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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字路口前的福利资本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众多发达国家就在以福利多元主义为名推行“福利的混合经济化”(アラン·ウォーカー：『ヨーロッパの高齢化と福祉改革：その現状とゆくえ』、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7年、第２章。)。如今，国家已不再是福利的唯一供给主体。同时，混合福利（公共福利与民间福利的混合经济）已成为现实，“福利资本主义”一词替代了福利国家被广为使用；同样，80年代后，人们研究有关福利的生产和分配的众多政策时，则广为使用的是“福利体制”一词。这一潮流的代表就是艾斯平-安德森。据他所言，“福利体制是生产福利，并在国家、市场、家族间分配福利的综合体制”(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ポスト工業経済の社会的基礎』、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東京：桜井書店、2000年、64頁。)，因此，当“福利体制”建立在资本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时，它就成了“福利资本主义”。那么，就让我们以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开花结果的福利体制的独特形态——“福利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若历史地看待战后资本主义，某种意义上确如马克思所言，它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纠葛中，“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7页。)，发挥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这也是福利国家标榜的战后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但一直以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并未对此给予积极的评价。例如，站在日本共产党的立场上，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综合词典》（新日本出版社，1992年）是这样来说明“福利国家论”的：“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和充分就业政策等干预经济、政治，试图通过增大社会福利，避免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乃至社会主义的变革，忽视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阶级对立，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实现平等、富裕社会的空想，这主要基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科学総合辞典』、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2年、570頁。)

这种从政治方面进行的批判显然太意识形态化。战后福利国家的兴盛并不单纯停留在社会政策的体系上，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即（1）试图缓解阶级贫富差距，（2）达成社会统合，（3）试图保障国民国家(“NationState”可被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民族国家”更强调“民族性”这一面，“国民国家”则更强调“公民权”这一面。——译者注。)的安定，这也是人类史的课题。换言之，它是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期里吸引了无数人的20世纪之“梦”的内容。

当然，对它的文明化作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单全收。在这一点上，上述日本共产党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第一，阶级贫富差距并未得到纠正。虽然在稳定的经济增长中，阶级内部的阶层移动（农民→工业无产阶级，蓝领→白领）加快了，阶级关系被植入制度的关联中(参见渡辺雅男：『階級！社会認識の概念装置』、東京：彩流社、2004年。)，从而这一变动事实上给人们造成贫富差距缩小的错觉，但就算如此，现实的阶级贫富差距从战后至今就一直没有缩小(维斯特加德和瑞斯勒的古典名著讨论过这一点。J.WestergaardandH.Resler,ClassinaCapitalistSociety;AStudyofContemporaryBritain,London:Heinemann,1975.)。如艾斯平·安德森所言，“就算工厂工人有了年金和自住房，他也仍然是工厂工人”(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ポスト工業経済の社会的基礎』、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東京：桜井書店、2000年、40頁。)。第二，因为以隔断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为代价的社会性整合得以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多少少都能见到这样的现实：打压、瓦解工人的联结，迫使其进入企业社会，靠消费热潮将其封入私人生活圈内。这就是战后工人被支配的现实及社会统合的真相。自然它也伴随着政治势力关系的逆转。如加里尼克斯（AlexCallinicos）所言：“在任何场合下，阶级已死这种说法都是错的……回顾过去四个半世纪的社会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问题不是结构的问题，即工人阶级退出了生产关系，而是团结的问题，即多种类型的雇佣工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在团结的主体上”，正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造成了战后稳定期工人阶级丧失联结，被困入企业社会的现实(アレックス·カリニコ：『アンチ資本主義宣言』、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東京：こぶし書房、2004年、134-7頁。)。第三，冷战结构下，国民国家不过勉强维持了生存空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管理通货制度下美国的霸主地位是战后全球秩序的前提。就算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体制的成立被视作打破近代大国支配（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象征，现实中，如果考虑以苏、中为盟主的社会主义圈对抗势力存在的话，试图保持不结盟中立的各国及加入联合国的弱国提倡的“国际正义”也仅能残存在冷战结构中大国间力量平衡的夹缝下。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在梦与现实的交替间，战后资本主义凭借其文明化作用（部分是幻想，部分是现实）的东风挺过了冷战时代，最终甚至发表了“战胜共产主义”的宣言。

