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敲起鼓来，你不要恐惧，

　　去吻一吻随军小贩的少女！

　　这就是全部的学问，

　　这就是书里最深的意义。

　　Heinrich Heine，Dokrt[1]

　　德国思想家们的重大缺点在于，他们对讽刺、犬儒主义、怪诞、蔑视和嘲弄一窍不通。 Otto Flake，Deutsch-Französisches，1912

　　一百年来，哲学濒临死亡却又无能于此，因为其使命尚未完成。因此哲学的告别必须痛苦地拖延下去。在哲学未于单纯思想管制中灭亡的地方，哲学正蹒跚在某种闪光的临死挣扎中，在其中它想起自己终生忘说的话。临终之时，它幡然悔悟要透露它最后的秘密。它供认：那些伟大的课题，它们是些托词和半拉子真理。这些徒然美妙的翱翔——上帝、宇宙、理论、实践、主体、客体、身体、精神、意义、虚无——这一切什么都不是。对年轻人而言，对局外人、神父、社会学家而言，它们是些名词。

　　“词语，词语——各种名词。它们只需展开翅膀，几千年历史便从其飞翔中掉落下来。”（GottfriedBenn，EpilogundlyrischesIch）

　　自愿供认的最后哲学在历史专栏中处理着这类事物——连带着青年时的诸种过失。它们的时代结束了。在我们的思维中不再有概念盘旋而上和理解之狂喜的火花。我们被启蒙了，我们麻木不仁。更谈不上对智慧的爱。再也没有一种知识，人可以做它的朋友（philos）了。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我们并不产生爱它的念头，而是自问道，如何与它一起生活而不至于僵化。

　　在一个影射着各种巨大传统的题目下所呈现的，乃是关于命题“知识就是权力”[2]的沉思；这一命题在19世纪成了哲学的掘墓人。它概括哲学且同时也是哲学的第一个供词，以此供词开始了百年的临死挣扎。随着这个命题结束了一种知识传统，这种知识，如其名所示，即爱欲理论（erotischeTheorie）——真理之爱和爱之真理（Liebeswahrheit）。在19世纪，从哲学的尸体中升起了各种现代科学和权力理论——作为政治学，作为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专家政治，作为活力论——在每种形态中均已武装到牙齿。“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在思维不可避免的政治化后面打上了句点。谁若宣告这个命题，他一方面就泄露了真理。然而，借助于这一宣告他想要达到的却多于真理：介入到权力游戏中。

　　当尼采开始在各种求知意志（WillezumWissen）下阐明一种权力意志时，古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号召其党员参与到对知识，即对权力的赛跑中。在尼采的洞见想要是“危险的”、冷漠的、现实的之处，德国民主党则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并显示出对教育的毕德麦雅式[3]乐趣。双方均谈及权力——尼采，他以活力论从下面来掏空资产阶级理想主义（BürgerlicherIdealismus）；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试图通过“教育”来获得资产阶级参与权力的机遇。尼采已讲授过一种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应当使未来几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易于告别那阻碍权力意志的理想主义式荒唐念头；社会民主党则追求参与一种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到此时在自身中已承载着权力诉求。当工人运动正窥觑一种与其仍旧朴素的权力意志更加相称的理想主义时，资产阶级已然能向尼采习得一种失去理想的权力意志那各种精巧（Raffinessen）和谨慎辱骂。

　　1900年前后，极端左翼赶上了右翼的主人犬儒主义（Herren-Zynismus）。旧掌权者的犬儒主义防御意识同新掌权者的乌托邦进攻意识之间的竞争造就了20世纪的政治道德剧。在为各种严酷事实中最严酷意识的赛跑中，撒旦和魔王曾相互教导。从诸意识的竞争中发出具有当代特征的暮光——诸意识形态的相互窥探、诸对立的同化、欺骗的现代化——，简言之，就是那种把哲学家送进空虚的处境，在其中骗子称骗子为骗子。

