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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学科“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后学术互动的产物，它与传统地理学的知识遗产既有共性也存在概念、话题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这种新人文地理学也可以称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它运用历史辩证法和过程辩证法等基本方法，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空间生产及其附着于其中的权力、话语与秩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本文的目标是阐述这种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知识谱系和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后现代地理想象的理论特质和定位。

一、地理学的方法及其后现代谱系

在某种意义上，学界并没有一部统一的地理学史，因为从现代早期的航海，到 18 世纪的地理探险，再到 19 世纪晚期之后的以信息描绘为特征的区域地理学、数量分析版本的实证地理学、重视人地关系研究的人文地理学、强调社会干预的激进地理学，以及方兴未艾的后现代地理学，地理学一直处于不断变迁之中。确切地说，这些学科范型的变化与地理学采取的不同的方法论密切相关。

地理学的第一种学科方法是所谓的行为主义方法，早期重视野外考察和探险的经验主义地理学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众所周知，现代地理学的发端扎根于一种远距离商业实践，“地理学就是导航”以及“地理学就是探险”是这种行为主义地理学话语表述的集中反映。如戴维·斯托达特所言: “把地理学作为一种只是活动和其他知识分支区分开来的一套态度、方法、技术和问题，所有这些都是 18 世纪末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种早期探险与发现，在实质上是一种帝国权威的实践。正是航海与之相关的制图技术为欧洲殖民美洲、亚洲和非洲铺平了道路，地理学也因此成为“正式和非正式国家知识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二种方法是计量方法，它通过以表格、公式和地图等统计出来的数据来描绘一个地方的地理/空间结构。这种方法的旨趣在于通过使用一种不受到观察者的价值、观点和主观偏好影响的分析方法来“客观地”、“科学地”描述地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区域地理概念，主要依靠的就是地图对比方法，并一度占据了地理学科方法论的核心。以英国为例，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该国许多荣誉学位课程，特别是最后一个学年，都以区域课程为主。

第三种方法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方法。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间，一批人文主义学者运用哲学对地理学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他们努力地为地理学争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明确的位置。段义孚、巴铁摩、拉尔夫以及后来的戴维·利、西蒙和萨克等人本主义地理学者认为，实证地理学把人“当作只不过是地图上的点或者方程中的整数来对待”，忽视了人类生存中的主观的、定性的、情感的方面，从而形成了“没有人的地理学”。他们著书立说，声称人之所为人，部分是因为其对地理有一种强烈的依附之情。

第四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有很多证据表明，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本主义地理学复兴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地理学学科。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尔的《城市问题》、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都在 70 年代初同时出版是其重要标志。以哈维、尼尔·史密斯、比尔·邦齐和吉姆·布劳特为代表的左翼激进地理学者，认为空间科学没有对真实世界中迫在眉睫的问题( 贫穷、饥荒和环境退化等) 的解决作出多少贡献。如哈维在其文本《社会公平与城市》中阐明，激进地理学不应该只关注一些琐碎的事情，而应该努力去改变世界。在表述具体理论时，这些激进地理学者往往采用结构主义方法，主张对世界的表象进行深入探究，以弄清发生作用的结构和机制。他们认为有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结构( 如阶级等) 主宰着人类的行为，这与人本主义地理学者侧重于地方的感受与主观体验有着重大区别。

最后，后结构主义方法。“后结构主义”主要是指福柯和德里达等学者所代表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哲学理论，这种方法强烈地反对将世界阐释为基于经济或阶级冲突这样单一的、根本的结构的观点。相反，它认为社会中存在不平等的诸多变量和维度，并且这些不平等可以在语言、知识、广告、流行音乐和城市景观等各种表现形式中得到反映。更加关键的是，这些表现形式都共享一个内涵——话语。“这意味着我们用以表达的词汇和观点并非像镜子那样能反映外在的现实。相反，这些词汇通过它所包含的根本假设和话语改变和创造了世界。”即权力产生于话语机制( 福柯语) 。话语通过特定的叙述与表征的模式，赋予事物秩序与意义。就地理学科而言，后现代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等不同形态的地理学便是在此背景中获得自己地位的。在这一动态中，因为着重对话语以及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分析，福柯始终是最显著的思想资源。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后现代批判地理学的主要旨趣，是从空间建构入手对传统权力话语进行批判。