然而，讽刺的是，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顶峰的是袭向资本主义的新的风暴，它扫除了一切文明化作用的成果。“胜利宣言”立刻就遭到了现实的报复。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文化上的全球化就是这波风暴的象征。由此，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迎来了危机的时代，俗称“福利国家的危机”。例如，我们注意到，第一，贫富差距的扩大；第二，犯罪的多发；第三，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制约，它们分别意味着阶级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统合的破产，国民国家的动摇。不言而喻，战后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到的各种妥协和让步（文明化作用的成果）正面临危机。当人们开始谈论阶级社会的复活、企业社会的终结、新的“帝国”主义时，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新阶段。

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

福利资本主义建立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上呢？在所谓“福利国家终结”、战后资本主义迎来新阶段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讨论“福利资本主义”的问题了。从而，我们终于能够区别福利国家的“梦”与现实并清楚地认识到福利国家的现实矛盾了。然而，福利国家却已经成了历史，这是多么的讽刺！

当今，福利国家这一国家模式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的概念。国民保险制度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福利服务（保健医疗、护理、教育）、社会转移支付（社会扶助、住房、其他）。此外，如排水给水道、垃圾处理、能源供给、电子通讯、公共交通、就业政策等公共服务也包含在内。

任何社会都必须预备各种各样的基金以便维持自己的再生产。马克思反对将劳动的所有收益分配给社会成员，而主张在向社会成员分配前，从社会总生产物中扣除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部分。

马克思举出的反证首先是经济的生产基金。即社会基于“经济上的必要”，必须从总生产物中扣除一部分。它包含：（1）固定资本的折旧，（2）积累用的追加投资，（3）用于预防和保险的部分。除了生产基金，消费基金也必须由“总生产物剩余的部分”形成即“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部分。但是，这里的“消费资料”不全是个人消费，它还包含社会（共同的）消费。我们关注的正是后者——社会共同的消费。具体而言，其包括：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5-35页。)

我们用作福利基金这一概念的正是上述社会共同的消费基金包含的第二、第三部分。即马克思所言“学校、保健设施等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为适应上下文，对引文的语序略有调整。——译者注)，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包含退休人员——引用者注）设立的基金”。我们需要注意马克思对前者加上的说明：“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正是社会的发展和富裕增加并扩大了上述共同费用。事实上，马克思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有扩大工人必要劳动范围的可能，理由之一“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8页。)。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受惠于“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7页。)，“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7-678页。)。汲取马克思的意见，我们认为对工人而言，所谓福利的充实也就意味着靠生活条件丰富和生活需求增长支撑的社会欲望的共同实现，意味着福利国家发展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国家模式。

但资本家可不这样认为。福利的充实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因为福利对资本的增值和积累而言是负担（非生产费用），而且福利自身虽是财富生产的条件，但却不是它的积极要素。的确，福利的充裕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但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便我们的资本家是坚决的进步主义者，他也不会为了福利而提供、扩充福利(“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制造皮靴并不是为了皮靴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7页。)。不如说，它是强制的结果、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对资本而言它是外部的要求，是资本与劳动的某种妥协的产物。环境保护问题也与此类似。

不过，福利的充裕与资本积累和工资上涨有着紧密的关系。虽然“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9页。下两句引文亦引自此。)，但对资本家而言，它是有损利益的要因。“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但“积累减少了”，因为“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9-680页。)事实上，当收益减少时，资本家就会使用各种手段除去“障碍”（放松管制）以恢复利润率。福利的削减就是如此，当它没有妨碍到积累时，资本家可以接受它，但当发生收益危机、一直难以看到恢复的希望时，资产阶级就立刻着手修正他们给予或者施予无产阶级的福利制度。在放松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管制的同时，基金的节约、重建财源和工资水准下调也在暴力下推进。因为“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6页。)。