　　在第一次将尼采现实意义化即法西斯尼采潮消退之后，我们觉察到了第二次。再度清晰的是，西方文明如何已穿破其基督教服装。在数十年的重建之后，在十年各种乌托邦和“其他方案”之后，似乎突然丧失了一种朴素的干劲。恐惧各种灾难到来，诸种新价值销路甚好，有如所有镇痛剂一般。然而，时代是犬儒主义的并且知道：新价值短腿[4]。忧虑、公民关怀、和平保障、生活质量、责任意识、环境友好——这并未真正运行着。让我们静待其机。犬儒主义已准备好退居幕后——直到这些扯皮结束且事物正常运转。——我们那了无生机的现代性虽然知道完全“历史地进行思维”，却早已对活在一种充满意义的历史中产生怀疑。“无需世界历史。”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尼采最为颠覆的思想——宇宙论上毫无根据，文化形态学上却硕果累累——，击中了犬儒学派（kynisch）诸动机的再度流传，这些动机最终在罗马大帝时代，稍微也在文艺复兴中，发展为有意识的生活。相同者：这是清醒、享乐导向生活的各种敲击手势，这种生活已学会估算各种情况。做各方面打算——这使人无懈可击般明智。生活对抗历史；实存上的减低（existentielleReduktion）；似乎（alsob）社会化；反讽政治；不信任“各种方案”。一种不信死后生活的新异教文化因而必须在生前来寻求生活。

　　尼采常被人忽视的决定性自称，乃是“犬儒（Cyniker）”；他以此成了除马克思外本世纪最富影响的思想家。在尼采的“犬儒主义”中呈现出一种调整过的与“说真理”间的关系：一种关于策略与战术，嫌疑与无碍（Enthemmung），实用与工具主义的关系——这一切处于一个至始而终思虑着自身的政治我的掌控中，这个我内在精明灵巧且外在装备铠甲。

　　有一种精神状态，在其中所有思维成了策略；西方国家中激烈的反理性冲力对此精神状态做出回应，它对某种确定形式的自保表示厌恶。它是对某种实在性之寒冷气息的敏感颤栗，在这种实在性中知识即权力且权力即知识。我在写作时曾想到读者，希望有如此感受的读者。我觉得这本书或许能对他们说些什么。

　　老社会民主党将“知识就是权力”这个口号宣称为实践理性的处方。对此它并未思虑很多。不过是认为，人们的确必须得学点儿正确的东西，以便日后能更好地过活。小资产阶级对学校的信仰已然口授出这一命题。这一信仰今天则处于分崩离析中。只有在我们犬儒式的年轻医学生那里还有一条通向生活标准的清晰学业之路。几乎所有剩下的生活均带有学进空虚的危险。谁不寻求权力，他也不会想要权力之知识、之知识装备；而谁拒绝这两者，他私底下就已不再是这种文明的公民。无数人已不再乐意相信，人们必须先“学点什么”，以便日后能更好地过活。我认为，在他们中滋生着一种预感，这种预感在古代犬儒学派（Kynismus）中即确定性：人们首先须得更好地过活，方能学习理性的东西。借助于教育的社会化，正如这里发生的那样，乃是先天愚化，据此几乎没有一种学习再能提供出事物某时会变得更好这样的前景。生活与学习间关系的逆转正在酝酿之中：对教育之信仰的终结，欧洲学院哲学的终结。这正是令保守主义者如同令实用主义者，令衰亡之窥秘者如同令善意者同样毛骨悚然的东西。基本上没人再相信，今天的学习解决明天的“难题”；几乎反倒确定的是，学习引发了难题。

　　为何是种“犬儒理性批判”？在甚至觉得稍薄的书已然过分的时代中，面对写了本厚书的指责，我当如何辩解呢？我们理当来区分诱因、理由与主旨。

　　诱因（Der Anlaß）

　　今年（1981）正值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一个世界历史的日子。很少有周年庆典会像这个一样如此乏味。这是个平淡的节日，学者们独自呆着。600位康德研究者聚在美因茨，毫无狂欢会议的气氛，充其量是无尽的彩纸带。一个幻想或许有用：描绘一下，如果被庆者本人出现在时人之间，将会发生些什么……——当受邀者暗地里希望，但愿阻止受庆者出现吧，因为援引受庆者的他们必定会在他出现时羞愧难当，这样的节日难道不悲哀吗？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位哲学家那透人的眼神？

