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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哈维是当代西方学界研究空间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侧重点是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深化对空间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解读。与列斐伏尔相比，他似乎更在意对某种元理论的建构。这使他在强调空间维度的理论重要性时，并没有走向对具体空间的特殊个性、空间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等特征的强调，而是致力于把空间因素融合进关于社会过程的一般理论的建构之中。“我的立场绝非论证空间性使理论处于不可能之境地。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1]11当然，哈维的这种理论抱负对他深入探讨空间的社会关系性等问题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解读思路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深化对哈维学术观点的理解，可以对我们自己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进对空间问题的思考提供较好的学术启示。

　　尽管列斐伏尔等很多学者都研究了空间的社会建构问题，但客观地说，哈维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和具体的。他不只是要把空间的社会建构理解成一种政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要把它理解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并且这种景观还是冲突性的景观。在这种较为丰富的解读视域下，哈维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空间的社会建构(与时间的社会建构放在一起)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首先，空间的社会建构本身就是在具体的时空形式中完成的。“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社会建构物并非无缘无故产生，而是各种时间和空间形式塑造的，人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遭遇它们。”[1]239哈维指出，虽然我们致力于强调空间是被社会力量所建构的，但这种建构过程并非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形式中发生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绕口，但通过这种阐释，哈维想清晰地表达如下的观点：那些建构空间的社会力量并非来自于某种理想目标的指引，而是来自于当下状态中各种要素之间的集合与链接。它们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状态中所呈现出的历史—地理景观。也就是说，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其实就是对历史—地理景观的唯物主义描述。当哈维把这种历史—地理景观理解为人们的生存斗争中所遭遇的对象时，他其实也是为了强调景观的当下性及具体性。哈维并没有说这种景观中存在着什么矛盾，更没有说景观中的这种矛盾体现了人们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是革命了的空间关系与原有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对立，这其实只是一种经验层面上的矛盾。

　　其次，对空间的理解依赖于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技能。“时间和空间或许是‘自然之事实’，但就如谈论‘自然中的价值’一样，它超出我们自身在语言、信仰系统等等之中的文化嵌入性的范围，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事实是什么。”[1]240对哈维来说，我们可能知道的空间只是一种表征层面的空间，而不是事实层面的空间。

　　物质空间无非是我们人类与客观物质之间在策略及感觉上进行相互作用的一个世界，它是经验的世界。……但我们如何去表征这个世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当然不会用一种武断的方式去构想或表征空间，而是会通过一些抽象的表达方式(如词语、图形、地图、图表、照片等)来找到关于我们周围的物质现实的适当但并非准确的表述。……这些表征性的空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279

　　哈维把事实的空间与表征的空间区别了开来。他虽然没有否认前者的客观存在，但明确地指认了前者的真实内容已经越出了我们文化及认知技能的边界，即我们不可能建构出对它们的认识。应该说，哈维的这种观点是跟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读视域直接相关的。他关心的是社会要素之间的组合或切换及其可能带来的权力建构，而不是具体的社会要素本身的内在本质。

　　再次，作为社会建构物的空间概念一旦被人接受，就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哈维认为，空间概念被建构出来后，并不是放在一边无人理睬，而是融合进了客观事实并对社会全体成员产生着影响。他列举的下面这个例子虽然是关于时间概念的，但由于他总是把时间与空间放在一起讨论，因此，显然也适用于对空间概念的分析。

　　例如，在现代社会，尽管时钟时间是一种社会构造物，但我们还是将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加以接受。它提供了普遍遵守的标准，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我们依据它组织自己的生活，评估和判断各种社会行为和主观感受。即使我们不遵循它的时候，我们也深知自己反叛的是什么。[1]240

　　对哈维来说，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他致力于解读的，是资本推动下的历史—地理景观之构建，而不是对孤零零的某个社会空间的纯粹的地理学解读，或者对某个空间概念的纯粹的语言学解读。“过去2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准确地追踪这样一个过程，试图了解资本如何在某一点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资本主义时代中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简直令人吃惊。”[3]172