值得提出的是，上述罗列的各种方法及其学科系谱的大致顺序——从现代早期的航海，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探险，到 19 世纪晚期的新地理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区域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和激进派地理学以及正在崛起的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代表了一种增长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 一些传统出现的过程和后续的发展相互重叠并贯穿其中，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图景。作为继“计量革命”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的又一次范式转型，后现代地理学将激进地理学主要关注的“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维度，扩展到消费、文化、身份和认同的空间和地方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它也使人文地理学摆脱过去的现象学哲学和存在主义范式，开始关注主体间性的意义系统、并吸收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心理分析学派以及文化研究学派而逐步形成“后人本主义地理学”。

二、后现代批判地理学的问题域

从地理学研究的角度，后现代地理学者要求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过程辩证法作为其方法论前提，持续发展人文地理学中的过程和实践观念。同时，也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化的升级与改造，生成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文化政治地理学。这种新地理学的主要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社会过程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地理/空间，但“地理知识的形式与内容没有办法脱离该知识生产和运用的社会基础而得以理解”。因此后现代地理学者主张，对地理和空间的审视不能与生产它的社会过程分离。这是后现代批判地理学被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因。这种地理学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因为对于地理和空间的讨论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和“过程辩证法”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奠基在“生产”是所有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基础这一本体论观点之上。从广义而言，生产囊括了自然形成和转变中的任何人类实践活动，包括自然过程、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以及这种转变得以产生的人类思想、观点和想象。从生产和实践视角出发，任何事物都在流动中，正是流动的过程构成了现象、主体或客体，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重塑和界定了流动过程。因为关系是辩证的差异的，因而造成一种紧张局面的同时也产生一种动力——成为历史地理变迁的发动机。可以说，发现空间生产的过程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后现代地理学认为市区和郊区作为一种空间形态，只有在多重社会关系中以及通过这些关系，才可以获得意义、得以形成并再生产。这种社会空间过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造就了空间构型及其转变。而地方或具体的地理则是社会空间过程长期辩证动态发展的一个瞬间。在确切的意义上，揭示社会空间过程和在此过程中不断建构着的空间形态、功能和作用，是后现代批判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其次，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和纲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个概念首先是由哈维提出，旨在强调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两个维度解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从而揭示解放政治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可能性。1984 年，哈维在题为“论地理学的历史和当前状况: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文献中，宣誓了“人民地理学”和“大众地理学”等五大任务，一举为地理学注入批判的维度。然而，面对其他新左派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他又从地理/空间角度反击唯物史观，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升级和改造的四点举措:“( 1) 强调差异和‘他者’话语的相对独立地位，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政治的总体框架中恢复种族、性别、宗教。但不要过高地估计其重要性。( 2) 重视形象和话语生产，把它作为分析象征秩序再生产和转型的重要方面。( 3) 认真对待时空问题，即地理学问题。( 4) 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开放的和辩证的研究模式。”这种升级兼顾了当下时髦的他者和差异性、话语理论等后现代论题，以此作为对唯物史观进行再定位的标尺。

事实上，再向前追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代表着由社会空间理论始作俑者列斐伏尔生发的，而为哈维、史密斯、格里高利和索亚等人承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动态。在《后现代地理学》中，索亚追溯了一条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系谱。这种谱系学既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努力，如哈维所言，“是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固定的理解实体”;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革命，它并不只是在空间维度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绘，而是在“抽象的( 包括本体论在内) 的每一个层面上，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一种深刻地解构和重构”。