　　谁会忍心给康德概括1795年，即哲学家发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那年以来的历史呢？谁会勇于将启蒙——人走出“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状况告诉他呢？谁会足够轻率地给他解释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呢？我想康德美妙的幽默会帮我们摆脱尴尬。毕竟他是18世纪后期的人，那个时候，甚至理性主义者也不如今天某些表现得轻浮的人那么僵化。

　　研究康德的人，几乎没有不触及他的面相学(Physiognomie)之谜的。按罗马基本法则menssana in corporesano [健全的理智寓于健全的体格]人们理解不了他的外貌。如果真是“精神”为自己寻找合适的身体的话，那么在康德的情况中必定是一个以面相学反讽和身心医学（psychosomatisch）悖论为乐的精神——一个精神，他在一个弱小干瘪的身体中隐藏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驼背之态下隐藏了一种笔直的步态，以及在一种受抑郁症压迫的性情中隐藏了一种合群的、轻微热诚的幽默，仿佛是为了捉弄后来那些崇拜生机勃勃者和身强力壮者的人。

　　康德面相学之谜的揭示几乎不在于其个性，倒不如说在于他在精神史和感性史上（sinnengeschichtlich）的地位。启蒙时代将知性与感性的辩证法向前推至破裂。这一张力的痕迹贯穿着康德的著作。在他主要著作的语言中显现着思维进程——尤其是在一个德国脑袋中——加给感性的暴力。像哥特弗里德·贝恩那样，一个身上被自然科学世纪的精神打上烙印的人，面对这种暴力他能通过将哲学家痛斥为“精神的奸污者”来进行回击，而这表明，现代犬儒主义如何能成为诸种令人信服洞见的共鸣箱反对以往之大事件——认识之大事件，这种认识以理智和感性那众人皆知的破裂关系为目标。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确然是理性的一个担保人，甚至超越理性在其中感到安全的诸界限，他将一次阅读康德的经历写在其《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发人深思的一节中：

　　“于是特尔莱斯一大早买了这卷书的雷克拉姆版[5]，他在他的教授那看到了这版，并利用第一个课间休开始阅读。然而，由于满是括号和脚注他一句话也不懂，而当他努力让眼睛逐行看下去时，他感到似乎一只苍老的、瘦骨嶙峋的手将他的大脑螺丝般从脑袋里拧出来。

　　当他约莫半个小时后筋疲力尽停下来时，他只到了第二页，而额头上已经冒出汗珠。

　　但他随后咬紧牙关，又继续读了一页，直到课间休结束。

　　然而，晚上他已经不想再碰这本书了。害怕？厌恶？——他不完全清楚。只有一件事灼烧般清晰地折磨他，就是这个教授，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人，把这本书完全敞开地放在房间里，好像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个日常消遣一般。”（第84-85页）

　　这个速写的细腻体验唤起了对两种情况的理解：这本书的魅力和它使敏感的青年读者所遭受的痛苦。与康德的思维、完全哲学的思维的率直接触难道不隐藏着一种危险，使得年轻的意识遭受到一种粗暴的和突然的老化吗？在一种以瘦骨嶙峋的拧螺丝动作而使人眩晕的哲学中，一个年轻求知意志中的什么被扬弃了？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在螺丝的最上端找到了吗？是否我们自身在螺丝头那里或许已如此眩晕，以至于我们会对自己此时认为所知的东西感到满意？康德的思想对于其充当一种“日常消遣”的人，看起来却“其貌不扬”，而这应作何意味呢？这是不是说，哲学在生活中已不再留有任何痕迹，且现实是一回事而哲学是毫无希望的另一回事呢？