　　复次，空间的社会定义被融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哈维的这一观点应该是对上述第三个观点的发挥，即更加清晰地表述了社会性的空间概念被人们接受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效应。

　　例如，布迪厄(Bourdieu，1977)揭示，在北非卡拜尔人那里，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日历、住宅内部的分割等)如何通过把人与活动分派给不同的地方和时间从而构成社会秩序。与特定时空组织模式一致，群体有序地安排其等级、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其实质性嵌入的选择最符合时空的社会构造物，这种选择使社会关系(以及机构的和社会的权力)内在化。例如，在卡拜尔人社会中，妇女的角色是以特定时间中所占有的空间来定义的。[1]240～241

　　哈维指出，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内在化，意味着空间具有了象征意义，因而，对空间的争夺也就意味着对特定的象征意义的争夺。在谈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时，哈维指出，中世纪的空间概念就因为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服从于基督教的观念。“对自我实现和救赎的探寻‘被理解为空间中的运动：圣徒将升入天堂;而有罪的人则下地狱’……因为基督教界之外的空间‘丧失了其优点’，所以基督教空间的扩展便成为那种从罪恶力量手中夺取空间的经常性暴力斗争的组成部分。”[1]243在对南希·穆恩(N.Munn)的《加瓦的名声》一书进行解读时，哈维就房子和花园这两种空间形式的象征意义进行了阐释，“房子和花园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时空构造领域，该领域高度性别化为妇女的领域，并且在建构象征意义和价值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模板”[1]244。应该说，哈维此处的论述是蛮有意思的。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会把一幢打扫得很干净的房子，与一个能干的主妇联系起来。或者把一个装扮得非常漂亮的花园，与一个很有气质的家庭妇女联系起来。

　　客观地说，在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阐释上，哈维是做出了理论贡献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哈维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实是付出较大的理论代价的。哈维不再能够像马克思那样，梳理出私有制条件下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只能停留在对资本在某一点上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景观所进行的描述上。严格地说，他所研究的只是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完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命运问题。哈维把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实现的权力建构视为其理论分析的当然前提，就跟当年的亚当·斯密在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把私有制视为当然的前提一样。他们在解读视域上都受到了其所在学科的限制。斯密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哈维则受到了地理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尽管他是持批判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也就是说，对哈维来说，社会空间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透过社会空间而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化过程也是客观存在的。在一般的经验现象层面，这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哈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统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是其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即使是透过空间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依然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绝不会因为通过空间生产表现出来，而变成了无内在矛盾的统治权力的再生产或叠加过程。

　　在阐释空间的社会建构时，哈维并不把此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性视为解读的重点，尽管他事实上也谈到了这一点。[1]274～275哈维所谓的矛盾只是当下的社会空间形式与先前的空间形式及其以此而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当下社会空间形式本身的内在矛盾。他在有些地方的确谈到了资本因为“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3]172而不得不摧毁以前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但问题是：他只把这种摧毁当作了一种政治的选择，而不是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哈维事实上没有对这种政治的选择做出历史观上的证明。实际上，他是反对基于历史逻辑的阐释方式的，他宁愿倾向于基于政治学选择的解读方式。

　　例如，威廉·布莱尔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需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3]169

　　既然在哈维看来，历史只是一种政治学的选择，那么，前后不同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历史过渡或逻辑递进之关系，自然也就没必要加以阐述清楚了。由此一来，哈维便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的理论精力集中在对资本所构建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的理论描述上了。哈维的问题是：他没有对这种空间形式的历史来源、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历史逻辑层面的研究。导致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哈维在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了。“在所有论证中，包含着不止一种经常受到批评的……相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当前的‘生产力’(技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桎梏(政治管制)中解放出来，而使市场自由大行其道，如果这种论证行得通，那便万事大吉。”[1]15哈维显然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不但不会相信只要自由市场大行其道便会万事大吉，而且还会把空间被资本所奴役直接归咎于自由市场的大行其道。因此，他在批判这种庸俗的历史观时，连生产力的线索也一起放弃了。对哈维来说，生产力的线索是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空间批判理论是不应该跟现实生产力的线索相纠缠的。