再次，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升级版本，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话语，是一种解放政治战略空间化的努力。在具体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释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后现代地理学者都聚焦到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城市和环境等问题上。对这些学者而言，不平衡发展的地理以及作为现代( 和后现代) 的城市持续不断的再生产是社会关系得以开展的真正舞台。同样，它们也是较能准确地表达资本主义矛盾和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核心之所在。因此，在从空间维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后现代地理学者都强调地理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中心问题。如哈维强调，在弹性积累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位置的多样性就越敏感……结果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索亚更加鲜明地指认，“内在地建基于区域的或空间的各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这在直接的意义上回应了列斐伏尔提出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的秘密。列斐伏尔主张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生产空间、占有空间得以幸存。索亚则提出，资本主义的幸存及其相关的空间生产，仰仗于将经济社会空间区分为“过分发展”和“欠发展”的区域，而且始终糅合着发展与欠发展这两种状态。

最后，未来理想社会空间形态的构想。如列斐伏尔而所言，每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与此相适应的空间构型。它“涉及领土疆域、空间权力、对使用价值空间样态的塑造、地理和空间的文化想象等空间生产诸方面，在确切的意义上，社会生产方式的嬗变总是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地理的变迁”。关于未来社会理想的空间形态问题，后现代地理学者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同质化，另一方面提倡应当重视辩证的、乌托邦式的空间想象，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社会主义差异空间”、哈维的“可能的城市世界”、索亚的“第三空间”，还是卡斯特的“网络社会”，都表达了相同的诉求，都把空间差异置于未来想象的焦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一种新的政治学。这种有关空间的新型政治学与旧的现代主义政治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一种追求平等的经济政治——寻求经济平等，而新的政治学是一种尊重空间与地方差异而不是着重寻求平等的文化政治学。

三、后现代批判地理学的未来走向

关于这种后现代地理学的未来走向，一言以蔽之，就是重新界定地方，建构城市政治地理学。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研究对象的空间，从规模上来说，既包括宏观尺度的全球化空间、民族国家空间，中观尺度的城市化社会空间，也包括微观尺度的日常生活场所的地方空间。地方作为具体的空间，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的社会空间，其本身是个复杂的范畴。比如，区域地理学讨论的地方，是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个别区域。人文主义者描述的地方是在世存有的基本方式。激进地理学探索地方的建构方式如何反映了权力。而那些涉及各种结构化理论的学者，则认为地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即我们居住的地理、偏爱的房间、邻里和国族，事实上都可以分析为一种社会产物，是社会各部分之间持续斗争的政治结果与工具。

哈特一向主张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区域分异”。在《地理学的性质》中，他提出这个世界是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地方综合体，地理学家的使命就是从人文和自然的维度去解释这种“多变的特性”。20 世纪中期，在地理学的定量化、理性化以及实证化思潮的影响下，哈特向的地方内涵与现代性理性与实证价值取向相违背，相关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 70 年代以后，以段义孚、拉尔夫以及后起之秀萨克和梅尔帕斯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重新将“地方”引入到地理学研究中，并提出“恋地情结”、“地方感”、“无地方性”等概念，地方由此成为人类互动基础的意义核心和关照场域。与区域地理学不同，人文主义地理学向欧陆哲学取经，其地方概念不是回复到以前对于特定地点的独特性关注，反之，被视为普遍的而超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视为一种“在世存有”的方式。而几乎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发的批判地理学者，则热切地说明地方是如何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脉络中，由社会所构建，以及地方如何表现了支配和剥削的关系。例如哈维主张，在弹性积累、后现代性和时空压缩的情境下，地方的重要性不是缩小了而是提升了。用他的话来说，地方是一种固定资本的形式，与其他流动资本形式之间有紧张关系。正是这种固定和移动之间的张力，产生了地方投资与撤资的循环，造成了全球不均衡发展的不稳定过程。