　　各种面相学形象从哲学家风格中注视着我们，在这些形象中理性隐藏了其本质的各个角度。“理性的”意味着将自身设定到与感性事物的一种特殊的、几乎未曾快乐的关系中。“你得理性”意味着，实际上：别信任你的冲动，别听从你的身体，要学习控制——以自身的感性开始。然而，理智与感性却不可分。特尔莱斯读完两页《纯粹理性批判》后直冒汗所包含的真理和整个康德主义一样多。自然（Physis）和逻各斯（Logos）被理解了的相互作用乃是哲学，而非被言说之物。以后只有面相学家能是不说谎的哲学家。面相学思维提供了一种机会来逃离分裂脑袋们、因而即邪恶脑袋们的王国。宣传一种新的理性批判也就意味着，思考一种哲学面相学；这并非阿多诺那的“美学理论”，而是带有皮肤和毛发（和牙齿）的自觉性学说（Bewußtheitslehre）。

　　在此情形下，对于一本纪念著作（Festschrift）而言，不需任何理由，相反，对于一个出于对作者的同情而绕开其动因的著作庆典（Schriftfest）而言，就需要了。“我不愿讲，情况己然。/ 我愿指给你，事态何以然。”（埃利希·凯斯特纳）

　　理由（Der Grund）

　　如果文化中的不快乃是招致批判的东西，那么或许没有哪个时代会像我们时代这样对批判如此大有兴致。然而，批判的冲动从未曾更强地倾向于让自己被沉闷的败坏情绪掌控。想要“批判”的与或当“被批判”的东西间的张力已如此透支，以至于我们的思维变得与其说精确，倒不如说多么苦闷。没有哪种思维能力跟得上难题的步伐。因此批判自我废黜。在对所有难题的无动于衷中存在着这一最终预感，即如果所有难题被克服将会怎样。因为一切已成疑难，所以一切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无所谓。这一痕迹应当追踪。它通向能够论及犬儒主义和“犬儒理性”之处。

　　论及犬儒主义意味着，使一桩精神的、一桩道德的丑闻经受批判；紧接着将展开丑事的诸种可能性条件。“批判”贯彻着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起初挥霍它对事情的积极和消极兴致，以便最终撞上道德意识的各种基本结构，后者被表达为“善恶的彼岸”。在各种终结之处，时代是犬儒主义的，并且正是时候从诸原理中来发展犬儒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联。当奥斯卡·王尔德傲慢地声称：“我绝不是犬儒主义的，我只是有经验罢了——这完全是同样的事情”时，他作何指？或者安东·契诃夫，他曾阴沉地助兴道：“没有一种犬儒主义能胜过生活吗”？

　　在反思的进程中，批判概念那著名的两可性消解了；首先，它意指做出判断和证实判断、判定、判决；其次：对判断形成的基础进行调查。然而，如果谈论犬儒“理性”的话，那么这一公式首先将自身完全置于反讽的保护下。

　　一种批判还能做出些什么？在如此厌倦理论的时代中，它能求得什么？让我们先来听瓦尔特·本雅明的回答：

　　“愚人抱怨批判的没落。因为批判的时候早已过了。批判乃是适当距离之事。它居于一个世界，那里重要的是各种视角（Perspektiven）和前景（Prospekte），并且采取一种立场还曾可能。此间，事物已过于焦灼地逼迫到人类社会。“不偏不倚”、“自由眼力”乃是谎言，如果不是变成完全天真的肤浅无能措辞的话……”（Einbahnstraße，1928/1969，S. 95）

　　在一个自觉是监禁和混乱之折中的体系中，并没有描述的立场，没有令人信服的批判的中心视角。

　　在破裂成多元视角的世界中，对整体的“宏大眼力”实际上更多地属于心性纯朴者，而非被启蒙者、受既成法则的教育者。没有一种启蒙的发生不带有这种效果，即摧毁带有立场的思维并瓦解视角上的传统道德；心理学上随之而来的是自我的消解，文学和哲学上则是批判的没落。

