自然和社会属性构成的，把人从这些关系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了无实体性的主体性(substanceless subjectivity)，共产主义在此意味着对人的本质的恢复。

在当代左派话语中，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分裂和对立是一个新的现象。齐泽克承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反对私有化，反对前三种对抗性矛盾。但是，它是无法解决第四种对抗性，即被排斥者与包容者的对抗。共产主义理想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让人类生活依赖的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文化共同物为社会共同所有，而且要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内在分裂，消除一切组织的特权和社会等级制，使所有人成为独一无二的普遍的个人。齐泽克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总是对立的，资本主义在发生危机往往诉诸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等措施。齐泽克说 ：“全球资本主义能够经受长期的对抗同时又能回避共产主义选择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地发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无论是以共同体主义、民粹主义或亚洲价值的资本主义，或其他形态加以伪装。”[6]95在这个意义上，取消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核心意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彻底的平等。全球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它在所有的层面制造对立和分裂。资本的逻辑本质上是排斥性的，按照它的自身的要求，它必然生产出自己的体系无法包含的剩余。这些人虽然生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不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他们的解放要求的不是社会的改良，而整个体系的消灭。今天成为一个激进的左派，“关键在于坚持共产主义—平等主义的理念，并在真正的马克思意义上坚持这一点 ：存在着某些社会群体，它在社会等级的‘私有制’秩序中没有确定的位置，它直接代表着普遍性 ；他们就是朗西埃所说的社会机体中的‘非部分的部分’(part of no-part)。”[6]99而“恰当的共产主义革命热情是无条件地扎根于与这一‘非部分的部分’和它的独一无二普遍性的完全团结之中。”[6]124在这里，齐泽克把底层劳动者、移民、无家可归者等视新无产阶级者，视为共产主义应该认同和解放的对象。

表面上看，齐泽克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相似，但仔细地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法基础上，残酷竞争和资本集中化趋势必然使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大，工业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壮大，在工业化的大生产中，无产阶级将组织上、智力上和政治上获得越来越大的优势。马克思之所以把共产主义视为现实的运动，是因为新兴的工人阶级既是解放者，也是被解放者。而在齐泽克那里，虽然剩余者、被排斥者是资本主义机体中“非部分的部分”，它的解放客观上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共产主义认同和团结的对象，因此，齐泽克的共产主义理论存在着内在的断裂。齐泽克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回到本雅明的立场。齐泽克问道 ：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理念，或一个最终将以集权主义恐怖而告终的理念，还是一个我们必须应该忠实于，却不能保证它一定会实现的本雅明式方案？齐泽克认为答案是第三个。从犹太救赎论立场出发，本雅明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美好未来的理想，而是截断人类毁灭和恶的趋势，在末日审判中清算过去的一切。齐泽克也认为 ：“今天真正的政治行动 ：不是去释放新的运动，而是去截断现在主导的运动”，“给历史进步的列车拉下紧急制动阀。”[6]149灾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不是通过经验和历史建立的，而是以否定神学方式启示出来的。每一个死者都有上帝的面胧，每一个灾难中都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就存在于反革命的现实心脏中。齐泽克相信，对历史的末世论解读超越了福山主义历史终结论，赋予共产主义以真正的合理性。

前面我们谈到犬儒主义是启蒙了的虚假意识，它突出地表现为知与行的短路。为了克服犬儒主义，齐泽克对政治概念做了重新思考。在他看来，政治不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历史本身不存在着任何客观的规律，历史规律是人们根据历史事件回溯地建构的。在任何时候，历史都处在十字路口，包含着各种可能性，但只有一种可能性被实现，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人们总是回溯性地把实现的可能性理解为历史必然性的结果。齐泽克认为，“一个真实的行动永远不是在一个我们完全知道的透明的情境中所做的策略性干预相反，真正的行动填补了我们知识的空白。”[6]152因此，真实的行动既没有历史必然性的保证。任何革命本质上都是忠于信仰的行动，它是无条件的。20 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在于相信历史必然性，没有意识到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没有保证的事业，是一次无法重复的勇敢决断。这样，齐泽克就避免了他自身的犬儒主义理论的反身性困境。如果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是一个行动问题，是意志、信念、勇气问题，那么，革命理论必须转向主体的方面。从本雅明的立场出发，革命的核心问题不是某种预期目标的实现，而是主体自身的改变。一旦割断了共产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主体如何忠于自己的信念问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无条件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包括革命事业的失败，甚至个人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和政党并非真正的革命主体，能够成为革命主体的只是个人。

什么人是政治的真正行动者？齐泽克在《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1944 年，苏联驻美采购专家克里钦柯（Kracheko) 叛逃到纽约，以亲身经历写了一本书 ：《我选择自由》，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披露苏联暴政，引起巨大轰动。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后，他又写了一本书 ：《我选择了正义》，勇敢地揭露和批判西方非正义的世界。克里钦柯不仅批判一切非正义现象，而且身体力行，他来到波利维亚，用自己的钱建立农村公社，探索合理社会的形式。在这一切都失败后，克里钦柯在纽约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齐泽克认为，克里钦柯诠释了真正的政治概念，忠于自己的信念，拒绝任何大他者的权威，并承担一切。他认为，正是世界各地的克里钦柯，才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这样，共产主义革命在他那里就被转化为个人的信念和动机问题，成了英雄式的伦理行动问题。

从以上对齐泽克观点的讨论可以看出，虽然齐泽克反复声称自己忠实于马克思，认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现实运动的观点，认同经济是社会批判的核心，认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然而，他的理论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在政治上是暧昧的。

第一，虽然灾难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证明了恢复共产主义理念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抛弃了历史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现实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共产主义就必然从现实的政治方案重新退回到乌托邦，或变成本雅明式的宗教信念。

第二，齐泽克对犬儒主义“知而不行”的批判，揭露了左派在思想意识上的矛盾。但是，齐泽克对政治的唯意志主义理解，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对立起来，把政治行动信仰化、伦理化，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最后，齐泽克把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进步主义政治与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反动政治一概纳入犬儒主义范畴加以拒绝，必然削弱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使共产主义成为少数人的英雄式行动，扩大左派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超越齐泽克的理论困境，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本身，既要看到它的否定方面，也要看到它的肯定方面，既要强调共产主义的彻底性又要认识到它与其他进步力量和思想观念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抵御资本主义毁灭倾向，找到解放的方向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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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