三、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悖论

在今天，战后资本主义衍生出的福利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它的历史条件，面临着危机与悖论。

1．一般的危机

经济社会面临的一般危机呈现在阶级、就业、性别和代际四个方面。

首先是阶级。随着去工业化的潮流，产业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且分化为“服务业精英”和“服务业无产者”(G.Esping-Andersen(ed.),ChangingClasses:StratificationandMobilityinPost-IndustrialSocieties,London:Sage,1993,pp.7-31.)。对此，欧洲有“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的问题，美国则有“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问题。而这些贫困层的对面，反向的“社会排斥”（确保特权的生活空间，脱离一般社会的倾向）在特权阶层的富裕化下进行着。由此，“工业”的阶级对立向“后工业”阶级对立的转换开始了(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ポスト工業経済の社会的基礎』、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東京：桜井書店、2000年、160頁、表6.2。)。

其次是就业。随着稳定增长的终结，完全就业和稳定就业的梦破灭了，就业不稳定成了袭向工人阶级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低技能者失业风险的集中、不稳定就业的扩大、对失业人群社会排斥的扩大和集中正在现实中发生。那种以一家之主的男性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制定的社会政策已经失效，与就业政策结合的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具备了重要意义。

第三是性别。它也可以说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危机。也有学者仿照市场的失败提出了“家庭的失败”概念。它指的是男性作为一家的顶梁柱，女性作为职业主妇的战后“核心家庭”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的情况。取而代之的是包含单亲家庭在内的多样的家庭形态，即后“核心家庭”。然而，只要不拆除妨碍女性参与社会经济的障碍，她们仍然只能在“家庭还是工作”这一不合理的选择中挣扎。女性被迫在悖论中选择，若选择继续工作，结果就不得不延迟甚至放弃生育，从而导致社会持续的低出生率。

最后是代际问题。它是人口结构和生命历程（LifeCourse）变化带来的危机。高龄化和少子化带来了人口结构的戏剧性变化。在高龄人口依存率（AgeDependencyRatio）急升的同时，人们的生命历程也在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设定统一的标准模式越来越困难。过去，人们在15岁-16岁以前接受义务教育，接着是持续40岁-50年的稳定雇佣，到60岁-65岁后退休，退休后7岁-10年颐享天年，这种平均的生产工人模式普遍被大家接受，而现实也确实是这样的(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ポスト工業経済の社会的基礎』、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東京：桜井書店、2000年、212頁。)。然而，这种平均的生产工人模式已经无法延续。进而，学历社会固定化，高学历的父母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反过来，低学历的父母培养出低学历的孩子）越来越常见。随着代际间风险的继承，只要不对生命机遇（LifeChance）进行积极的再分配，风险只会增加不会减少(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ポスト工業経済の社会的基礎』、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東京：桜井書店、2000年、74-75頁。)。

我们需要指出的正是在这四种危机下，如何确保平等和就业共存这一难题。换言之，我们指出的是如何回避不平等与失业并保护人民免受其威胁，如何逃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就永远逃不出的宿命以及如何解决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本质矛盾。1930年的大危机使这一问题成了全人类的课题，围绕着问题的应对，世界进入了大战时期。在痛苦的反思中，战后的资本主义开始了修正（强化资本管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与此同时，许多人产生了错觉，认为这一课题已经成了过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冷战后的资本主义感到战后体制正在成为自己活动的桎梏，因此，通过新的通信革命(若把全球化分为两期的话，通信革命，即航路、道路、铁路、邮政，尤其是电信的发明和普及是第一期（19世纪后半到一战爆发前）全球化的技术基础（NiallFerguson,Empire:TheRiseandDemiseoftheBritishWorldOrderandtheLessonsforGlobalPower,NewYork:BasicBooks,2003；土屋大洋：「大英帝国と電信ネットワーク：19世紀の情報革命」、国際大学『GLOCOMReview』第26号、1998年3月）。而技术上支撑第二期（当前）全球化的通信革命自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迅速恢复其失去的活力。现在，在后冷战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再次直面自由主义曾经面临的问题(ハロルド·ジェイムズ：『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終焉：大恐慌からの教訓』、高遠裕子訳、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2002年。)。