　　然而，20世纪最重要的批判文艺复兴与瓦尔特·本雅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后者一方面切实地阐明，批判的时候已经过了，另一方面以难以估计的深远推进参与到批判理论学派中，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他这样说道，不可能采取一种“立场”，因为事物已逼迫到我们身上。但是，从一种应进一步规定的无立场之立场出发，批判进展到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那么，批判从哪儿发言？有哪些视角？以谁的名义？

　　我认为，批判理论发现了一个暂时的批判之我和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把对一种真正尖锐批判的诸种视角提供给批判理论——一个传统认识理论不加考虑的立足点。我愿称之为先天痛苦（Schmerz-Apriori）。这并非保持高度和距离以达到各种宏大全貌的批判之基础，而是一种极端之近的姿态——显微学。

　　如果事物焦灼地逼迫我们，那么必须要产生一种批判，来将这种焦灼表达出来。这种批判不是恰当距离之事，而是恰当靠近之事。“震惊状态”（Betroffenheit）这个词的成功乃生长于这一土壤；它是批判理论的种子，如今在各种新形式中发芽，甚至在几乎未曾听过它的人中间发芽。至于“震惊者”（die Betroffenen）：获悉他们在哪找到其批判模型，岂不富有诱惑？此外，在“震惊”（Betroffensein）之矫饰形式（Manierismus）中，遗忘本源这一缺陷也再度出现。

　　因为头脑独立总是一种虚假独立，所以新批判已准备好从头溜进全身。启蒙想要从上到下进行——教育政策式连同身心医学式。将活着的身体发现为世界感受者，意味着为哲学的世界认识确保一种切实的基础。这即批判理论曾着手，曾踟蹰地、常常唯美主义式编译，曾隐藏于各式各样吹毛求疵（Heikelkeit）中的东西。

　　批判理论乃基于这一前提，即我们在“世界痛苦”（Weltschmerz）中先天知道这个世界。我们从世界所感知的，排列在一种关于痛苦和快乐的身心医学坐标系中。只要痛苦告诉我们什么“真和假”，批判就是可能的。在此情况下，批判理论造就了一种未经破坏的感伤那一如既往“精英式的”前提。这标示出其优点和缺点；这奠定其真理并界定其值域。事实上，一个人必能聚升出如此多的精英意识。他出于对常规状态之尸毒的反感，生养在一个坚硬脑袋们和铠甲灵魂们的国度里。人们不应试图去说服某些对手；有一种“真理”普遍性，它乃是对毫无理解力的一种托辞；在理性能力未建基于感伤的自我反思之处，将没有一种论证，即便那种极其稳固的交往理论论证，能将其论现出来。

　　在这个“伤感的”节点上，批判理论尤其与其对手中的逻辑学家从未融洽相处。确实有些思想家，他们的脑袋如此精力充沛，他们的神经结构如此坚固，以至于对他们来说，批判理论的整个入口必然显得哭哭啼啼。“感伤”理论是些可疑的东西。实际上，以阿多诺为首的其奠基人们关于感伤者有个专门狭义的概念——关于至高的、灵魂的敏感性和美学教育的一种永不可理性化的前提；其美学几乎已沿着对一切事物与任何事物感到恶心的门槛。在“实际”世界中所发生的，几乎没有不使其感到痛苦并沾染暴力嫌疑的东西。对其而言，一切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如帮凶一般被束缚在“虚假的生活”上，在其中“没有任何真正的生活”。首先，这种理论将一切显得有乐趣和一致性的东西怀疑为骗局、旧病复发和“虚假的”缓和。不可避免的是，批判理论，特别是在阿多诺的个性中，已然感到其夸张之反弹。它以至高的敏感打好基础的理性之形体化已不能停靠在创始人们将其封锁于其中的疆界。今天所发生的显示出，批判能从身体的活力中设想出多少副面孔来。