　　哈维坚持认为他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1]263的，并且似乎还有他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发展着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思。但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在这个概念上加引号的原因是，在我看来，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把握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做出准确的解读。哈维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被称作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好。

　　对哈维来说，空间建构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是由历史的视角和唯物的视角拼凑而成的。就唯物的视角而言，他实际上是从经验性的消费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唯物视角会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原因。在哈维看来，当我们在家里吃某种食物，即在经验的时空性中与某种商品发生消费关系时所体会到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该商品时所呈现出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空间性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即使我们对后者完全不了解，我们也一样可以使前者发生，即可以消费我们的食物。我们知道，这种现象马克思当年也曾分析过，他是从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及消费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解读的。“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4]40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之所以能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把生产关系置放在社会历史过程的语境中来加以考虑的，因此，他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因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也必然是具有内在矛盾的生产关系。但处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哈维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事实上同时承认了上述两个层面在资本主义批判维度中的重要性。“哪一种经验最贴切地捕捉了资本主义的时空性呢?答案是‘两者都是’，这是因为这两者同样都是物质地和历史地建构的。正是在这里，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获得了统一(如穆恩所提倡的那种)，表明‘青年’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持续对话(而不是对立)。”[1]264

　　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哈维其实并不在意搞清楚消费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致力于探讨的只是资本在特定的空间点上是如何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构建地理景观的。哈维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哈维的解读思路中并不具有内在矛盾运动史的思路，只具有基于社会关系来解读空间之内涵的批判社会学思路。因此，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层面，即消费关系的层面和生产、交换关系的层面，对哈维来说，不存在哪个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相反，它们都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空间景观，只不过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空间景观而已。这就是他认为这两个层面都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空间性的原因。

　　就历史的视角而言，哈维实际上是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来界定这种“历史”的。这当然是跟他仅仅在社会学层面上来界定“唯物”的视角直接相关的。一旦只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理解“唯物”，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也只能从历史学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永远不可能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维度，即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的维度上来加以理解。反之亦然。哈维事实上是从资本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景观的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的，“不断变化的商品流定义了新的时空和价值体系”[1]264。他满足于观察资本对社会空间的建构能力以及对社会空间形式的调节能力(这种调节的需要是由资本积累的持续性、不断增强的科技变革能力等因素所导致的)，而对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空间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矛盾并不感兴趣。因此，对哈维来说，重要的是描述地理—空间景观的不断变化过程，至于这种变化过程中蕴含了何种内在本质矛盾则处于他的解读视域之外。“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在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5]255

　　哈维在唯物的视角下所讲的两个空间性的层面，表面上看跟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讲的现象与本质的层面很相像，实则不然。哈维所讲的第一个层面是人与物之间的消费关系的层面，它在马克思那里其实并不是放在个人消费活动的层面来加以理解的，而是被置放在一个更深的理论视域中来加以解读的。

　　至于工人的消费，那么这种消费只再生产一种东西，就是作为活劳动能力的工人本身。因为工人本身的这种再生产是资本的条件，所以工人的消费也不是直接表现为资本的再生产，而是表现为这样一些关系的再生产，只有在这些关系下资本才是资本。活劳动能力同原料和工具一样，也属于资本的生存条件。因此，资本以双重方式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它自身的形式和以工人消费的形式，但后者只是指这种消费把工人作为活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6]71

　　马克思事实上还明确地指出了把工人仅仅当作消费者来看待，这只不过是单个资本家所拥有的某种幻想，或者说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4]403有人也许会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文本中也谈到了工人的个人消费问题，并把它界定在工人自己的生存的层面，这难道不就是对哈维所讲的人与物之间的消费关系之重要性的承认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把相关的文本梳理清楚就可以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单再生产”一章中，马克思的确谈到了面向工人自身生存的个人消费问题，并且从表面上看还的确把它认定为是一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关的事情。“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消费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消费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一种消费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一种消费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7]659但必须注意的是，紧接着这一段论述，马克思又谈了另外一种观点，而且它显然是对上一段论述的补充和完善。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要素。[7]660