2.特殊的矛盾

由于受国家、市场、家庭的结构影响，福利资本主义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上述一般危机也将因福利体制的不同具体化为特殊的矛盾。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我们已经确认了三种现代福利资本主义体制（模式）(这一潮流的开拓者就是艾斯平-安德森。参见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福祉資本主義の三つの世界：比較福祉国家の理論と動態』、岡沢憲芙·宮本太郎監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1年。)。(图表略)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坐标系整理这些体制、模式。纵轴是通过市场提供福利的市场主义。横轴是家庭主义。这一立场认为福利应该基本由家庭提供。根据该坐标系，我们可以整理得到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普惠主义和去商品化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常见于北欧各国。它是一种极力避免福利供给由市场提供，而以市民权为基础提供公共福利的体制。第二种模式是以个人主义为特征、将福利供给全权交给市场的自由主义体制，常见于盎格鲁-撒克逊各国。“能够获得公共福利的人非常有限（通常限定在“只有母子的单亲家庭”“身体残障者”“生活绝对贫困者”三类人群），但也不过是作为一种补余福利而已。而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普通人会认为，获得来自企业的福利或民间保险或民间医疗保险，才是合理的、有效的。”(参见渋谷博史·渡瀬義男·樋口均編：『アメリカの福祉国家システム－市場主導型レジームの理念と構造』、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第三种模式是以分阶层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家族主义——即以社团组合型（Corporatist）身份划分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基于天主教会主从法则（PrincipleofSubsidiarity）的家庭主义（偏向一家顶梁柱的男性的社会保护）为特征的保守主义体制，常见于欧洲大陆(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ポスト工業経済の社会的基礎』、渡辺雅男·渡辺景子訳、東京：桜井書店、2000年、125-127頁。)。

那么，在这些不同的体制下，一般危机将呈现出怎样的特殊矛盾呢？

(1)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矛盾。让我们分别探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的长处和短处。长处在于：①以可能实现男女平等的政策为目标，采取协助女性普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优待政策（普惠主义）；②高税收；③较低的高龄人口依存率。与此相对，它的短处包括：①因性别引起的职业隔离依然存在（就业于低技能的公共福利服务领域的女性比例较高）；②低技能职业占劳动力构成比重较高等。

可以说，支撑主要雇佣女性的公共部门的高税负是该福利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受财政限制，公共部门将难以继续扩大就业。进而，沉重的税负将驱使精英层脱离福利国家。如何应对民营部门的高失业率成为该模式的燃眉之急(G.Esping-Andersen,AftertheGoldenAge:theFutureoftheWelfareStateintheNewGlobalOrder,Geneva:UNRISD,OccasionalPaperNo.7,1994.)。

(2)自由主义体制的矛盾。该模型的特征是市场中彻底的低工资战略和福利领域对企业福利（企业年金或健康保险）的依存。在危机时代，它具有短期可见范围内扩大就业的长处。随着放松管制的彻底推进，它有可能创造劳动条件恶劣的岗位。与此相对，其短处是劳动市场的放松管制导致的大量低工资、低技能的贫困工人。自由主义体制下出现的是低工资与恶劣劳动条件的劳动市场。而且，企业逐渐放弃为其员工提供福利（实际上也没有了这种能力），而市场提供的有偿福利对工人而言可望而不可及。这对年轻的低技能劳动者和单亲家庭的劳动者而言是个大问题，他们很可能因此被囚禁在“贫困的陷阱”中。因此，对这一体制而言，最大的问题依旧是贫困。