　　阿多诺属于革新认识批判的先驱之一，这种革新的认识批判设想一种情绪上的先天（Apriori）。在他的理论中有着秘密佛教徒式（krypto-buddhistischer）精神主旨的影响。受苦而未冷酷的人将觉悟；能听音乐的人，在明性时刻看向世界的另一面。现实之物以一种苦难、冷硬的笔迹被书写，这一确定性决定了这种哲学接触世界的方式。它虽然几乎不相信向善的改变，但却不屈服于使自己麻木并习惯既定状态的诱惑。保持敏感曾是同样乌托邦的姿态——保持对某种幸福的尖锐官感，这种幸福将不会到来，然而，通过对它做好准备，我们免于那些最为邪恶的野蛮化。

　　这种美学的、这种“伤感的”理论政治上和神经上建基于一种由苦难、蔑视和愤怒混合的姿态，这种姿态斥责一切具有权力的事物。它表征为世界之恶的镜子、资产阶级冷漠的镜子、统治原则的镜子、肮脏交易及其利益动机的镜子。这正是它所断然拒绝的男性世界。它由对父亲世界、对立法者和投机者说不而受到启迪。它的先入之见则是，这个世界只能产生反对生命的恶权。这正是批判理论停滞的原因。拒绝合作的进攻效果早已筋疲力尽。受虐性要素已然胜过创造性要素。批判理论的脉动变得成熟到爆破消极主义的夹制。当初，它在那些能够本能地与它共享其先天痛苦的人中间找到其信徒。毕竟，在开始发现其父母所做所允的一代人中，有许多这样的人。正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人，从六十年代中叶起德国再次有了一条细弱的政治文化线索——关于真正生活的公共争论。

　　这一强大脉动的复活乃依赖于曾受其启发的理智之自我反思。在这种感伤的批判中，可以说有种瘫痪的记恨。这种拒绝态度滋长于对“男性”的原始愤怒，对政治上和科学上的实证主义者所展示的犬儒主义式现实感的原始愤怒。阿多诺的理论对粘连于“务实态度”的合作特性发动起义。他的理论试图以概念上的平衡艺术来建构一种不是权力的知识。他在母亲王国中，在艺术和诸种经过编码的渴慕那里得到庇护。“禁止圣象”（Bilderverbot）——并不以整只脚踏出。防御思维标示出其风格——试图为捍卫一个自然保护区，在那里，对幸福的回忆专门与一个母性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在一篇早期作品中，阿多诺有一次几乎毫无掩饰地泄露出其感情认识理论的秘密。在一些撕心裂肺的行间里，他讲述了关于对舒伯特的哭泣，泪水和认识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因此音乐而哭泣，因为我们并不像它那样是个完满者，后者朝向生活已然遗失的甜蜜，有如一句遥远的引语。

　　幸福总是只能被设想为遗失之物、美丽的陌生之物。它无非是一种预感，我们眼里噙着泪水朝它走去而未及到达。一切别的东西无论如何属于“虚假的生活”。进行统治的，乃是父亲们的世界，他们总是令人毛骨悚然地同意那凝结成体系的诸抽象概念之花岗岩。阿多诺对男性的否认如此之激烈，以至于他只保留他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字母，W。然而，通向草地（Wiesengrund）之路并非恰是条林中迷路（Holzweg）。[6]

　　自从学生运动瓦解后，我们经历着理论的萧条。虽然比以往更有学问和“水准”，但灵感贫瘠。“当年”的乐观主义，即生命志趣能与社会理论的努力达成和解，已然广泛灭绝。没了这一乐观主义，突然表明，社会学能会多么无聊。对于启蒙阵营，在“左派”行为主义、恐怖及其在反恐中的激化溃败后，世界原地打转。这一阵营想要实现让所有人来哀悼德国历史但却结束于自己的愁绪中。批判似乎已变得比本雅明所认为的还不可能。批判的“调子”怀旧地内转到一个语文学的小园子里，那里栽培着本雅明的鸢尾花、帕索里尼的恶之花和弗洛伊德的颠茄。