到了80 年代晚期，一方是所谓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另一方是激进地理学者，这样的区分逐渐失效，地理学家开始探索更广泛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与地理学的关联，因而出现了一种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雷蒙德·威廉斯和文化研究学派激励的新批判人文地理学。被以往的区域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传统所忽略的年龄、性别、阶级、生活方式、性欲特质和族群等议题，逐步成为研究的焦点。蒂姆·克瑞斯威尔在这种脉络下，书写了《安适其位/不得其所》。他主张，人、事物和实践，往往与特殊地方有强烈的联系。通过引用纽约市涂鸦艺术家、英国格林汉公地和平露营者以及英国乡间新世纪旅行者等例子，克瑞斯威尔努力阐明地方并未具有自然而明显的意义，反而是有些其他更有权势的人，定义了何谓适当，何谓不适当，从而创造出地方的意义。

其他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批判的文化地理学者也开始在许多方面使用地方，揭示地方、意义和权力的复杂关联。在他们看来，地方是个必须透过社会和文化冲突的透镜来理解的概念。地方不只是社会过程的结果，它一经建立，就成了创造、维系和转变各种支配、压迫及剥削关系的工具。以家为例，对许多人而言，有关地方及其对人类的重要性，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家的观念。段义孚认为，地理学就是研究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但家是基本地方的这种想法，遭到了女性主义者的质疑。比如，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罗斯曾经质疑家作为地方在地理学中的角色。“虽然常常有人提到，家不必然是家庭住宅，但他们研究中出现的家庭生活一向，却是普遍的，甚至是生物性的经验。段义孚评论道，人类对于熟悉的、养育的地方产生认同，有其生物基础。……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使用的是一种男性气概的家/地方观。”罗斯指出，很多女性并不支持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看法，因为家可能且经常是苦工、虐待、压迫和乏人照料的地方。由此可见，( 后) 现代社会语境下，断裂与差异成为建构世界的基本方式，“而社会的权力争夺以及对于空间的激烈斗争使得地点以及地方性话语成为空间政治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上述后现代地理学的地方意识和地方性斗争更多地落实在城市空间这个尺度上，并因此激发了多种样态的社会运动，“包括以社群为基础的组织和团结; 为更好的居住条件和区域的公共交通抗争; 包括国家减少集体消费的供给和福利的空间不平等，导致的旨在求得和平与正义的全球性的市民社会运动”。即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不是一般的社会空间，在卡斯特等学者的话语体系中，空间首先指涉的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所谓的“空间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转向城市，重视当下后大都市社会。后现代学者有时候将地理、地方、空间和城市等概念交替使用，并没有作严格区分。哈维曾坦言，他所有的地理方面的兴趣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且集中在都市。索亚也明确提出，“我的地理学想象是，也永远是特殊的，集中于城市性的”。城市始终是其注意力的焦点。

在后现代地理学者看来，城市不仅作为工业生产和积累的中心而存在，而且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等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节点。城市规划作为国家的一种调节工具而得到了批判性的审视，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重建以利于资本积累和对危机的控制，达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因此，不仅对发生于生产地点( 工作场所)的各种矛盾给予主要关注，而且对公用事业、社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金融组织的活动以及其他问题也要给予高度重视，以上这些问题围绕着城市空间的消费和再生产为目的而被社会地组织起来。一个融入了城市社会活动的动力的城市空间问题式，既出于理论方面的考虑，也为了激进的社会行动而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列斐伏尔无疑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于 1967年发表《城市的权利》，1970 年出版《城市革命》，一举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奠定政治学之维，并且毫不妥协地将一种强劲的城市空间问题式投射到当代地理学的核心。其思想观点的关键就在于认识到了一种深刻的演进性的变革——人类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城市的问题框架较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等已变得更具政治的正确性，它与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生存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整个后现代地理学崛起的过程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各种更新或升级，其重要的成就恰恰就在于对资本主义都市空间演进及其发展趋势的政治经济学描绘。如哈维所言: “唯一充分的理解城市的概念框架便是同时包含并建立在社会学和地理学想象上的那种理论框架。我们必须把社会行动与城市呈现为某种地理和空间形式的那种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某种特殊的空间构型被建立，它便趋向制度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社会进程发展的未来。”