(3)保守主义体制的矛盾。该模型的最大特征是就业率的性别差距大于其他体制，以及社会保障大幅向年金制度倾斜，而社会服务显著不发达，性别造成的职业分离也相当显著。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该体制多少是以男性工人为轴的家庭主义体制。其证据在于：①税制对女性工作不利（对主妇则相对有利），②育儿服务不发达（尤其是三岁以下），③护理是家庭的责任（与孩子共同生活的老人比例很高）。这些社会制度的特征可以在这一类型体制的国家中广泛看到。此外，极度重视职位传承的内部人占有劳动市场，外部人很难加入劳动市场。因此，该体制面临“内部人—外部人”问题、兼职就业的不发达等为特征的劳动市场僵化问题。内部人有就业保障、高工资、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也更高，因此企业有很强的动机用非正规就业替换他们。然而，若要软化劳动市场以达成企业家的夙愿，必然带来家庭顶梁柱的就业不稳定，而该体制又建立在个人福利依存于家庭之上（家庭工资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这是保守主义体制很大的矛盾。只要找不到能提供福利的其他要素，家庭顶梁柱的就业不稳定就会成为大的社会问题。由此看来，对保守主义体制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家庭主义的结构，即必须阻止对家庭内唯一的男性工薪者的过度依赖，最大限度活用外部人（女性、高龄者、年轻人）的劳动力，将福利供给的对象由家族转换为个人。因此，充实社会服务、延迟退休越来越紧迫。

四、走向福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论述福利体制的类型论之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家庭主义的问题。而家庭主义之所以成为深刻的问题，多少是以家庭为提供福利的基础单位的保守主义体制造成的。当然，即便在保守主义体制中，也有法国和比利时等家庭主义不占主导的国家，以及德国、南欧各国、荷兰等家庭主义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其中后者受教皇利奥十三世的谕勅“新事通谕”（RerumNovarum,1891年）的极大影响(参见KeesvanKersbergen,SocialCapitalism:AStudyofChristianDemocracyandtheWelfareState,London:Routledge,1995。)。然而，即便有上述差别，在已有的三种体制外再假定第四种体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在社团主义的特点与受到君主制国家主义（MonarchialEtatism）的遗留影响上是共通的，因此不会过分偏离保守主义体制。因此，把家庭主义的问题当作保守主义体制内部的偏差来讨论也并非不合适。如果回顾保守主义体制与家庭主义的关系，我们将会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被提起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家庭主义强大的地中海各国的地位问题，其二是儒教传统色彩浓厚的东亚（尤其是日本）的地位问题(RogerGoodman,GordonWhiteandHuck-juKwon(eds.),TheEastAsianWelfareModel:WelfareOrientalismandtheState,London:Routledge,1998.)。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因为双方都有较晚近代化的国家间特有的、过度依赖家庭和企业的福利体制。此问题还将另稿探讨(〔日〕渡边雅男：《探究日本福利经验：模式和框架》，莫道明、祁冬涛等编：《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但是，对福利体制类型的细枝末节过分追究并不一定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益。不如说，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正确理解袭向全部体制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及受此影响进一步加强的现实版图变动。因为理解福利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理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一点，就像战斗在工人运动最前线的活动家喊出的那样，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利国家在阶级斗争中出现，塑造了自己的形态和内容，它的基石是劳动与资本优势地位的全面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アズビヨン·ヴォール：『福祉国家の興亡』、渡辺雅男訳、東京：こぶし書房、2013年。)。权力的分析才是理解福利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此为目标。

参考文献:

[1] Gsta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丹麦〕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 滕玉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3] Gsta Esping-Andersen, Changing Classes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93.

[4]〔日〕渡边雅男:《探究日本福利经验：模式和框架》，莫道明、祁冬涛等编，《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5]〔日〕渡边雅男:《福利国家的过去·现在·未来》，高晨曦译，《阅江学刊》 2016年第１期。

（作者简介：渡边雅男（1950-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社会学博士）（译者：高晨曦，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