　　批判，在这个词的任一种意义上，正经历着阴暗的日子。一个伪批判时代又开始了，此时批判姿态已隶属于职业角色。具有有限责任的批判，作为成功因素的瞎启蒙（Aufklärerei）——一种在新的随大流主义和老的雄心壮志交叉点的姿态。在图霍夫斯基那里，“当年”，已然能感到一种批判的空洞，后者想要淹没它自身的清醒。这种批判知道，取得成功还远非具有效果。它虽然出色地书写着，但却徒劳无益，而且人们听得出来。从这种几乎普遍了的经验中滋养着当今启蒙者的诸种隐秘的犬儒主义。

　　帕索里尼向那虚弱的伪批判中撒了些胡椒粉，因为他至少设计了一种合理的戏装：海盗装——海盗作品。知识分子作为海盗——不赖的梦想。我们几乎还没有这样来看过自己。一个同性恋者给出了这个对批判之娇弱的警示信号。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在文化的缆绳中跳来跳去，手持出鞘的马刀，有时是战胜者，有时被战胜，阴晴不定地飘荡在社会异化的世界之洋中。风浪落向四面。因为这个戏装是非道德的，所以它在道德上很合身。海盗不能占据固定的立足点，因为他处于不断变换着战线的途中。或许帕索里尼的海盗知识分子形象可以反射到布莱希特身上——我是说反射到那个年轻的、坏的布莱希特，不是那个认为自己应当给共产主义帆船授课的布莱希特。

　　海盗神话中值得欢迎的则是其进攻成分。可疑的或许只是那种幻觉，即知识分子以斗殴本身为基础。实际上，帕索里尼是个挨打者，就像阿多诺一样。正是这种先天痛苦——它甚至把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都给人弄得非常困难——开启了他的批判之眼。没有大缺陷，没有大批判。正是那些文化重伤者，他们通过大量的努力找到些治疗之物，继续推动批判之轮。阿多诺曾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献给海因里希·海涅，《海涅之伤》。这种伤无非就是那种在任何意义重大的批判中钻孔的伤。在现代批判的显著成绩下，到处裂开着伤痛之缝：卢梭之伤、谢林之伤、海涅之伤、马克思之伤、克尔凯郭尔之伤、尼采之伤、斯宾格勒之伤、海德格尔之伤、西奥多·莱辛之伤、弗洛伊德之伤、阿多诺之伤。从重伤的自我愈合中产生出那些为时代充当自我认识之聚焦点的批判。每种批判都是时代痛苦中的开拓工作，并且是模范疗法的一部分。

　　主旨（Das Motiv）

　　人们将注意到——辩解有点儿过于谨慎，以至于不能完全为真。对于这种印象，即我在尝试拯救“启蒙”和批判理论，我姑且容忍之；拯救方法间的诸种悖论乃致力于，不只停留在第一印象。

　　开始时，似乎启蒙必然会流入犬儒主义的失望中，而不久情况骤变，并且对犬儒主义的调查为良好的无幻觉状态奠定了基础。启蒙总已是积极意义上的失望，而且它前进越多，离一个时刻就越近，那时理性叫我们尝试着说是（Bejahung）。一种出于说是（Ja）精神的哲学也包含着对否（Nein）说是。这并非犬儒式的实证主义，亦非“赞同的”态度。我认为的“是”并非失败者所说的“是”。如果在“是”之中穿插着些许服从的话，那么只能是这种指望于被启蒙人士身上的服从，即对自身经验的服从。

　　欧洲的神经衰弱症将幸福理解为映入眼帘的目标并将理性的努力理解为通向目标之路。应当打破其约束。人们必须消除想让事物更好的批判之瘾，——为了善起见，因为人们在行军途中很容易偏离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为批判的努力目标乃是最为自然的自我放松。

　　阿多诺死前不久，在法兰克福大学教室里发生的一幕，有如一把钥匙一样适合于这里开启的犬儒主义分析。当哲学家正准备开始上课时，一群示威者却阻止他走上讲台。这样的事在1969年并不异常。这个事件却迫使做更为细致地审视。在扰乱者中有些女学生很显眼，她们在抗议中面对着这位思想家裸露出胸脯。这儿站着进行“批判”的赤裸肌肤——那儿站着个苦受失望的人，没有他，在场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批判意味着什么——行动中的犬儒主义。并非赤裸裸的暴力使得哲学家黯然，而是那赤裸者的暴力。[7]正确与错误、真实与虚假在这一幕里以一种完全典型的犬儒主义方式难解难分地混淆在了一起。犬儒主义敢于带着赤裸裸的真理出发，这种真理以其被展现的方式，保留着某些虚假的东西。