四、结语与讨论

关于如何界定这种后现代批判地理学，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首先，后现代地理学者注重在时空的辩证统一中，建构历史地理学。传统认为地理学科的特点就是对空间的研究。康德把地理学视为空间科学，把历史学视为时间科学，时间与空间是分离的，因此地理学以往更多地关注一个区域内各种现象的空间形态。然而当代环境问题出现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逐步由区域转向过程和时间。这样，在地理学中出现了空间描述与分析和过程与时间的结合。因而，凡是讨论和运用地理的绝大多数西方地理学者，均与历史地理学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例如哈维的“地理学想象”和格里高利的“想象地理学”都注重时间与空间的辩证统一。索亚在构建“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过程中，虽然重点阐释的是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忽视时间维度，在本体论意义上，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是一体的，是一切社会理论的生成之源。“恰如空间、时间和物质能够划定并且包容自然世界的基本特性一样，空间性、时间性和社会存在也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些抽象方面: 它们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切具体方面。”在索亚等学者看来，“空间的诉求不是要反对历史解释，也不是用空间决定论替代历史决定论……反思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空间话语，表明空间转向基本是这样一种努力: 希望发展一种更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在空间/地理与时间/历史印象之间的有效平衡”。

其次，后现代地理学致力于对弥漫于空间中的权力、话语以及符号的批判。索亚等后现代学者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主要源于以下几种思想: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知识、曼德尔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福柯的权力关系分析以及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如前文所述，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不仅是自然或者精神实体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的概念。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性，与社会( 包括资本主义发展) 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但后来众多学者都认为，尽管列斐伏尔率先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但在当代影响力最大的学者是福柯，他的权力和话语理论已成为不可替代的知识之前提，是后现代批判地理学规划的核心思想资源。萨义德沿袭的正是福柯的思想，通过对西方文学、历史、学术著作等话语权的掌握，建构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权力秩序。索亚也曾引用“圆形监狱”的概念对“后现代大都市”的空间特性加以论述。但实际上，这些大量的分析都是如何看待问题的立场争论而非对问题本身的讨论，即权力话语的批判替代了对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的分析。比如，索亚关于后大都市六大话语特征的讨论，在确切的意义上，已经越出了地理学的边界。

再次，后现代地理学更加侧重地理学的再现功能。后现代地理想象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日常生活空间中日益盛行的符号和拟像的批判，这主要求助于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符号政治经济学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符号化的时代，模拟的环境比真实的环境更加真实，后现代的空间实质上是一种“超真实主义”的空间，简称“超空间”。迪士尼主题公园是最明显也最极端的例子，这种城市空间环境的生产被后现代地理学称作想象工程，即更加重视想象与再现的功能。索金认为在后现代时代，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也逐步成为一个巨大的“主题公园”，日益迪士尼化。

最后，后现代地理学的后现代特性，促使地理知识由社会学向知识政治学转变。西方社会近二十多年以来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人文地理学卷入其中，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旗帜下各种“后”学，成为新批判地理学可以利用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源泉。这种新地理学将“文化”作为首要关键词，强调文化颠覆政治的潜力，并通过创立一个与权力结合起来的文化概念，恢复地理学和政治学的联系。这次转型与以往发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对经验描述的反思、人本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都有所不同，这次反思和批判由“知识社会学”上升到了“知识政治学”的高度。这种政治学表现出对差异和边缘的迷恋，其切入点是地方和城市地理。后现代地理学利用诸多精彩的个案研究，将地方和城市看成是反抗空间霸权的重镇和基地。列斐伏尔的《城市的权利》、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卡斯特的《城市问题》、索亚的《寻求空间正义》都强调在解放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市以及城市权成为焦点问题。哈维提出“叛逆的城市”概念，索亚呼吁重建后大都市的“空间正义”与“区域民主”，都表达了类似的诉求。但关键的问题是，类似于洛杉矶这样的后大都市发展的一般模型的有效性如何? 怎样才能将这种典型的、多样化的、碎片化的后现代都市经验整合成革命或者改革的集体经验? 这是后现代地理学急需回答的问题。（注释略）

( 作者单位: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