　　应该说，马克思此处的表述是很清楚的：工人的消费只有在表面上才表现为个人消费，而实际上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的工人本身的再生产。因此，我们切不可通过对马克思相关文本的断章取义式的理解而得出他认同个人消费的结论。如此说来，莫非哈维也掉进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个别资本家的幻想之中，因而相信绝大多数的工人只是消费者和交换者?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哈维想要解读的只是资本所建构的地理景观，因此，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来说，作为景观的这些物只是消费对象。显然，哈维在把握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第一个维度上，就比马克思差了一个档次。他所关注的消费过程恰恰只是被马克思批评为单个资本家的幻想的那种孤立个人的消费行为，而不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真实发生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或者说，哈维关注的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消费行为，而马克思关注的则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消费活动。解读视域上的这种落差决定了哈维是无法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的。

　　这一点在哈维解读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第二个理论层面中也有所反映。他所讲的第二个层面是指“体现在我们所购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的那种时空性”[1]263。从字面上看，哈维的确既讲到了交换过程，又讲到了生产过程。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他也的确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看商品就能分辨出它是由在意大利合作社工作的快乐的劳动者所生产的……或者由瑞典受到充分的劳动法规和工资协议保护的雇佣工人生产的。超市货架上的葡萄不会说话，我们看不到它们身上的剥削指纹，或者立即说出它们来自何方。”[1]264～265这段话特别像马克思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7]215但只要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区别。马克思关注的是劳动过程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哈维关注的只是(经济学意义上)不同的生产形式下劳动过程的不同表现。哈维想展示的是社会空间的不同建构方式，而马克思想展示的则是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的内在矛盾。正因为如此，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空间性，对哈维来说，是不会凸显现实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维度的内涵的，而只会凸显政治权力对空间的社会建构能力。所以，当哈维在上述引文中谈到剥削指纹的问题时，他是不会像马克思那样得出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观点的，而只是得出资本权力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商品生产的线索在哈维那里并没有起到足够大的理论作用的原因。

　　其实，商品交换关系的线索在哈维那里也有同样的问题。哈维对交换关系的理解水平也要比马克思差一截，因为他实际上只是从买卖之物的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交换概念之内涵的，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上升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对哈维来说，交换关系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明明把交换关系的内容建构进了空间景观之中，但人们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把空间当作自然而然的客观事实来加以接受。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交换关系及作为其决定因素而存在的生产关系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内在矛盾运动是要直接生发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它们不是某种政治权力手中的工具，而是自身就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基本要素。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清晰地剥离了生产关系与交换、消费关系等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哈维只能停留在强调消费关系对交换关系的掩盖等理论层面上。

　　也许有人会说，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只是两种不同的交换关系而已，马克思在这一问题的解读上不见得比哈维高明多少。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曾经非常深刻地谈过劳资交换是交换关系本身的最高发展阶段的观点。

　　可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完全符合交换规律，不仅符合，而且是交换的最高发展。因为在劳动能力本身还没有发生交换以前，生产的基础还不是建立在交换上的，交换只限于以不交换为基础的狭小范围，资产阶级生产之前的各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但是，资本家换来的那个价值的使用价值本身，是价值增殖的要素，而这种价值增殖的尺度，是活劳动和劳动时间，并且是比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即比再生产活劳动者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6]69