　　在文化以遮掩为根本的地方，在社会中的生活屈从于说谎之胁迫的地方，在真理的现实表达中会显现出一个进攻环节、一个不受欢迎的裸露。然而，时间久了揭露的冲动会更强。只有极端的赤裸和事物的暴露能把我们从向可疑毁谤的胁迫中解放出来。意愿“赤裸裸的真理”乃是绝望了的感性的一个主旨，这种感性想要撕碎习俗、谎言、抽象概念和谨言慎行的面纱，以便走向实事。我愿跟随这一主旨。一个由犬儒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实事性”和心理主义的混合物构成了西方上层建筑中的情调——一种黄昏的情调，有益于猫头鹰和哲学。

　　在我动力的地基上我发现一种儿童般的对希腊意义上叫做哲学之物的崇拜——另外，家庭的崇拜传统也有责任。我的祖母，一个出身于理想主义家庭的教师之女，常常自豪且恭敬地声言，是康德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写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且或许在世界上还有更多这样的神秘之书，我们读不了，因为它们太难了，但我们必须从外面惊叹它们，就像惊叹某个非凡伟人的东西一样。

　　难道就没有一种哲学，它不会使我们的大脑被一只“苍老的、瘦骨嶙峋的手”螺旋般从脑袋中拧出来？我所追随的那个梦，就是看到濒死的哲学之树再度盛开——在一种没有失望的繁盛中，布满奇异的思想之花，红的、蓝的和白的，闪烁在起初的各种颜色中，如同当时在希腊的拂晓中——在theoria[静观、理论]开始时，在理解不可思议地并突然间像一切清晰之物那样找到其语言时。是不是我们在文化上真的太老了，以至于不能重复这样的经验？

　　请读者在这棵本不能存在的树下小坐一会儿。我承诺，什么也不承诺，尤其不承诺新价值。犬儒理性批判想要——为了引用海因里希·海涅对阿里斯多芬喜剧的特性刻画——追随快乐的科学所依据的“深刻的世界毁灭之理念”——“并且在其中，有如一个奇妙反讽的魔法树，随同那繁茂的思想饰品、啼唱着的夜莺之巢和攀爬着的猿猴快速成长。”（DieBäder von Lucca）[8]

　　慕尼黑，1981年夏

　　注释：

　　[1] 中译引自《海涅的抒情》，冯至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69页。——译注

　　[2] WissenistMacht通译“知识就是力量”，但Macht一词有“权力”之意，正如尼采的“权力意志”（der WillezurMacht），这里作者强调的是“权力”之意。——译注

　　[3] 毕德麦雅时期（Biedermeier），指德意志邦联诸国在1815年（维也纳公约签订）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历史时期。现多用指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毕德麦雅”一词源自漫画《毕德麦雅老爹》里的一个虚构人物，是中产阶级贪图安逸、注重家庭生活、追求业余嗜好的诙谐形象。——译注

　　[4] 作者套用德国谚语“谎言短腿（LügenhabenkurzeBeine）”，意为谎言走不长。——译注

　　[5] 指德国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注

　　[6] 阿多诺原随父姓，原名为TheodorLudwigWiesengrund，后将其母姓Calvelli-Adorno的后半段作为己姓，并将原姓缩写为W，此后的名字即 Theodor W.Adorno。此处草地即为其父姓的字面之意。

　　[7] 我将在第五初步反思中再回到这一点。参看219页。——原注

　　[8] H. Heine，SämtlicheSchriften，hg.v. Klaus Briegleb,München 1969，Bd. Ⅱ，S. 466。——原注

　　

　　网络编辑：张剑