　　而哈维尽管认识到了“当前华尔街的时空世界非常不同于19世纪股票交易所”[1]275，但他没有关注前后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把握前者是后者发展的高级阶段。说实话，这些话题本来就不是哈维感兴趣的。他关注的重点是资本是如何在不同的阶段按照自己面貌建构出不同的地理—空间景观的，以及资本为了调节不断增长的积累动力等要素而不得不摧毁这些景观的。至于这些景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处于哈维的解读视域之外。他的这种做法尽管在权力批判理论维度上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为此所付出的理论代价是：他实际上并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本质内涵，即生产关系基础。也就是说，哈维虽然口口声声说他在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第二个理论层面上把握的是无比复杂的交换关系，但由于他囿于物的交换的维度，因此，他实际上并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最核心内容其实是劳资之间的交换关系。资本主义条件下铁路网的开拓、城市空间的拓展等，如果只是放在物流便利的层面上，而不是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剥削空间之拓展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那是肯定抓不住要害的。哈维的确想从日常生活的客观之物中解读出生产及交换关系的内容，即把空间解读为社会建构物，但可惜的是，他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生产及交换关系了，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上升到社会历史观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因此，他事实上很难进入到马克思的那种内在辩证法的解读视域之中，把交换关系理解成一种内在矛盾关系的运动过程，从而看出物流层面的交换关系其实并不是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核心内容。他对生产过程的理解也是如此。囿于经济学的视域，他实际上只是把生产过程理解为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而没有打开生产关系范畴中所内含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拥有的不同地位及作用等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哈维虽然谈到了从超市货架上的葡萄上看不出它们身上的剥削指纹，但没有从中展开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关系之理论层面的原因。

　　在谈完了资本主义空间性的两个层面之后，哈维进一步从商品拜物教的角度来强调他对空间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与马克思当年对商品关系之拜物教特性的解读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发展他最有力的概念之一——商品拜物教——之际面对的状况。他试图用这个术语来捕捉市场掩盖社会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地理的)信息和关系的那种方式。……这便是马克思的议程：要讲出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而进行的社会再生产的全部故事，就必须穿越市场的拜物教和面纱。”[1]264～265哈维的这种学术表白，无非是想证明他对商品拜物教的理解跟马克思当年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哈维以为，只要看出买卖之物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标志着已经把握住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他关注的是前者对后者的掩盖这一现象，至于后者为什么必然以前者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则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了。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与莫斯关于礼物关系的思想相提并论的原因。[1]250

　　哈维的这种解读在方法论上显然是非历史性的，他居然可以把早期社会中的礼物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放在一起来加以剖析，足见他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把握得还不够深刻。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秘密的揭示，是从对商品形式的奥秘的揭示开始的。“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7]89请注意，马克思是从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内涵的，也就是说，他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人的劳动与人的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所掩盖了。

　　我以为，哈维其实并没有把握住这个秘密。他尽管一直在讲社会关系，但他所理解的社会关系只是以物的生产或交换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人的劳动之社会性质的角度来理解的社会关系。正因为如此，尽管哈维特别强调由市场所培育的无比复杂的交换关系，在我们消费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时被掩盖住了，但他其实并没有触及商品关系或交换关系的本质和秘密，因为他压根儿就是从物的角度而不是人的劳动的角度来理解商品的。严格地说，哈维对商品关系的这种解读方法，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那些受商品关系束缚的普通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自己的物能够换取多少别人的物。“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7]92而哈维的思路恰恰是跟这些普通交换者的思路很相似的。哈维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不太深刻的)，而只是在于提出了这种交换关系在消费之物中被掩盖了。因此，当他在谈到商品拜物教问题时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时候，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的交换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被解读成了直接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哈维讲的商品拜物教的意思。但可惜的是，它并非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内涵。马克思是想说明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的社会性质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所掩盖了。他通过对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的批判所要揭示的，是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不是哈维致力于探讨的那种消费物的社会建构性。

　　所以，哈维通过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套近乎来证明他对空间建构问题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这种想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俩不仅对商品拜物教的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而且甚至连对商品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我们在解读哈维的空间建构观点时，要特别注意对他所使用的貌似马克思使用过的那些概念进行准确的理解与剖析。

　　参考文献：

　　[1]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David Harvey.Space as a Keyword,in David Harvey:A Critical Reader[M].Edited by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Malden,US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3]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